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28年的春天，气温乍暖还寒，令人捉摸不定。革命运动中的盲动政策停止执行了，但是，革命究竟怎样进行下去，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领导中国支部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来说，都还有进一步探索和检讨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自然的提到日程上来了。

    六大的召开，在八七会议上已有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十一月扩大会议决定，于1928年3月间召开六大。1928年1月，瞿秋白在政治局会议作报告，提出在3、4月间召开六大，地址暂时考虑在澳门（多数人主张在香港）。会议要求中央在两周内起草下述文件的讨论大纲：C·Y·问题，由C·Y·中央起草；党务组织由罗亦农起草；工会问题由工委起草；土地问题和政策问题由瞿秋白起草；党纲草案由瞿秋白、罗亦农起草。

    又过了两个多月，共产国际的关于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到达中国。4月2日，中央常委开会，传达了这项指示。国际要求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去莫斯科；并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参加六大。这个决定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召开，给以很大的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出国负责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留下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负责中央留守工作，领导国内斗争。

    离沪赴俄前，瞿秋白、周恩来与留在国内负责中央留守工作的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共同研究了国内工作部署。4月间罗亦农被捕，暴露了党组织不适应秘密工作环境。瞿秋白、周恩来和国内留守同志对此作了周密研究，并由中央于5月18日发出第四十七号通告，规定了关于整顿发展组织和秘密工作的九项具体措施。6月4日，中央又根据他们出国前的决策，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中国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革命；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动主义；红四军应在湘赣边界以军事实力发动工农，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并指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成前委，组成以朱德为书记的红四军军委。这对于恢复和发展红军和根据地起了重大指导性的作用。

    1928年4月底，瞿秋白离沪赴俄。4月29日，一夜大雨。第二天早晨天空还是阴晦的，下午又下起雨来。瞿秋白化装来到码头，登轮启程。船行两天，抵达大连。从这里上陆，转乘南满铁路的火车，经中东铁路，从满洲里秘密出境。于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然后从这里乘坐马车，到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庄园，叫作银色别墅，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楼房面临公路，楼后是漂亮的花园，穿过花园是座小山，山上长满树木。山后有条溪流，两岸绿树成荫。楼分三层，六大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此厅举行。二楼其它房间住大会代表，瞿秋白、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三楼也住代表。别墅附近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落的农舍，田野一片碧绿，正是初夏的景色。

    6月中旬，多数代表已经到达。14、15日，召开政治谈话会，一个小范围的准备会议。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应、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等人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也出席了会议。会间讨论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在6月17日以前，斯大林会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李立三等，请他们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意见。在大会进行中，斯大林还会见过大会主席团的中国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形势，斯大林认为处于两个高xdx潮之间，即革命处于低潮而不是高xdx潮，但正在走向高xdx潮。李立三等同志提出：中国各地都在不断发生工人、农民的斗争，革命形势是好的。斯大林不赞成这种乐观的估计，他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点浪花。这是说，即使是革命处于低潮，也会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是高xdx潮。这个生动和贴切的比喻，使多数与会者心悦诚服。

    6月17日，周恩来、瞿秋白分别主持了下午和晚间举行的预备会，讨论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和名单。

    18日下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主席团中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向忠发等，还有斯大林、布哈林。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他说：在我们党的五大和六大之间，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反革命势力一致行动，来压迫、屠杀我们，甚至集合全力来消灭我们。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工农群众，同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这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我们虽有无数同志领导工农战士以全力同敌人斗争而致牺牲，他们流下来的血创造了伟大的光荣历史。可惜，由于党中央陷入了机会主义，使革命遭受失败。八七会议纠正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党内还存在许多错误倾向，如盲动主义等等。这次大会一方面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也要肃清一切变形的机会主义。瞿秋白要求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尤其希望负责同志将经过的事实报告出来，由大会指出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使全党明白。他说，六大一定能够纠正一切错误倾向，使党走到正确路线上来，完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任务。

    从6月19日起，大会开始正式议程。当天，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长达九个小时。报告中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与斯大林的意见一致。

    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早在4月间，他已写成一个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约十万字，分为三章：中国革命领导权之争；中国共产党之过去与前途；中国革命当前的问题。在口头报告中，他只就书面报告未展开的意思，加以阐述和补充，分为五个问题：1．中国革命问题；2．过去的教训；3．现在阶段盲动主义的危险；4．革命形势；5．党的任务。口头报告长约七万字，也讲了九个小时。银色别墅的安宁的环境，给六大的代表们提供一切方便的条件和充分的时间，来回顾历史，总结教训，展望未来。这与在白色恐怖中，在国内匆忙地召集言不能尽意的会议，条件之悬殊，真有天地之隔。这也许是一些报告的时间，安排得相当充分的原因吧！

    瞿秋白在政治报告中，正确地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左”倾盲动主义，他进行了自我批评，也希望代表们批评自己。他说：“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都带有着国民党主义的余毒”，①“八七后认‘过火’或‘阻止革命’为机会主义，禁止杀土豪劣绅是机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是杀人放火，杀人愈多，社会主义亦愈多，土地平均是最社会主义，最共产主义了，完全表现小资产阶级倾向。新的机会主义倾向与盲动主义有关。盲动主义是机会主义反过面来。马日事变，不准备暴动，固然是机会主义，但有的只几十人，亦要来暴动，说今天不能不暴动，主张暴动即社会主义，不暴动即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②他希望全党对于盲动主义有深入的认识，他说：“现在各处党部亦反盲动主义，人人都反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非常之危险的东西。但是不懂盲动主义是什么，而形式上的反对，更危险”。③——

    ①②③《秋白同志报告》（手稿）。

    盲动主义表现在土地问题上，是主张没收所有一切土地。瞿秋白在报告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我们的党纲是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不是没收自耕农的土地。这一个意见，中央曾与毛泽东同志争论过，毛泽东同志曾经说道中国已经是十月革命了，必定要没收一切所有的土地。瞿秋白指出，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并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地方如果要巩固已有的革命成果，他们必须向外发展，在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的时候，则应该避开，采取游击战争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实力，而另一方面四面发动，导引起周围的其它地方的农民群众。我们现在对于农民，要领导他们在各种环境之下，采取一切的斗争方式，凡是农民所需要的即要立刻领导他们斗争，从抗租抗税乃至于游击战争，甚至更进一步的“割据”——这“割据”不是死板的，而是要扩大这一个形势。这里，瞿秋白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的思想，是非常宝贵的。

    在批评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时候，瞿秋白提出了“共产党内的枪杆子主义”的问题。他说：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过程中，表现出大多数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接近群众少，时怀幻想，以为单纯依靠枪杆子就可以获得革命胜利。他说：须知共产党员，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谋解放，非用枪械所能达到。这里，瞿秋白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以至军事投机的错误，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把这段话，特别是这段话的后半部分，不同他一直重视革命武装、革命战争，重视红军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等正确的主张联系起来考察，那么，非常容易使人误解他是在反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这一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后来在十年动乱中，他的这一观点果然成了“英雄们”声讨批判的一条不小的“罪状”！

