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项明春听着母女二人的喧闹,觉得十分好笑,忍不住插话说:“小学生都知道争名次,怪不得你那么重视县里领导的排序了。”项明春对通信员大声说:“小马,你负责,好好招待张秘书!”其实,称呼张振亚为“张秘书”,他连秘书也不是。侯远理挺着脖梗说:“老子见的大干部多了,就你们这些小头头才这么胆小怕事。等我发达了,你们找我磕头也找不到我!”一黄公庙乡一些老资格的支部书记私下议论,项明春是多年以来比较少见的好书记。这个人好就好在为人实在,从来不耍花架子,比如搞的村村通工程、农户沼气推广工程,哪一项不是实实在在的?都是群众拥护的。有一个支部书记还引用电视剧里的唱词,说“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咱老百姓”啊,像项书记这样的干部越多越好,要是能够坚持在我们乡多干些年头,不愁我们乡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另有人认为,现在的干部都把进步看得比啥都重要,项书记也不会例外,走着瞧吧,要不多久,项书记就不是项书记了,说不定就是项县长了。那个希望项明春留在黄公庙乡干的支部书记不无遗憾地说,是啊,舍不得也得让人家项书记提拔上去,像他这样“请民命、造民福”的领导,到了更高的位置上,发挥的作用更大,给群众造的福利更多。

  项明春的去留当然不是支部书记们能够决定的,这一点,冯司二比谁都清楚。冯乡长尽管对项明春的斯文、迂腐有看法,还是卖命地工作,竭力维护项明春的权威。你不能从主观上去分析动机,重要的是客观效果。一个乡镇看一个党委书记,一个乡镇班子看班长、班副,书记、乡长齐心了,副职们也不敢怠慢,所以这工作就抓得有声有色,成效明显。冯乡长拿十几个乡镇比较,尽管黄公庙乡也有不少问题,但其他乡镇蹿烟冒火,远远不如这里稳定。乡镇工作,稳定是福,现在提倡建立和谐社会,和谐是什么?和谐就是稳定嘛。这就意味着,由于黄公庙乡相对稳定,县里领导会对项明春的工作给予肯定,在十几个乡镇党委书记里边,项明春是首屈一指的。都说团结出干部,团结出战斗力,冯乡长想的就是出干部,只要能让项明春尽快上去,腾出位置来,自己的进步也随之水涨船高,不言而喻了。这些活思想,本来就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冯乡长越来越努力了。

  周志茹隔三差五地到黄公庙乡视察,对“明春哥”近乎崇拜了。女人家在政界,往往没有男人的心眼儿稠,在“四大家”领导会议上,说话不习惯拐弯抹角。所以,到了包乡领导工作碰头会上,周志茹每次都大讲特讲黄公庙乡的工作如何出色,却没有“但是”以后的问题。

  说得多了,惹得县委书记曹明祥心痒,也在百忙中到黄公庙乡来看看,发现周志茹所言不虚,项明春的工作确实扎实,不像其他几个乡镇的一些年轻的书记、乡镇长,一味地贪玩,浮皮潦草。曹书记心里就盘算,应该重用这个曾经在吴国栋手下不得志的项秘书。但曹书记从来不在乡镇工作会议上过多地表扬、过高地评价项明春,曹书记知道,乡镇的一把手们都急于向上爬,不能让项明春成为众矢之的,主要领导口头上的赞誉,有时是起负作用的。

  孙秀娟当上黄公庙乡的“第一夫人”以后,曾经满足过一阵子。后来,和县里的领导接触多了,竟然关心起政治来,巴望着老公有更大的进步,求神拜仙时,功利性、目的性非常明显。

  有一次,她对项明春说起来,某某领导排在第几位,某某领导排在倒数第几位,竟然如同县委书记一样了如指掌。

  女儿插话说:“爸,妈,我在我们班里,也排到第三位了,不过是并列的,我这一段时间这么努力,就是要打败那个并列的毛妹,当一个真正的第三名。”

  孙秀娟问:“你咋能打败人家呀?”

