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多鲁马时，我已经上路7天了。现在我至少有了个比较好的伙伴。这个“说话人”是个和蔼的年轻人、教师，懂点法语和当地的语言：林加拉语（Lingala）和赞德语。他还熟悉我们要去的地方的情况。

去苏丹的所谓公路实际上只是一条小道。很少看见轮胎的痕迹，说明很少车辆行经此地。当我们到达边界，那里寂无人烟。让我们知道这里就是边界的标志是架在两支树叉上的一根本棍挡在路中央。显然，官并不在于阻挡人们入境，我们把木棍抬起，就进入了苏丹国境。走了几英里，我们见到一辆抛锚的卡车。坐在路旁的一个人告诉我们说，车轴坏了，车主到金沙萨去换新的去了。金沙萨距此抄近道也有一千多英里，走公路要远得多。他受雇看守这车辆已经5个星期，显然没多大希望再看见车主回来了。然而他并不在乎，他就住在附近，好歹那也算是份工作，此外，他又有什么事好干呢？

我们自认为进入苏丹境内，走了约10英里之后，碰上了正式的关卡。那不过是个小小的军营，有着一位指挥官和几个士兵。一个留着胡须的壮实男于走出来接着我们。他似乎对我们的装束感到惊讶。可能是很少有人从这方向进入边境，因而任何活动都会使他觉得出乎意外。我想，现在就要看大首领的信是否能起作用了。最坏的可能也不过是要我们打道回去。但是那么一来我就再也不能在我所知曾发生过埃波拉疫情的地方进行调查了。

士兵们好奇地看着我们，指挥官伸出手来，我说明身份，把信递给他。他看了看信，上面的印章似乎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抬头对我说：“欢迎到苏丹来。请跟我们一起用点茶。”

我们为他的友善答复而十分高兴，随着他进入军营。其实那不过是几间铁皮搭的建筑。军营里的气氛显得懒散和无所事事，好像这里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情。指挥官让一名士兵倒来几杯温热的茶。

“你到苏丹来作什么？”指挥官问。

我告诉他我们听说这里曾发生过一种疫情，发高烧并出血。我立刻看出他知道我说的事。“哦，是的，你说的是在恩扎拉发生的病，现在这种病正在区首府马里迪（Maridi）爆发。”他接着补充说，这种病在恩扎拉爆发几周之后，又来袭击马里迪了。我知道这种瘟疫曾蔓延到马里迪，但不知道它仍在这里流行。

指挥官转眼注视着我说：“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到恩扎拉去？”

我解释说，“我是医生，我有责任要找出疫情的根源。”

看上去他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他说，“恩扎拉已不再需要医生，你想来拯救的人都已经死了。”

恩扎拉是个约有3000居民的小镇，镇里有一家棉纺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英国统治时期。居民大多住在郊外的住宅区。棉纺厂是恩扎拉的主要收入来源。据我所知，它是埃波拉疫病的来源。

当我到达恩扎拉时，不知道会遇到些什么。表面上看来没什么异常现象。居民们各安本业，没有惊惶失措的迹象。但当“说话人”向一个人打听医院在哪里时，我发现那人的表情有明显的变化，脸突然阴沉厂来，作了一个占怪的手势，向“说话人”嘟嗓了几句，连忙走开了。

“他告诉你医院怎么走吗？”我问“说话人”。

“告诉了，就在街那边。但是他说我们不应该到那里去，那里是个坏去处，而且那里也没有人。”

“他说为什么了吗”我问。

“我问了，但他不愿告诉我。”

我并不害怕，只是好奇，我让司机把我们送到医院。司机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他很不乐意去，他不愿意靠近医院。医院是一所简陋的一层砖房，褐色的墙壁已经剥落。里面阴森森的。我试着打开门，门没有上锁。进去后，见到一个黑乎乎的门厅通向一间空荡档的房间，空气中有股酸味，是干涸了的血液和排泄物的混合味。那是医院唯一的病房，因此它必然是男、女病人兼容的。病床只不过是支撑在铁架上的一些断裂的弹簧。毫无疑问，病人（如果以前有过病人的话）得自备褥垫。我大声喊有人吗，听到的只是我自己声音的回响。

