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最初几个月里，福克纳时作时停地对《坟墓中的旗帜》作修改，还进行了其他活动。他开始写几个新故事并接受了一些偶然的零活，通常是作油漆工。有一两次，他给一些大厦的屋顶、房屋和招牌等上油漆；有一两次，他甚至给铜号上漆。在这些月里，他还把《希望树》的稿件作为第二次献礼，“以表示对苦命儿童的怜悯与同情”。他多次将他的神仙故事讲给马加芮特·布朗听；他几年前就知道她是某个家庭的最小的孩子。现在她身患癌症，濒于死亡。每当她想听这个故事时，他就希望她的父母能把这个故事读给她听。然而似乎任何事情都不能有助于福克纳，不管是写作，或是临时工作，或慈善行为都无济于事。失败对他来说并非新鲜事；他一直经受着某些失败，而且预料还要经受更多，他竭力准备防御以减轻痛苦。但是他现在感到的失望很厉害，没有谁能够分担它。虽然他仍然亲近母亲，他知道她的忍受决不会成为抱怨，他宁可让自己独自经受失败。这几年来，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已经缓和了；现在他觉得作一个失败的儿子并没有那么耻辱；而他的父亲却感到更没有勇气当一个“浪子”的爸爸了。但是穆里·福克纳没有与别人一块儿去分担他的失望，也没有要别人和他一道去分担他们的失望。

    因为不同的原因，福克纳也发现他难于无拘束地与菲尔·斯通或爱斯蒂尔·佛兰克林谈此事。自尊常常使他难于表示他需要温情。现在他和菲尔与爱斯蒂尔的关系都已变得紧张起来。在写作《坟墓中的旗帜》过程中，他已经注意到和菲尔已经完全破裂了，显然这是因为他认为，菲尔正试图命令他应当写什么。随着《旗帜》的写完，他感受到菲尔同他一样对他有着高度的希望，因而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减轻了。但是他不愿意让菲尔分担他的失意和失败。他从来也没有感觉到他和爱斯蒂尔的关系比现在更不稳定的了。她的离婚很快就要办完，他知道她在考虑他要娶她。他曾经不断定期地去瞧她。奥克斯福的人们对此已议论纷纷。然而他认为他可能与另外什么人恋爱。一九二八年初，他给巴马姑祖母写了一封信，谈到他修改《旗帜》的努力，也提到了对《蚊群》的评论。他也谈到了一个女人，他没有提她的名。“我们都希望你能（解囊相助）。我有一件事情——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让你见见，假若你愿意见的话。自然，她是个女人。我希望你看见她能够被她极其迷人的魅力所惊讶，被她非常漂亮的外表所吸引。她象一个可爱的花瓶??虽然她好些天才过来看我一次。我的天，由于我没有钱，否则我就娶她了。因此你知道，甚至贫穷也得照应着自己哩。”因为福克纳的可爱的花瓶仍然没有名字，就不能知道他的意思是指谁。但是因为巴马姑祖母很久以前就见过爱斯蒂尔，显然他的意思并不是指她。在这封信里也没有讲明的是除贫穷之外，他和他的新恋之间所存在的障碍。假若他对他的可爱的花瓶的迷恋使他不能毫无保留地信赖爱斯蒂尔的话，那么他对爱斯蒂尔的责任感大概会使他难于去信赖另一个女人。他感到一刀两断的话，就找不到人来帮助他排遣自己的失意与怀疑，他变得内向了。只是这么下去，消度时光却成了一个问题。在有空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喜欢唱多愁善感的歌，想到他会怎么死，或者怀疑他可以在什么地方被埋葬。“总之，你知道，”他对一个朋友说，“他们可能将你放在松木盒里，几天以后，你就会生虫。在一、两天内，有人会哭泣。之后，他们就会把你全然忘记。”