  女儿说:“容易,容易,她写作业不认真,整天唱歌、跳舞,不用功的。”

  孙秀娟说:“爱玩的孩子还考那么好,说明人家聪明。”

  女儿“呸”了一下说:“臭毛妹聪明个屁!还不是考试时偷偷地抄答案了。”

  孙秀娟正色地说:“不要胡说,你应该打败第一名和第二名,才是你的本事。”

  女儿说:“不容易啊,我总不能在考试时,让人家拉肚子、得流感考不成吧?”

  孙秀娟说:“看我不撕烂你的嘴!小小年纪,哪该有这么多坏心眼儿?当心神仙知道,要遭报应的!”

  女儿做一个鬼脸说:“算我说错了。我一步一步来嘛,排到第一位了,你们奖励我什么呀?”

  孙秀娟说:“你想要什么呀?”

  女儿说:“不要什么,就要我老爸吻吻我就行了。”

  项明春听着母女二人的喧闹,觉得十分好笑,忍不住插话说:“小学生都知道争名次,怪不得你那么重视县里领导的排序了。”

  孙秀娟说:“我盼望着哪一天,你也在他们中间有个位次呢。”

  说实在的,项明春对自己的前程并不抱太大的希望。每当冯司二和他说起,让他努力地向县级领导上奔时,他就对冯乡长讲,希望不大。你想啊,现在县里“四大家”领导二十多个,别说县委、政府,就是老干部退下来到人大、政协再待一段时间的现象也成了过去,高层领导已经年轻化了,拔个萝卜才有一个坑儿。缺乏老萝卜,依次递补的可能性不大,哪有自己的空位置?

  冯司二听项明春这么说,立刻劝解他,不要悲观,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细,就要求干部越配越多,市里年年都要提拔一批干部,机会是会有的。项明春就用《列宁在十月》里的一句台词说,好啊,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在项明春的潜意识里,并不是那种刻意追求往上爬的人。祖祖辈辈吃糠咽菜,只要能过上一点好日子,就容易满足,自己能混到这一步,就已经很不错了。再说,在县委办公室工作的那几年,从底层熬到顶峰,又从顶峰跌落下来的经历,更让项明春明白了不少道理。因此,他对待官场既非消极出世亦非积极入世,既没有置身事外的清高亦非刻意追求的热衷,对仕途的淡泊,异乎他人。他请一个书法家写了一个条幅,把自己定位在二十个字上:

  脚踏实地,胸怀开阔,追求新知,与人为善,知足常乐。

  项明春认为,前十六个字是作为,后四个字是境界。境界这东西不可捉摸,是理想化的状态,能够逼近,但不能实现。如果人人都“知足常乐”,安贫乐道,社会的发展也就会停滞不前了。

  这一天,县政府办公室的张振亚来访,让项明春把自己曾经对赵哲讲过的“王二狗的故事”又卖弄了一番。

  张振亚进入政府办,与项明春进入县委办,大体是同一年,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混上一个副科级。这个人自恃自己的文笔不错,其实在为人处世方面有不少欠缺,他的故事,在县委、政府两办,一度被传为笑谈。

  当年,秦鸣鸥还是乡镇党委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带了一份材料到政府办公室去,托政府办把这份材料转给不在家的县长,进入政府办工作不久的张振亚接待了秦鸣鸥。

  张振亚说:“秦书记,你这材料保密不保密?”

  秦鸣鸥说:“保什么密?你可以看看,顺便提点修改意见。”

  张振亚不知就里,粗粗地浏览了一遍儿,立刻批评这文章写得臭极了,简直不忍卒读。然后一条一条地指出什么结构松散,语序颠倒,上面两个重点不突出,下面有一个明显的漏洞,毛毛糙糙的云云。

  秦鸣鸥听了,脸色黑沉沉的,把一头白发映衬得更加白了。原来这文章是秦鸣鸥亲自写的,当时心里就想,这小子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哪有这么评价自己得意的文章的?登时把文章要了过来,严肃地说,振亚,不要说了,这文章不让你转达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政府办的两个同志,一边听张振亚高谈阔论,一边觉得好笑。等秦鸣鸥非常恼火地离开政府办的时候,张振亚还摸不着头脑:“这秦书记怎么啦,自己不过是批评文章了几句嘛,值得这么光火?”

