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娅沁对聂大跃还是有感情的，事实上，任何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结发夫妻都是有感情基础的。胡娅沁后来还真的来的深圳，是请假来的，只呆了一个月就回去了。胡娅沁与聂大跃不一样，胡娅沁是矿上的人，舍不得轻易放弃这个好职业，再说胡娅沁感觉黄荣发的这个电话机厂比稀土矿差远了，连稀土矿的一个小车间都比不上，夫妻俩把一辈子的希望都押给它也太不理性了。于是胡娅沁到底还是回去了。回去以后的胡娅沁决定不辜负父母的殷切希望，继续埋头读书，终于获得了函授大学的大专文凭，也算是没有虚度年华。

取得大专文凭的胡娅沁并没有抛弃丈夫，但是也没有要孩子，因此他们的夫妻关系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存在得不彻底，算是边缘状态吧，要不是一次偶然的机遇让聂大跃有了自己的事业，很可能他们早就离婚了。

聂大跃的机遇发生在1991年，深圳发行新股，凭身份证抽签，一个身份证只能购买一张申购表。聂大跃感觉到这是一个机会，但是一张表的中签机会太少了，于是他很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决定跟黄老板请假回去一次，理由是想老婆。

黄荣发是过来人，理解男人想老婆的滋味。于是劝聂大跃不要太死心眼，厂里面这么多打工妹，个个水灵，不如就近找一个做女朋友算了。黄荣发的意思大概是含蓄地说聂大跃的老婆胡娅沁不水灵，但是没有明说。聂大跃不说话，仍然说要回去，最后黄荣发只好答应他回岳洲探亲几日。

聂大跃因此就感到了资本家的人情味。在内地，无论是国营单位还是集体单位，“乱搞男女关系”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单位”的职能之一好像就是防止男女职工之间乱搞男女关系。因为国家的法律对“乱搞男女关系”好像还比较宽松，所以必须要单位这一环节来严防死守。那时候，如果像聂大跃这样在单位做一个主管，跟下面哪个女工有男女关系了，除非单位不知道，一旦知道，轻者行政处分，重则开除公职，要是赶上严打，送去劳改劳教也未必不可。所以，那时候的女孩子或者是女人甚至是自己的老婆，遇上这一类的事情，威胁男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闹到他单位去”。只要一说“闹到单位去”，男人马上就就范。现在倒好，作为“单位一把手”的黄荣发，竟然鼓动聂大跃在打工妹当中找一个相好的，聂大跃只能从正面理解，理解成是资本家的“人情味”。

聂大跃回去之后与父母和妹妹匆忙见了一面，丢下一些礼物，还没有让母亲看够，就赶到矿上，去见他的老婆胡娅沁。

聂大跃大学虽然没有毕业，但是毕竟在深圳做了几年的主管，刚开始是主管人事，后来又管定单，现在更是管全面，而且他的半吊子电大管理专业和“师傅”般的动手能力，在黄荣发的港资厂居然得心应手，实际已经成为几百号人工厂的“二把手”。这些年不但赚了一些钱，而且自信心更增添不少，所以，再去见岳父岳母也没了往日的胆怯，相反，倒有一种理直气壮的慷慨。

见到夫人，却发现胡娅沁已经有了变化。而且是由外至内的彻底变化。

从外部看，胡娅沁架起了一副眼镜，很有点知识分子的味道。从内部看，平坦的胸部上居然拱了起来。聂大跃非常惊喜，打开一看，原来拱起的不是Rx房，而是海面垫子。尽管如此，看上去比以前好多了，倒是胡娅沁自己不好意思，说：“听说生了孩子就好了。”虽然不能肯定这话能当真，但聂大跃还是决定尝试一次，于是，他们共同努力，争取完成这项早就该完成的光荣而艰巨的伟大任务。

大约是心中有底气的缘故，更有可能是现在交通发达了，聂大跃从城关到稀土矿有直达的中巴，不需要骑自行车，没有被累“疲软”，总之，这一次他与胡娅沁“配合”得相当成功。在“配合”过程中，聂大跃非但没有小心谨慎，而且故意弄出响声，恨不能让岳父岳母听清楚。

这是聂大跃结婚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理直气壮行使自己作为丈夫的权力，因此行使得彻底，行使的畅快淋漓。在这个过程中，聂大跃突然体味到为什么夫妻双方互称“配偶”了。原来意义在这里。配偶的关键字是“配”，交配的“配”。

完成“配合”任务之后，聂大跃回到已经阔别多年的东方红人民公社。尽管人民公社早就撤消了，但是“东头”这个称呼依旧。聂大跃在火车站租了一辆小面包，直奔当年他插队的那个村。

聂大跃现在虽然算不上大款，但是算个“小款”绰绰有余。

村里面见聂大跃是包着车来的，见面之后又是烟又是酒又是糖，于是活也不做了，全部集中到队长家。按乡下的规矩，见面有份。

聂大跃说明来意。当然，他说的笼统，就说是要身份证办公司用，没有具体地说是要拿去抽签买股票。老队长见聂大跃专门孝敬给他的那一条香烟和两瓶烧酒，当场就掏出自己和老伴的身份证，递给聂大跃，说：“拿去，反正我要了也没有用。”

