第二章 王海燕（1）

我把手伸到书桌旁边的书橱那儿去拿一本英文词典。我光顾着瞧手底下那道英文选择题，没怎么在意拿词典的手——不管怎么说，我的书橱、我的词典，我知道它放在哪个位置。

这些玩意儿可真讨厌——幸亏我不再用得着为它们负责了。我是在帮我同桌校对她的课外习题答案，她老是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惴惴不安。很高兴，被提前录取的人是我。当一个人不再为了高考而去做高考试题的时候，那些试题就显得不怎么讨厌。见鬼，我那本放在老地方的牛津双解词典到哪儿去了？妈妈肯定又整理过我的书橱了。她这个人死爱干净，可总是越帮越忙，我希望她今后别再来随便碰我的书橱什么的，明天早上我得去对她说一下，毕竟这不是她在百货店里管的那几个货架——我很想现在就去说，可时间太晚了，叫醒她总不合适。

这是什么？啊，是《新概念英语》的课本。这是我的吗？我什么时候读的这玩意儿？这是第三册。我什么时候读的第三册？妈妈怎么把这没用的旧书放到词典的位置上来了，这也太出格。噢，这儿，这儿还写着我的名字——多幼稚的字啊，我干吗写字都那么用力。想起来了，这该是我上初二的时候……瞧啊，我那时笔记做得多认真……哦，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篇课文，我记得，很有劲，写一团乱七八糟的场面——就是这课，第33课，“ＡDaytoRemember”，“难忘的一天”——让我再看看，它怎么说？“Ｗe have all experienceddays when everything go wrong A day may begin well enough,but suddenly everythingse ems to get out of control.”“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诸事不利的日子。有时一天开始时可能还算顺利，但是突然间一切似乎都不可收拾了。”

突然间一切似乎都不可收拾了。一切似乎都不可收拾了。这些事情真奇怪——干吗我非要在今天看到这本旧书上的这段话？不错，这就是我的一天——今天——突然间一切似乎都不可收拾了。

我到广播室去等秦庾。我跟他说好的，叫他中午到那儿找我。我坐在那里，等着他来敲门。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坐在椅子上，一个人，望着窗外——窗外有一株叫不出什么名字的大树，伸长的树枝几乎够到了广播室的窗棂，这树真美——我望着、望着，等一个人来敲门，然后我站起来，给他开门。我想象他站在门外，带着一种礼貌而又满含怨意的神色——他很习惯在脸上带着这种神色。不可否认，他有时显得稍微女孩儿气一点，尤其是，当他带着这种礼貌而委屈的神色时。不幸的是，我非常喜欢他的这种神色，我觉得他通过这种神色传递给我一个信息，他告诉我他需要我的安慰和帮助。

不错，我乐意等他。可是，如果我等啊等啊而他总不来，这有多扫兴啊。我本人是相当守约的，在我的记忆中，我还没有失约过，我的表总是拨快五分钟。我认为，一个人要是想被人作为成人对待，他要做到的首要又首要的事就是按时赴约。可是，天哪，秦庾这个人总是跟个小孩子似的，他做不到一切基本的事情，又不许别人说他错，又不许别人原谅他错，成天带着他那副委屈的面孔——我有时真不明白我干吗要对他好。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没有来！如果他让我等了一个钟头，终于还是来了，那么我保证我绝不会去问他迟到的理由，因为——唉，我真不愿这么想——不管怎么说，他来了，他来，就够了。但是他没有来！有什么要紧得放不下的事情，让他连到这里对我说一声没空都做不到呢？即便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不失约也是起码的要求啊。

我坐在那张傻乎乎的破椅子上等他。我气得要死。我对自己说，他怎么能这样对我！

他真的这样对我了。我想我不应该再回避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了。自从他受到学校的警告处分之后，他对我的态度一天比一天坏。起先我还以为是因为他的心情不好，但是，这绝不是主要的原因。我好多次想流眼泪，我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像个梦魇般纠缠着我。不，我不愿说，我不愿说，我不愿说关于这个预感的任何一个字，不能让它活过来，要把它压下去。但是，他为什么不理睬我？为什么要失约？他难道真的不知道我多想他好吗？他难道真的感觉不到我做出的那些努力吗？还是因为，他只不过像一个小孩子，受了伤害就要迁怒于他人？他大概忘记了，那些天里我拼命地去询问情况，把教导主任都给惹恼了。他忘记，他消失，我一个人等来等去，还要对自己说什么没关系没关系——这怎么是没关系呢？

