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贫穷的塞拉里昂共和国，约翰·卡马拉（John Kamara）是少有的特权者。他今年三十来岁，毕业于该国最古老、最知名的福拉·贝（Forali Bay）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他的老家边远又贫困的东方省塞格布韦马，在圣灵（Ho1v Ghost）学校当一名历史与法语教员。他受到学生的尊敬，学生把他当成楷模。塞格布韦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像他那样的人不多。人们有事都来找他商量。他不只是老师，更是他们的朋友。他能帮助学生解开法语动词中的奥秘也能和他们一起踢场足球。

他体格壮健，很少生病，因此当他在1977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半夜醒来感到有点不舒服时，还感到奇怪。他的皮肤摸上去有点发烫，头有点疼。他的肌肉即使在一场紧张的足球赛之后也没这样痛过。当然，他刚从附近的一个村探亲回来，那里的路很难走，而且天气酷热，尘土飞扬。所以他认为是由于旅途劳累而引起的不适，于是翻过身来试图重新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感到更加不舒服。头痛得厉害，肌肉也更加酸痛，并且肯定发烧了，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约翰生长的地方，疟疾多得是，因此他认为他是得了疟疾了。在塞格布韦马和非洲其他许多地方，人们一旦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往往都被诊断为患了疟疾。成人也如此，尽管他们一生中饱受携带疟疾菌的蚊子的叮咬应该具备了某种免疫力。约翰给校方写了个便条请假，说明自己病了，然后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和4片氯奎宁（这是当时治疗疟疾的标准方法），就上床睡觉了。下午，他觉得好了些，但他发现肌肉酸痛转到后背底下，而且嗓子开始疼痛。

当天晚上，情况更糟了。体温上升，嗓子痛加剧，肌肉疼痛也更厉害。他开始觉得他患的可能不是疟疾而是其他的病。第二天，他的体温持续上升，疼痛也加剧，他于是去塞格布韦马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就诊。为他接诊的伊莎贝尔·金医生（1sabeile King）立刻知道了他患的是什么病。

拉沙热！

1976年11月，对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的调查结束之后，我回到我刚在塞拉利昂凯内马建立的项目现场去完成我的未竟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个研究拉沙热病的长期规划。两项主要未完成的工作正待我来做：一是找个住处，二是搞起一个像样的实验室。政府拨给我的那所房子，得花些工夫才能把它改装成一个可用的实验室。首先我得装上发电设备，房顶漏雨，得好好油漆一番，还得取回我在亚待兰大买的设备。设备已经到达塞拉里昂，存放在港口的仓库里，但愿它完好无损。在塞拉里昂，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知道怎样摆弄它。但是在非洲，特别是在塞拉利昂这样贫穷的国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回收”，做法千奇百怪。例如，放置在路旁的一辆报废汽车，顷刻之间就会像动物园中的野兽尸体一样，被吞噬一空。因此我必须到港口去指导把设备安全地装上卡车，以免设备受损或是被“遗忘”在仓库里。

我到达港口后，沿着一条弯曲小道南行，找到货运经理，他向我担保说设备完整无损，但不允许我亲自去作检查。两天后我收到仓库的紧急通知，说我租用的卡车后门不够大，盛仪器的木箱放不进去，因此我还得再找一辆后门开得大些的卡车来搬运这批仪器，任务是完成了，代价是我几晚未能成眠。

有了这批仪器，我得通上电源。我在扎伊尔教书时，有摆弄电线的经验，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只能雇用当地的一名电工。我想我在旁边监督着他干活，一定能保证他把活干好。当他说他已经干完活时，我对插座和缆线检查了一番，似乎没什么问题。关键的时刻到了，电源是否接通了呢？我把一个110伏特的显微镜插上电源，可我却立刻遭受到110伏特的电击，肯定电源接错了。我又把小点的仪器插上电源，结果是一样。肯定这是根本性的装接错误。电工忙着向我保证说一切都是按我指点的那样做的，那么我的手指怎么会遭电击，又那么疼痛？

