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正午:距离您完成《侠隐》又过去了十几年,您对“侠”是否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有,您会将其赋予到《侠隐》的电影版本中吗?

张北海:没有什么新的理解,但无论有与否,我都不会给姜文添麻烦。

但我想指出,武侠是千古文人的侠客梦。作者读者都在做这个梦,可能还需要做这个梦,我只是希望这个梦不要觉醒,好给那些受苦受冤受害的无助人士,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希望,而只是一个精神寄托。当然,总会有人说这是逃避主义,但在人们不能再凭武术打抱不平的今天,只要有人敢于站出来为受害人说几句话,就已经在延续“侠”的精神了。

正午:我们了解到您仍然用纸笔进行写作,为何坚持这样古典的书写方式?您排斥电子设备吗——无论是阅读、书写乃至摄影?

张北海:我不排斥电子设备,只是学得很慢。目前也只是用它来电邮,查谷歌、维基等等。

我的普通话很正,只是少了北京土味儿。但我之所以一直手写,主要是习惯。同时,对我来说,从脑到手,手到笔,更为直接,不必再通过拼音选字。我觉得这样会扰乱了我的写作思路。

正午: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作为生活在英语环境中的中文写作者,两种不同语言是否对您构成困扰?在构思直至落笔时,您是用英文还是中文的思维方式?您曾将Teenager译为“三九少年”,这是个美妙的翻译。在您看来,作为拼音文字的英语和象形文字的中文,各自的美感在哪里?

张北海:“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没错。能掌握一种外语,就多认识一个世界。环绕地球多次的我,在一个不讲中文英文的异地,不要说认识那个世界,就连走马观花都无从知晓到底看的是什么。

书写时,中英思路并行。在出现一些英文语法时,我也尽量以最佳中文方式来表达。

我不敢评论拼音文字的英语和象形文字的中文,各自的美感在哪里。我只能说,如果你不知道某个中文字的读法,你连查拼音编著的中文字典都麻烦,还要先去查部首。而如简体字,查部首都会出现麻烦。

正午:在您平常的阅读中,英文和中文各占多少比例?

张北海:大半是英文,但很杂。

正午:在《一瓢纽约》中您写博物馆,写牛仔裤,写报纸上的讣告,甚至厕所……您认为,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张北海:首先是生活其中。如想进一步认识,那就要看个人的兴趣,需要或关注,去阅读一些前人今人的有关著作。

正午:您经常阅读文学作品吗?您喜欢哪些作家?

张北海:自我离开学校之后,仍在设法看一些以前应看但没看,和当代一些主题故事吸引我的作品。至于是哪些作家,则不胜枚举。

正午:您家中的藏书多吗?或者,除了书,您有其他的收藏吗?

张北海:无所谓藏书,只是一些学校指定的必读书。其他,视兴趣和写作之需。主要还是有关纽约和美国的著作。

正午:您好酒——现在还好吗?您还抽烟吗?您平常喜欢听什么音乐?经常去百老汇吗?您仍然是陈升所描述的那个“老嬉皮”吗?

张北海:很惭愧,伴我多年的烟酒,仍未完全抛弃,只是近二十多年,相当节制,量少了许多。

我和摇滚同时度过青春期。猫王只比我大一岁。我算是今天少有的从78到45到33转唱片,听到cassette(编者注:磁带),到光碟的过来人。但今天,听得比较多的是蓝调,节奏布鲁斯,乡村和folk。偶尔也怀旧一下,听听50、60年代的摇滚经典,hip-hop很过瘾,但我最多只能听三分钟。摇滚永远是年轻人的音乐。

百老汇音乐剧或戏剧,近年来较少。即使去,也多半是陪首次来纽约的朋友体验一下。

“老嬉皮”是陈升和张艾嘉的戏语,不必当真。

正午:您怎样理解“美国梦”及美国的消费文化?

张北海:“美国梦”不是一句口号或联邦政策,而是一位历史学者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创造的一个名词。而其原始意义并不涉及“美国消费文化的最好象征”。他是看到美国自19世纪初,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千百万移民,为了逃离各自母国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等等迫害,前来一个比较公平法制的土地,可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追求一个较为美好的生活和未来,而将此一现象,此一追求,称之为“美国之梦”。

今天,此人及其著作早已被人遗忘。但是他提出的这个“美国梦”,自问世之后,不论美国经历了多少经济危机,大战小战,社会动乱,现在还一直不断地有一批又一批合法非法移民前来此地,即可显示“美国梦”依然可以适用至今。

正午:您经常上网吗?会上twitter吗?还会像关心70年代的伍德斯多克一样关心当下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吗?

张北海:我没有twitter,也没有其他类似玩意儿,直到去年10月,一位香港导演朋友吃惊地发现,我竟然没有手机,才送了我一支iPhone5s。

我大致还关注,同情地关注今天的美国年轻人,但不像当年那样以同代人的眼睛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