我回到教室的时候，全班同学都埋着头在做作业，我一进门，所有人都抬起头，目光纷纷聚焦到我身上。我老觉得他们这种目光里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苦和嫉妒。不过，他们对我真的仍旧很好，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只是不管谁，当他在那里挥汗如雨地奋斗时，却看到另一个人已经逍遥自在地坐享其成，他当然有点不舒服。

我同桌倒还没来。她家住得离学校很近，每天中午她都在家里做功课，要耗到上课那会儿才来的；她这人太恋家，觉得什么事都是在家里做最有效率。我常常跟她说，一个人要养成一种与外界隔绝的本领，随便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都能达到最佳状态。她看我的样子明显是认为不可思议。

我坐到座位上，拿出随身听塞上耳机，听音乐。我在听柯以敏的《爱我》专辑。我非常喜欢她在耳边唱：“你的手指你的眸，你的喉结你的口……”这歌词配上她优雅柔和的声音，再也没有更好的了。我还有一本用来消遣的言情小说可以看，作者的手法拙劣透了，不过写得挺滑稽。反正我现在总得找点事做做，不然我又要像刚才在广播室里那样，一个劲儿地猜测秦庾为什么不来、秦庾为什么不来。小说看着看着，我控制不住，哈哈大笑，结果他们个个像大力金刚神似的冲我瞠目而视。

我悲惨地被他们合伙赶出了教室，他们说我“扰乱军心”。

从等秦庾落空之后，今天什么事都不顺。先是像上边说的那样被他们哄到了走道上，再是当我站在走道栏杆边看那本拙劣的言情小说时，书不知怎么地掉到了楼下的一摊积水里，然后是放学时发现自行车被人挪到别处去了，找半天才找到，这会儿，又找不到我用惯的牛津双解词典——瞧啊，我手里现在只有这本没什么用的《新概念英语》，我在初二读它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一个人的一天是怎么会突然变得乱糟糟的。我想我也不应该发怒什么的，因为拥有“难忘的一天”的人远不止我一个，这世界上到处在发生这类事。

让我再来找找我的词典。我那本词典是挺老了，１９８４年的第一版，后边还印着“内部交流”的字样。我也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反正我一在家里找到它，它就算归我了。我非常喜欢词典——尤其是比较大的词典——一类的书，它们都有硬质精装的封皮，每一张纸页都是很薄很薄的字典纸，光滑而有韧性，字全部都用小号，页页都是铺天盖地的，绝没有搪塞、虚夸、华而不实，词典是最实在、最充实的一种书。我最喜欢坐到图书馆里，很奢侈地摊开一本又一本词典类的大书，我就可以霸占一块属于我的领地——其实，我常常并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词典来作参考，只是，我希望用词典来建筑一堵高墙，暂时将我与外界隔绝开来——置身于词典之中，就是置身于一种氛围中了。我还往往抱着我的词典在校园里来来往往；我的词典是真的要用，并不是什么装饰物，但是不可否认，有了词典在我身边，我就好像有了庇佑，走路、说话，我都能够更加自信和从容。我比较偏好旧时出的词典，比方我那本１９８４年的牛津双解，是一种墨绿色的封面，烫金的“Oxford”，每个字母都有镇定力，外边还包着像牛皮纸颜色但是比牛皮纸厚实精制得多的书套，典雅、朴实、书卷气，一点也不张扬，不像现在新出的那些词典，封面上全是红红绿绿的几何图形，缺乏那种历史的悠久气氛。

唉，过去我常常想，我喜欢的人，他一定像一本词典，丰富、厚实、典雅而书卷气，在他那里我就觉得有了庇佑，觉得能够跳得更高、看得更远，做什么都更有信心。我有这个想法，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在遇到秦庾之前，我始终固执地坚守着这名贵的理想。但那是在遇到秦庾之前。遇到秦庾已经近两年了，我浑浑噩噩地过了和他一起的两年，差不多把这理想给忘记啦。

是我自己乐意把它忘记的。然而，现在是秦庾提醒我又记起它。叫我怪谁呢？

姐姐在床上翻了个身，迷迷糊糊中说着什么，听上去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嘻，该不是她男朋友的名字吧？她这个人，天天早晨梳洗停当出门的时候，真是城市里最最时髦靓丽的那一部落中的一分子，可是私底下臭习惯最多，你看她在晚饭大吃大嚼之后蹦到沙发上剔牙的情景，真要为她身上那件宽大精致得穷奢极欲的阿拉伯风格睡袍感到惋惜，再比如睡觉说梦话、流口水加上睡相极差，我这个做妹妹的同房顶顶了解她。