    瞿秋白痛感于自己以及党的一些领导人既缺乏革命实践锻炼，又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对于革命造成的损害，在报告中说：实际的群众运动，我是受着他的教训，比书本上的教训还要好。又说：吾党缺少理论，革命的党要正确的理论的工作人员，就算几十人也是好的。无理论的党，必归破产。吾党有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同志，都要训练。要有党的理论才能使党充实，这并非说单一个理论便可以革命，吾党在八年中，革命运动的发展，根本理论缺乏，是党的弱点之一。一个党，一个党员，一个革命者，只有用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胜利和成功，而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革命理论将会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更好地指导革命运动的前进。

    中国大革命失败，究竟责任在谁？党内有强烈的反映。一些同志严于指责别人，而疏于批评自己；有的人则挟有私怨，一味要求追究个人责任。瞿秋白不赞成这种指责和追究，而主张严于责己。他说：我们也可以批评国际，说对中国的指导如何，如何不切实！又是其他什么指导人的原因等等，而发生机会主义；但是这并不能去掉自己的责任。对于张国焘在会议中缺乏与人为善，热衷于指责别人，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行为，瞿秋白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下面是在报告结束时的一段对话：

    秋白：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国焘：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秋白：我们应指出不对的，指出少数主义、改良主

    义的倾向，大家来纠正，至于辨别个人是非，并不是不需要，希望组织委员会来解决，将来向大会报告即可。这是议事日程上已决定的问题。现在我的报告完了。（全场鼓掌不止）

    瞿秋白报告中一个主要的错误，是仍然把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估计过高，认为革命有无间断的进展，革命显然是高涨的，因此党的总策略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此外，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以致发展到十一月会议时处分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周恩来、毛泽东等）。瞿秋白在报告中没有检查这个错误，反而认为十一月会议的执行党的纪律，是必要的。

    从21日起，代表们用了七天时间对瞿秋白的政治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会议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大会成立了政治、组织、职工运动、苏维埃运动、宣传、青年、妇女、财政审查、军事、农民土地等委员会，瞿秋白参加了政治、组织、职工、苏维埃、宣传、农民土地等六个委员会，并担任政治委员会的召集人。在认真听取代表们批评意见的基础上，6月28日，瞿秋白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

    在结论中，瞿秋白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深入地剖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进一步认识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对于命令主义，他说：布哈林同志发现了我们的命令主义，把党变成了老爷党，老爷叫工人做事，做得好就给赏，有同志无处安插就给他工作，这就是我们害了工人。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无论订好了什么好政策也是不行的。对于会议代表一再提出的陈独秀参加会议的问题，瞿秋白在结论中作了说明：从八七会议以前到十一月会议以后，共产国际一直要陈独秀来莫斯科，但陈始终不肯。我主张他参加扩大会议，后来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仍要他到这里来，因为开会很危险，而他又不接受国际的意思。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中共中央应负责，而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中共中央本身，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责任，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功过，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公允。他说：是否责任由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这是法律的观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妨害了，甚至出卖了工人阶级，这是不错，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在结论中，瞿秋白对这次大会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对于中央，各地代表都加攻击（按：指批评——作者），或者攻击还不够。这是新的现象，在党的生活中是以前所没有的。以前，所谓党即执委会，执委会即常委，常委即书记，可以决定一切！这次大会就不同，不仅受共产国际指示，并且受各地群众代表的指导。党代会代表由各地选出是第一次，第一次从支部中及群众中选出；得到过去的教训，指出中央的错误，此乃好的现象。我们希望七次大会上免去一切小资产阶级倾向。

    六大的主要决议，即政治决议案是瞿秋白起草的，米夫、布哈林修改过后，瞿秋白又改过。7月9日下午的大会上，瞿秋白逐段宣读政治决议草案，大会代表边进行讨论边作修改之后，全体一致通过。这时全场掌声如雷，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

    在随后的选举中，瞿秋白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他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在选举中得票较少。

    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党的工作在一个时期内得到了发展。六大的缺点表现在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盲动主义的实质缺乏深入的认识，等等。这些缺点，妨碍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并被后来具有“左”倾思想的人发展成为更加严重的“左”的错误。

    在六大开会期间，瞿秋白、周恩来对国内工作十分关心，向国内发了《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传达六大的精神。强调必须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决不能削弱对农民的游击战争的指导，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党的主要任务仍旧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政权。中央接电后，将电稿发往各地党组织进行讨论，及时地指导了全党的工作。

    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中共六大闭幕，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接着在莫斯科召开，从7月17日开到9月1日。在这之前，中共六大进行期间，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第一任团长。代表团由五人组成：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驻农民国际代表王若飞。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系。瞿秋白作为代表团团长，要领导代表团的工作，出席共产国际大会、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参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党和革命问题的决策等，责任是重大的。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和周恩来、苏兆征、张国焘等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

    瞿秋白和苏兆征一起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又和苏兆征、张国焘一起参加纲领起草委员会。瞿秋白精通俄文，有理论修养，又是代表团负责人，因此，他是国际六大上中共代表中的重要发言人。大会领导机构指定他担任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问题的三位补充报告人之一。他在主报告人库西宁发言后，先后于8月15日、21日向大会作了补充报告。同时，分别于7月27日、8月4日、23日，就布哈林报告、战争危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应该永远坚持真理，永远不盲从，独立思考，明辨是非。这样，他才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属于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瞿秋白在国际六大，充分表现了这种精神。

    在国际六大期间，瞿秋白同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赤色职工国际书记罗佐夫斯基发生意见分岐，并在发言中批评了他们。

    布哈林在《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提出了一个“第三时期”理论。尽管布哈林本人对这一理论有所保留，但在联共（布）出席国际六大代表的坚持下，布哈林不仅提出了这一理论，而且在会上批评了与此不同的意见。这一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划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18—1923），资本主义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第二时期（1923—1928），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渐趋稳定，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第三时期（1928年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殖民地的革命斗争迅速发展。因而将发生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以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将引起革命，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的总崩溃。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就要到来。实践证明，“第三时期”理论，是导致“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是极其有害的理论。至少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这样的。

    瞿秋白是国际六大代表中，最先对“第三时期”理论提出质疑以至否定的发言人之一，在他之前发言的有波兰代表科斯特鲁蔡娃。瞿秋白首先指出“对其中许多问题不甚了然”①。他说：“共产国际的总任务就是防止战争、保卫苏联和保卫中国革命。可能这三项任务就是所谓第三时期的特点。但是，我认为，这里我们还有一个空白，就是在经济分析方面，当谈工业生产力的增长、技术的改善等等情况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下新的经济形势对农业、对亿万农民现状的影响。这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够清楚的。”②农民的作用和农民土地问题、殖民地问题以及太平洋远东问题，等等，都应该有详细的分析，准确的估量，清楚的阐述。“既然我们在提纲中得不到有关农业、殖民地和太平洋问题的明确答案，那么，所谓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似乎就区别甚微了。（有人插话：对！）”③——