    不久，他在写作名叫康普森的某些孩子们的故事。引用W·C·汉迪的《圣·路易斯·布鲁斯》的一行，他把其中的一个故事命题为《夕阳西下》。他把另一个故事命题为《公道》。这两个故事都是以他自己的童年时期的回忆为基础的，它们都是关于肤色黑的儿童的故事，这些儿童勿需适当的配角或几个适当的主持者就可以预报凶事。在《公道》的结尾，他描述一些孩子“从厕所里的一个奇怪的、模糊的、凶险的吊架下”走过去。他对几个康普森孩子施展想象力时，开始对他们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正处于儿童时期的末尾和开始懂事的韶华，如散见的评论所表明和如深刻的反响及对康普森的几个故事的创作所证实的：那是一个对他来说，特别严酷的时期。“艺术使我们回忆起我们的青春，”费尔柴尔德在《蚊群》中说，“当时风华正茂，生活不需要她因为你认为她美丽就经常为你把她的脸抬起来。”福克纳后来注意到他的女儿接近青春期时，说：“时间过得真快。这是童年的结束。她将长成一个女人。”康普森孩子们常常是看见东西不理解，对事情的感觉也不能表达。在《公道》里，当他们周围的薄暮的斜辉沉下去的时候，他们的世界开始暗了下来，失败、惊愕和沮丧几乎变成了他们所共知的感觉。

    在初春，福克纳开始写关于康普森的第三个故事。他将它题为《黄昏》，他想使它成为对《夕阳》时期的一个探索，而《公道》则成了康普森的范围广泛的时期。这时他已写完了它，这第三个故事成了《声音与愤怒》，他的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如福克纳曾经说过的，在接受访问中，他几乎可以谈任何事情；关于某些题目的谈话，他自相矛盾而感到高兴。在讨论《声音与愤怒》时，他显示了三十年的明显的一致性。自然他的谈话在他们表示的感情的质量上是不同的，在他们传达的信息的数量上是有区别的，但是他们表明他的第四部小说在他的记忆中占着牢固的地位。并且他们暗示它在他的经历中占着特殊的位置。从他的谈话里透露了几件事实。所有这些事实都明确表示，他是在个人的和职业的双重危机中写作《声音与愤怒》的。

    那个危机的职业重要性是清楚的：福克纳对《坟墓中的旗帜》所怀着的高度希望为它作了准备，李渥内特的粗鲁拒绝使它得以产主，而福克纳的答复却使他强烈地要写它。越来越多的挫折和打击，很快使福克纳感到再次怀疑自己的才能。他大概知道，要出卖他的打字机和放弃他的职业的威胁是空的，但是他显然认为他可以改变他的意图和抱负，他可以教育自己勿需希望成名和报酬也可以维持生活。几年间，他为了出版而进行写作。《士兵们的报酬》发表后，他就想写在他心中的霍拉斯·李渥内特。在他的作品更加使他个人感到满意的时候，他的作品却更少地被出版商所接受。他不肯回头去写对青年人富有魔力的作品如《士兵的报酬》或华而不实的作品如《蚊群》，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梦想。“有一天，我似乎关上了我与所有出版商的地址和书单之间的门。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可以写作了，”——他这样讲意味着他可以独自地为自己写作了。他几乎立即感到了自由。他在“写作中没有感到伴随而来的任何驱使或努力，或随之而来的任何精疲力竭、或如释重负或兴味索然”，他开始写时完全没有计划。他甚至没有认为他的稿子是一本书。“我想到的是书籍、出版，没想到??适得其反，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愿意为出版商们喜欢或完全不喜欢这本书而感到苦恼。”

    但是福克纳也在不断地被个人问题缠住。为了保持个人隐私，他对那些个人问题是什么仍然含含混混。他对毛里斯·科因德罗谈到“一种内心深处的困难”使他“极其紧张”。虽然他的问题可能与爱斯蒂尔及他的“可爱的花瓶”的某些事有关，并且几乎肯定与他的孤寂与沮丧有关，然而这些问题仍然是不明确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只知道，它们是藏于内心深处的，并且变得与写作《声音与愤怒》有密切关系。关于写作，我们知道，它使福克纳兴高采烈，产生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并且写作是在非同寻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显然没有任何人，甚至爱斯蒂尔和菲尔都不知道关于《声音与愤怒》的任何情况，直到此书实际上写完的时候。