我怀疑是地线有问题。我打开保险盒，看见里面的地线都没有接上，原来是电工把零线和火线接好了，但是地线却绕成一团，没把线头接上。他把我当成地板了。我耐心向他解释地线是干什么的，怎么个安装法。他听到后就照办了。我不知道凯内马其他的建筑情况会是怎样。管它呢，幸好现在我可以坐在我的实验室的椅子上操作仪器而不会遭受电击了。

要使我的实验室运作，得找些人来工作。我需要四个方面的人选。鉴于我们的工作条件，我不能只要求专业水平，还得对拉沙病毒免疫。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生活在灌木丛中中等个头的鼠类，大小在一般老鼠和美国的家鼠之间。它们是拉沙病毒的载体，在胚胎期间就受到病毒感染。它们自己不发病，但是尿液中分泌病毒。病毒在老鼠体内不断繁殖，然而却躲过了它的免疫系统，也许是让免疫系统误认它是老鼠本身而不是病毒了。疾病的持久性使病毒得以在病人体内不为断繁殖。病毒就是如此残暴和聪明，如人体免疫系统缺损病毒就会使无数人终身为它们服务，而我们至今对它仍缺少了解，既不能医治，也不能预防。

当时，从患过病的人身上取得的抗体是对付疾病的最好方法。抗体不能防止人们再次感染疾病，但至少可以使人们再次患病时，病情不会过于严重。不管怎样，我得尽量防止我的工作人员染上瘟疫。要和分泌大量病毒的老鼠打交道，那是桩十分危险的工作。我对这事有点担心，但是也没必要过分忧虑，因为不难找到有拉沙病毒抗体的人。主要问题在于要找到既有抗体而又能胜任此项工作的人。塞拉利昂东方省没有几个人上过一两年学，应征者中最高水平的只上过高中，粗通文化和一般计算。在这里除了通过人事关系而获得少数几个政府职位外，可干的工作就是农业，谁有必要为此而上学呢，因此，我能找到的应征者极为有限。我也需要会说本地方言门德语（Mende）和较通用的克里奥语的人。最后我还需要掌握基本医学知识的人。很快，我发现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实际上，要为这项工作找到训练有素的医生的努力早就失败了，这不足为奇，塞拉利昂没有医科学校。本地的医生来自两条系统，或在西方或在苏联受过训练的。在西方上过学的，回来后一般在弗里敦找到较好的岗位，或是为政府工作，这样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好处，可观的年金，下午和晚上还能在私人场所兼职。他们很少到农村来。

从苏联受训的人口国后则大多到政府医疗系统工作并立即被派往农村。从理论上说，在苏联受过训的医生在派往农村前要先在费里敦实习，而实际上，这种所谓实习只不过是从几乎不合格的医生中把最不合格的淘汰出去而已。地方医院中充斥着这种不合格的医生，他们大多是莫斯科卢蒙巴友谊大学（Patrice lumumba Friendship Uuiversity）的毕业生。该学校的课程表中政治理论课要比解剖学来得多。许多在苏联受训的医生比屠夫强不了多少。他们在毫无戒备的当地居民身上随心所欲地胡乱操作着。过不了多久，连最无知的村民都懂得对政府医院要退避三舍。

不幸的是，村民常常是无处求援。垂危的病人要乘一种蓝色的小卡车在破烂不堪的道路上颠簸几英里去找一家比较好的教会医院。这种卡车是作为万能车辆行驶的，通常挤满人和货物，牲畜也像沙丁鱼似地挤在一起，粪便四流。挤不进车厢的乘客就爬在车顶或悬挂在车箱两旁和尾部，真是生死攸关。

尽管没有合适的医生，我却获得许多应征者。用凯内马的标准来衡量，我快成为大雇主了。卫生部向我推荐了几名候选人。我面谈的第一批人竟都是卫生部某个人的亲戚，根本不符合条件。我很快发现我必须接受他们推荐的任何人，这些人被录用后得付钱给他们的推荐人。我需要卫生部的合作，否则我没法实行我的方案。因此，我的处境相当微妙。