    ①斯特拉霍夫在共产国际六大第十二次会议（7月27日）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77页。

    ②《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77页。

    ③《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79页。

    瞿秋白在大会发言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党的总路线。他说：“党的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①他认为，应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一任务，即中国革命没有消亡，即使在遭到严重失败后，它也在继续发展，现在它应该重新聚集力量——

    ①同上书，第382页。

    出席国际六大的一些代表，由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曾经产生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便一概否定中共和中国革命。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倾向。共产国际候补书记、美共党员佩佩尔的言论尤其令人不能容忍。他居然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有过孙中山主义，现在又有托洛茨基主义”，“中国简直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布尔什维主义”①。对此，瞿秋白在第三十九次会议的报告中严肃地宣告：“我受中国代表团委托作如下声明：佩佩尔硬说中国党内过去是孙中山主义，现在是托洛茨基主义，这纯粹是诽谤。”②“应当承认，武汉事变以后，中国党毕竟找到了新的道路。”③“我们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不过，我们在数量上的损失虽然很大，然而我们在质量上却锻炼了党，锻炼成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党。”④我们领导了农民的武装起义，实行了土地革命，开始了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我们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在于，要以过去的错误为鉴戒，端正我们的布尔什维克路线。”⑤——

    ①②③④同上书，第543页。

    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81页。

    瞿秋白为广州起义进行了辩护，批驳了佩佩尔说广州起义是盲动、冒险，是按照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行动的论点。瞿秋白认为，广州起义虽然有许多缺点，也有错误，但是广州起义具有社会基础，带有群众性，发动起义是正确的。

    “广州工人自己提出了一个口号：‘青天白日’旗（国民党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帜。镰刀斧头的红旗才是唯一革命的旗帜！”①“广州起义，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是它彻底打消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即苏维埃革命的新时代。”②“广州起义已作为中国工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的楷模深入到劳动人民心中。”③至于广州起义以及中国革命中发生的错误，已经并正在得到纠正，今后将继续检讨这些错误，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①②③同上书，第451页，380页，552页。

    佩佩尔指责中共不重视反帝斗争。对此，瞿秋白说：“如果象佩佩尔这样提问题，我们似乎土地革命搞得过多了，而应该多加关心反帝运动。”①“什么是反帝运动？这就是抵制，游行，集会，乃至罢工。我们在香港组织了持续近两年的罢工，我们组织了许多游行示威等等活动。但是，我们这样做并没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可以说，如果今后我们仅仅用这些方式斗争下去，我们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把亿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②佩佩尔还主张“在民主的基础上选举农村的地方自治”。③对此，瞿秋白幽默地说：“大家看，佩佩尔是何等彻底。他比托洛茨基更‘彻底’，因为托洛茨基还认为中国现在正是反革命时期，……并不想得出关于立宪的结论。”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才能进行到底”，“绝不可能有什么宪政的道路，有什么农村自治的道路。（有人插话：对！）”⑤“如果现在佩佩尔要把我们曾经吃过苦头的那种观点强加给我们，那么，这就意味着佩佩尔意欲顽固坚持我们过去过高估价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这就意味着，佩佩尔不顾中国革命的教训，还要重复那些使我们遭到失败的错误。这就是主要问题。”⑥

    瞿秋白吁请代表大会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他说：“应提请共产国际各党真正支持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起义。这种支持不能仅仅是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式的支持，不能仅仅有反对白色恐怖的愿望。”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实行这样的民族纲领：“第一，要坚持民族和语言平等，在这方面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还要坚持民族自决权）；第二，如同列宁所说的，要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沾染上即或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出现教条主义，把某些国家党的经验神圣化的时候，瞿秋白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①②同上书，第544页。

    ③④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545页，546页。

    ⑥⑦⑧同上书，第546页，550页，551页。

    有些人忽视殖民地国家的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战争。瞿秋白说这些人号称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懂得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德国农民战争的再版”，简直是“叶公好龙”。他郑重地声明：“我仍然认为，如果承认殖民地是世界的农村，那民族革命问题就易于理解了。如果认为，就整体说，一切殖民地都是农业国家和农民国家，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整个国际就要有一套对待殖民地农民的策略，而且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就可以制订出东方革命运动的当前策略。”①

    8月23日，瞿秋白代表中共、日共、印共、印尼共代表团和其他东方国家代表团，在大会上宣布声明：“下面签字的各代表团，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全会所通过的关于俄国问题和中国问题的各项决议，也完全同意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声明完全拥护联共（布）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的政策。”②表示了维护国际团结，支持共产国际和兄弟党的良好愿望——

    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550页。

    ②同上书，第560页。

    国际六大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提纲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当前任务：“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高xdx潮将重新提出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当前的实际任务。”①大会认为共产国际各支部目前主要错误倾向是右倾，应坚决反对右倾并反对向右倾错误持调和态度的倾向。认为在中国，则有盲动主义倾向，但一般说来，现在错误倾向，是右比“左”更甚。可以说，这次大会是共产国际领导方针急剧向“左”倾转变的开端——

    ①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124页。

    9月1日，国际六大结束。瞿秋白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委会上又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9月5日，主席团会议产生了政治书记处，瞿秋白与布哈林、库西宁、莫洛托夫等一起担任书记处的成员。

    莫斯科的生活和工作

    瞿秋白4月底离开上海不久，杨之华也带着七岁的女儿独伊到了莫斯科。

    杨之华参加了中共六大，并在大会的妇女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中工作。中共六大开过后，她与瞿秋白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9月，她又和瞿秋白一道随各国代表到苏联南方地区参观，先后游览了巴统（黑海商港）、第比利斯（南高加索工商业中心）、巴库（里海石油区）、罗斯托夫（黑海商港，北高加索铁路中心）乌法（黑壤农村区）、哈尔科夫（工商业区）等地。他们沿途看到了工厂、农村、军队、文教、妇女、儿童等组织和活动，看到了许多革命胜迹，看到了苏联革命成功后十年的巨大建设成就，感到十分欣慰。

    瞿秋白经过两次大会的紧张工作，身体极度虚弱，夜间有时在睡梦中从床上跌落到地板上，但白天仍然支撑着努力工作。即使在南俄之行的旅途中，他仍然反复考虑如何贯彻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9月14日，他在巴库写长信给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①信中说：技术上的原因使我们不能迅速广泛地传播此次所得教训于广大群众，这实在可恨可恨。对于贯彻六大路线，他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在职工运动方面，他指出要防止和纠正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肃清一切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反对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发展党内群众的讨论。在农民土地革命和红军游击战争方面，他指出：苏维埃区域中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创造红军，领导一般农民的琐小斗争到推翻豪绅政权的斗争——游击战争。农民的地方暴动，还只是收集革命力量取得群众的斗争，还不是争取一省或数省政权的斗争。所以一方面要注意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需要避大击小的红军的游击策略。红军的游击可以散布土地革命及工农独裁的宣传于广大的区域，而积累革命的军力。现时特别要注意盲动主义情绪的余波与再生，特别要注意忽视农民革命作用。在党的理论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工作设想：理论的重要与教育干部的重要是显然而又显然的。他将在最近二礼拜间，想一想此地的工作计划：①马列选集，②国际经验，③国际时事，④苏联时事，⑤中国革命问题的编译。至于国内则此次决议的通俗化宜从速进行。他建议由一些同志作些通俗地宣传六大决议的工作。他自己也动笔，撰写宣传六大精神的小册子。不久，一本六万字的通俗读物写出来了，书名叫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门见山，这书的第一段文字就把读者紧紧抓住了：