  一个伙计说:“振亚呀,你今天算把秦书记得罪了,你不知道,这文章正是秦书记自己写的呀!”张振亚这才后悔莫及。

  没有多久,秦鸣鸥来政府办主持工作,人员分工时,把张振亚打到了边缘上,不要说能力不怎么大,就是有一点,也不让他发挥出来,这个张振亚从此就没有了出头之日。按说,秦鸣鸥并不是一个阴损的小人,心里画上的那一道子,应该随着时间而淡化的,头几年不提拔张振亚是这个原因作怪,后几年是觉得这个张振亚确实不是块料儿,提拔这样的人贻笑大方,就把他一度搁置起来。

  对于在秦鸣鸥手下没有好日子过,张振亚自认倒霉,谁让自己这张破嘴胡说八道呢。看到别人一个个地都上去了,张振亚自然暗暗着急,生出不少野门路,企图改变命运。

  他去找过赵半仙,赵半仙说他福薄命薄,只要好自为之,还是有前程的。临了,连他的卦资都不肯收。张振亚非常沮丧,在办公室工作的情绪更加低落了。

  后来,有一个外地来的算卦大师来到丰阳县城,张振亚听说此人有破法,赶紧拜访了这个奇人。他请这个算命大师吃饭喝酒,在县委招待所里认真招待一顿,那个算命大师看他心诚,特意把原来讲好的八百元卦资,优惠了二百元钱,只掏了六百元。算命先生晕乎乎地说,快了,三年以内,你一定能够成为副科级干部。结果等了三年,毫无踪影。

  另有一次,他随办公室的其他几个同志游武当山,又闹了一个笑话。

  武当山是一个有名的道教圣地,山上有一个著名的“转运台”。一个人交了香火钱,侧身从一个夹缝里钻过去,旁边的道士敲着铜钟,说,转运了,转运了!转上一圈儿,心灵上就会有很大满足。别的同志说:“振亚,你常常说自己倒霉,那你赶紧在这个转运台转转吧,兴许会好起来的。”

  张振亚果然动心,交了钱,侧着身子转了一圈儿。谁知别人都是从左边开始转的,他忘了规则,转反了,几个同志哄笑说:“振亚呀,你是怎么搞的,不看方向胡乱转?”

  等他再要交钱重新转时,那个遵守职业道德的道士说:“不用转了,都一样的。”张振亚这才作罢。回来了这几年,到底运气也没有转过来。

  张振亚与项明春是老伙计了,项明春对于他的来访,没有必要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正巧乡里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从北京领人回来了,要对项明春汇报工作。项明春就让通信员领张振亚到招待所去,自己中午吃饭时才能陪陪他。张振亚没有感到项明春不够热情,连说:“我们老伙计,不拘礼节,你忙你忙,不用管我。”

  项明春对已经走出门的通信员大声说:“小马,你负责,好好招待张秘书!”其实,项明春称呼张振亚为“张秘书”,他这时连秘书也不是。二黄公庙乡是一个出奇人的地方,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向项明春汇报的,就是一个奇人的情况。

  这个奇人出生在乡里偏远的侯沟村,乳名叫侯石头,长大后,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侯远理”,意思是具有远大理想,鸿鹄志向。小学没有毕业,就经常写些小文章,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解放台湾的决心和信心,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等等。写成了,抄写得歪歪斜斜的,错别字连篇,还要贴上八分钱邮票到处投稿,凡是中国各大报刊杂志都敢投,自然没有一个报刊杂志的编辑采用过。