    象《坟墓中的旗帜》一样，《声音与愤怒》插入了杰斐逊并且回顾了家史。康普森家象萨多里斯家一样，反映了福克纳对他自己的家史的看法，他认为那是一个衰微的故事。但是《声音与愤怒》是更暗淡、更涉及私事和更令人着迷。《旗帜》尽管是受苦受难的，它几乎仍然是感情充沛的；尽管它用了家庭的传说，它仍然是公开的、可以接受的。福克纳改变了的心情、新的态度和极其穷困不仅改变了他的工作方法，而且也改变了他的写作方法。假若为自个写作意味着恢复较多的个人物质的自由，那么写作不考虑到出版商们的地址意味着变为更加实验性的自由。因此这部小说代表着福克纳向着童年时期和他最早的年代里这个家庭的结构后退，退到过去，退到内心深处。同时，通过这部小说的技巧和手法，福克纳用以发现、取代和美化等待着他去发现的回忆，他的小说表明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突破。《声音与愤怒》是四个孩子和他们的懦弱的父母的动人故事，它在主题上是复归，在风格和形式上则是创新。

    有几个必然的结果内含着复归的原则，至少有两个是极重要的：第一，康普森三兄弟的出现，这使人们回忆起福克纳自己的家庭结构；第二，回忆和重复作为正式的原则。如福克纳后来所说的，几乎在写作之前，他就已经有了康普森三兄弟。为了将他们从时间与地点上固定起来，他采用他对他的祖母逝世的回忆中的一个中心事件和几个人物形象。他和他兄弟们把他的祖母叫作达姆第，她在长期患病之后与世长辞，举行了葬礼。之后被送出家，以便可以将房屋烟熏。福克纳关于格尔特鲁德·斯太因的回忆往往是重复的，而这个人和他的生活却决不重复。他喜欢说，《声音与愤怒》是一个讲过好几次的故事。但是因为他使用回忆的东西当作实有其事——只是不叫做过去的事件、关系和结构及其伴随的属性与情感，而是将其具体化，以便自由地分析和运用它们——那么这回忆的东西对他来说就决不是简单的重复了。将过去赋予现在的面貌，将现在赋予过去的色彩是从复归开始而走向创新。象这部小说的复归原则一样，它的创新原则有几个必然的结果，其中包括对加地的逐渐唤起的回忆，（加地是福克纳在回忆中加上的妹妹）及其逐步从秘密的社会走向较公开的社会。

    在《坟墓中的旗帜》里，父母一代的存在只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在《声音与愤怒》中，父母一代却至关重要。佳森感到有人对他母亲，特别是对他父亲表示轻视，就气势汹汹。他爱他们，然而又讨厌和恨他们。虽然本基既不觉得讨厌，也不觉得恨，可是他觉得他的父母在他生活中留下的是空空如也。虽然昆丁将恨掩饰了起来，可还是流露出来了。象本基和昆丁对加地情意绵绵一样，佳森对她的恨起源于康普森夫妇使她受到的创伤。总之，我们看到他们对她的不同追忆时，每个弟兄的不满都集中在加地一身。

    福克纳终其一生每一讲到加地都怀着很深的热爱。他认为，她既是他想象中的妹妹，“又是他心中的女儿”。由于他自己生来就郁郁寡欢，在他看来，她是个“如花的姑娘”，是他的“情人”。正是加地，或者更确切地说，福克纳对加地的钟情，使一个题为《黄昏》的故事变成了一部题为《声音与愤怒》的小说。“我太爱她了”，他说，“我不能认为她的一生只够写一个短篇故事而存在。她值得比那个短篇故事更长些。因而我的小说创作出来了，我几乎不可抑制地就写出来的。”

