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秉贵走马上任区教委主任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来，他向主管意识形态的区委副书记报到，听取他的指示，向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区长报告，听他关于教委工作的意见。然后是跑中学、小学、幼儿园调查研究，同教师座谈，看校舍，看教师住房，看学生食堂。越看心情越沉重，越看越没信心，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下水，水慢慢从胸部往上，喘气越来越粗，心里越来越慌。三根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且根根都在慢慢拉紧。母亲的病情不见好转，还有加重之势，每个月的医药费就要一千多。老婆不能上班，伺候老人家，早停发了工资。他算过账，让老婆上班，一个月不过七八百元工资，还要请个人侍候老人，也得花去六百多，老人还没有亲情感，干脆就让老婆就不上班了。这几天老人还不愿吃药，说是让她早点去见老头子算了，这个病治不好，花这么多冤枉钱，拖累了儿子，还害得孙子孙女在外打工见不着面，这也是老人一块心病。茅秉贵有个打算，想把女儿安排到中学，当个图书管理员或什么的。一个女孩在外打工，总是让父母提心吊胆的。可自己刚上班就安排子女，那还能在教委站得稳脚跟吗？他不感造次。老人辛苦一辈子，无论如何，茅秉贵要尽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尽力延长她的生命。老母亲的病始终是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自己为了进城，给柳王明送了七万元。都是朋友凑的，怎么还？他有些后悔当初不该听朱春平的“馊”主意。也许柳王明就是那么慷慨，不送钱也帮忙呢？当然也许像朱春平预料的那样，“做梦去吧”。因为那天把一大包钱送给柳王明的老婆黎颖时，他自己心跳得厉害，可黎颖就像从他手里接过一杯开水那么自然。证明这样的事对她来说司空见惯了。如果没有这七万元，柳王明有那么充满人情味得批示吗？他写报告要求进城不是第一次了，没有一百次，也不少于五十次。从区委组织部到每一个常委，从区长到区委书记，每次申请报告，都是写到领导的纸篓子里去了。进城是对的，可以天天见到老母亲，下班可以帮她端茶倒水，尽一点孝心。可这七万块到哪里去找回来？拿什么还给朋友？还有柳王明交待他离开官山前要办的那件事，他从良心上感到不安。越想越觉得对不住官山的老百姓。听说已经有些群众准备到省政府上访，他们知道这件事同柳王明有关，不找市政府。茅秉贵担心这件事闹大了不好收拾。他在官山工作那么多年，从来都是维护农民的利益，没有干过侵害农民利益的事。临走之前惹得天怨人怒，心里一直不安。那一千多亩土地，大多数落在官山镇的汪家坝村，是陵溪县委书记汪东晟的家乡。涉及三百多亩耕地，六百多亩山地。这意味汪家坝村人均耕地要减少半分多，减少山地一亩多。这里的老百姓地处郊区，主要收入来源是土地。开始老百姓听说是外商要来投资，很高兴，以为是在这里办工厂，可以为他们安排一些就业。后来听镇里开会才弄明白是建墓地，且地价太低。市郊平均地价一万六千多，近郊更是两万多，虽说是公益事业，也犯不着由汪家坝的老百姓来为城里几十万人作贡献。特别是三百多亩耕地，减少了人均耕地的一半。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生活。还有，在汪家坝的正东方向建一座规模如此大的墓地，无疑会影响汪家坝的风水。汪家坝自解放以来，六百多人口的村子，吃“商品粮”的不超过十个人，最大的官还数汪东晟，如今把这里建成了墓地，天天鬼哭狼嚎，爆竹纸钱，哀乐遍野，那还了得！这是老百姓无法接受的。

为了完成柳王明交待的任务，茅秉贵费尽了心机。他先召开了党委会，反复做“一班人”的工作，统一大家的思想，要一个声音，一个腔调。他当然没有说明这次征地对他个人前途的影响，主要是正面说明兴建这样一个墓地的意义。他强调这个项目是市政府的“民心工程”，是涉及市区几十万人口的公益事业，不能简单看成是一般的招商引资项目，对汪家坝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有战略意义。工程上马后，需要大量的民工参加墓地建设，今后村里可以围绕墓地发展葬丧产业。比如制作花圈，经营祭祀用品，把吹鼓手组织起来，成为一个专业乐队，建立若干个掘墓下葬劳务队等等。可以安排一些劳动力就业，解决劳动力出路，既为城市发展作了贡献，又为汪家坝农民增加收入找到了一条新路子，是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的好项目。为了抓好落实，党委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茅秉贵亲自任组长。镇里各有关方面头头脑脑参加的领导小组，诸如土管、派出所、民政所、武装部、林管站、妇联、团委等等。