于是我采取超额雇用人员的办法，录取了包括卫生部推荐的人和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只是试用，之后要根据他们的表现择优录用。这种作法，不管最后谁被录用，大家都不丢脸。落榜的人只好责怪自己不够条件。

于是我在凯内马开始培训新雇员。训练开始，我让他们实际操作并接受书面考试以了解他们的水平，最后我留下了一批我认为可以培训成为合格技术人员的年轻人。大多数高中毕业，没多少工作经验。这也不错，他们还没来得及养成不良的工作习惯。我从最基本的要求作起，告诉他们必须每天准时上班，在实验室里，我告诉他们要完成哪几件事：不幸的是，那时，这些简单的要求对塞拉利昂的许多资深的政府雇员来说也是新鲜事。

录用和培训雇员是桩艰苦差事，但是高兴的是我找到几个很不错的人，其中有些人和我们共事了13年以上。特别运气的是我们找到约翰·坎迪（John Kande）。坎迪个子不高，稍胖，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他对棕榈酒嗜好的发展，他变得愈来愈胖。圆圆的脸上留着小胡子，黑眼珠上老戴着一副墨镜。他性格开朗，颇受妇女喜爱。

棕榈酒是非洲名酒，由棕榈树液发酵而成。制酒工人用一条细竹圈把自己缚住，光脚爬上棕搁树顶，把树液吸人葫芦瓢内（这样做是有一定危险的）。树液呈白色，甘醇可口，多饮能够醉人。

坎迪能说好几种方言，他对林巴语（Limba）的掌握尤其使他备受欢迎。林巴语是制酒工人的语言，坎迪能说这种方言，使我们这支队伍每天晚餐时都能喝到新鲜的棕榈酒。棕榈酒最讲究新鲜，怎样才算新鲜呢？晚上喝的酒必须是当天早上采集的。一整天的发酵时间最合适，到第二天喝就成汽油味了。

坎迪还有本事与当地的头头及其他主要人物交往，而使这些人了解我们项目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有些人可能轻易地得到棕榈酒，有些人擅于获得头头们的欢心，坎迪则兼而有之。他性格中的唯一缺点是，在整天工作和整晚喝酒之后容易与人打架。不时的，坎迪会因酗酒和行为不检点而被关进监狱。这时他交友的才干就起作用了。他会把村里的头头或长者请来，他们立刻就会想办法把他保释出狱。负责拉沙热病项目的官员常常为此奔走。

与拉沙热病项目打了多年交道之后，坎迪成了一名动物专家。他开办了一个老鼠繁殖厂，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样品。他的成就的顶峰是在1989年为要拍摄记录片的一支摄影队架设了一个“摄影棚”。要想在鼠穴中拍摄老鼠是很困难的，于是他挑选了几只不带病毒的老鼠，给它们注射了微量麻醉剂，然后放进他的“摄影棚”里。老鼠的表现十分精彩，摄影队拍出了一些漂亮的镜头。但坎迪对其中几只老鼠麻醉过量，以至当它们在我们为加强戏剧效果而特地布置的一些残余食品中间跌跌憧撞地爬过时，就像真喝过棕榈酒一样，竟从桌上一头栽下来，还得把它们检回桌上去。

雇用工作人员之后，我当然得给他们找住处。这是个问题，因为对外来者存在各种偏见。这里没有房子出租，因为习惯上不允许陌生人寄宿过夜，更不要说长期居住了。凡不在本村出生的人都算是外来者。村民对陌生人怀有疑惧，怕他们会带来不祥。他们认为一个人若不是存有某种不良动机，怎么会离开自己的家呢？当然这是发生在农村居民大量流入城市之前。近来，随着劳工的转移和贸易进入非洲的边远地区，人们对陌生人的态度大大改观了。