    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打倒清朝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便是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依然非常痛苦。辛亥革命，并没有打倒官僚军阀，平民仍旧是受压迫，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更加剥削中国的工农。这是为什么？说起来，原因很多呢！②——

    ①瞿秋白致周恩来信，是从杨之华《回忆秋白》中引来的。

    ②瞿秋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出版局1928年版第5页。

    瞿秋白用通俗的文字，丰富的知识，清楚的说理，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社会历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历程及其经验和教训，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这本书后来在莫斯科出版，对于国外读者了解中国革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身在异域，病痛缠绕。接任伊始，他就想到了回国，而他的思绪早已飞回了祖国，飞回到国内同志的身边。给周恩来的信，说出了这种埋藏得很深的激情：我在俄做国际工作（政治）及理论的工作，本是党的需要，国内工作自然是你们多负责了。但我想不久就要回国的，我又要养病，又要想做许多工作，不知如何是好，要做的事太多了！

    过了不久，大约在11月间，斯大林约瞿秋白、张国焘会谈中国革命问题。张国焘不通俄语，由瞿秋白把斯大林的谈话翻译给他听。谈话从晚间九点，一直谈到零点才结束。在斯大林那间陈设很简单的办公室里，主人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客人隔着办公桌对坐。斯大林不停地抽着烟斗。他关切地问他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况，使客人感到亲切。斯大林问到了中国国内的情况，问到宋庆龄和陈独秀。瞿秋白向斯大林报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要点，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给以指示。斯大林说他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中共六大决议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他少年时，在穷乡僻壤，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直到三十多岁，才得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册，以后又千方百计找到第二、三册，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在警探环伺的环境中，用了几年时间，熟读这些书，才真正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这时的斯大林，正在与党内外的反对派作斗争，因此他还是谨慎的，谈话也比较现实和谦虚。

    这次会见前后，瞿秋白因病到南俄的黑海疗养地休养了一段时间。回到莫斯科又投入紧张的工作，结果到1929年2、3月，肺病又加重，不得不再去休养。地点是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位于莫斯科南面数百英里，要坐一夜火车才能到达。这是一个乡村疗养所，附近有青苍苍的寒林，厚厚的积雪铺满大地，空气冰冷，异常清新。同来休养的黄平，身强力壮而又喜欢运动。瞿秋白羡慕他那强健的身体，自己觉得惭愧，但很想锻炼一下，使自己也有那样好的体魄。黄平常去滑雪，瞿秋白便高兴的同他一起去练习滑雪。手握撑杆，跕出稀疏的灌木丛，踏着滑雪板从坡顶往下滑。滑雪板在雪面上发出丝丝的声音，顺坡而下，轻快，平稳，犹如荡舟，又与荡舟不同；江南水乡的荡舟，另是一番情趣。瞿秋白从此爱上了滑雪，后来回到莫斯科，他和黄平还一起到列宁山去滑过雪。

    共产国际机关的外国工作人员，都住在特维尔斯卡亚大街（今高尔基大街）的柳克斯旅馆，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瞿秋白第一次旅俄时住过的东方大学宿舍，就在这条街的A字15号。柳克斯旅馆公寓式的房间，每月要付四十多个卢布的房金。瞿秋白每月约有二百五十个卢布的薪金，这个数目是当时苏俄机关的最高薪额。杨之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中学习。这个班的同学里，有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方维夏、江浩、夏曦、董必武、叶剑英、赵世兰、李文宜、杨子烈等。别的班的同学称特别班为老头子班。性格开朗活泼的杨之华来到这里，顿时使班中热闹起来，充满了生气。人们常常看见她在校园里参加篮球、排球运动。她刻苦用功，学习俄文进步很快。班里讨论时，她积极发言，观点鲜明，言之有物。回到公寓的家中，她还要抽出时间来照料瞿秋白的生活，使他集中精力于写作和工作。当时莫斯科的物资缺乏，有钱也难买到东西。食品更缺，有时一连三个月，顿顿饭的菜品只有鱼类，吃得使人腻味。杨之华总是设法调剂副食品，尽可能使瞿秋白吃得好些。

    俩人的生活是俭朴的，但他们的生活又是十分和谐的，感情是十分亲密的。据当时在列宁学院学习的庄东晓回忆说：“每逢节日或假期，我常到华姐秋白的住所——柳克斯公寓十二号去看她。”“当秋白工作的时间过长，面带倦容，需要休息时，华姐在旁就说几句诙谐风趣的话，或叫秋白放下笔去做点什么，调剂调剂。有一次我和潘家辰同志去看他们，寒暄了几句，秋白又伏在桌上，奋笔疾书了。华姐向我递了个眼色，笑着说：‘有个人连脸都懒得洗，洗手也只洗手心，连手背也不洗，这个人更不喜欢搞卫生，房子里有气味，他就洒点香水，你们猜这个人是谁？’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秋白也只好放下笔，同我们一起说笑，这才稍得一点休息。”①——

    ①庄东晓：《难以忘却的怀念》。《回忆杨之华》第40页。

    女儿独伊到莫斯科后，送进了一家孤儿院。瞿秋白、杨之华平时很忙，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去看她。独伊一人，言语不通，有些调皮的苏联男孩看她是黑头发，便把她当作犹太人，歧视她。虽然孤儿院院长、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待她很好，但她还是时刻都想念爸爸妈妈。每次他们来看她，都使她感到无比的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爱吃牛奶渣，每到周末从共产国际机关下班回来路过商店，总要买一些带到孤儿院去给女儿吃。

    后来，独伊调到另外一个幼儿园，在离莫斯科较远的一个小城依凡城。瞿秋白夫妇仍然每逢周末去看她。他们在星期六晚上从莫斯科坐火车，星期日早晨抵达伊凡城，要坐整整一夜的车。他们就睡在火车上过夜。星期日清晨，一家人见面，分外高兴，痛痛快快地玩上一整天。

    早晨，我们走到幼儿园的时候，孩子们排了队出来，唱歌欢迎父母，接着又表演节目给父母看。父母带来的食品玩具都放在一起，大家一起吃一起玩。然后由父母分别带领自己的孩子出幼儿园，秋白和我带着独伊到附近的森林中去。这是我们最幸福最愉快的一天，我们充分享受了天伦之乐。在这一天中，秋白是高兴的，活泼的，使他忘却了工作的紧张与疲劳，他和孩子痛快地尽情地玩着。夏天，我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秋白画图和折纸给孩子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秋白把孩子放在雪车里，他自己拉着雪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跑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我叫起来：“妈妈，我跌一跤不哭，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秋白一听这话，放开了手，哈哈大笑。孩子也很高兴，拍手大笑。笑声震荡在天空中，似乎四周的一切也都为我们的欢乐而喜气洋溢。①

