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红色中央银行 贸易“特区”和苏区“央企”

  一艘载满布匹的民船溯江而上,驶近赣州下游一处时,船长让船在西岸停了下来等候向导。突然,东岸响起“哒哒哒”的机枪声。“快将船驶向东岸!”船长吩咐道。船工们拔起竹篙刚将船驶近东岸尚未停稳,岸上等候多时的苏区江口贸易分局的工作人员便跳上船来。船长与他们打过招呼,便急忙高声叫着“红军打劫了”,弃船“逃”回赣州。回去后,船长对布庄老板说:“不好了,一船布被红军给‘抢’走了!”老板不仅不着急,反而赞扬船长干得好。过不了几天,这船布匹的货款便一文不少地送到了布庄。老板一算,整整赚了几千银元。而船长呢,还格外得到贸易局付给的数百块银元的酬谢费。

  这奇特的场面,在当年苏区和国统区毗邻的区域屡见不鲜。实际上,这是苏区与国统区之间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加紧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断绝了苏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贸易。苏区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急需的食盐、布匹、煤油、西药等也运不进来。一时间,苏区一些物品的价格高涨,人心惶惶,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政府认识到这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专门成立了中央国民经济部,下设对外贸易总局,负责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出台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统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统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18】在毛泽东的贸易大方针之下,毛泽民也积极参与进来。他认为苏区的输出物资价格便宜,利润丰厚,国统区商人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不仅如此,他还同时利用军阀的贪婪和内部矛盾,和他们进行地下交易。为了支持对外贸易,国家银行从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100万作为外贸资金。

  1931年冬季的一天,瑞金县城的老百姓围着政府贴出的一张告示议论纷纷:“苏区地域,遍布宝藏。一旦开掘,国富民强。军民报矿,一概有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有人说:“瑞金县的县名,取自‘合生瑞气,挖地得金’,地下宝藏肯定不少。”另一人接过话:“举报有奖,谁不想得,快点去找吧!”

  几天过后,毛泽民收到红军送来的一封信和一块乌黑发亮的石头。信里说有个叫“铁山垅”的地方产钨矿,在红军之前有广东商人在那里开矿,国外洋人说有多少要多少。毛泽民立即做了调查,一担钨砂能卖8块大洋,而一担稻谷才2块,这简直就是苏区的聚宝盆!毛泽民喜出望外,这下国家银行要成财主了!

  赣南号称“钨都”,有大小钨矿上百个。钨钢是制造枪械的关键材料,在国际上很抢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个参战国争相扩充军备,钨矿成了重要的战略物资,洋人和地方军阀垄断钨矿的收购,不计其数的钨砂被源源不断地倾销到海外。

  红军如果掌握了钨矿这样的战略物资,就有了和国统区讨价还价的本钱,将会在苏区的封锁线上撕开一个裂口,给苏区带来巨大收入。

  1932年春,苏区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领导与组织苏区的钨矿生产。毛泽民兼任钨矿总经理。中华钨矿公司是苏区组建的第一家“国营企业”,支撑着整个苏区的财政运转。

  当时,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都有自己的买卖。毛泽民便派人和赣州城内他们经营的贸易百货商场取得了联系。广东军阀陈济棠,既炒黄金,又收钨砂。他听说有新的发财之路,喜出望外,立刻派亲信与苏区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临行前,陈济棠郑重嘱咐:“忍辱负重,只许成功。”

  毛泽民也来到赣州城,亲自部署钨砂出口事宜。利用粤军急于发财的想法,经过几轮讨价还价,硬是将钨砂价格从最初的每担8块大洋抬高了将近7倍,谈到了52块大洋!很快,双方达成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苏区进口货物由驻防在赣州的军阀部队护送,从广东运入苏区,再从苏区把钨砂运回。双方各得其便。

  陈济棠在赣州做上钨砂生意后,其他粤军军官也都急红了眼,蒋委员长的训令早被抛在脑后,纷纷同苏区做起买卖来,用食盐和布匹交换苏区的钨砂和农副产品。中华钨矿公司生产的钨砂,被贴上印有“国防物资”的大封条,大摇大摆地由民团护送出境,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军火等,还有白花花的银元。

  就这样,中华钨矿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销售量大增。1932~1934年,中华钨矿公司共生产钨砂4193吨,财政收入400多万元,成为当时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央企”。钨矿收入对粉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和四次“围剿”,充实国家银行家底,起了巨大作用。

  苏区政府除了充分利用战略物资打开贸易渠道外,还在苏区边界、交通运输比较方便的地方建立起苏区的“经济特区”,税收减半,动员和吸引国统区商贩与苏区进行贸易。通过发动和依靠苏区群众,建立坚强可靠的商品采购队伍;通过建立与赣州大商号的秘密贸易关系,冲破了国民党的层层经济封锁。

  为了充分调动个体商户搞贸易的积极性,苏维埃政府同样给予保护和鼓励。规定:“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肩挑小贩及农民直接卖出其剩余生产者,一律免收商业税。商业资本两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因此,中央苏区的一些小商小贩不仅在苏区的城镇摆摊设点,而且经常潜入国统区采购紧缺物资。

  同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围绕货币与食盐也展开斗法。

  国民党对苏区发行的银币非常恼火,于是派遣铸币专家,潜入中央苏区,指挥当地土匪采用红铜镀银的办法铸造劣质假银币。一时间,市场上假币伪钞泛滥成灾,商人们拒绝接受苏区铸造的银币。苏区政府立刻做出反应,组建假币侦破组,重拳出击,彻底端掉了国民党安插在苏区心脏的假币制造窝点。

  赣州商人发现苏区政府支付的银元,都是苏区土造,质量不高,在国统区难以流通,所以他们只接受墨西哥的“鹰洋”。国家银行偏偏又生产不出“鹰洋”。毛泽民通过开明商人,从上海购进了一台“鹰洋”铸币机和一批钢模用材,中央造币厂放弃铸造只能在苏区境内流通的1元银币,重点改铸国统区通行的“鹰洋”,于是对外贸易又开始节节攀升,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食盐更是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被蒋介石用来作为对付共产党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国民党政府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对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所谓的“计口售盐”的办法,对超量购买食盐或知情不报者以“资匪通敌”治罪。

  国民党的这一招非常厉害,因为苏区不产盐,而每月食盐需求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一时之间,苏区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

  为了应对这一困局,苏区政府派遣一批人化装成乞丐到白区要饭,买了盐装在讨米袋里带回来。苏区政府还发动老百姓把粪桶做成双层,利用到国统区挑粪的机会,将盐放在底层挑回来,甚至把棺材改做双层,上层放一些臭猪肠,下层放盐,让一些人装作送葬,过关时,国民党士兵远远闻着臭味,就让运盐的“送葬队伍”通过了。

  中央苏区实行对外贸易与发展个体商业并举,使苏区商业出现繁荣景象,对于打破封锁和促进苏区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惊叹道:“1933年,中央苏区对外出口贸易,超过1200万元,他们闯破国民党的封锁,大获其利。”

  国家银行在实践中认识到,苏区政府和国家银行的信用,靠的是物资的供给丰富程度和物价水平,只有保证了物资供应,苏区货币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