在工作方法上，茅秉贵也进行了认真研究，先是组织工作组开到村里，召开党支部大会，妇联、团委分别召开团员妇女干部会，传达镇党委决定，要求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做好家庭工作，保证征地顺利进行，并把他们的态度和工作情况作为考验党员团员的一项政治任务，作为今冬党员民主评议的一条标准。

那天，茅秉贵把这些安排妥当后，就到市民政局找老同学朱春平汇报。民政局的秘书科长看茅秉贵那副灾民的样子，挡驾了。说朱局长不在。问哪去了，说是去市政府开会了，茅秉贵说“那我就在这里等”。秘书科长也不好说什么，只好让他坐着，自己出门有事去了。这时，他好像听见斜对门有开门的声音，朱春平熟悉的客套声钻进了他的耳朵。

“嘿哟，肖老板，你来怎么不先告诉我一声啊，我好到楼下接你呀。”然后是“砰”的关门声。

茅秉贵不管那么多，站起来就往局长室敲门。

“嘿哟，老茅，你怎么来啦？”

“我不受欢迎，但还是来了。”茅秉贵被秘书科长挡驾窝了一肚子火，正无处发泄。

“正好，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肖老板，这位是我的同学，官山镇的党委书记茅秉贵。”

坐在朱春平办公桌前的那个女人矜持地站起来，缓缓地伸出浑圆丰满的手，用三个指头轻轻地捏了一下茅秉贵伸过来的手，嘴角稍稍的往上一拉，不经意的说出了两个字：“你好。”然后就坐下来了，漫不经心的端起面前的茶杯，抿了一口，并不正眼看茅秉贵一眼。

“来来，秉贵啊，先喝杯水，消消气。”知道是秘书科长惹他生的气。朱春平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

“我来把征地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

“这不是正好吗？肖老板就是开发商，我们一起研究研究。肖老板你说呢？”他用巴结的目光转向对面那个女人。

茅秉贵这才知道自己忙上忙下，竟然是帮她跑腿。不得不再次仔细打量起这女人。她是哪路神仙？柳市长亲自过问的项目，竟然是眼前这个女人的事业。这个有几分姿色更有几分含蓄的女人是什么来头？他心里掠过几个问号。一想又犯不着，他只对柳市长负责，把征地的事办好，或许就能顺利的调动工作。

“这样吧，朱局长，你们商量，我十点还约了个朋友。还是昨天同你谈的意见，征地的具体事我不管，由你们负责。办好了手续我就进资。万一你们有困难也没关系，你们省有几个市都想引资搞这样的项目。”话从女人那张抹了口红的嘴里出来，但却掷地有声，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说着就起身告辞，她向茅秉贵点了点头。

“肖老板，你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你就不要考虑去外地投资了。”

朱春平赶忙起身，笑嘻嘻的跟在她的身后，送她出门。嘴里不停地说着好话。茅秉贵想，朱春平向来是个说一不二的人，怎么在一个外商面前，在一个女人面前“缺钙”。他打心眼里看不起他这副德行。所以，他没有起身。

朱春平不理老茅的情绪，他送肖老板出门。一边走还一边在解释着什么，在茅秉贵的记忆里，朱春平在老娘面前也没表现过如此孝顺。楼下的汽车喇叭响了好一会，朱春平才气喘吁吁的进来。

“老茅哇，你知道这女人是谁？”

“是谁你不是介绍了吗？不就个外商吗，把你吓成这样？”

“你不明白。”朱春平狡黠地笑了笑。

“我不愿意给你打哑谜。说正经的，我十一点还要去医院给老娘抓药呢。”

“老人家好点了吧？这一段时间，我也是忙昏了头，没来得及去看看老人家。”朱春平同茅秉贵是一个村子人，小学到高中都同学，又是“割头换颈”的朋友。后来朱春平上了大学，茅秉贵上了新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先是在镇中学教书，后来到镇党委办公室当文书，再从中国最低层的“官阶”往上爬，“爬”弯了腰，“爬”酸了腿，爬到了镇党委书记。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扑通下水，折腾得筋疲力尽，可回头一看，不过刚刚离岸。算得上是“吃过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许因为受教育的程度，成长的环境，工作后的经历，接触对象不同的原因，俩人后来都感到对方的差异。茅秉贵觉得朱春平太滑，太油，太虚，像风似雾，琢磨不透。朱春平觉得茅秉贵太实在，太老实，太农民式的天真了。当然，这都在心里。两个人童年结下的友谊还是深厚的，朱春平在外面熟，茅秉贵在村里说话算数，互相有个什么事都搭个手，力所能及都尽力帮一把。