    在同样的讨论中，福克纳强调他对加地的爱的优美性质，他在写作中着重扩大他的小说的规模。那种扩大的一个根源是技巧。他爱说，这部小说是一个需要讲四次的故事。他在描述本基的经历后，觉得它是那么“不可理解”，甚至我也不能讲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发展的，因此我不得不写另外一章。因此第二节成了既是对第一节的说明，也是一个对照，正如第三节成了第二节的说明和对照一样。这个故事从本基的极端愚蠢的行为和天真无邪的那遥远而陌生的社会开始发展，在那个社会里，兴奋的感情和基本的反应都和我们的一样；从昆丁的古怪的唯心主义的主观的以及秘密的社会到佳森的唯物主义的更加熟悉的、甚至符合常情的意义。在昆丁的古怪的唯心主义里，思想将感情与感觉变成了富于个性的暗示和格调的一种颓废的有韵的散文。在佳森的唯物主义里愤怒和自怜用口语体和老生常谈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因为它是更习用的，佳森的那一节更容易理解，甚至更公开些。然而它也描述了它自己的一个圈子。福克纳希望从三个特殊的和秘密的社会转入到一个更公开和社会性的社会去，他采用了较超然的语言。第四节对我们来说好象一个“门外汉”。这个故事终于问世时，它不仅讲的是四个孩子和他们的家庭的故事，而且是在黎明时一个较大的世界的故事。“那就是那本书怎样产生的情况。也就是说，我将同一个故事写了四次??那并不完全是一本深思熟虑的力作，这本书就是那样产生的??我仍然想讲一个故事，它使我非常感动，可是我每次都没有成功。”

    已经知道这部小说的技巧是辉煌的。这就容易忘记它的基本故事是多么简单而且动人。从这部书中，我们看到四个孩子诞生在他们的家庭处于毁灭和解体的时刻。福克纳回忆道，他对这部书的思想开始是，“一个哥哥和妹妹在一条小溪里互相泼水玩”，他们是在他们叫作达姆第的祖母的葬仪中被送到这儿来玩的。从这个场面中，出现了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形象之一——加地的泥泞的衬裤。当她爬上康普森家外面的一棵树，观察里面的葬礼时，我们和她的几个哥哥从下面瞧见了她的衬裤。福克纳从这个场景得出了几件事情：他关于这个小溪的思想，是将其作为黑暗的恶劣的时间的流，把加地从她的哥哥们那儿冲走，他关于这个姑娘的思想是：她有勇气爬树，也在面临人世沧桑与失败中表现了勇气；他关于她的几个哥哥的思想，他们在下边等着，其反应是大不相同的：本基不了解他的失败，昆丁想漠视而不是面对失败；而佳森则以极大的愤怒和野心去迎战这个失败。因此这部小说的焦点不只是在这三个哥哥，福克纳在开始时就已有了这三个人物，而且也在于加地，这个人物是他加到回忆中去的，那就是说，关于这个唯一的孩子的故事他从来没有直接讲过，以及关于那些孩子的故事他却是经常直接讲的。他研究加地的决心，只是采取间接的方法，通过她的几个哥哥的眼睛、穷困和需要来进行，这是部分地带有技术性的；这时他有了这第四个可讲的事，他需要更大众化的语言。此外，他认为用间接的方法更“热情些”。他说，描述“在树枝影下，让心灵去塑造一棵树”会更加动人。