    这是杨之华的回忆。下面是独伊的回忆：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我们的儿童院设在莫斯科郊外沙皇时代的一座地主庄园里，四周是茂密的丛林，风景很优美。那一天，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杆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木筏顺流而下，微风轻轻地吹动着我们的衣服，忽然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快乐的歌声，在河上飞翔，我们就在歌声中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②——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②瞿独伊《怀念父亲》。《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瞿秋白的两次爱情生活，都没有给他带来亲生子女。然而，他不是那种只有狭隘的亲子血缘之爱的人；共产党人博大的襟怀，使他充满了对一切孩子的热爱。对于他所爱之至深的人的女儿，他视同己出，也爱之至深，远远超过了血缘之爱。他在杨之华和独伊或其他人面前，从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女儿；独伊也从来没有感到爸爸不是自己的亲爸爸，她从未失去父爱。

    在列宁疗养院，瞿秋白虽在病中，却更加关怀独伊，常常写信给她。

    独伊：

    我画一个你，你在笑。为什么笑呢？

    因为你想着：

    你是好爸爸和姆妈两人生出来的。

    （画独伊牵着一只兔子）

    小独伊：

    你会写信了——我非常之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

    我很念着你。我的病快要好；过三个星期我要回莫斯科，那时要来看你，一定来看你。我的小独伊。再见，再见。

    好爸爸

    二月十四日

    喜悦与关怀交织成的这封短信，饱含着多少温暖亲切的父女之情呵！

    1929年3月15日，瞿秋白仍在列宁疗养院。俄罗斯的春天姗姗来迟，但是春意已在林梢花枝间，已在人们的心田里。瞿秋白想到了小独伊：她和与她同龄的孩子们，不就是充满了生命力和无限希望的蓓蕾吗？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

    都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这一首小诗，内涵深蕴，表现了革命者对于千千万万孩子们的美好的希望和浓厚的爱恋，那思想境界是高洁的。

    独伊所在的森林学校是苏联政府为病弱儿童办的儿童学校。校中讲究卫生，规定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独伊的头发自然也剃光了。女孩子剃光头，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瞿秋白知道后，立即给独伊写了一封很有风趣的信，安慰女儿。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

    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

    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

    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

    你要听先生的话，要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不久，瞿秋白又给女儿寄去了一封短信，信下附了他滑雪的画。

    独伊：

    你为什么要哭？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好爸爸

    父亲很了解女儿的心理，信中充满了慈父的热爱和关怀。收到这些来信，独伊从那里感到了无限的温暖，更加安心的学习了。

    郭质生，是瞿秋白1921年来俄时结交的好朋友，现在他已是有名望的汉学家、语言学教授。他来到柳克斯公寓看望老友，带来了十年前瞿秋白离俄返国时寄存在他那里的两个抄本，是当年瞿秋白研究拉丁字母的笔记。那时，他受到苏俄扫除文盲运动的启迪，深感中国文盲之多，文化之落伍，与中国文字之弊病密切相关，非作改革不可。这两本笔记，重新引起瞿秋白对于汉字改革的兴趣。1929年3月19日，他在列宁疗养院写信告诉杨之华说：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致于可以适用于实际工作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五十年、一百年，但发端是不能怕难的。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要把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更有趣了。①——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在中国文化领域里，瞿秋白富于远见卓识，他看到了中国文字改革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期以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或者更多的时间，用更多的人才，通过多少个阶梯，才能达到成功的顶点。万事难在开其端，谁能甘愿作这样的阶梯，供人攀登呢？他要和杨之华一起投身到这个能够使中国工农群众摆脱汉字之苦的开创性的事业中去，把他们的爱情、生活、工作，与中国亿万个工农大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无论从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这一段文字都感人肺腑，足以使无数的人受到莫大的教育。

    在苏联的两年中，瞿秋白经常与林伯渠、吴玉章、郭质生，当然还有杨之华，一起来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1929年10月，瞿秋白写成了一本《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小册子，并在旅莫斯科的华侨和华人中试行。1931年9月，中国工人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瞿秋白的这本书作出了中国新文字方案。

    哀思和义愤

    1929年2月20日，刚刚由苏联回到上海不久的苏兆征病逝了。1月间，苏兆征离苏前，突然得阑尾炎，瞿秋白劝他动手术把阑尾切除，休息一段时间再走。苏兆征在六大后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工委书记，急于回国开展工作，执意要走。瞿秋白只好同意。想不到，回到上海后病情恶化，救治无效，终于逝世，年仅四十三岁。从1927年武汉时期起，瞿秋白就同苏兆征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他工作非常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越是在斗争的紧要关头，环境最恶劣时，他越是充满信心，与同志合作的越好，得到许多同志的爱戴。他的死，使瞿秋白悲痛不已。他给杨之华的信中说：

    昨天接到你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骇的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一九二二年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为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斯大林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尤其是“八·七”之后是如何的深切。

    ……我党的老同志，凋谢的如此之早呵，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些丝毫呢！！①——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是的，大革命失败后，李大钊、汪寿华、肖楚女、陈延年、赵世炎、张太雷、罗亦农、向警予，相继殉难。留下来的老同志，越来越少，弥足珍贵。苏兆征未死于敌人屠场，却死于小病阑尾炎，这是多么令人惋惜和悔恨呵！这件事，成为瞿秋白的一块心病。此后，他常常自责地说：我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科，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

    只有用加紧工作来弥补已经无法弥补的损失于万一了。瞿秋白的工作量更加增多。下面是他手拟的一个星期的工作日程安排：

    上午下午晚间

    星期一中国委员会代表团会议

    星期二东方部政治会议列宁学院—

    （十时）（三时至五时）

    星期三中国党史党校（四时）—

    （十时至一时）

    星期四近东会议（十时）材料（十二时）—

    星期五远东会议（十时）政治秘书处会—

    （十二时）

    星期六东方部组织会议党校—

    （十二时至三时）

    会议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写作就只能在八小时乃至十小时之外去安排了。他的身体更坏了，神经衰弱很严重。有时，睡到半夜，突然会从床上跳到窗前，口水不住的从口中流出来。他感觉到“我只有丝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①。1929年8月，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彭湃、杨殷等同志被捕。这是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叛徒白鑫（时为中央军委秘书）提供的情报，破坏了中央军委机关，彭、杨等都在那里开会时逮捕的。彭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创始者，杨殷是工人运动领袖，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24日被捕，30日即被杀害。瞿秋白得知彭、杨被捕消息已是9月初。9月6日他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得彭、杨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亟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贿买狱卒，或其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宜速来电声明”。②9月15日，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问及彭、杨，焦急地说：“彭、杨如何，急死人了！！”③9月下旬，彭、杨被害的噩耗始传到莫斯科，他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同志的无限悼念，在深夜写了《纪念彭湃同志》一文，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后来，他又修改了这篇文章，与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合在一起出版了小册子。他在文章中写道：——

