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学校已经没有课了。最后一年，要么实习，要么准备毕业论文。丹尼·海格没有再来这里，我独处了一段时间，像过电影一样地梳理这段跟他在一起的日子。

所以我跟丹尼·海格之间，并不是一个信任或者不信任的问题。他一贯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他认为人生在世就是要经历和享受。他的生活理念就是这样。难道我能以我的爱情为理由强迫他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吗？那当然是不切实际，甚至荒谬的。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我也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爱上这样一个非凡的男人，起初我想要跟他天长地久，后来我只求曾经拥有，可是仍然有那么多的困扰。

我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理由，跟他在一起，我非常非常地快活。

所有的爱情中都有一些相似的桥段：甜蜜的相处，争吵，怄气，重归于好。这个过程进行良性或者恶性的循环。我独自一个人躺在床上，彻夜不眠，我在想：我跟丹尼·海格之后会怎么样呢？

他会回到我这里来，或者我去找他？我一哭，他总会有些怜惜和感动，然后我们在眼泪和欢爱中和好。之后呢？我可能再遭遇他的某一个情人，以苏菲和夏洛特之外的方式向我证明她和丹尼之间的风流艳史。与此同时，他也难免再去追求一个可爱而迷人的女郎。那我要怎么办呢？像苏菲一样地去警告她，攻击她，玩弄手段，试图拆散？还是优雅地抽身而退，对丹尼·海格说再见？

天色渐亮了，我披上晨褛，起床喝水。说再见，说再见，既然要说再见，那就长痛不如短痛。趁我还没有看到他真的跟另一个女人颠鸾倒凤，趁他还没有见到我歇斯底里，趁我们对对方仍有个完整不破败的形象，找一个体面的、浪漫的、足够戏剧性的情节来说再见，才好对得起我们相处这两年来每一段曾经让我沦陷的好时光。

说再见。

这年十月末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年轻的男声在那边说：“你好……不过，你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

我确实没有一下子听出来是谁，但是那边同时传来了架子鼓和贝斯的声音，我说：“你好，你是雅尼克吗？”

他在那边笑了，挺高兴的：“我们来里昂演出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兰多’夜总会坐一坐？哦，我是从达米安那里要了你的电话号码。”

“太好了。”我说，“是哪一家？你能不能告诉我地址？好的，我记下了，我们稍后见。”

我按照雅尼克给我的地址找到那家夜总会，比起来他们在尼斯驻场时的那个“烈火”酒吧，这里无论是规模还是档次上都高了许多。雅尼克和他的乐队又有新歌，曲风明显比从前柔软了，没那么愤青，悦耳了许多，但也少了些个性。可是他们只唱两首歌，就让位子给别的乐队了。

听雅尼克跟我说，这里与尼斯的酒吧可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热情洋溢、喜欢听音乐跳舞的观光客，但是有很多职业经纪人和音乐总监出没，可能今天你还在这里免费唱歌，到了第二天已经被发掘，而在拥有先进录音和混音设备的工作室里试唱了。

我听到这里抬头看看他：“你们在这里唱歌……免费？”

雅尼克喝了一口酒，看看身边的同伴没说话。

他们三个人对来不来里昂也有不同意见。雅尼克认为应该来里昂，这里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机会；键盘罗杰很想留在尼斯，在那里他们有可观而且稳定的收入，而且也不用像走马灯一样，唱不上两首就下来；鼓手让对于不能够随心所欲地演奏他们原来风格的重金属音乐颇多微词。

我想的是，让年轻人唱歌不给钱，这个老板真讨厌。

凌晨四点多钟，夜总会打烊之后，工作人员在打扫，我跟雅尼克他们占了一张小台子喝酒，一个人过来给我们每个人的杯子都倒满香槟。他是个四十多岁的大胡子男人，眼睛里透着精明的光。雅尼克把我们介绍给对方：“这是这家夜总会的老板扎斯先生，这是我的朋友齐小姐。”

我说：“您的夜总会很棒。”

扎斯笑一笑，眼睛看着说话的我，同时拍一拍雅尼克的肩膀：“您也这样认为是吗？谢谢您，这里不是一个旅游区的小酒馆，我呢，也只请真正出色的乐队。”

这个信息很重要：老板扎斯先生是看重雅尼克的乐队的，他亲自来斟酒，他想要他们留下来。

我说了，这个时候的我很闲，没有功课，没有找到实习的地方，也没有情人来约会。我非常用功地念了四年半的商科，形成了一些职业的敏感，还有经丹尼·海格调教过的对人和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嗅觉，这让我对雅尼克的个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在第二天下午找到他，想要替他们去跟扎斯先生谈一谈。

