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扎拉（Nzara），1979

当我和罗伊·巴伦（Roy Baron）在恩扎拉着陆时，天已快近黄昏了。夜晚并未缓解炎热。热气跟我们飞机在朱巴（Juba）起飞前一样。苏丹（Sudan）南部的湿气吸尽了我们身上的每一滴汗水，简直没法凉下来。

因为驾驶员只能靠视力飞行，他们不得不在这同一政府的招待所里过夜。我跟我的同事都在这里住宿过。他们并不高兴。想到要在这个致命的传染病流行地区逗留一夜，他们不禁胆战心惊。但是又别无办法，除非他们冒险马上一口气飞回喀土穆（Khartoum）去。

这一耽搁于我倒是有利，给我提供了极好机会：这样他们便能替我找些东西到喀土穆去交给美国大使馆运回美国。他们不知道我托他们带去的包裹里装的是些什么。如果他们知道，肯定要拒绝携带，因为（如果我的预感正确的话）包裹里装的正是他们急想逃离的埃波拉病毒（The Ebola virus）。

他们并没有受感染的任何危险。我知道怎样包装好病毒样品，机组人员不会遭到感染的。当我告诉他们要请他们带一包东西回喀土穆时，他们实际上是很乐意带的。我们需要尽快把病毒样品送到亚特兰大（Atlanta）“疾病控制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我们的实验室去，以便确定这次疫病爆发的原因。今天有许多更快速更灵敏的检测手段，有的甚至在采样现场就可进行，但是在1979年那时候，唯一能够确定埃波拉病毒的办法，只有验明特定的抗体或从培养的细胞和组织中分辨出这种病毒来。仅凭临床观察是不够的。在世界的这个地区，人的平均寿命不到50年，传染性疾病到处皆是。许多不同的感染，看起来像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初期症状，如高烧、头疼、腹痛，咽喉疼等，也可能是流感发作的征象。即使明显的出血症状看来很像埃波拉病毒感染，也难以确诊一定就是。如果我们弄清楚了这就是埃波拉病毒，还有一问题仍需解答：它与1976年流行的疫病是否同一菌株？或者是另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菌株？

我们决定当天夜晚就在延比奥（Yainbo）（距恩扎拉不远的一个市镇）的一所临时医院里检查病人，我和罗伊一放下行李，就准备好从病人身上采取血清样品需用的器械。获得这些样品只不过是战斗的一半；我们还得保存好它们。首先，我们得从病人身上抽血，然后将红血球细胞同含病毒的黄色血清分离，将取得的这些血清样品冷冻在我们从喀土穆一路带来的干冰之中，最后包装运寄。

我们到达这家医院后，看到的是昏暗灯光下一座泥土垒砌为墙、茅草为顶的房子，没有窗户，几个人聚集在进口处的外边——原来他们是屋内临终病人的家属，他们脸上的表情极为悲痛。罗伊和我穿上防护套服，看起来很像是美国空军的跳伞服——只不过我们这些跳伞服是用白色塑料膜制成的。然后又戴上防毒面具。它们不仅使人热得难耐，又十分笨重，还常常把病人吓得要死，如果埃波拉病毒没先把他们病死的话。

在茅屋里，迎接我们的是一派十分阴惨的景象。在那盏小煤油灯闪烁不定的灯光下，我们看出大约有十一、二个病人，都是成年人，躺在泥土地面的草席上，有的痛得直翻腾，精神错乱，徒然地挣扎着想逃脱病毒对他们身体的侵蚀。还有些人僵直地躺在那里，喉咙里呼喀呼嘻的响声，兆示着他们已经临终了。赤道夜晚的极端酷热将我们置于无情的控制之下，防护套服和防毒面具使我们更加难受，我们汗出如雨，几乎难以呼吸。

为了检查每一位病人，我必须手持煤油灯，跪在地上进行。罗伊则帮助整理我采集到的血液样品。在这以前，他从未在发展中国家工作过，更少目睹埃波拉病毒这般肆虐。因此，这一定使他大力震惊。