    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②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9月6日）。彭湃、杨殷等被捕后，中央特科确曾计划在敌人押送途中以武力劫持营救，但因贻误时机未成。

    ③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9月15日）。

    上海来的电报告诉我们，有四位同志被我们的敌人枪毙，这是使我们非常之痛心的消息啊，而且彭湃同志，也是四个里面的一个。这样一件痛心的事情，不早不迟的发生在兆征同志死了不久之后啊！

    彭湃同志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个战士。当他开始在广东做农民运动的时候，那时候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还在否认中国革命问题中农民土地问题的存在呢！

    他是做群众运动工作的模范，他是真正能深入到群众里面去的同志。他的勇敢，果决的精神，工作的能耐，在从来未有的中国白色恐怖之下工作，这是党内同志无论那一个都是极端的佩服他的。他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恐怕除湖南农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瞿秋白在文章中，满怀痛惜之情，概要地叙述了彭湃同志的一生经历以及伟大功绩。最后写道：

    彭湃同志已经死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啊！

    中国的反革命——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现在才对着中国工农的领袖的尸体，欢呼庆贺呢！可是，你们这些反革命的统治阶级，你们且慢高兴，你们是灭绝不了我们的彭湃同志，杨殷同志的——，你们杀掉我们一个彭湃，一个杨殷，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会在自己的斗争中去栽培出无数的彭湃，无数的杨殷来送你们的终！我们的责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的事业！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先后增加了陆定一、蔡和森。陆定一于1928年底抵苏，任驻少共国际代表。蔡和森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他身体有病，一边休养，一边参加代表团工作。7月3日到19日，瞿秋白与蔡和森、陆定一等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瞿秋白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的讲话。十次全会通过决议批准联共于同年4月关于撤消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的决议，并且决定免除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全会要求各国共产党反对右派，反对同情和庇护右派的调和派，并将一些国家共产党内某些被认为是右派或调和派的人从组织上清除出共产国际，以“下层统一战线”和“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代替统一战线策略。这次全会标志着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形成。瞿秋白讲话的基调，自然也只能是反对右倾，尽管他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

    1929年秋天，瞿秋白和黄平一道从莫斯科去德国，出席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呼吁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这时，已经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并走上了托派道路的陈独秀，开始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了“拥护苏联”的简单策略。陈独秀便借题发挥，在1929年7、8月间，接连写信给中共中央，全面攻击中共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先是在10月作出决议，警告陈独秀停止一切反党宣传和活动；陈独秀仍旧一意孤行。11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10月26日的指示，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定。这件事，在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中，也引起一场波澜。大多数同志拥护中央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定，瞿秋白写了近三万字的长文《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系统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王若飞不赞成立刻开除陈独秀，而主张应先与陈独秀进行辩论，并向党内群众进行解释。党内同志有不同意见，包括对陈独秀处分问题的不同见解，本来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张旗鼓地反对右派和调和派的“左”的气氛中，这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是绝对不被允许的。结果，王若飞受到批评，并被停止了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这件事，虽然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但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瞿秋白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对于陈独秀，瞿秋白一向视为前辈，恭敬，尊重，何况他曾经是党的创始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使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断送了大革命运动，摧折了许多革命的精英，瞿秋白还是觉得应该由政治局来分担革命失败的责任，不把全部责任统统推给陈独秀一个人。他总是希望陈独秀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从错误的泥淖中爬起来，重新为中国革命工作。他主编《布尔塞维克》时，邀约陈独秀为党刊撰稿，尽管陈只以“寸铁”来应付，他还是照登不误；对于陈独秀的生活待遇，一如既往，并不降低。岂料，陈独秀越走越远，终于堕落为中国托派的首领，分裂和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难怪平时冷静温和的瞿秋白，这时竟激于义愤，错误地压制了持有不同意见的王若飞。

    莫斯科中山大学设有中国问题研究室，这时，改为中国问题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向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提供有关资料。研究所办有俄文刊物《中国问题》，由瓦尔加、威格尔、库秋莫夫、马札亚尔、米夫、瞿秋白、沃林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和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文章。

    根据中共六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29年7月写信给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指定瞿秋白、张国焘、陆定一、王若飞、蔡和森等组成党纲起草委员会，以瞿秋白为书记，负责起草七大的党纲。“时间限三月完成，六月内运送中国，委员会的人得由代表团与东方部决定就地增加，俄同志的加入亦然。”①中央来信于12月寄到莫斯科，在途中耽搁了半年。瞿在复信中向中央报告说：“我在此一年之中，大部的时间是花在这一问题上。陆续寄出的农民、职工、独秀等等文章，都是准备工作。现在的问题，已经是要决定委员会的名单。我的提议是：莫洛托夫、库西宁、米夫、沙发洛夫、秋白、中夏、国焘七人。”②又说：“此问题的准备是非常重要——是中国革命理论基础的打定的问题。需要的时间，必定较多，至少要五个月，尚且求国际方面准我三个月的假——即不管其他一切杂事。党纲必须在七次大会提出。而国内革命的发展亦渐有需要开七次大会。东方部已有此意，准备在明年七八月间仍在俄召集，尚未最后决定。此事，须等待你们的意见，请即答复。”③——

    ①中央致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信（1929年7月11日）。

    ②③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12月15日）。

    这封信刚刚发出，瞿秋白又病倒了。1930年1月，他写信向中央报告说：“我最近又因天气关系大病起来，简直差不多半个月晚上不能睡着了，因此，最近不能做什么工作。即日要去休养治病。真正烦闷死人。”①“去年十二月至今，我又是到了‘冬蛰’的状态，简直不能做什么！！！国际如果不能给我长期疗养，并使静静的工作，则将来身体一天天的坏下去，严重的工作如党纲、党史之类，简直没有希望！——（虽然，党史，我已开始讲演）。”“听说恩来、向应都病，现在怎样了，不胜悬念之至！！”②——

    ①②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30年1月16日）。党史，指瞿秋白从1929年12月18日起，在列宁学院开始讲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讲起，讲到1929年底止。共十二讲，每月二、三次。课程表排到1930年6月。

    瞿秋白虽病体支离，考虑的还是如何作好起草党纲和研究党史等工作，他唯一的要求是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这时，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不能安静地读书、思考、研究、著述呢？难道仅仅是病么？不！如果只是因为病，那么，有医生的治疗，有疗养院的休养，有杨之华的照料，病是不可怕的。他所极不满意的，而且感到厌烦甚至憎恶的，是腾起在周围的喧嚣的噪音，那完全由人为的因素造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殃及了无数善良的人。人们原来以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总应该按照共产党人的准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办事。可是事情并不完全如此。有些号称是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满脑袋装的是资产阶级、甚至于封建阶级那一套货色，权术、手腕、阴谋、诛杀，无所不用其极。犯了“错误”要挨整，没有错误，只是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他们的所作所为，更要挨整。“反倾向斗争”，在他们那里不过是一个巧妙的整人的圈套，杀人的武器罢了。