  侯远理的大哥是个傻瓜哑巴,愣头愣脑的,见了人只知道傻笑。而且一年四季光着身子,不会思考却仍然管用的物件,耷拉着展示给众人看。乡亲们见多不怪,任随这个傻家伙裸露着黑红色的身体,在村里闲逛,至多有人帮他勒一块布条遮羞。这个傻家伙只有一条用处,就是在石磨的磨道里推磨,两只光脚丫子“啪嗒啪嗒”地拍打着地面,比毛驴跑得还欢。侯远理的弟弟也不聪明,说话半语,满天星星说成是“满天灯灯”,喝凉水说成是“喝狼水”。父母本来打算把聪明的侯远理培养成材,无奈家里生活艰难,实在供养不了,侯远理混到小学毕业就被落了下来,跟着父母在生产队的地里挣工分。

  失学了的侯远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一门心思想出人头地。晚上点着油灯,不停地画一些东西,很有点发愤攻读的味道,而且一根筋地研究台湾问题。

  那些年头,初中下放到了村里办,原有的小学教师都提拔成为初中教师。山沟里的师资极为贫乏,村支部书记看他整天写写画画的,以为他有学问,就把他弄到了学校里,当了一阵子“队办教师”。

  侯远理教学是很卖力的,就是对汉语拼音搞不明白,教学生“彩虹”的“虹”字,不知道音为“hong”,而且我们当地人说“出彩虹”是“出将(音)”。当然,这个“虹”字另有一种发音是“jiang”,一般念的都是“hong”,偏偏侯远理认定这是个“将”字,在教孩子们拼音时,把“hong——虹”念成“哥翁——将”,孩子们一齐大声朗读:“哥翁——将”,“哥翁——将!”声震山沟。也有个别学生意识到“哥”与“翁”拼不出来“将”的音节,侯远理批评学生是“二百五”:“你不会猛拼!猛拼!猛拼就出来了!”

  教了几个月学后,侯远理突然失踪了。十多天时间,孩子们没有人上课,家长不依不饶,骂支部领导不关心孩子成长。支部书记非常恼火,只得另找了一个人顶替了他。

  等侯远理疲惫不堪地回到学校里的时候,校长宣布不让他再教学了。他问校长为什么不让他教了,校长说:“哪有你这号老师?连假都不请,说走就走了。”

  侯远理说:“我不是说走就走,而是干大事,向党中央建言献策去了。”

  校长很奇怪:“你能献什么策?”

  侯远理说:“我向中央领导汇报自己设想的解放台湾的办法,他们如果采用了,台湾人民就不会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校长蔑视地说:“就你这个样子,还能向国家提出什么建议?”

  侯远理振振有词地说:“怎么了,看不起我?位卑不敢忘忧国,你咋知道我的建议不行?”

  校长说:“你有好建议,送一封挂号信不就得了。”

  侯远理说:“不行,必须亲自交到周总理手里,不然,再好的建议用信发出去也不可能实施。”

  校长可笑这家伙太无知,轻蔑地问:“侯远理,把你的建议说一说,让我听听,到底可行不可行?”

  侯远理说:“连学都不让我教了,你还想听?没门儿!这是重大机密,岂是你能够知道的?”

  一上到国家机密的等次,校长也不敢胡说了,就说:“那你好好整理吧,说不定哪一天会起作用的。”

  原来,侯远理积蓄了好几个月的队办教师补助费,真的上北京了。钱花光的时候,也没有进去新华门,没有办法,只得扒火车回到了家里。在侯远理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梦想,就是找到周总理,把自己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呈上去。

  后来,侯远理又到公社的食堂里做了一阵子师傅,积蓄了一些钱,又跑到北京去,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结果又被遣返了回来。公社领导同样不用他了,建议递不上去,工作也丢了,双重打击,让侯远理的心理彻底犯了毛病,觉得没脸见人,从此不再回他的老家侯沟村,在黄公庙搭了一个窝棚住下来捡破烂换钱,发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把建议递交给高层领导人。全乡的人都知道他,有人说他是神经病,有人说他是上访户,有人说他是异想天开,从来没有人同情他,说他是胸怀大志的。