明显地出血，在埃波拉热病早期并不常见。但是轻微的出血，例如眼底出血，倒是常见。我必须审视病人的眼白、检查鼻腔和牙龈，寻找出血的症状。皮肤出血的微小斑点、瘀斑，是个重要的迹象。可是在皮肤黝黑的非洲人身上却不易看出，即使条件再好也煞为困难。凭借一盏煤油灯的昏暗光线是不可能的。一个细小的疹子在某些病例中也同埃波拉病毒相关联。但是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下，我是不能指望看出它的。然而，只要看一眼这些病人的喉部就能获得可以信服的证据。经过五天潜伏期和发病两三天以后，埃波拉热会使患者喉咙肿起，疼痛难忍，甚至连唾液也不能咽下。看看那喉咙情况，就知道了。它就像汉堡生牛肉那样地鲜红，黄色浓汁从扁桃腺内不断地渗出。

埃波拉热的另一症状是直肠出血。但是，若非明显出血（经常并不明显），就很难确诊。要么询问患者家属，要么化验粪便和血液，而由于逻辑的以及文明的理由，这类检查通常是很难做的。

我们好像在中世纪黑暗时代进行医疗工作，没有调光机、没有血球计数、没有血液培养、没有辅助诊断的设备条件，唯有依靠我们自己受过的训练和经验。可是我们仍然努力进行，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检查着。

每一个病人显示出来的情况都是一种不同的挑战。其中有三人已经精神错乱，手足乱动。我只得请护士或病人家属帮助把住病人手臂，才能抽血。检查了以后，我便确有把握地断言至少有七人染上了埃波拉病毒，对其余病人我还没有十分把握，他们患的可能是其他疾病。我们的职责是马上把那七位患者隔离，然后尽最大努力予以救治。

三个小时后，一切都办好了，这时已近半夜十一点了。我已经差不多二十个小时没有睡觉，真累极了。工作还没做完，还得把血清同红血球细胞分离。“疾病控制中心”的技术人员一定要生气的（他们要生气也是对的），如果他们接到我寄去的血清样品中混有溶解了的红血球细胞的话。因为那将要影响他们检验的精确。这里没有电，我只得想法临时凑合。幸好我有点先见之明，来时带了一台陈旧的手摇离心机。可是它只有两个吸取器，一次只能做两个样品。我共有十二份样品要分离，每一对试管大约总要摇上十分钟才能做到合乎要求的分离。我至少要摇上整整一个小时才能做完这十二份样品。然后我还得把它们一一等分，用签条标明，包装起来放在干冰里。很快我就发觉我已筋疲力尽，不可能一口气摇上十分钟，中间要时时停下来喘口气。

我工作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木桌，我只能自己干这活，不能让任何人参与。因为，一个试管可能意外地破裂，而我由于过度疲劳可能注意不到而被洒溅到身上。何必又让别人来冒此危险？我只戴着外科手术用的口罩和塑料膜纸做的防户套服，天太热了，不能戴防毒面具。我是戴眼镜的，觉得无需再戴护目镜。尽管已经筋疲力尽，我还是尽量仔细用心，不过这并不意味我就没有危险。我几乎随时都可能受感染而不觉。如果受了感染，不到潜伏期过后，发起高烧，全身痛楚，埃波立病毒感染的初期症状明显时，我是不能确定自己受了感染的。我花了将近五个小时才做完全部十个血清样品。这时已是清晨五点。草丛中洋槐树上的晨鸟鸣声瞅嗽，在迎接东方的朝曦。

我的精神振奋起来，美丽的非洲黎明景色在朝雾中显得有些模糊，我们住宿的招待所（我曾试图在里面睡上一觉）只有几个房间，几张塌陷的铁架钢丝床上铺着棉布垫子，没有被单。虽然这里比医院里要稍微凉快了点，但仍闷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很难入睡。不过时间并不长。我得在早上七点左右起床把那些装满我艰难地分离出来的血清样品的贵重包裹送交飞行员们，请他们带回喀土穆去。这一切只不过是序曲。正式调查将于明天开始。

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测定疫病流行的范围，鉴定所有的病例，隔离所有病人，防止传染。嗣后的日子里，几天或几周，将深入细致地查访染患埃波拉病毒的病人。同时，我们将设立一个小型实验室来检验抗体，免得老在等待亚特兰大送回检验的结果。