摇滚乐手们租了一个不大的两层小楼，三个人各占一间卧室，还有一个很宽敞的能操练的客厅和一个阳光很好的阁楼。

我到的时候，雅尼克在练琴、写谱子，他看看我：“干什么？你要做我们的经理人吗？”

“那倒不是，”我说，“只是我现在也没有个实习的地方。哦，你觉得我是一个商业间谍，不放心我，是不是？”

他笑起来：“你在说些什么啊？”

“我打算去跟扎斯先生谈一谈，”我说，“我要说服他给你们一份临时的合同，要有机会压轴，还要有不错的收入。”

“他不会同意的。”

“谈过了吗？”

“没有。不过，我知道如果我们走了，第二天就会有新的乐队顶上来，只为了能在这里唱歌，能认识好的制作人。”

我说：“让我试一试，试一试才知道。”

我给扎斯先生打了一个电话，跟他说，我代表雅尼克的乐队想要谈一谈合作的事情。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我的要求，他略略沉吟之后同意在他夜总会楼上的办公室见我。

那天我刚在他办公桌的对面坐下，扎斯先生就拿着一个漂亮的方盒子走过来，啪的一下，盒盖子弹开，里面是粗大的古巴雪茄，他说：“来一支？”

我看看他，把盖子扣上：“先生，这是好东西，事情谈成了，我再吸无妨。”

他哈哈笑起来：“小姐，你有二十岁没有？我女儿看上去都比你大。你要跟我谈什么？谈他们唱什么歌？谈我给多少钱？我告诉你，我玩摇滚乐的时候你们还都没出娘胎呢！重金属摇滚就是噪音，我的客人不喜欢，那么我的夜总会就不能用这个浪费时间。你想让我付他们钱？我给他们一个机会来里昂最好的夜总会唱歌，还要我给他们钱？这真是自不量力，这真让人讨厌！”

他说话的时候，在我的身边转啊转啊，声音隆隆的，像对着我的耳朵喊话一样，全然不复我们之前见面的时候那颇让人心生好感的热情好客。

有的人就是这样的，声势极大，想要这样先声夺人，然后逼其就范。雅尼克他们也不容易。

我搔了搔耳朵，然后站起来。我看着他，觉得这么一个大胡子、大肚子、大嗓门的人十分占地方且让人不耐烦。

我皱着眉头看着他：“扎斯这姓不是法文姓，您是俄国人吗？”

“白俄。”

“咱们两个外国人用法语说话就简洁点吧。您懂音乐，但是我不懂，我只知道雅尼克他们在尼斯唱到爆棚。我只知道雅尼克的歌曲连我这么一个不懂音乐的人也觉得好听。他们从尼斯来您的夜总会唱歌，您应该感谢列宁。先别说，听我说。我不是来吵架的，我有一个提议。每个周二，客人最少的晚上，你做一个重金属的专题。如果有好的反应，那么就继续下去，如果不好，可以马上终止。既然他们在尼斯能够很受欢迎，那么他们在这里就能够为您赢得更多的客人。我写在这份文件上了，您可以看一看。”

扎斯把我手上的建议书接过去，嘴里仍在说：“这是什么破玩意儿？！”

我还没把我的破玩意儿说完呢，我慢慢地非常明白地告诉他：“我不知道这个行业的潜规则，我只知道有人干活就得给钱，在哪里都一样。雅尼克还是大学生您不知道吧？如果仍然得不到该得到的收入，那么我们只得诉诸法律。年轻的摇滚歌手没有钱请律师，但是您也知道，现在是暑假，大学里的法科学生排着队等着接案子实习，我们总能得到一点帮助的。”

扎斯被我彻底激怒了，我话音没落，这个白俄罗斯人用夹着雪茄的手指指着我说：“我用不着一个小女孩告诉我应该怎么经营我的夜总会，我更用不着你来这里威胁我！你要搞巴黎公社吗？你现在给我出去，马上出去！”

这场谈判简直是一路吵下来的，我从扎斯的办公室里面出来，简直气得手指发抖。我的第一个直接的反应是，我要问一问丹尼·海格，问一问他我应该怎样做。可是下一秒钟我就想起来了，我去哪里问丹尼·海格？他早就走了啊。

我给雅尼克住的地方打了电话，跟他们简单说了一下我跟扎斯见面的情况。我没有说此人是多么的野蛮无理，我只说我交涉未果，扎斯对于星期二晚上重金属的专题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兴趣。

“你打算怎么办呢？”我问。

“嗯。”他在那边略略沉吟，“我不知道，我也没有一个主意。”