  这些年来,物转星移,总理换了好多任,侯远理不改初衷,坚持凑够了钱就往北京跑,去一次,被遣返回来一次,把项明春他们折腾苦了。因为他每去一次,上级信访部门就要通知他们去北京领人,乡财政就得拿钱,派人到北京的收容中心去找他。乡信访专干多次恨恨地说,这家伙也不死,真正死了,就没有这些扯淡事儿了。专干恨他不死,也是情有可原的,本来黄公庙乡信访工作一直先进,就是这家伙没有少让专干在县里挨批评,信访局长批评过专干,说你们黄公庙乡是怎么搞的,连个疯子都管不住?

  项明春到黄公庙乡工作以后,就接二连三地不断处理这件事儿,曾经打算给他批一些钱安个家,他也许就安生了。专干拦着说,不能这么办,你给他了钱,他就更加往北京跑得欢了,项明春只得作罢。接任书记后,他让专干把侯远理叫来,听这个人说话,并不觉得头脑不正常。当项明春问他有何锦囊妙计时,侯远理仍然是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态,仿佛天机不可泄露,说是重大机密,你们这些基层干部是不能够接触的。

  项明春知道,他是一种信念,而不纯粹是疯人狂语,就说:“现在时代变迁了,解放台湾不一定要用武力解决,你的方法也许早已过时了。”

  侯远理不愧为台湾问题的土专家,说起历史上好几次解放台湾的机会白白地错过了,把几十年台湾发生的重大事件说得比报纸披露的还清楚,让项明春不禁肃然起敬。

  项明春说:“你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明了,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比我们看得长远,‘一国两制’就是主要的解决办法。”

  侯远理并不吃这一套,挺着脖梗说:“老子见的大干部多了,就你们这些小头头才这么胆小怕事。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一直坚持我的观点,不断到北京去,总有领导人会接见我的,等我发达了,你们找我磕头也找不到我!”

  项明春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就赶紧把他打发了。

  这一次,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向项明春汇报的,就是叙述再一次把侯远理叫回来的经过,叫人啼笑皆非。项明春正要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党政办的乔主任跑来报告,说侯沟村的小蓝晶石矿矿井冒水了,几个矿工还在井下,没有上来。

  项明春一惊,饭都顾不上吃,捉了一个馒头,边啃边召集有关人员,赶快到矿井上去救援。三项明春和冯司二等人赶到矿上,直奔矿井,只见矿山上秩序井然,卷扬机正在把一大手推车矿石提升上来,原来是一场虚惊。

  冯司二非常恼火:“这个乔主任是怎么搞的,谎报军情?”

  项明春心情已经安定下来,也怪自己粗心大意,没有同矿主用手机联系一下,弄清情况,就风风火火赶来了。但他并不后悔,对冯司二说,虚惊比实惊好,咱们既然来了,就要认真了解一下安全生产情况,再次强化一下村干部和矿主的安全意识。

  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民本意识特别强,对人的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各种自然灾害和人祸,全都放在心上,严责各级干部高度重视。报纸上又经常披露各地矿难的消息,让人们感到,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天大的问题。哪里有矿山生产,哪里的干部就整天提心吊胆的。

  侯沟村的这个小蓝晶石矿,是全乡唯一的矿产业。对于项明春、冯司二他们来说,并不考虑矿主在这里的生产情况,关注的只是安全、安全。因为乡里收入的承包费是额定的,你矿主生产不生产都无所谓,反正在承包前已经把费用交足了,犯不着考虑。只有安全生产这一点,是项明春他们最重视的,人命关天,直接牵涉县乡领导的乌纱帽,甚至判刑、坐牢,把一生的前程搭进去。上边从来不表扬你的生产成就,倒是对矿上安全生产,三令五申,严管苛责。所以,这里是项明春的一块心病。他常常想,收上来的那点承包费,等于火中取栗,对这个矿井,开也不是,关也不是。本来乡里的突发事件就够多了,怕就怕这里出现突发事件。

  矿主和村里的几个干部正在矿山的指挥部“搓麻”,听说项明春等人来了,急急忙忙赶过来,与项明春、冯司二他们见面,支部书记的脸上红晕未退,想必是赢了钱。矿主点头哈腰,一边掏出香烟一个一个地敬,一边惊呼领导们来了,也不通报一声,我们好高接远迎一下,体现体现心情。

  项明春虎着脸说:“你知道我们因为啥来了?”