    1929年底，在大规模“清党”的惶恐气氛笼罩下，米夫、王明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掀起的无休止的“反倾向斗争”，完全打乱了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计划，已经使瞿秋白无法正常地工作下去了。

    中山大学风潮

    莫斯科中山大学①，是苏联党和政府为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培养革命人才而设立的学校，1925年11月开学。学生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第一任校长拉狄克，1927年夏因与托洛茨基同伙而被解除校长职务，由副校长米夫接任。米夫这年只有二十七岁，年轻气浮，装腔作势，在学生中普遍地不得人心。但他在半年以后，1928年3月却当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中山大学的一个安徽籍学生陈绍禹，1925年入学，学业不错，会说一口流畅的俄语，手腕圆滑，善于辞令，深得米夫赏识。1927年2月，联共中央派米夫率领一个宣传工作者小组访问中国，曾到广州、武汉和上海。小组由中共中央委托宣讲如何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并出席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陈绍禹随同米夫作译员，便狐假虎威，自视很高。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过程中，米夫从东方部和中山大学调了一些人参加会务和翻译工作。王明被米夫安排担任重要译员，参加了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瞿秋白、李立三等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王明看来，都很可笑，因而更加目空一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许。米夫则散布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话，推崇王明等人，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领导层。当时虽未得逞，但造成了中国留俄学生中对中共代表团及中央负责人的轻视和不信任。米夫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要他向旅苏留学生发表讲话，反对“江浙同乡会”。六次大会结束后，有的代表没有走，米夫又召集报告会，王明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

    ①中山大学自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改为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中山大学的风潮，起始于1927年夏季，学年总结时，发生了拥护代理校长的学生和支持支部局的学生之间的分歧，是为教务派与支部派之争。米夫从中国回来后，支持支部派，压制教务派，当了校长。王明等人支持米夫，实际上在学生中很孤立。于是他们便捏造谣言，说中山大学有一个由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组织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并经苏联有关部调查确认属实。按向忠发的说法：“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他们的组织在党内秘密，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他们以后的出路不外：1、公开的反革命，投向蒋介石来屠杀工农；2、走到小资产阶级反动政党（如第三党）里去，反对C·P·；3、留在党内捣乱破坏。”因此，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领袖和中心人物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①。向忠发在中山大学的讲演中，竟威胁要枪毙一些人。事后便有学生被捕、被开除。学生激于义愤，纷纷找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瞿秋白听取了学生意见。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曾到学生中间调查，认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瞿秋白又派邓中夏、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与校方发生争执。米夫和由他操纵的、由王明一伙加上几个俄国人组成的支部局，居然不许中共代表团过问这所训练中国学生的学校。中共代表团经共产国际秘书长同意，前往格伯乌机关查阅材料，也遭拒绝。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代表团对苏联当局处理“江浙同乡会”的不同意见。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在一些江浙籍同学中，对某些问题意见一致，并不是罪过，不能说明他们就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的结论。约在这个时候，瞿秋白向库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职务的建议——

    ①向忠发：《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1928年9月14日）。

    1929年夏天，中山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多数学生反对支部局，瞿秋白公开发表讲演支持多数学生，反对无原则的斗争，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有批评。会议进行三天。瞿秋白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山大学事件采取一致的态度，但后来张国焘却顺风转舵，倒向米夫一边去了。

    联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以后，中山大学掀起了更大的风浪。布哈林“右倾”的主要罪状是反对全盘集体化，反对消灭富农。瞿秋白在富农问题上，原来和布哈林一致，即强调富农的封建性，但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他主持起草制订的六大决议中，也有同样的提法。1929年6月间，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认为中国也应同苏联一样，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瞿秋白反对，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在张国焘的调和下，瞿秋白勉强地违心地同意米夫提出的《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6月7日）。富农问题的争辩，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企图把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起扣到瞿秋白的头上。

    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与反对他们的党员摊牌，并提议请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置他们于被公开批判的地位。瞿秋白拒绝出席会议。随后，他们又在清党的一般讨论阶段，召开大会，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

    事先，他们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自从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大会开始后，他们在发言中集中攻击瞿秋白等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米夫派以及参加会议的联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致鼓掌，表示支持这种攻击，以孤立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与此同时，清党已发展到行动阶段，据陆定一回忆说：“凡是‘反对支部局’的，除了少数几个工人以外，都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①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一切卑劣的手段，都无法使真理正义在身的共产主义战士发生丝毫的动摇。但是，在这种乌烟瘴气，是非颠倒的恶劣环境里，却可以使一些好人愤懑到痛不欲生。有的人自杀了，而有些不自杀的人则莫名其妙地突然失踪了。

    中山大学学生瞿景白，在这次大会以后，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党员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就在这一天，他“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

    ①陆定一：《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景白是瞿秋白的三弟，生于1906年。他在哥哥教诲和带领下，成长很快。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绩优秀。1924年开始就读于上海大学，并在那里入党。曾在《新青年》季刊发表诗作，并担任上海大学演说练习会的文书。

    五卅运动中表现出色，一度被捕入狱。在法庭受审时，他“脸不变色，作了义正辞严的答辩”①。他先后在上海、汉口作过党、团的工作。随瞿秋白来莫斯科后，曾参加中共六大的秘书工作。后在中山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同瞿秋白合编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景白“失踪”，对瞿秋白感情上的刺激，是相当深的——

    ①姚天羽：《培养革命干部的洪炉——上海大学》。《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

    在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的杨之华，也因为反对米夫派，受到了严重处分。

    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时一致肯定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政治路线，谴责反对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的主要责任。1930年春，米夫召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和张国焘到他的办公室，板起面孔，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邓、余）领导了派别的活动，未与托派进行充分的斗争。由于张国焘在这次斗争中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最后倒向米夫派，所以决议说他不是在当初，而是在后来才对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共产国际商定新的成分。这样，瞿秋白便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这一场斗争，究竟如何看呢？当时中共代表团成员陆定一有明确的回答：

    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①——

    ①陆定一为《忆秋白》所写的前言（1980年5月3日）。

    瞿秋白后来在回顾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时，写道：

    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消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①——

    ①《多余的话》转引自《瞿秋白年谱》第1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时刻关心国内的工作，他的心是向着祖国的。他校阅过列宁的重要著作的中文译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书，翻译过不少文件；他研究了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他的这些研究和著译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内的革命工作和未来的建设工作有关。因此，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他就有可能回到中国来了。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xdx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中央，形成了立三路线。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针对立三路线，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瞿秋白、周恩来（4月间到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参加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参加了决议案的讨论。8月12日、13日，秘密前往武汉观察形势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两次向莫斯科报告：武汉驻扎着大量国民党军队，革命力量不过三百多人。共产国际当即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

    周恩来、瞿秋白先后取道欧洲回国。路经德国柏林时，8月1日，瞿秋白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柏林失业工人示威大会。