正当我准备离去的时候，听到了脚步声。我见到一个面带笑容、体格健壮的人朝我走来。他的白色工作服上满是污渍。

“我是穆罕默德（Mohammed）医生”，他宣称。

我作了自我介绍后，间他医院里的人呢。“他们都跑了。病人、护士、都跑了。”

“但你留了下来？”

“我是医生，我能上哪儿去？”

“为什么人们都要跑走呢？”

“他们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死了这么多人，死得这么快。他们认为自己也会死，就跑走了。我不能责怪他们。”

我像是在同一个准备与自己的船只共存亡的船长说话。

虽然我没到过苏丹。但我了解那里困扰人的政治情况，知道这位医生的处境多么艰难。这位医生，就像苏丹大多数的医生一样是穆斯林，来自苏丹北部，而他的病人则是基督教徒和泛灵论者。苏丹南北两部分的种族和宗教的敌对势力之间爆发的内战，至今未曾停息。医生和他的病人之间个可能有多少感情可言，造成医院空无一人的瘟疫对此也无所帮助。

穆罕默德医生接着说，“共有13人患上这种从未见过的病。7人死了。我什么忙也帮不上。”他的声音显得既气恼又惶恐。我问现在是否还有人发病。他说没有了，瘟疫在5周前已经结束。“哦，马里迪现在还有问题，政府实行了封锁。那里已经停止贸易，禁止人出入。”（后来我得知，由于封锁，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调查小组也未能进入马里迪，他们只能呆在南方的省府朱巴（Juba）。

“这种病有些什么症状？”我问。

“病人不能吞咽，周身疼痛，眼里血管破裂，牙床出血，发高烧。”

“你能告诉我你见到患这种病的第一个病人的情况吗？”

穆罕默德医生说那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棉纺厂做工。住在郊外的居住区。他人院时的症状是：高烧、头疼、嗓子疼、肚子疼、腹泻、便血。6天后就死了。我觉得听上去像是苏丹的第一例埃波拉病毒患者。

我离开之前，穆罕默德医生又说：“有件事我忘记告诉你了。我曾把一名病人送往马里迪。那里的医院条件比较好。”

他一定看出我表情上的变化。

“怎么回事？有什么不对吗？”

“没事。”我说。

我不愿意使他感到更加沮丧。但他把病人送往马里迪，那就意味着把瘟疫传播到了那个城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如瘟疫没有传播到马里迪，恩扎拉的疫情就永远不会让外界知道。当病毒从地球的一端袭击了某一土著人群时，只有当这种病毒影响了更多的人——导致有钱人或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的死亡，才会引起注意。假如白肤色的西方人没有病倒或死亡的话，在恩扎拉或其他地方经常发生的疫病是不会引起注意的。

我在恩扎拉访问过的人尽管对会否再发生瘟疫有某种担心，但并没流露出恐惧的神色。也许由于最后一个病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他们认为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我怎么能肯定那就真的是埃波拉病例呢？我缺少生物分析来作出确切的判断。我需要化学试验和我的轻便实验室。我连医院病例都没有，有的只是墓碑和人们的口头介绍。就当前来讲这些也是需要的。

按照非洲医院的习惯，这第一个病例病人患病期间，是由病人亲属照管的。他死后，很快他的兄弟也发病了。兄弟比较幸运，活了下来。奇怪的是，第一例病人的妻子更加幸运，她根本没得病，后来的血清检查证实她完全没受感染。

和医生谈话之后，我去拜访那位寡妇。她现在和她娘家的双亲及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她才十八九岁，最多不过20出头，由于服丧的缘故，她剃了光头。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表情呆滞。非洲是个古怪的地方，当一个人死去或即将死去时，亲友聚集在房门外号陶大哭，捶胸顿足。有些社团里，亲人们还用灰烬涂抹皮肤，以示哀伤，这种仪式可以连续进行十多个小时。对西方人来说，这种表现方式未免过于戏剧比，不够真实。但是，它是非洲文化的一部分，决非做作。而一旦服丧期过去，人们就十分冷静，这和西方的行为形成强烈对比。可能是这种礼节提供一种抒发机会，让人们排除忧伤后能继续活下去。