然而，1976年，凯内马北部的钻石矿区是个例外。那里有许多陌生人，他们是来寻找世界上最优质的钻石的。钻石是塞拉利昂仅有的少数资源之一。钻石矿多属国有，然而这一行业也吸引了许多想发财致富的人。不仅是塞拉利昂，四面八方都有人来。一夜之间，所有的村庄都沸腾开来，只是由于听说某某人走过树丛时找到一颗钻石……于是整个丛林的树木就会被砍光，剩下来的只是大坑和红土堆。人们裹着缠腰布，站在齐腰深的泥水中，大汗淋漓地掘着，筛着，做着发财梦。有些人发财了，但更多的钻石落入黎巴嫩人手中，他们控制着该地区的贸易，抢购钻石，大量的宝贵钻石都被走私出去了。

这些村落转眼间繁荣起来，也瞬即衰败下去。只要听说另一个村子发现了钻石，居民会一跑而空。人口的突然转移给我们对拉沙病毒传播情况的调查带来很大困难。这种淘金热差不多就像当年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发现金矿时的情况。幸而我们面对的居民并非一味单指望靠钻石致富，他们是只要能摆脱赤贫状态就行。一点钱就能起作用。它奇迹般地改变了村民拒绝出租房屋给陌生人的偏见。一说出我们愿付房租时，要多少房间都能做到。

当我的雇员们一切准备停当时，我打算正式开始对拉沙热病毒的监视规划。当时是1977年2月初，我从扎伊尔回来整4个月。我的工作人员受训两个月之后，现在要动真格的了——要对付真正的拉沙热病毒患者。

病人是不缺的，周围有许多拉沙热病毒患者。

我事先想到我们的工作会相当繁忙，但没料到会忙到现在这种程度。第一个月我们就见到近30个病人。当时我并不知道，不久得知一、二月旱季是拉沙热病盛行的高峰季节。30个病人中后来死了9个，这对我的新雇员来说，是一次艰难的、但十分有效的受教育机会。

我们的计划有二：一是测试我们新安装好的实验室能否正常运行。二是我们的数据收集系统是否有效。我选择了我和卡尔·约翰逊一起参观过的两所医院：塞格布韦马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和潘古玛的教会医院，以这两所医院的拉沙热病患者作为检查对象。这两所都是教会医院，也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又都位于拉沙热病高发区。我们想更好地了拉沙热病的不同症状。我们的员工已经接受过要对病人的病史作详细了解的训练，我告诉他们要记录头痛、肌肉痛、嗓子痛等各种症状。一定要保证医生为病人量体温、检查眼球、牙床是否血，尿中是否有蛋白质或带血。工作人员把血样带回我的新油漆过的、接通了电源的实验室，我用从“疾病控制中心”带来的试剂测试血样中是否存有抗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过程，用离心器把黄色血清分离，然后混入试剂，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阳性反应、阳性反应、阳性反应！

我们好像中了头彩似的。每个员工都听从指挥。他们想干好工作不仅是意识到这项研究计划和自己的前途有关，而且对工作本身也产生了兴趣。再则，他们理解到自己是在于一桩有意义的工作。当我们深入发掘与拉沙热病有关的事物时，我们接触到一个又一个的悲惨故事。失去母亲、失去父亲、失去儿女，我们要干的事大多了。

潘古玛医院的大多数病人来自钻石矿区，医院里的修女和员工是有奉献精神的，但是，对付拉沙热病，仅有奉献精神是不够的。他们把传染性病人和非传染性病人放在同一病房。废弃针头到处乱扔，医院里找不到消毒剂，没有人戴手套，即便在处理感染了的样品时也如此。所有病房都住上了拉沙热病患者。我们向医院员工建议，为了增加病人信心，他们如果再配备些漂白剂就更好了。