    但是实际上，如象加地被用间接的方法加以描述的一样，她已经长大了，以反应福克纳和他的人物们所共有的需要与策略。福克纳发现了本基，他了解本基是一个“被孩子们视为典型的、天真无邪的鲁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他对“这个笨蛋与其周围的关系感到兴趣，他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但决不会去应付。”特别使他焦虑的是，象本基这样一个孩子是否或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恻隐之心和帮助，使他得到保护”。他偶然发现的这个答案与康普森夫妇毫无关系，只与狄尔赛有一点关系。康普森先生是个身体虚弱的无政府主义的酗酒者，他以他的孩子们的感情与需要而自娱。甚至感到同情与怜悯时，他也不能有效地表达出来。康普森夫人是个冷淡的、多愁善感的女人，她的精力花在忧虑自己的病痛、抱怨自己薄命和坚持她身份高人一等。

    “假若我能喊妈妈，妈妈”，昆丁自言自语地说。狄尔赛是福克纳最崇拜的那类基督教徒的集中体现。她令人想起加丽阿姨。她因为有一点子神学而得救了。虽然她的理解力较差，她的智慧和爱却是大的。她生活在康普森家人们的这个社会里，自己专心致志地做好当前的事；她可以“竭尽所能”去填补她周围这几个孩子在生活上被其没有慈爱的和不可靠的双亲所遗弃而留下的空位。由于其忠实的品德，她是一个较大社会的一部分，她可以“在这个家庭衰微的废墟上忍受痛苦。”她说，她曾经是头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但是狄尔赛的生活将有效行动的措施与悲惨地听天由命的措施结合了起来。他将本基对温存和抚慰的大多数需要，假若不是对帮助与保护的需要的话，都推给了他的妹妹。福克纳说，因此“他妹妹这个人物开始出现”。象本基一样，昆丁与佳森也转向加地，希望从她那里寻求以某种方式去满足他们的父母使其落空的需要。昆丁珍视他的家庭荣誉感，他认为他的父母似乎已丧失了这种荣誉感，他试图使他那娇娆妩媚的妹妹变成不被人夺走，也不令人销魂的娇娥。父母出卖土地时，佳森认为他们已经卖掉了他的长子继承权，然而他仍然贪求一份遗产，他试图利用加地的婚姻得到一种代替的财产。

    因此在《声音与愤怒》中，父辈起了决定性的破坏作用。几个读者觉得，小说家福克纳的同情更多地在男人方面而不在妇女方面。但是他小说中的父亲们至少很少比母亲们走运的，他主要是同情儿童，我们不仅在《声音与愤怒》中看到是如此，而且也在这部书以后的著作中看到同样情况。久耶尔·邦德任必须生活而没有一个见得到的父亲，达尔发现，在某种基本思想上讲，他“根本没有母亲”。汤姆斯和艾伦·萨特彭的孩子们从生到死都既没有一个合格的父亲，也没有一个合格的母亲。罗莎·科尔德菲尔德生活了很久没想到却发现在她进入由童年之前就已丧失了童年。坚持，然而却是粗暴地予以坚持的这些性格重复出现容易，可是却几乎不可能独立和创新。

    虽然佳森感到对他父母表示仇恨是气势汹汹的，然而他却不能亲自满意地对他们进行报复。因此他一发现了受害者们就予以帮助，他首先帮助那些象本基与拉斯特尔之类毫无办法的受害者们，或者是象加地那样拼命干的人。扩而大之，他对他家庭的蔑视使他摒弃了过去，并投入到新南方去。他在那里干起来，勿需认识他自己的庸俗唯物主义和我们看来与他母亲有关的自怜。被丢下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恻隐之心和爱，昆丁、加地与本基就转向狄尔赛，也转向他们相互之间。本基没有变得雄心勃勃，他感到他父母在他生活中给他留下的空无所有，因此竭力抓住加地满足他对温存的需要的时刻。在昆丁身上，我们观察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愿望：在他周围的现实世界里遭到摒弃，他决心只能在理想的世界里找到时机。象庞德的《诗章》中的英雄一样，他在生活中怀疑是否有他想象中的佳人值得一瞧。他和近亲的关系很坏使他希望逃避现实。他把这种坏的关系归因于他心境的奇怪的彷徨和他的感情的奇怪变化。结果这使他去寻求一个静谧的藏身之所，他在那儿刻意地使他父亲一生的逻辑臻于完整。加地不同于她的几个哥哥，她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并且得到了自由。但是她的逃跑切断了关系，使她不能帮助昆丁，安慰本基或保护她的女儿。终于，自由“使她卷入了不名誉与羞耻”。昆丁小姐被母亲抛弃，没有谁使她感到爱，因此她重复了她母亲的耻辱，逃跑了，不了解母亲对她的慈爱。假若在佳森的故事里，我们看见了令人厌恶的一切几乎得到了胜利，那么在加地和昆丁小姐的故事里，我们却看见了一切美丽的东西的堕落。现代的故事没有一个象他们的故事一样可以去探索叶芝在他的《第二次来临》中的现代的可怕景象：在这儿，“最好的缺乏信心”而“最坏的却充满着强烈的感情”。