姐姐这个人，从小就把我比下去。她大我五岁，总是把穿不下的衣服给我穿。我记得尤其清楚的，是她上高中那三年，她一天比一天漂亮，更显得十一二岁的我瘦小干瘪；女孩子在这一段时间里，相差五岁就是大人和小孩的区别，我看她才称得上青春年少，而那时的我，虽然比她还小，倒反而像黄脸婆似的。那时她的朋友聚会也多了起来，现在我想想，也许是为了方便对爸妈交代，她常常拉着我去聚会啊、郊游啊。那时的自己真是可笑，一门心思地念书，剪一个清汤挂面的头也还这里翘那里翘，整个脸差不多都埋在头发里，心理上又什么都不懂，对姐姐和她那帮红男绿女的朋友之间的你来我往、枝枝节节，用上海话说就是一个“木知木觉”；又过了一两年，姐姐都上大学了，我才渐渐思量出了她的小秘密——真的，我还记得姐姐的朋友里，有一个很帅的男生，对人说话的样子是气宇轩昂，一副不好接近的神情，然而他对姐姐却是不同的态度……我想出来这一点，还以为拿到了姐姐的什么把柄，得意洋洋地去审她，谁知她一笑了之，说：这些小孩的把戏，也只有你小孩子认为回味无穷。

姐姐就是这样随便的人。随随便便地上小学、上中学，随随便便地考个大学，随随便便读几门功课，再随随便便找个工作，然后随随便便谈几次恋爱。她年纪越大就越随便。但是，就她这样一种随便的做派行事，成就却往往惊人——她随便考的试，成绩总是头等的；她随便挑的大学和专业，却是重点和热门；她随便进的公司，坐落在徐家汇那些写字楼里；她随便交的男朋友，个个被她随便地退回去，问她他们什么不好，她挺随便地说：没什么不好，只不过时间长了，觉得闷。只是有一件，我真担心她现在太随便，等年纪大了，一慌，只好随随便便嫁个人，随随便便生个小孩，过两年，又随随便便地离了婚——那就不太好了。不过这是触霉头的话，少想为好。

我跟姐姐不一样。我羡慕她这种潇洒来去的随便作风，可是我做不来。因为她是大、她是好，从小她把我比下去，我只好自己靠自己出头，让爸妈也知道我，知道我也聪明、我也优秀。我一直在比赛场上，努力地去争，争是我的生存状态。我现在能够有这样的成绩、能够直升Ｆ大学新闻系，这不是随便来的，这都是我一分一分靠自己争取来的。我应该高兴才对——我的确高兴。但是，当我发现自己苦苦争取来的东西，姐姐却随随便便地拿到了，活像在路边捡一枚硬币那么简单，我发现自己依旧被她比下去了。

算啦，不管怎么说，我是很成功的。我确实应当高兴才对。我所争取的东西，我全都得到了。

噢，不对。秦庾，秦庾是个例外——他来，我没有做任何刻意的争取，现在他在走远，我想伸手抓住他，我试了，但是没有用，争取对他没有用。没有用我也要争一争，否则怎么办？我总不见得坐在椅子上看他走吧？

姐姐又翻了个身，面向着我，我看见她伸手在揉眼睛，接着，两眼有些睁不开地望着我，黏糊糊地说：

“还不睡呀？又在呆想什么？”

“想你怎么睡这么死。”

“我？我没心事啊。”她狡黠地说，“没有心事，就有觉可睡。”

“我是有事做而已。我大学都考上了，还能有什么心事？”

她笑起来说：“你以为我生出来就这么大啊？大学算什么心事？社会中、历史中，最要紧的角色是人——你们老师没教过你吗？人是最要紧的！”

姐姐这人，睡意蒙眬的还谈什么社会什么历史，真要好笑死了。可是，她说话倒一句是一句，我不去睬她算了。

她见我不响，又笑道：“你们小孩子的把戏，我可以去编本词典了。”

“你去编好了，编出来只能当草纸用。老姐姐，你到底有多久没碰书啦？”

这是真的，自从去年姐姐开始工作，我就没见她看书。

“我？我月月都看书呀。”她笑容可掬地申辩道。

唉，这真是对牛弹琴。她那些彩色图片充斥的时装杂志，怎么也算不上书。说实话，靠了那些杂志，她倒真的从文学到音乐从没落伍过，可那也只是侃大山的材料而已，真货绝没什么。