我们到达延比奥镇两天之后，我又来到那所临时医院检查可能染上了埃波拉病毒的患者。在这种场合，我决定不戴防护面具，因为戴着它实在太难受了。病人是位年纪很大的妇女，是从确认有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地区送来的，她发着高烧，有时狂言讫语。据说，这位老妇人在住人医院前就已发作过一次。埃波拉病毒热患者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在热病的晚期常会发作。虽然我没有查出任何出血的症状，老妇人病得很重则是毫无疑问的。

我跪下来给她抽血，她手脚乱动，翻腾不停。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我都叫人握住病人胳臂。可是这个老妇人年纪太大了，又很虚弱，我想还是我自己来处理吧。我紧紧抓住她的左臂，准备把针头插进她的静脉。针头插进后便开始回抽注射器以保证针头确在静脉中。这时，她突然猛烈翻身，力量大得异常，我根本没有料到一个病弱老太太能有这么大的力气。这一出乎意料的动作，使得针头滑了出来，刺穿了我的手套。接着，我便发现手套上有一滴鲜血，是我的血。

过了一会儿，我记录下针刺情况。我看见我姆指甲根部的皮肤被划破了。

我悄悄地诅咒了。

我怎么竟会这样大意呢？我已经替三百多位拉沙热（Lassakve）病人抽过血，从来没刺到过自己。我当时本能地反应：脱下手套，放声大哭。但是，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处呢？虽然我用清毒剂清洗了伤口，可我知道伤害已经造成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老妇人的血样取好，继续工作。我不能说我很镇定，但我也不惊慌。我有着一种很晦气的心情。我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在致命的流行疫病中，一旦被可能受过污染的针头刺着——像我早些时候在扎伊尔调查过的那种病毒——能够活下去的希望实在不多。

实际上，我应该说，其死亡率大概是百分之百。

当然，我现在是在苏丹，有可能这里这种病毒的菌株并不那么厉害，——尽管这方面资料还不大清楚。我也知道，一位名叫杰夫·普拉特（Geoff platt）的英国研究人员，在1976年扎伊尔的疫病流行之后，在波登·当（Porton Dewn）的热实验室里给老鼠注射时，也曾被沾满英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附近流行的埃波拉病毒的针头刺着过。他大病了好些日子。他像我一样，针头刺着了姆指，但并未流血。跟我一样，他也是马上用消毒剂洗了伤口。后来，一位同事问他为什么不干脆把姆指截断。因此，我不能从他那个先例增加多少信心。我也不能对医疗寄托任何希望。没有特效药，没有埃波拉病毒的疫苗，没有什么可治疗的方法。

几乎无可救药。有一种可能，也许没多大价值，但我别无他法了。1979年那时人们认为康复血浆，即从患过埃波拉热病痊愈的患者身上抽取的血浆，对埃波拉病毒可能有一定疗效。但是英国迄今做过的几次试验的资料——那些试验的设计大都欠佳——令人信服的根据不足。1976年间我们为防万一需用也曾采集过一些这样的血浆，这次到苏丹来，我也随身带了一些。这些血浆状态并非最佳，不过至少经过仔细过滤，除净了其中的绿色杂质。我想就请罗伊替我输进这些血浆，希望能起作用。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按照这类紧急意外事件的处理办法规定，我必须由专门配有现场隔离室的飞机送我离开此地。可是，这架飞机此刻正停在欧洲的某机场的跑道上，机上的隔离室又存放在开罗美国海军医学研究所（U.S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里。而且，即使我马上可以撤离，那实际上就等于由我中止了这次调查。小组里其他同事都没有我的经验，我离开后他们就不能继续工作，那就意味着我们一向的努力都将成为泡影。如果我留下不走，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我撤离了，又将出现什么情况？我开始权衡着这两种不同的后果。

一、这位老妇人死了。如果那样，我身上就很可能潜伏有埃波拉病毒。不过我估计等她死后我至少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离去。

二、她可能患埃波拉热病，但是活过来了。假如那时我们检验她的血液并且找到了抗体，我们就有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我已经感染了埃波拉病毒，在那情况下，我就得立即采取行动——无论可能是什么样的行动。

三、有可能她根本就不是埃波拉热病。如果那样，我若是提前走了，而且安排从开罗运来隔离室，我将会感到荒谬可笑。总之，我这样推理：既然血浆是目前唯一可用的医疗药物（尽管对它的疗效还有疑问），回美国去使用它，同留在苏丹使用它，对我并没有多大差别。无论怎样，在我病倒以前，已来不及返回美国了；像我这样感染的埃波拉病毒，潜伏期至多也只几天。