    因此福克纳似乎是通过加地的哥哥们所感到的需要而发现她的，他主要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去描写她的。他只是后来才认识到，他也曾经一直努力满足自己的需要：在加地这个人物身上，他塑造了他所希望的但是并没有的这么一个妹妹，并且塑造了他命中注定夭折了的女儿。“虽然从这个事实看，前者可能是明显的”，他接着说，“几乎在我将加地的名字写在纸上之前，她已经有了三个哥哥。”那么总的看来，康普森兄弟们可能被看作是表现福克纳的一些需要，他通过对加地的塑造而显示了这种需要。在本基对温情的需要中，我们看见在写作《声音与愤怒》之前的感情汇流的迹象。福克纳将他的欣喜若狂和宽松愉快与这整部小说的写作联系起来，特别是与“本基部分的写作联系起来”。在佳森一心一意要想取得一份遗产中，我们看见了福克纳试图予以放弃的一种庸俗的希望。在昆丁对一切追求实利和肉欲的事情采取的几乎是摩尼教徒的反感中，我们既看到了艾伦·泰特叫做“天使般的”想象，也看到了福克纳将其与精雕细琢的唯美主义相联系的道德的敏感性。对昆丁，福克纳所塑造的另一个失意落魄的诗人的形象化的描述决非偶然，首先他在他把加地叫做的易脆的“瓶”身上寻求庇护，然后寻求非常象“静谧的藏身所”之类的地方。福克纳想象黑格献梅尔本人就在这儿隐退起来。“在这里，年岁不能伤害他，世界上的谣言到达他那里只象遥远的微弱的雨声。”

    对加地的塑造对福克纳的意义在于它是他的较细致入微和较易引起联想的描写之一，福克纳将她与自己喜欢的一个形象联系了起来。“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可以写了。现在我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瓶子，就象这样：一个老年的罗马人将它放在床边，亲吻它后，戴上有边的帽子慢慢地离去。所以我，这个没有妹妹，有一个注定在婴几时就夭折的女儿，开始为自己塑造一个美丽的和悲剧性的小女孩。”这个瓮或瓶的形象已经出现在黑格献梅尔的回忆里，在《爱尔梅》、《蚊群》和《坟墓中的旗帜》里；它最近出现在给巴马姑祖母的信里描写他的新的情人中，它以后还会出现几次。我们完全可以假定，正是这个形象对福克纳具有特殊力量和几项言外之意，其中至少包括特别重要的三个含意。