    会后，周恩来先行返国。8月26日，瞿秋白返抵上海。

    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

    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由于贯彻了六大决议，中国革命形势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有了上升的趋势。中国工农红军力量增强，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瞿秋白这时著文欢呼“毛泽东红军万岁！”①。在这种好的形势下，李立三便骄傲起来，忘乎所以，企图改变六大的正确方针，要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的前景，有一个十分乐观、十分狂热，但又十分虚幻的估计：预计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蒋介石将迁都北京，而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武汉成立，形成武汉与北京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北方进行冀鲁豫暴动，推翻北京政府；在东北举行哈尔滨、大连起义，在南方进行广州、香港暴动，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当李立三的六月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说：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

    ①瞿秋白：《中国的苏维埃革命》（1930年1月）。《共产国际》月刊，第1卷第1期。

    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是反对的，特别是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关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关于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关于取消党、团、工会组织，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组织等等方面，都批评了李立三。但是，就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之间的思想理论体系来说，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时期”的理论，关于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理论，关于反布哈林右倾的斗争，等等，推动和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形成。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在中国革命性质、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以及在革命形势、党的任务等重大问题上，同李立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七月决议明确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但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强调右倾乃是主要的危险。

    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受到远东局代表的批评。远东局代表写信给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的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李立三则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撤换远东局代表。8月，国际决议，否定了远东局代表关于中共中央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八月决议和七月决议，内容一致，成为中共三中全会的指导文件。

    8月1日、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竟说：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并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随后，李立三一再以中央政治局名义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信打电报，谎报中国革命的高xdx潮和战绩，要求批准他的暴动计划。这一系列公开对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行为，对于有权指挥各国党的共产国际来说，是绝对不可容忍的错误。

    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李立三发言承认了错误，瞿秋白作了政治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指出前一时期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主要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决议认为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但是策略上有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表现在对于立三路线的“左”倾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错误地强调反右倾；曾经反对立三路线并被立三路线中央打击的何孟雄，仍然成为三中全会打击的对象。但以三中全会的缺点与功绩相比，三中全会的功绩是主要的。

    可是，两个月过去，到了11月间，共产国际突然来信①，在对立三路线错误的估计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来信说，立三路线错误不是策略上而是与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并且指责明明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口径去纠正立三路线的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错误。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指示——

    ①即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此信。

    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在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前，王明已先于中央从远东局获知共产国际来信内容，他急忙按照十月来信的调子修改他正在赶写的《两条路线》小册子，蓄意在党内制造混乱。小册子说立三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要坚决反对“对这一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在政治上强调反右倾，在组织上提出“改造”各级领导机关。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及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指责“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三中全会后，又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他狂妄地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他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因此，他提出在党的七大召开以前，“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至少要“对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①

    王明及其后台，早已把目光紧紧地盯住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位置。王明的小册子成了他们夺权的纲领。

    王明一伙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一哄而起，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罗章龙等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学习的”，必须“立即离开领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②何孟雄等主张对瞿秋白、李立三等“予以严厉的纪律制裁”，分配他们去做艰苦的下层工作。③——

    ①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0年秋冬）。

    ②《全总党团决议案》（1931年1月1日）。

    ③《苏准会办事处工作人员会议决议案》（1931年1月7日）。

    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了李立三①的检查，审查了三中全会文件等以后，写出《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一）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实质；（二）三中全会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三）三中全会没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四）三中全会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五）三中全会对于全党同志没有解释领导机关所作的错误，反而模糊了这些错误的实质；（六）

    三中全会没有责备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不同意的时期，所表现的那些反共产国际言论；（七）三中全会上表现了领导机关之中有不健全的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讨论这个报告时，表示完全同意上述观点。主席团会议在批判李立三时，实际上把主要矛头对着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主席团的七名委员的发言，都指名通姓批判瞿秋白，指责他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时，“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③。主席团极力吹嘘王明一伙，说他们“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是“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完全是“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④在会上，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意斯基提出三条意见：一、李立三要向国际监察委员会彻底揭发瞿秋白的“小团体”活动；二、召集中共中央全会；三、李立三留在国际学习，认识自己的错误。⑤——

    ①三中全会后，共产国际调李立三到莫斯科学习。

    ①③④⑤《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

    这时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2月14日，米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16日，在米夫干预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撤消李立三中央对王明等人的处分。25日，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22日，又逼迫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王明《两条路线》小册子中提出的两项主要要求，即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中央最近各项通告无效；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样，便暂时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和王明一伙妥协合作的局面，王明说中央已放弃了调和路线，回到了国际路线上来。何孟雄、罗章龙等则认为不应再召开紧急会议，不必撤换中央领导人，不应再谈改造党的组织，而转过来批评王明。

    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有的代表在会前二十分钟接到通知，才知道要开四中全会；有的来到会场还不知道要开什么会。会议从早上七时多开到晚上十时多。会议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李立三已去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主要目标。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消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被米夫称之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最有才华”的领导人的王明等，竟一步登天（先入政治局，后选为中央委员），钻进了中央领导岗位。尽管罗章龙派因未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而大闹会场，但米夫、王明夺权的大局已定，不容更改了。向忠发虽然继续担任总书记，但是大权操在王明手里。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代理总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秦邦宪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瞿秋白冷静地从容地对待这一切。他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四中全会后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声明自己承担责任，接受“指斥”，说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①。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再次谴责瞿秋白。决议竟指责瞿秋白以派别行动来影响李立三中央对王明等的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王明一伙，大权在握，什么罪名，都可以加在别人头上。瞿秋白欲辩不能，只好再次向中央政治局写了声明书，接受一切指责，说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②——

    ①瞿秋白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的信。《党的建设》第3期。

    ②瞿秋白同志声明书。《党的建设》第3期。

    这是共产国际中某些人控制和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一幕极不光彩的丑剧。其结果当然只能招致一场大悲剧，它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是毁灭性的灾难。

    瞿秋白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即使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仅仅从普通人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来判断这一切，他也会看穿这场丑剧和悲剧的本质。

    瞿秋白一生的荣辱功过，可以说同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他之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有威望的党的领导人，是与共产国际的培养与提携分不开的，而把他从崇高的位子上狠狠地打下来，给以种种不堪忍受的侮辱，也是由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所扶植的王明集团所干的。这件事，对瞿秋白影响极大。可以设想，当一个人长期所崇拜的权威（个人或组织），原来竟是这样一副嘴脸，他所产生的失望、痛苦和鄙视，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在当时，这些苦水他都自己吞咽下去，不愿白白浪费气力，再与这些后台硬得很，而又具有流氓气质、阴谋家手段的政客们周旋了。

    虽有失望和痛苦，但是，瞿秋白并没有灰心。他了解和热爱这个党和绝大多数的党内的同志，热爱中国亿万的劳苦人民大众。从已经无法工作下去的领导岗位上下来，对他来说，可以说是求之不得的解脱；他可以在别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工作。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现在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耕耘了。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的黄金般的辉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