她大概知道我要说什么，抢在我头里说：“有的事你不明白。你呀，下次要好好跟我学习学习，你也要上大学了，你说你明白什么？”说完，翻身又睡。

我明白什么？我是不明白，她高中里那位气宇轩昂的男生怎么就是“把戏”？秦庾怎么又是“把戏”？彩色图片怎么顶用？跟她学又学些什么？

我没跟她学过什么。从小是我一个人闯，我拿不准前面有什么，但总得往前走，有些事也总要自己去经历，即便要受伤、要流很多眼泪，把自己交给自己保管总是最安全的。别人能教我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别人说的都是白说，一杯水的冷暖非得自己尝一尝才能了解。我跟别人讲道理的时候，也一样不负责任。可是我要对我自己负责任呀。我就是这么固执的一个人，爸妈总为这骂我，可我已经这样了，人总该照着自己想的去做。

数学老师又在黑板前强调一个什么很重要了。她强调要点的时候，往往用粉笔把黑板上的那个要点又是圈、又是画、又是点，手里大概使上了吃奶的力气，粉笔截截折断，直到短得无可断处为止——总是这样，把那个所谓的要点弄得谁也看不清，只看到圈圈和杠杠，她那种穷凶极恶的样子，倒好像跟粉笔是前世冤家、跟要点是本代仇人。

幸好，我用不到再去听她的啦。唉，一件事情，不到你不用做的时候，你就无法发现它的无聊。从前我对数学倒真真是兴趣百倍，他们都说我解不出一道题简直比死了亲娘还难受。现在大功告成，从今以后我恐怕再用不着去碰数学啦，于是我猛然发现数学的无聊、无味、无意义。一看见ｘ、ｙ、ｚ我就想笑，因为想到它们纠缠我个不休的时光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不是对数学有偏见，其实门门功课都这样。我加的是文科，物理生物化学早就丢了，剩下的，除了数学，还有语文、英语、政治。语文不是不好，但是现在这种应考语文，机械、繁冗，还要写技术性那么强的作文，文字的趣味统统消失殆尽；英语么，还好一点，总算用得到的，可选择题我是做腻味透了；至于政治，还用我说吗？

为什么我还要来学校上课呢？别的没什么，主要是班主任要求我来。况且，让我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吃吃喝喝养膘吗？我到学校里来还比较自由，哪天有事，请个假就可以走的；到校的时候也自由，看看言情小说听听歌，日子过得又无聊又惬意。还有几个同级和我一样提前录取的人，天天也过这样的日子，比起身边那些黑眼圈红鼻头生物钟完全被打乱的“苦命人”，我们真是快活得没有话讲。我到学校里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陪陪秦庾。受处分之后他心情很差，这可以理解，我想，这样的时候他最需要我的帮助。

长久以来他就给我这种信息：他需要我的帮助；近来这信息更强烈了些。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看到他的那一天，他就显得那么无助，无助地站在我面前。

那是高二开学的第一天，我中午到门房去取报社的汇款单，正巧碰见门房老大爷在分信。我看见一封信落在地上，就顺手捡了起来。这信的信封很精致——雪白的纸张，靠左边缘一段印花条纹，条纹还以烫金勾勒，信封背面是凹凸印制的商标，有浮雕的感觉。我在心里暗暗赞了一声，注意看看用这么好看的信封寄信给谁——是高一的新生，叫秦庾的。我一直偏好秦姓，可从没想到“秦”和“庾”两个姓放在一起，能组成如此富音乐感的名字。看看高一这个班就在我们班楼下，我就把信夹进随身带的词典里，打算顺路给他送去。

站在那个班门口，我往里看看。那个叫秦庾的人来了吗？如果来了，是哪个呢？我就叫：“哪个是秦庾？”

哪个是秦庾？秦庾！我这是头一次念他的名字，不知怎么，我猛然联想起“东边日出西边雨”的诗句来——秦庾，念起来像是“晴雨”，多秀气的名字！

我叫了好多遍，教室后排才有个男生站起来往我这儿走。我有点吃不准他是不是信封上的人，不过我真的喜欢秦庾这名字，一个劲儿地念。我就这样看到了秦庾。他带着礼貌而略显委屈的神情站在我面前，赌气似的不做声，我问他好多遍，他才承认说自己是秦庾。我可不是喜欢他那个不大快乐的表情！所以说，从一开始我就有这感觉——他需要人帮助，而那人就是我。

同桌摇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提醒：“到你啦到你啦！”到我什么？怎么会到我？我才在回想秦庾的事呢。老师不是一直就不叫我了吗？我抬头看数学张老师，她也正看着我。大眼瞪小眼，刹那间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对我们说：

“噢，忘了。不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