在修女们的合作下，我们建立了隔离护理制度。在这样的非洲边远地区是谈不上空调设施和防毒面罩的。谈到空调就是打开窗户，而在习惯于举行仪式时佩戴各种面具的国土上，戴上防毒面罩无异于把自己标明是恶魔，那将导致难以想象的恶果。即使是爱尔兰修女也难以理解我们的建议。她们被痢疾、濒临死亡的婴儿、伤寒和贫血病等搞得疲惫不堪，认为拉沙热病不过如此。我们说，情况不是她们想象的那样。医院收容的成年病人中30％患的是拉沙热病，而那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此外，潘古玛医院曾流行过这种病，导致若干员工死亡。但是人们是善忘的，何况很多员工已经调离。现在这里没有可能为拉沙热病患者开辟专门的病房，只能把他们放在大病房中，同时又要保证其他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安全。做法很简单：在拉沙热病患者和其他病人之间设置一个装有轮子的布制屏风，它可以随意推动。这种屏风当然不能阻挡病毒，但至少可以提醒病人和医护人员这种病是具传染性的，跨过屏风后，要小心。

我们还进一步在每个拉沙热病患者的床头摆上一张小桌，上面放上外科手术用的口罩，几副干净的橡胶或聚乙稀基手套以及一些漂白溶液。漂白液是用来消毒手套和口罩的，从本地市场只能买到家用漂白粉和其他极少物品。我们把漂白粉稀释成10％的溶腋，成为绝妙的消毒剂。手套在漂白液中浸泡过后，放到太阳光下晒干后再用。在这种医院中，豪华的一次性的手套是谈不上的，但劳动力很便宜。可以雇一个人专门洗手套。手套可以反复使用8至10次，到破损为止。只要看到晾衣绳上的无数副手套，就能辨认出我们项目的所在地。多年来，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我们都安全地采用了这种简易作法。它后来被写进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书。对于非洲的病毒性出血症，后来甚至对人体免疫系统不全症，都适用。

潘古玛医院的病房宽敞，光线充足，而塞格布韦马的较老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则显得阴森，令人感到压抑。照明差、墙壁清一色的暗灰，厕所抽水不好，经常缺水。粪尿的臭气充斥整个医院。和潘古玛医院一样，病房按性别和内、外科划分，还有一个妇产科和一个小儿科病房。尽管没有专家，这也算得上是本地区的最重要的医疗单位，它为方圆20英里的所有村落服务。像潘古玛的医院一样，尼克松纪念医院的男女病房都有一小问隔离病房与之相连，为的是安放传染病人。然而由于传染病人大多，一间小房间放不下，因而简单的隔离手段再一次被采用。

我们的项目不只限于监测拉沙热病的疫情和采取预防措施。我们还试图消除病毒的来原：老鼠。为此我们募集了一支老鼠巡查队。除了约翰·坎迪外，还有一位哺乳动物学者约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他来自美国，享有美国卫生研究所（NIH）的奖学金，在亚当·谢林顿（Adam Sherrington）的手下工作。据说亚当的妻子几年前和一个嘻皮士私奔了，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很不喜欢约翰。约翰是个叭叭叫的嘻皮士，秃顶，满脸大胡须。他好冒险，急于发现鲜为人知的各种鼠类的秘密。他平日在地里辛勤劳动，然后跑到森林里呆上几天捕捉老鼠，测试它们是否带有病毒。约翰全然接受当地的文化和习俗，特别喜欢吃本地的食品，配上辣椒。捕捉了一天老鼠之后，晚餐他多半是吃米饭、棕榈油、花生米和鱼沙司。加上本地的红辣椒。尽管菜里已经放了不少红辣椒，他还嫌不够，边吃菜还要边嚼辣椒。约翰是个放任不羁的家伙，总是在不知不党的情况下冒犯了亚当。但是他的工作对于了解鼠类的活动，特别是在判断鼠类与人类的接触方式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研究使我们对拉沙病毒在本地居民中的扩散情况有了较清晰的了解。他变得如此知名，以至后来被人们称作“老鼠博士”。