“真抱歉，我其实什么忙都没有帮上。”

“不过我在想一件事，”雅尼克说，“我是玩重金属的，想要以后出名，不可能唱一辈子的酒吧和夜总会。再说，罗杰和让，他们两个也不想要委曲求全，所以我，所以我……如果扎斯不同意这个星期二晚上的主意，那么我们就不在那里演出了。”

因此对于雅尼克，我最初是很有一些欣赏和感激之情的。他并没有为我做任何事情，但是他尊重我的热心和努力，当我与扎斯先生谈判破裂的时候，他没有再去“兰多”演出，而是坚持了我的建议，与扎斯先生对峙。不仅仅是我，他的同伴罗杰和让也都非常欣赏这个决定，他们认为这才是摇滚乐手应该有的脾气和风骨，这才是gitan。

乐队与“兰多”夜总会及其老板扎斯僵持了一个星期左右，他们一直都没有回去演出，其间雅尼克开始创作新的歌曲，我得说，他非常地有才华，顺手扒拉出来的几个音符都让人喜欢。但是每天，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有片刻发呆，我不明就里，还以为他是病了，劝他去看看医生。他说没事没事，我也就没再当一回事了。

过了一个星期，扎斯给雅尼克打了电话。这场对抗终于结束。老板同意，下一个周二安排他们专场演出的机会，俱乐部可以负责宣传，但是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费用要由乐队负担。

扎斯跟雅尼克在电话里谈条件时，我就在旁边听着，他说到这里，我马上把字写到纸片上让他看，让他告诉扎斯：“可以分担费用，但是当天晚上酒水的利润，我们要十分之一。”

扎斯在电话里计算了一会儿之后说：“百分之五。”

雅尼克念我在纸上写的数字：“百分之八。”

扎斯同意了。

雅尼克放下电话看了我半天：“你可真是厉害啊。”

我耸耸肩膀：“你们跟他只有钱的关系，得计算到每一分钱上面去。”

那个成功的星期二的晚上，除去开销，雅尼克他们赚到了一万两千欧元。

他们给了我一千欧元，也就是两张五百欧元的票子作为感谢，雅尼克开玩笑说：“够不够你一天的开销？够不够你买一双鞋子？但是这是一点小的心意，感谢你帮我们这个忙。”

我把那钞票拿起来，在手里看了半天，我说：“你误会我了，雅尼克。无论对于谁来说，一千欧元都是个不小的数字，我曾经打过每小时赚十二欧元的工，你知道吗？我能不能再提一个小的要求，请你们帮我一个忙？”

雅尼克看着我的眼睛说：“请说。”

“我也想当gitan，你们收留我吧，那个阁楼租给我怎么样？”

“只要你愿意。”他点头说。

我拿着雅尼克给我的这一千欧元去了一趟银行，春天的那次实习，除去还给丹尼·海格的股息和给他买礼物的开销，我一共剩下九万八千欧元，如今再加上手里的这一千欧元，我的账户上共有九万九千欧元。我权且当作这是我自己的钱，那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一个圆满的结束，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

在丹尼·海格离开里昂的四十天之后，我也离开了那个开满鲜花、铺着白色长羊毛地毯的房子。

我住在摇滚歌手们楼上的大阁楼里，阳光很好，可以看见晴天里飞过城市上空的灰鸽子。他们没有要我的房租，我换取这个免费住处的条件是帮他们打扫打扫房间，买点东西，煎个面包什么的。

他们在“兰多”夜总会每个周二的演出越来越成功，因为赚头不错，扎斯先生在星期四也安排了这个节目。他们赚得多了，名声也大了。十二月初的一天，我们的电话里多了一条留言：“你好，我是乔罗辛，巴黎MG公司的音乐制作人。我对你们的风格很感兴趣，这是我的号码……”

终于有星探上来了。

几个人站成一排听了三遍电话留言，都有点难以置信。

雅尼克到底还是领头的，他对我说：“我们都要排练，你愿不愿意替我们去谈？”

我？

我又高兴又没底，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愿意做。我不是为了钱，也没有什么别的利益，我就是有点死心眼，想做成点事。

我同意了。我连个授权书都没有就同意了。

这时候我挺愉快的，我才不去想什么丹尼·海格呢。我也不找工作了，跟原来的朋友和同学接触也少了。我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什么都不在乎的gitan。

这种欣欣向荣的情绪一直持续到那一天的下午，在半掩的门后面，我看见雅尼克在自己的房间里把锡箔纸上腾起的白色烟雾贪婪而细致地吸到鼻子里，一点都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