    这些含意中最简单的一个——强调逃避的愿望——福克纳早先曾经将其与黑格献梅尔的“静谧的藏身地”联系起来，后来又将其与庇护盖尔·海陶维尔使其“不致受到人生严厉风暴”的袭击的“典雅的、色彩鲜明的瓶”相联系。在《声音与愤怒》中，本基出现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寻求庇护的完全不能独立的家伙。判以缩短其痛苦的生命，“象某些双目失明者和哑巴一样??他们生存只是因为他们有忍受的能力”他是非常贫穷而又毫无办法的人。加地的失败对他来说意味着是如牛负重而毫无意义地忍受的一生。另一方面，昆丁看来，加地的失败意味着绝望。在他那里，我们看见一个愿望，首先是减轻和庇护，然后是逃避。福克纳在一篇新奥尔良随笔中介绍了一个女郎，她自己在她情人面前表演《小妹的死》。在他写给海伦·白亚德的一篇寓言里，同名的一个闺秀出现在一个宫庭骑士及情人的面前，后者自然是昆丁想扮演的一个角色。首先，昆丁所十分希望的似乎是集中注意作为他梦中的少女的加地。但是在他的愿望变成了与《不安之夜》相联系的时候，加第开始与《妹妹的死》融为一体了，即有着死亡威胁的被禁止的乱伦之爱融为一体了。那种威胁导致了昆丁的阳萎，他所爱的不是他妹妹的肉体，甚至也不是康普森荣誉的某种思想，而是死亡本身。到头来，他不是恭恭敬敬地把自己献给加地，而是投了河。“恋爱中最悲惨的事情”，《士兵的报酬》中的一个人物说，“是不仅爱情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而且肝肠寸断的事很快也被忘掉了。”昆丁的自杀部分原因是对他被禁止的愿望的惩罚，一部分是因为加地表明了是堕落的，兴许一部分是因为他断定，“甚至她并不是非常值得为之绝望的。”但是他也自杀了，因为他害怕自己的反复无常。他发现他自己在心理上是非常无能的，这表现在他不能扮演英雄人物——诱好者或报复者，他认为作一个豪侠的骑士似的情人才适合于对自己的想象。但是除他经受的失败以外，还有着他预期的失败，这正当加地的堕落对他无关紧要的时候。因此自杀就是完成留给他的唯一任务的献身，这个感到绝望的情人的献身。

    在此之前，福克纳从来没有表现过那么深刻和形形色色的忧虑。在昆丁这个人物上，我们看到，它不只是即刻到来的失败，它是最后失败的前景。后未，福克纳将写作《声音与愤怒》与忧虑这样一个时刻联系起来：这时“写作的欣喜若狂将会过去，而且愿意讲和值得讲的某些事情也将过去。”在昆丁身上，我们清楚地看见福克纳的思想：想逃避那种忧虑的希望是蕴藏着危害的。假若他写《声音与愤怒》的部分原因在于寻求庇护，那么他写的时候心里也明白，他必然会从这事中脱颖而出。“我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瓶子”，他说，虽然“我想我随时都知道我不会永远生活在它里边的”。写完《声音与愤怒》时，他发现了突然的创伤。大概仍然可以公正地说，他一直知道他会进行那种活动的。他的小说肯定对他具有其他可能性，正如这个肖像一样，他可以通过它竭力去表达它所具有的其他含义的思想，其中包括明显的性爱思想和鲜明的唯美主义。我们检查一下将瓶子放在床边，以便对它亲吻的罗马老人，与“每晚将《十日谈》这样的色情书带到床上”的衰老的戴绿帽子的丈夫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开始解这个好色之徒的谜。这两个人都专心致志于一种代替和实践一种自体性欲。只要我们假定这个罗马老人是他的瓶的制造者，他才是优秀的，在此情况中，他象霍拉斯·本波，本波是他自己的”几乎完美无瑕的瓶”的制造者。通过霍拉斯和他的瓶，我们似乎绕了一个圆圈又回到福克纳和他的“甜心甜意”那里。因为霍拉斯不仅把他的瓶放在床边；他还用他妹妹的名字叫它。在《声音与愤怒》中，作为爱的一个原型，兄妹之间的爱取代了父母与孩子们之间的爱。在加地与昆丁之间那种爱蕴藏着的乱伦明显地显露出来了，这就象在《爱尔梅》、《蚊群》与《坟墓中的旗帜》里一样，并且也将象在《押沙龙，押沙龙！》里一样。