其次，我还得考虑另一问题。如果我留下不走，而我又的确感染了埃波拉病毒，我会不会连累别人的生命也遭受危险？这种疾病在早期阶段不易传染，除非有人沾上污染了的血液。于是就这样决定了：我留下不走，争取平安度过危险。

那天晚上，罗伊替我输了血浆，我们喝了大半瓶威士忌酒。我很愿该酒能有一点治疗作用。如果这是想入非非，至少我也得到了一点安慰。酒瓶已经空了，我无事可做，只有回招待所躺到那棉垫和薄布被单上去。

从那以后，我继续仔细观察着那位可怜的老妇人，每天至少到病房看她两次，检查她的脉搏、呼吸和体温等等，抽她的血，看看她身上有没有长出抗体。假如我睡过觉的话，也只是断断续续地时睡时醒。虽然我按常规到处走来走去，但是脑子里总是记挂着她。无论她身上发生什么事，都好像发生在我身上一样。她的命运已经成了我的命运了。

扎伊尔1983/1965

愤怒与挫折的泪水在我眼里不断涌出。我站在扎伊尔首都金沙萨玛玛·那模（Mama Yemo）医院一张肮脏病床的床头看着一位妇女死去，她大概不过25岁，直挺挺地躺在破旧的床垫上，身体裸露着，连一条覆盖的被单都没有。我猛力拍打着在我耳边嗡嗡地飞来飞去的苍蝇，病房内大约有30到40位女病人，其中有几位跟我面前这位妇女的情况完全一样。她的头发全秃了，面色腊黄，眼眶深陷，嘴唇全都溃烂。我进一步仔细检查，发现她口内舌上全是酵菌泡泡，这一定曾给她造成过极大痛苦。现在我们知道那是艾滋病晚期患者常见的症状。她们皮肤紧绷在骨头上，像尚未着墨的油画框架上的帆布，上面分布着许多铅灰色肿胀的卡普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疙瘩，是一种皮肤血管癌，艾滋病患者中最是常见。她身上其他部分长着褥疮，变成了许许多多流脓的小洞。她身材中等，体重却不过五十或六十磅。

她没有家属，没有朋友，没有人照料她。就我所知，这在扎伊尔文化中是反常的。按照非洲人的文化传统，一家人都围在临终病人身边，好让死者安详地寿终正寝。条件许可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让垂危病人在舒适、而且具有文化并对个人有深远涵义的环境中离开人世，以便确保死者的灵魂受到祖先的款待，我曾在非洲见过因患糖尿病、结核病、麻风病、甚至拉沙热病而死亡的人。他们的家人总是围在他们身边，这样就给予了他们很大的慰安。凡是患了绝症的病人一般都是被家人接回家中而不肯死在医院里，这是极其常见的。

现在我面前见到的是新的、我在现代非洲的经历中从所未见的人类悲剧：一个被遗弃的年轻妇女正在孤独地死去。

怎么会这样呢？

是何等大灾难和文化扭曲的巨变导致了这一悲剧？我在扎伊尔的学校里教书时也曾见过苦难、穷困和疾病。我见过人们死于狂犬病和天花。我见过儿童死于疟疾，而他们的妈妈只是一旁看着，毫无办法，一味地悲伤。可是从未见过像眼前这个女人这样。在非洲，人们决不一个人孤独地死去。或者这只是我的认识。

虽然我见惯了那些绝症，但这位妇女的悲惨景况仍使我感慨不已。她集中体现了互相倾轧的、混乱的现代世界已在非洲脱颖而出，一切常规习俗全都摒弃不顾。我极力试图理解出现这一切的理由。是什么样的疾病能够如此戏剧性地、残酷地转变了传统文化？我在非洲见到过的所有致命疾病中唯有艾滋病已经造成了一座分水岭。我在世界偏远地区跟疾病斗争取得的一切经验现在都得重新评价了。我没有什么防止办法可以提供，没有慰藉可给，没有什么小小珍贵的希望可供吸取。