  矿主说:“不就是来视察吗?”

  冯司二说:“胡扯,我们是奔着矿难来了。”

  矿主急赤白脸地说:“乡长大人,不能这样说,太不吉利,哪有什么矿难?”

  项明春缓和了一下情绪,告诉他,有人打电话说,这里出现了冒水事故,几十名矿工还在井下,生死未卜。

  矿主顿时臭骂起来,说谁他妈的这么缺德,咒我不说,还把领导们弄得不得安生。支部书记也挠挠头,说打电话的人真他妈的没安好心,肯定是想坏老板的菜。如果有人经常这样报,还不是如同小学课本上的“狼来了”,把领导搞得“蚂蚁大屁”(麻痹大意),就不关注我侯沟村和矿山了。

  项明春知道矿山的事情很复杂,想来承包矿山的人明争暗斗,开一个小矿口确实很不容易,就对支书、矿主说:“没有出问题更好,趁这个机会,我们再把你这里的安全生产情况检查检查吧。”

  矿主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沓资料,显然是随时随地应付检查,随身带着的。见矿主拉开汇报的架势,准备说话,项明春打摆说:“不用听你那‘八卦’经了,我们还是到井下去看看吧。”

  矿主说:“这样也好,领导们得到第一手资料,就会更加放心,省得我磨嘴皮子。”

  于是,矿主招呼矿上的安全员,抱来了几个安全帽,每人发了一个,一行人就来到罐笼前。冯司二一脚踏进罐笼,一脚还在外边,忽然说:“不好,我有点内急,要拉肚子。”急忙退了下去,一溜儿小跑向山沟里奔去。

  项明春瞥了一眼远去的冯司二说:“不要等冯乡长啦,我们下吧。”

  等他们从井下出来,项明春感到经历了两种人生。与井下的阴暗潮湿相比,在蓝天白云下,山坡上风和日丽,郁郁葱葱,鸟鸣虫叫,几头牛和一群羊,安详地啃着青草,一片生机盎然。项明春感慨地想,这工业社会真的不如农业社会,在和平环境下,人们同大自然和谐相处,根本不会人为地造成各种伤亡事故。

  回到黄公庙街上,天已经黑了。冯司二说,机关食堂肯定封火了,我们到招待所吃一点吧。车子就直接开进了乡招待所。

  项明春刚下车,张振亚马上迎了上来,项明春突然记起了这个家伙上午就来了,原来还没有走,自己忙昏了头,把人家来访给忘记了。心里泛出一些歉意,拉着张振亚的手说:“对不起,慢待了。走,我们一起吃饭去,我陪你这个老伙计喝两盅。”

  张振亚说自己已经吃过了,留下来主要是想同项书记单独谈谈,求项书记帮个忙。

  项明春不知道这家伙有什么体己话要说,就让冯乡长他们到餐厅去吃,自己开了一个房间,让服务员送来了一碗项明春爱喝的肉片汤和两个小蒸馍,边吃边和张振亚聊。在张振亚还没有开腔说事的时候,项明春心里就开始盘算,也不知道这个政治上不成熟、行为乖张的老兄要求他办什么事儿,如果不是原则问题,答应他就是了,如果是不好办、不能办的事情干脆拒绝,得罪他也不怕,省得他像个黏虫,缠着你不放。

  张振亚说:“明春啊,咱们一前一后进的县委办和政府办,你现在都当上书记了,我他妈的连个副科级都不是。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一篇文章一场酒,得罪了两个不该得罪的领导,总是犯到人家的手底下。”