然而不论约翰取得什么成就，他总不能让亚当——他的上司，相信他的数据的真实性。亚当对约翰的仇视与日俱增。他每天都写备忘录，指责约翰无能和不诚实。由于我与约翰成天共事，我知道这些指责全然站不住脚。实际上，我了解约翰对于数字的准确性的要求远比任何人都要严格。我一直未能了解亚当的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我才知道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一直没能发表。我终于懂得了亚当之所以极端仇视约翰的原因，这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谅，毕竟，人类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老鼠巡查队除了内部问题要处理外，还得尊重当地的刁俗。每次安放捕鼠器前，我们都得和村民商量，讲明我们的动机。做说客的任务往往落在约翰的头上，他则往往带上另一个约翰——约翰·坎迪作帮手。后者有能力说服当地居民：也许捕捉老鼠的人是有点神经病，但是应该欢迎他们这样。

通过这次调查要弄清三件事：村里哪种鼠类最多，每户有少老鼠，有多少老鼠携带拉沙病毒。巡查队把村子里的房屋逐个编号，然后绘制了一份详图。约翰根据图上的标志，选择某些农户作抽样调查。进行调查的当日，巡查队乘坐一辆显眼的黄色捕鼠车。车身上画着拉沙标志。即一个拉沙病毒圆圈中间有只老鼠，还有一张微缩的非洲地图。后来方圆多少里的居民都认识了这个标志。多少年后，我们途经这些村落时，人们还会唱着“拉沙不是好东西”的歌。调子是我们的公众教育小组组员从塞拉利昂排行前十名的流行歌曲中选来的。

捕鼠队进村后就在村边设营，营区包括一辆卡车和两顶帐蓬。一顶帐蓬住人，另一顶放置捕捉来的老鼠。然后组员就进入选定的住户中去放置捕鼠器。捕鼠器有两种：一种是会杀死老鼠的，另一种是捉活的，以便作试验。根据房间多少放置捕鼠器，一般是每户放十个捕鼠器。第二天早上，组员去收回。把被杀死的老鼠数字记录下来，尸体放入袋中焚化。存活的老鼠则经过一种巧妙的制作方法被回收。当打开捕鼠器的开关时，老鼠以为可以逃跑了，实则是钻进了一个塑料袋中，袋中放置了浸有麻醉剂的棉花。我们对昏睡过去的老鼠逐个抽血以便检验拉沙病毒并测定是否存在抗体。老鼠的类别确定后就杀死并作解剖，器官保留下来以备分离病毒用。通过试验取得的信息全部输入电脑。

要了解老鼠是如何传播病毒的，需要进行另一项研究，要在曾患拉沙热病的住户中捕捉老鼠并与没患病的住户中的老鼠作比较。我们还想了解的是捕捉老鼠之后，新的疫情是否减弱了。这项专门研究由迪克·金利赛德（Dick Keenleyside）负责。迪克是个英国医生，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他是个能干的研究人员，只有一个弱点，即极端害怕会得上拉沙病。每天晚上回到实验室，他都会嚷嚷嗓子痛。这种恐惧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毕竟，他每天都与捕鼠队紧密合作。但是，恐怖症对于不论是捕鼠人或是病毒追猎者都是很不利的。他乘坐伦敦班机飞回美国时还真遇到一次可怕的经历。

在飞机上，他无意中和人谈起他曾在塞拉利昂参与一起拉沙热病研究项目。显然他错找了一个谈话对象。一进海关，他就被一些警惕性高、紧张过度的英国移民官员盘问并决定要把他送去科佩特·伍德（C0ppett's Wood）医院检疫。位处伦敦北部的这所古老的热病医院有一具塑料制成的隔离器，凡是被认为患有外来的传染病病人要放入隔离器中进行隔离。这是一个巨大的塑料袋，不透气，可以罩在床上。对于迪克来说，这种隔离器没有必要，因为拉沙热病毒如同大多数其他出血热病一样并不通过空气传染。然而英国人费了大力，化了很多钱安装上这样一个隔离器，他们急于要使用它。一些来自非洲的乘客，到达伦敦时，只要有点头痛脑热，都会遭到这样的待遇。