突然，她呻吟了一声，睁开眼睛望着我。不顾自身的疼痛，她礼貌地招呼我：“Moyo Wanji”——您好，先生。

她向我投出一丝微笑，表明她也许有力气回答我几个提问。

我问她是哪里来的。

“文博一尼亚玛（Wembo Nyama）”她答道。我知道这个市镇。1965年学年开始时，我到过那里。那是我读了四年大学又在布鲁塞尔学了一年法文之后来到那里的，对一切都很新鲜，又很热情，当时我刚21岁，差不多就要在我教授科学和数学的一所中学里担任该校校长助理。

转瞬已近20年了。

我是在印第安纳州农村长大的。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说我将来要在扎伊尔农村给穷困的学生教授科学课程并寿终于此。……只是，那时印第安纳农村里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类的活。至于我自己，我怀疑我甚至都不会在地图上查找扎伊尔——那时候叫做比属刚果——这块地方。我生长在远离大城市的农家，过着隐逸的简朴生活。我妈妈想要我受到良好教育，可是我们家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我高中同班的全体同学中只有五个人不怕麻烦花费时间向大学提出过入学申请。我幸运地结识了一对夫妇，一个名叫吉姆·科弗尔特（Jim Colverts）的牧师同他的妻子苏（Sue），他俩对我很友好，而且多多少少地庇护着我。苏在甫佛罗里达州立学院———所不大的文科学院上过学。她鼓励我向该校申请。即使那样，我仍怀疑能否前去。我们家没有钱。后来当地卫里公会资助了我一部分奖学金。

我怀着恐惧、疑虑和激动的心情于1960年秋天，带着一只士兵用的用品箱、一只手提箱和大约五十美元现钞，搭上一辆灰狗长途公共汽车奔向佛罗里达。

大学不能全部回答我的问题。它使我更加渴望拓宽我的眼界。我知道我喜爱科学，我尽可能地修读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每一课程。对于任何一个对科学有兴趣的美国青年，这时期真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苏联已经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并且威胁要在太空中控制美国。美国同苏联展开了竞赛，要赶过苏联。突然大量经费拨出来用于科学教育。我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到了一笔补助金，于是我就能够继续深造，研究物理学。当我拿到补助金时，我马上想到：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吗？

对于外面世界我一无所知。跟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我能够做得不同凡响。当时，美国和平队成立才只几年，对于那些好奇，寻求冒险的人似乎是合理的选择。他们准备把我送到地球上遥远的角落里去，这正合我的心意，不过我要教科学，用我的学生的语言讲课。和平队所能提供我的机会只是去教英文。

正当此刻，卫理公会又来帮忙了。他们正征寻新近毕业、尚未结婚、愿意去扎伊尔教书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他们将替补那些死亡了的、或在60年代早期扎伊尔独立后动乱期间被迫离去的教师。当我获悉卫理公会愿意让我去教科学，另外还资助我先在布鲁塞尔学习一年法文再去，我就决意这么做了。

毕业后两个月，我便登上了开赴比利时的轮船，还是带着我上大学时用的那只军用日用品箱和手提箱。比利时向我展现了我前所不知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而欧洲却未能让我作好在非洲农村生活的准备。

60年代扎伊尔首都金沙萨是一座管理运作得很好的城市，跟今天该市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比。车辆在保养良好的大马路上往来飞驶，两边行人道上整齐地种植着棕榈树，荫凉喜人。夜间灯火灿然。一打开水龙头，自来水就哗哗流出。对我这个来自遥远的印第安纳的人来说，这一切都很新鲜，很了不起。也正是我在金沙萨那段期间，我第一次听说到文博尼亚玛这个地方，那是位于扎伊尔东部开赛省（Kasai province）的一个小市镇，就是我即将去执教的地方。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领导该国取得独立以来，到这时已有五年了。事实上，卢蒙巴曾经在我即将被派去的那所寄宿学校读过书，后来因“行为不轨”被学校开除了。1965年卢蒙巴被杀害，一位名叫约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otu）的陆军上校掌了权。直至现在，他仍然身为总统，孤立地统辖着这个分裂的、陷于混乱的、贫困的国家。扎伊尔艰难地诞生以后，矛盾冲突蔓及全国，在这种情况下，那所学校关闭了三年。在我去到那里之前的一年，有两位传教士在那里被杀了。该校重新开办，意味着文博·尼亚玛的年轻人又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次复兴，我很高兴能够参与。