  项明春记起了张振亚因为一篇经验材料得罪秦主任的往事,肚子里嘀嘀咕咕地好笑:“哦,我知道了,你确实得罪过秦主任,可现在秦主任已经作古了,你头上的乌云不再笼罩了哇。”

  张振亚懊丧地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原以为秦主任这么一走,新来的领导就不会有什么阴影了,谁知来了个庞主任,仍然是我的克星。你不知道,我因为那次喝酒,同样把庞主任得罪得更厉害,庞主任到政府办上班以后,从来没有给我好脸色看。”

  在张振亚絮絮叨叨地说那次喝酒和庞玉立差一点打起来的事情时,项明春记得确实听说过这件事儿。

  那是庞玉立在当乡长的时候,有一次进县城办事,吃饭前拐到了政府办。政府办原来一般不管乡镇干部的饭,后来,秦主任看到县委办史主任对乡镇党委书记很热情,就向县委办学习,对乡长们到机关来,也非常热情,一定要招待一番。

  这一天,政府办只有一名姓邹的副主任在家,说什么也要陪庞玉立吃饭喝酒。庞玉立带去了四个人,乡里的干部酒量偏大,那个副主任觉得难以斗过,想多找几个人作陪,免得自己孤军奋战,全军覆没。偏偏机关里没有多少人了,只得临时拉了这个经常并不安排陪客的张振亚当差,并且偷偷地嘱咐他以客人为主,把酒敬出去才是本事。张振亚心领神会,决心要大干一场。

  张振亚酒量不大,没有几杯酒下肚,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轮到给庞玉立敬酒时,满满地倒了一泡子,硬逼着庞玉立喝下去。庞玉立当然不干,三句两句两个人就说戗了,张振亚把这一泡子酒一口气喝了下去,“啪”的一声把高脚杯子摔了,骂道:“你算老几!小母狗啃花轿,不识抬举!”

  庞玉立一把攥住张振亚的衣领子:“你骂谁?老子在乡里是老二,在你面前永远是老一!”

  一群人见不是话头,赶紧把他们二人拉开,没有让他们厮打起来。政府办副主任一声断喝,把张振亚赶出了酒场。张振亚临走时,还趁着酒性子,骂骂咧咧的。结果被他这一闹,一场酒不欢而散。事后,因为是喝酒引起的风波,没有办法追究,政府办也没有处理张振亚,但那个副主任从此再也不和张振亚同场喝酒了。

  张振亚说:“邹主任到其他单位任职了,秦主任死了,偏偏庞玉立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你说,我还有好日子过吗?明春,咱们弟兄们,你最了解我,我是个有嘴无心的人,办了错事儿,检讨都来不及。我这次专程来找你,是因为你同庞主任搁过伙计,大家都知道你俩关系不错,想央你跟庞主任说说,大人不记小人过,不要计较过去的事情,放我一马,适当的时机,给弄一个副科级调研员当当,不然,你嫂子和孩子都看不起我了。”说话间,竟然流出了眼泪。

  项明春听了,原来是这么一个小事儿,就立刻释然了,对张振亚说:“庞主任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说不定对那场酒早就忘了。好吧,念起我们是老同志,抽空我对庞主任讲讲。”

  张振亚见项明春答应了,非常高兴:“老弟呀,你要是帮帮忙,我算是贵人搭救了。真羡慕你们呀,在县委办比我们在政府办强多了,一个个混得都不错。”

  项明春于是就把自己和赵哲谈的那个“王二狗的故事”又说了一遍,说人的一生中,不管当多大官,有多大成就,最终不过是一把骨灰而已。张振亚对项明春的开导根本不放在心上,反而觉得是奇谈怪论,因为有求于项明春,仍然唯唯称是,与看秦主任那篇文章和陪庞主任那场酒的态度截然不同。

  就在这天晚上以后的第三天,黄公庙乡又出现了一个突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