迪克强烈抗议并要求移民官员与“疾病控制中心”取得联系，他说他根本没病。然而就是搬出“人身保护令”来也没用。“人身保护令”是12世纪的一种文件，它和大宪章一样可以保护公民不受国王或其代理人的随意拘捕。那是英国神圣的立法之一，但它对于英国的检疫官员显然无效。直到“疾病控制中心”检验处的代表来到，说明他对英国没有危险，英国的俭疫官员才被说服，把迪克放行。迪克还算是幸运的。在病毒面前非洲人的表现不是唯一的迷信和“不可理喻”。

我们的问题不只来自拉沙病毒。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会遇到政局的干扰。塞拉利昂的政治动荡大多起源于两大种族之间长期存在的宿怨。一是生活在东部和南部的门德族（Mende），一是北部和西部的腾内族（Temne）。两个主要政党都以这两个部族作为权力基础，因而表面上看来是政治纷争，实际上往往是种族冲突。据说，1976年底到1977年初之间曾举行过一次自由选举，但全民大会党（All Peop1e's Congress）（腾内族的党）的领袖赛厄卡·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操纵选举，自称是胜利者，然后把在位的总统赶下台。这就导致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有些地方甚至形成阵地战。有些冲突发生在东方省的首府凯内马和南方省首府博城。

凯内马当时有人口25000人，一次战役下来死去12人。凯内马位于门德部族地区，在东方省施行的一次宵禁大大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下午6时就不允许出入城，显然，宵禁只能引起人们，特别是忠于反对党的省份对腾内族统治下的政府的仇视，而对我们来说则造成很大困难。实行宵禁时，我们的项目才刚起步，宵禁持续了四、五个月。那时省里的人还不太认识我们，我们经常会在临时设置的检查站前被一些穿制服的人拦住。他们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准军队人员，有的什么也不是。常＃会碰到一个全副武装但又满口酒臭的士兵，他对司机勒索钱财比对法律或政治问题要感兴趣得多。当地的法律与秩序已不复存在，任何持枪的人都乘机为个人捞取好处。

宵禁意味着不论我去尼克松或是潘古玛医院，都得在下午六时前赶回凯内马。由于两个医院都在25英里以外，而往往到最后一刻我才办完事，从而下得不在满路废物，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飞快开车回家。即便这样不远的路程，汽车也得1至2小时。我们时常担心有个喝了过多棕榈酒的士兵会朝我们开枪。幸好我们的员工还没遭到过袭击，仅有几个人被拘留过，而他们并没有什么过错，借口一些无足称道的小事，甚或没有任何理由也可以逮捕你。也许是把你错认为别人了，也许是因为你挡了路而怒气冲冲，总之，在什么情况下都有遭逮捕的可能。每当此时，我们就得寻找适当人士出面请求释放他们。

政治僵局最后总算解决，那是腾内与凯内马的两股势力在博城的一场激烈战斗之后，通过协商解决的。那场战斗中有300人死亡，多数是门德族人。由于总统来自与腾内族结盟的一个少数民族，两名副总统就由一名腾内族和一名门德族人充任。达成协议后。宵禁就取消了。然而政治危机的结束并不等于路障就不存在了。实际上，路障在我们的项目执行过程始终是个麻烦。你永远无法知道路障会在哪里出现，它已经成为地方习俗的一部分，随时随地可见。某个地方指挥官可以下令设置一个，某个人的心血来潮也可以设置一个，他不认为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设立路障已经成为一项全民运动、老少皆精干此行。你常会遇见几个小流氓围着一个所谓路障，其实那只不过是在马路中心挖掘的一个窟窿，挖出来的土堆在两旁，你一停下来，孩子们就会跑到车前来要钱，说是去修路。塞拉利昂就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