我到达文博尼亚玛后便发现我的职责不限于只是教书。我还受命负责安排学生的生活。每一间学生寝室面积只有20平方英尺，要住12到15个学生。我感到学生们需要更多一些空间。在没有砖瓦泥灰的情况下，我抓到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主要是焙干的泥土，用来扩建学校的设备。我还得搜集粮食供我手下的这些人食用。这对我自力更生上了一大课。学校没有粮食，当地市场也不能充分供应200多个学生的口粮。我变成善于组织人员到乡间去搜购任何可以买到的食物。那时正是扎伊尔的困难时期（越来越艰难），人们自己都难找到供自己食用的粮食，当然更无法供应我们的学生。搜购食品的任务需要艺术，善于外交手段和很大的决心。战争留下的影响使情况更加复杂了。当地很多人过去几年中一直藏在森林里，他们的田地抛荒了。搜购食品的做法未能成功。我只好雇佣当地人替我们捕猎野味。我得让孩子们有吃的。

上课、建宿舍、搜购食物之外，我还在当地医院里兼任工作。内战中这座医院遭到严重损坏，亟需修复。从小在农庄长大的我，学会了许多有用的技巧，现在都用上了。例如，我能安装发电机，甚至能修好手提式调光机。没有高质量的胶片，但是它还能凑乎着用，至少能辨别股骨是否折了。

当了医院干杂活的电工，使我得到了几个新同事。一天深夜，我被从床上叫起，来到手术室。黑暗中我瞥见好几个外科医生挤在一张带轮子的床前，手里拿着手电筒，要做完一个危急的剖腹手术。可是发电机坏了。我被眼前的景象（一辈子都难忘）惊呆了：手电筒光下一名妇女躺在那里，大部分肠子都摊在剖开的肚腹外面。

“快来”，有人喊道。

我用手摸了摸我的脸，吸了一口气，走到发电机前。我发现一条线路短路了，就把它修好了。

自那以后不久，我就开始同医生们一起巡视。我可以直接看到那些折磨文博·尼亚玛人民的可惊的疾病，仅举几例，如：狂犬病、天花、肺结核、霍乱、疟疾等。疟疾对小孩特别严酷。有一次，一个不过八九个月的婴儿患了疟疾和严重的贫血病。儿科医生雷·伊思利（Ray lslev）说这婴儿是心力衰竭。婴儿的血液非常稀薄，血色淡红。雷就给孩子输进新鲜血液。

“这将会使孩子好一些，”我对我自己说。

我站在孩子的床边，静静地观察着他，起初假定，接着又希望，这婴儿可以康复。

可是由疟疾引起的贫血症发展太快，于是这孩子成了我生平第一个见到的婴儿死亡。

这是个可怕的经验：那稀薄淡红的血液；那僵直的微小身躯。可是这的确是一次经验。它促使我深思：一个雷·伊思利在像扎伊尔这样的国家能做出些什么来？他救活了一个病人，又有多少病人、像眼下这个婴儿，他却来不及或没能救活呢？

我怀疑：单单一个医生的工作如何能遍及陷于如此苦难和疾病之中的全体人民呢？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却带着这个问题把自己引进了公共卫生界。

在扎伊尔教书第一年的年底，我决心向美国医科大学申请就读。我说服雷请他对我进行考试，看看我是否够格被医科大学录取。在扎伊尔向美国医科大学申请，纯系例行公事。首先，我对美国各医科大学情况实际上一无所知，又没有可咨询的人或机构。过去从未想过要学医，因此现在不知道该找谁请教，除非找现在文博·尼亚玛的医生们。他们中有一位曾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另一位在堪萨斯州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Kansas）受过教育。我还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名叫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他是杜克神学院（Duke Dlvinitv School）毕业的。他建议我向杜克医学院申请，最后我向好几所第一流大学提出了申请，包括：斯但福大学、哈佛大学、那鲁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以及杜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把我当成了外国人，不予录取。哈佛、那鲁、斯但福、杜克都给我写来回信，说由于他们没有校友在扎伊尔，不能对我进行面试，所以碍难考虑我的入学申请。