聂大跃接过来，又递上五十块钱。

“这是什么意思？”老队长问。好像有点不高兴，嫌聂大跃见外了。或者是假装嫌聂大跃见外。

“不是见外，”聂大跃说，“身份证您还是要有的，去乡里面补办一张，就说原来这个丢了，办一张六块钱。”

“那也用不了这多呀。”

“剩下的您老留着喝酒。”

村民见有利可图，奉贤踊跃，恨就恨消息突然，否则应该事先应该把亲戚朋友的身份证多收集一些，说不定还能发笔财。

当天下午，聂大跃就收集了一百多张，身上没敢一次带那么多钱，要不然还能再收一些。第二天在城关叫了以前的两个同学陪着来，直到把钱用光为止。

这几百张身份证后来全部参加抽签，为聂大跃带来了几十万的收益。其实当时他手中没有那么多的钱，还被迫卖掉一些中签表格，否则赚得更多。

人的思想其实是最靠不住的东西，因为人的思想最容易受金钱的左右，身上的钱多了，思想就要发生变化。

有了钱之后，聂大跃就不满足于在黄荣发手下做“二把手”了，因为这是私营企业，一把手与二把手之间的距离太大，所以他想到了自己当老板。

干些什么呢？当老板其实太容易了，如果成立公司是当老板的标志，那么只要花上几千块钱，立马就有中介机构帮你实现愿望。如果说有间办公室就是当老板的标志，那更容易，连中介机构都可以免了，直接租房子买家具，自己给自己按一个老板台，当场就像大老板。其实也不仅是“像”，深圳还真有人这么做老板的。但是聂大跃要当的不是这样的老板，或许他是劳苦命，这样的老板他也做不了。

聂大跃当初的思想还局限在他那个圈子之内。

聂大跃找黄老板商量，希望自己开一个专门生产电话机塑料壳的工厂。

在聂大跃给黄荣发打工的这几年里面，中国的电信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前在中国，电话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眨眼，仅仅几年就变成老百姓家的日常用品了。黄荣发原来那个完全是两头在外的电话机厂，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电话机生产企业。受着香港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深圳的企业与以前中国内地的企业不一样。以前中国内地的企业，大企业是大而全，小企业是小而全，不仅各个生产环节一个不少，甚至连学校、医院、幼儿园都包括在内。深圳不是，深圳的企业不仅是“纯企业”，而且是协作型的，或者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深圳的大多数企业是相当于把内地的企业按每个车间每个工序分开，独立地建一个一个的工厂，分工合作，专业生产，以市场为纽带，以利益为中心，共同发展。很多年之后，中国的国企改革提出“化小核算单位，实行内部银行化管理”等等，其实就是这样做的。

聂大跃找黄荣发商量，他自己开一个塑胶厂，专门为黄老板生产配套的塑料机壳。

聂大跃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谓恰倒好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生产的电话机老是遭到客户的投诉，主要原因就是出在机壳上。聂大跃曾经陪着黄荣发多次跟供货商交涉，但是收效不大。主要原因是现在电话机产量激增，深圳生产的电话机不仅满足国内市场，而且供应国外市场，一时间电话机塑料壳供不应求，于是塑胶厂对客户的投诉并不像以前那样上心。前段时间，聂大跃还曾经跟老板建议：不行我们自己上一个塑胶厂？老板考虑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因为老板自己不懂塑胶生产，特别是开模，需要用到点火花和线切割，老板更是一窍不通，如果硬着头皮上，将来这一块必须全部依靠聂大跃，对于老板来说，如果某一项业务完全依靠下面一个打工的，那将是相当危险的。黄荣发对于怎么开模不懂，但是对于怎么当老板他比聂大跃懂，所以他迟迟下不了决心。

当聂大跃将自己开塑胶厂的想法告诉黄荣发之后，黄荣发问：你让我帮什么忙？

聂大跃说：第一是租用你那两跨厂房，租金用货款抵。

“没问题。”黄荣发说，“第二呢？”

“第二是我只能付注塑机一半的款，所以需要你担保一下。”聂大跃说。

黄老板没有说话，他在想。

“反正我的一切都是在你厂里面，跑不了。”聂大跃说。

“那也是有风险的呀。”黄老板说，“说‘跑’难听了。可要是你失败了呢？比如你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呢？那么我损失一点房租到无所谓，但是注塑机那一半的钱不是要我替你背着？”

“不会的。”聂大跃说，“您对我还不了解吗？没有把握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即使发生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还是我的损失比你大呀。”

“所以我说有风险的啦。”黄老板说。

“那您说怎么办吧。”聂大跃问。

黄荣发又不说话了。

聂大跃再问。

黄荣发说：“第一，你要用你的全部资产反担保，第二，厂房租金免了，我占百分之十股份。”

“反担保可以，”聂大跃说，“但是占股份不行。”

“为什么？”黄老板问。

“是你自己教我的。”

“我教你什么了？”

“你说过，”聂大跃说，“你说朋友宁可合用一个老婆，也不能合做一单生意。”

“哈哈哈哈——”黄荣发大笑，笑够了之后，黄老板问：“假如我不答应呢？”

这一次该聂大跃笑了。聂大跃笑得没有那么张扬。笑过之后，聂大跃说：“我马上辞职，找其他老板合作。”

“好！”黄荣发说，“我放心了。做老板就是要有信心有决心有原则，该让步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让步，该坚持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你已经具备了做老板的素质。你肯定会做的比我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