我是想从那名寡妇和别人了解传染病的来源。然而这位寡妇神经紧张，对采访很不习惯。此外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在这个社会里妻子一般不了解丈夫在家庭之外的活动。我很想知道此人生病前如何打发时间，以便了解病毒感染的来源。他有没有被昆虫叮咬过，曾否打过针，是否吃过污染了的食物，有没有打过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了解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多少得到一些关于病毒传播途径的证据。医院是可能的传染途径之一，针头的重复使用，缺少隔离措施，其他病人和病人亲属部可能被传染上。然而不久我就了解到有种风俗习惯给人们造成可怕的风险。遵照这里的文化，人们在埋葬尸体之前要亲自处理遗体以表示对死者的至爱亲情。亲人一般要到棺材前来吻死尸，人们认为尸体是要做到绝对清洁的，他们先是要把遗体充分洗净，把残留体内的粪便等秽物全部冲洗出来。由于埃波拉病人的粪便不可避免地会带血，这就只能把病毒传染给亲人。日后我了解到这就是马里迪有这么多人患上埃波拉病的原因。

当前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住宅区转悠，寻找能向我提供有关疫情信息的人。除了第一例病人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病人来自同一病源。我访问了4个病人的家属，他们都与第一例病人有过些接触，但他们的描述没能给我什么确切的答案。于是我的目光转向棉纺厂，它会不会是埃波拉病毒从其自然界宿主进入人体的第一个地方？

尽管棉纺厂的经理很愿意帮忙，但他没能使我进一步了解病毒的可能来源和棉纺厂在疾病传播中可能起的作用。一个很引人兴趣的事实是：棉纺厂的产品是经由朱巴通过尼罗河运往喀土穆的。没有通过扎伊尔出口货物，也没路可通。经理甚至对我这样提问也感到惊奇。他笑着回答说，不可能把任何货物通过扎伊尔运往市场，他已经多年没有在扎伊尔出售他的产品了。我于是去棉纺厂进行考察。

棉纺厂在恩扎拉镇的边缘，是几间砖制和木制的房子。厂房周围有一圈生锈的铁篱笆，土地上原来可能栽种过花草树木。现在是荒草一片。那是五六十年前殖民时代的典型建筑物，现在大部份窗户上已经没有玻璃，有的则糊上破纸或钉上木条，所剩无几的玻璃窗肮脏不堪。厂一房里光线很差，大部分灯泡不亮，有的房间根本没灯泡。天花板很高，那是殖民时代建筑物的标志，挂着的吊扇看起来大多已不能运转。（厂内的两个景象令人吃惊：一是古老的纺织机的隆隆轰响和转动，机器橡是来自工业博物馆的陈列物；另一是空气中的古怪气味，一种棉花纤维、灰尘和噪音的混杂体。这种气味令人无法描述，那是一种我似曾记得，但是一时叫不出名来的气味。我仔细观察这所房子。当我的目光转向高高的天花板时，我立刻知道那种气味的来源了。悬吊着的天花板多处已经褪变为灰色甚至黑色，有些地方已经完全腐朽。这种变色，这种味道——我忽然想起来了。

蝙蝠。

正如同热带非洲的大多数建筑物一样，天花板成了蝙蝠窝。入夜，这些夜间生活的动物就从房顶倾巢而出，尖叫着去捕捉昆虫、瓜果为食。一到早晨，它们再飞回来头脚倒悬地美美睡上一天。是它们排泄的粪便使天花板变色。天花板腐朽后，蝙蝠的粪便滴落到厂房的地板上，与棉布和尘埃结合后产生出那种阿摩尼亚味道，我在非洲住了很久，知道蝙蝠对人类无害。我们常在夜间爬到房顶上去捕捉它们。我们戴上垒球手套以免伤害它们，然后把它们放掉。这里的人们对蝙蝠习以为常，工厂工人对它们毫不介意。然而对我来说，我不能不怀疑蝙蝠在埃波拉病毒的传播上也起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