过去几个月里，我同另一位名叫香浓（Shannon）的教师建立了深厚友谊。我们不仅十分亲近，而且还商量了要订婚。（我们不仅订了婚，并且于196＆年结了婚。）碰巧她有个叔适是杜克医学院毕业的。我让她看了杜克给我的回信。她立即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给杜克的教务长悉德·奥斯特豪特（Svd Osterhout），对他们拒绝我的做法深表不满，同时又提出她的叔适就是杜克大学医学院的校友。使我惊讶的是奥斯特豪特教务长竟给她回信，说他们重新考虑了我的申请，保留我的档案直到我6月份回去面试。

但是杜克和我都没有料想到扎伊尔政治局势的变化。为了镇压60年代早期叛离的加丹加（Katanga）省的革命，蒙博托雇用了比利时的雇佣军替他打战。现在那些雇佣军本身已成了一支反叛军队。蒙博托没有及时发钱给这些雇佣军，这些雇佣军便不再忠诚于该政权了。1967年4月末5月初，那些雇佣军集结在金沙萨（过去叫斯但利维尔一Stanleyville）市内和周围，决定反叛。他们占据了包括电台在内的一些要害建筑物。蒙博托则采取了独特的对应手段，把全国的白人全都软禁起来。他命令他自己的军队进驻学校、医院和其他机构，去“保卫”那些白人。任何白人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其住处。我们的学校也不例外。一天，扎伊尔军队袭击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型飞机场。在跑道上放置了许多圆铁桶，使任何飞机都不能起飞或降落。然后他们就散布在学校和宿舍各处，确保我们这些人不得逃走。

不过他们还让我们做我们的工作，继续教学。我跟那些士兵相处得惊人地好，跟他们分享食物，共看连环漫画杂志，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让我们走出自己居住的地区。为了确保我们不得与外界联系，他们甚至没收了我们的收音机。他们甚至拿走了我们的电动剃须刀和其他他们怀疑可能是伪装的无线电设备的小机件。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开始醒悟到我有失去进入医科大学学习机会的危险。没有无线电，我无法让杜克知道我不可避免地被阻留的情况。

6月来了，又去了。我陷入失望之中。最后，经过十个星期软禁之后，7月下旬，我试着跟看管我们的士兵说理，要求他们允许我进城去。

“那有什么害处呢？”我强调说。

怎么也不行。

说理升级到争论，结果总是以一方面的“不行”而告终。

我钻进我的小吉普向公路上开去。当我接近蒙博托的部队时，他们威胁地向我挥舞着手中的步枪。我装作傻子似地微笑着继续开车前进。我试着装得很安详，实际上心里吓得要命。我唯有希望他们不要叫我脑袋开花，杀一儆百。我确信子弹马上会向我飞来。但我还是尽力控制了自己没有低下头来。

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我驱车径往卡南加（Kananga）简易机场，想法疏通在DC-3航机上弄到一个珍贵的座位。我总担心怕有人会注意到有一个在逃的“白人佬”在市内流窜。幸好似乎并没有人在意，我才放了心。我花了三天时间试图订到一个座位。这全是碰运气，像买彩票一样，没有常规。“到机场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个座位，”人们这么对我说。我很听话地每天提着手提箱和袋子到机场走一趟。

我终于说服了机场售票的人卖给我一张机票。这时已是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在金沙萨的一番耽搁使我直到8月第一个周未才到达纽约。在教会总部领取了我的工资后便马上出发前往杜克大学校本部所在地、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市。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全部所有的钱一116镑，穿着褪了色的旧开领短袖衬衫和褪了色的旧咔叽布裤，来到悉德·奥斯特豪特的办公室里。我作了自我介绍，试着解释不能早早来到的原因。他听得似乎很感兴趣。要么是我的故事（是真假都无关紧要）真好，要么是他真的相信我所说的。总而言之，他让我感到受欢迎。他说他将为我安排几次面试。所有面试我的人似乎对听我讲述的冒险奇遇更感兴趣，向我提问复杂的医学问题倒在其次了。他们告诉我两周内将作出决定。如果我被录取，只有一周多点的时间准备开学了。我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回到印第安纳我妈妈的住处。妈妈看见她的在扎伊尔农村晒了三年，吃的粗茶淡饭，变得又黑又瘦的儿子的形象，惊骇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