朱春平给他续了些水，坐下来听他关于征地的情况。茅秉贵把他前一段安排的工作，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可能出现的问题都作了预测。

“最难的是两个事，一是价格确是太低，只刚刚够青苗补偿费，老百姓会拿郊区的价格来比较。二是‘风水’的工作难作。村里人说，这会坏了村里的风水。这第二比前一个问题更复杂。”

朱春平认真听着他的分析，不时地点头。

“那你打算怎么办？”朱春平问。

“我让征地领导小组先去做工作，万一做不下来我还真没辙呢。这不是想来听听你的主意吗？”

“秉贵，这件事我不瞒你说，你千万不要马虎。你知道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还要告诉你，刚才这女人的话为什么那么硬？他的来头不一般。再说，你已经为自己进城投入了几万元，你准备打水漂哇？”朱春平的话让他头皮发紧。

“那女人什么来头？”

“我虽说还不完全搞清楚了，但预感她不一般。你想想，柳王明为了开发这个墓地，花了多少心血？民政局长本来汤占海的呼声很高，市委组织部的方案就是汤占海。据说就是汤在这个问题上不得力，把我调来了。还越过区委直接找你谈话，你想想，一个市长什么时候直接找过一个乡镇长谈话？还有，听说墓地的规划也是柳王明亲自审查的。为了保证这个墓地的经营回报，他准备颁发市‘政府令’，关闭民政局所属的常青园墓区。名义是让民间资金、外资参与城市公益事业建设，背后的东西谁也搞不清楚。这件事你可不能有半点马虎哇。”

“可工作难做。你说说，价格悬殊那么大，强压老百姓的事，我下不了手。”

“我给你出个主意，老百姓不是信风水吗？你们暗中去给他们找一个风水先生。先给风水先生说好，给他点钱，要他去瞎编一套在这里建墓地对汪家坝有好处的话，去说服老百姓。”

“风水先生会按我们的意图说？”

“风水先生你还不知道，看钱卜卦。死的说得活，活的说得死。你给他钱，告诉他意图就行了。”

“我们请去的老百姓能相信？”

“你们公开出面他们当然不信。在暗中策划，推荐给在村里说话算数的农民，让他们出面，老百姓不就信啦？”

茅秉贵点头。

“在征地补偿方面，至少要达到一万元一亩。”

“可柳市长说最多不能超过八千。”

“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想办法。一是乡财政要出点血，拿个百把万、我也从民政的口子拨一点，再是你镇里的水利经费上挤一点，凑个两百万，不就达到了一万元一亩了吗。”

“这怎么行呢？这等于送钱给外商。再说，水利经费是中央的钱，过得了关？乡财政的钱用来给新加坡商人征地，怎么给群众解释？”

“不是公益事业吗？乡财政支持一下有什么不对？”

“问题在于这是外商经营性的投资，我掏钱等于给她个人送礼。”

“秉贵，不是我说的，你就是死脑筋！老是跟自己较劲。农民利益，就你维护农民利益？就你原则？柳王明官比你大，道理比你懂得多，你看他活得比你潇洒。论能力，论德才，论品质，你都比他强。他从一个司机，爬到了市长的岗位。他有用不完的钱，像换衣服一样换女人，白天坐在市长办公室指挥公、检、法，晚上可以指挥一群黑社会流氓。出门前呼后拥，出口说一不二，市里的局长，县里的书记、县长见面差不多都喊他爹，上至省里甚至更上层都有人为他撑腰，凭什么？这都是讲原则的结果？是维护老百姓利益的结果？”

茅秉贵听着心里有些震撼。

“市里两个头，李树生是个好干部，正派，有水平，按原则办。可吃不开，人家怕他的原则，惹不起躲得起呀。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柳王明正好相反，吃喝嫖赌，索拿卡要，欺上瞒下，笼络人心，反到如鱼得水，大行其道。我敢保证，要民意测验，他会得高票的，信不信？”

茅秉贵是最基层的干部，也知道一些基层的反映。他同意朱春平的一些评价。

“秉贵，别傻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丢掉原则，面对现实。我原来也看不惯柳王明那一套，可我看不惯有个屁用！人家照样当他的市长。我一想不对，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得调整思路。我就帮他办了一点小事，咳，这人还真讲义气。”

其实，朱春平不过派人跟踪李宜德，发现李宜德回家看老婆是假，到李树生家打“小报告”是真，无非是把柳王明在云坊的活动情况给李树生汇报。他庆幸自己没有在柳王明面前说什么出格的话。第二天，朱春平把跟踪李宜德的发现报告了柳王明。博得了柳王明的好感，算是买到了柳王明的“船票”。那天，柳王明和他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告诉他，老朱呵，你能这样做，证明你是真心支持我柳王明的。我今后一定不会亏待你，有什么你就找我。我柳王明说到做到，你放心。柳王明还特意送他到电梯门口，这是身边工作人员不多见的。

在朱春平的开导下，官山的征地算是拿下来了，茅秉贵倒头在家里睡了两天好觉。也不知是柳王明故意“显灵”，还是巧合。第三天上班，刚进办公室，区委组织部来电话，说是区委领导要找他谈话。让他交接镇里的工作，准备到教委任主任，等区人大通过后正式上班。说心里话，茅秉贵也有过几次工作变动，但任何一次变动工作都不如这次别扭。他总把自己的所为，同报纸上天天揭露的卖官买官联系起来，好象报纸上那些话是针对他茅秉贵讲的。一想到这，他心里都有些发虚，自己感到恶心，总觉得背后有人向他吐口水。

现在，让他难受的是朋友们凑的几万块钱怎么还。这时他又想到了朱春平，他鬼点子多，见的世面多，他要再去求教于朱春平。正好朱春平说要来看看老人家，让他在家里等他。

“哈哈，你就算了吧，还什么？当我们几个同学扶贫，把你从苦海里捞起来了吧。”

“你别开玩笑了，几万块钱就那么‘烧’啦？”

“凭你那一千多元的工资，要孝敬老娘，还要养老婆，这辈子你还得了吗？”

“那你让我欠朋友一生的人情债，叫我一辈子不得安生？”

两个人聊了一会，又哄着老太太，说长寿的人才会常常“三病两痛”，从来不生病的常常一病不起。老太太一定会好起来，会活到一百岁。

朱春平又看看他的家，看看家里的用具，摇摇头，半是赞叹半是嘲弄，“秉贵呀，乡书记也当了七八年了，家还是没有变，不容易呀。”

“一个乡干部，一月几百块的工资也常常拿不到手，一家子人要吃饭。老百姓穷得那样，我就是想受贿，也没人行贿呀。比得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哪。”

“这可是你说的？你不是怕欠人情债吗？”

“怎么啦？”

“我给你出个主意。教委主任是个很多干部都‘眼红’的位子，招生，分配，转学，择校，求的人不少。周旋得好，决不亚于我这个民政局长。你手里也管着大大小小的一批干部，你工作一段后，要调整一下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

“调整班子？”

“对。先开个全体干部大会，把调整班子的风放出去，然后酝酿一段时间。”朱春平使了个眼色，诡秘的一笑，一转身，“我走了。”

茅秉贵心头微微一震，也没说什么。茅秉贵上任一个多月，跑了区里三所中学，七所小学，还有几个事业单位。他也感到一些单位的班子急需要调整，但调整是要把工作搞上去呵。三个月后，茅秉贵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着手调整教育系统的班子，组织考察，民主测评，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反反复复。历时近一个月，茅秉贵的家里热闹起来了，进进出出，前客让后客，汇报思想的，受朋友之托举贤荐能的，自己上门大言不惭、理直气壮要提拔的，拐弯抹角要到好单位的。各色人员，轮番表演。无论什么人，都没有空手的。老茅俩口子，开始是好言相劝，拉拉扯扯，甚至提着礼品追出门外。但不管你怎么推，最后都被各种理由推了回来。最让你推不出来的理由：“看看病中的老人，不过分吧？”后来，老茅也就算了，弄得家里吵架似的，隔壁邻居听了还不知到发生了什么。这一轮“班子调整”，老茅磨嘴皮子，挑灯夜战，在各种各样的人物中周旋，人瘦了一圈，口袋鼓了一圈。经过一番算账，除了收回当教委主任投入的“成本”外，还结余了二万多元。他虽然卸下了压在他身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同时又背上了沉着的心理负担。

他想起了柳王明，想起了朱春平，心里在骂，这世道，这世上的人，真是“操他奶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