    然而这个圈子不如它初次出现时那么完备，因为至少霍拉斯·本波与威廉·福克纳之间的一个差别是极其重要的。福克纳的瓶是他决不曾有的妹妹的代替，而霍拉斯的琥珀瓶则是他有的然而被禁止占有的一个妹妹的代替。在这点上，霍拉斯比较接近于爱尔梅，福克纳则接近于《蚊群》中的戈登。爱尔梅实际上比霍拉斯胆小些。爱尔梅与一个“身材粗大的女性、同时又是阳物崇拜者的阴阳人”干起来很痛苦，他塑造的人物与“他害怕而又渴望的”某种东西有联系。他所追求而文避开的这个东西是他埋藏在心中的一个“模糊的形象”；它的来源是他的母亲和一个名叫乔·爱地的妹妹。他的艺术象霍拉斯的艺术一样，与用于对他被禁止的人物的想象中的占有，又害怕在性方面去进行占有。霍拉斯用他妹妹的名字去叫他的琥珀瓶时，他清楚地讲出了爱尔梅只是存在于感觉中的话。然而霍拉斯象爱尔梅一样，找到一种避免昆丁扮演的命运的方法，即进行间接的或想象中的占有。爱尔梅与霍拉斯能够通过他们的艺术达到满足，以减轻绝望，而勿须引起犯罪，而这种犯罪还可能导致其他的犯罪。

    在《蚊群》里，戈登的“女性的完美典型”的根源是模糊的，虽则他的艺术显然是专用于塑造和占有它。戈登的看法与爱尔梅和霍拉斯的看法一样，色情与唯美主义是不可分的，道森·费尔柴尔德说，一个男人总是为“某个女人”写作，假若她不是“一个有肉和血的动物”，她至少是“一个希望的象征”，并且“她是女性”。爱尔梅与霍拉斯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倾向于实际的人物，他们使艺术成为对一个真实女人的爱的代替。另一方面，戈登则使艺术成为接近一个理想的方式，这个理想的本体是模糊的。关于它，我们知道两件事：它是女性，它描述亨利·杰姆士叫做的美丽的巡回和思想与愿望的借口。霍拉斯通过自己的艺术表达对一个真实女人的爱，而戈登则用暂时追求一个碰巧相貌和它相似的女人的方法表示潜心于他的雕塑典型。霍拉斯是一个失败的小艺术家，戈登则是一个奉为神圣的艺术大师——其区别在于，戈登将其毕生精力和艺术奉献给只在思想上和想象中完美存在的一个人物。在写完《士兵们的报酬》之后不久和开始写《爱尔梅》与《蚊群》之前，福克纳在去欧洲的途中，告诉威廉·斯普拉特林说，他认为爱和死是“世界上打动人的唯一的两个基本力量”。然而他的差不多等于对两者之一的想象力所从事的是他关于每一个对另一个和两者对艺术的关系的思想。霍拉斯把琥珀瓶叫做纳西莎，他也称她“你仍然是一个永恒的豆蔻年华的淑女”。“什么地方有一个故事”，福克纳说：

    关于一个罗马老人的故事，他将一个第勒尼安瓶放在床边，他爱它，亲吻它，使它的边慢慢地遭到磨损。我自己也作了一个瓶，但是我想我任何时候都知道，我不能永远生活在这瓶中，兴许我有这个瓶，以便也把它放在床上，瞧着它更好；肯定那样的一天会到来，不仅写作的欣喜若狂已经消逝，而且某些愿意讲和值得讲的东西也将消逝。最好这么想，当你死的时候，你将在身后留下什么东西，但是最好作成一个什么东西你死时可用以随葬。

    在这个短短的声明中，这个瓶既成了加地又成了《声音与愤怒》；他为这两个“美丽的东西”创作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她找到了庇护、隐居处以及表现的机会。这个瓶基本上是双重的，它包含许多事情：这个艺术家可以退隐的一个避难所或庇护地；他可以为之献身的一个女性的典型；他死后可以留下来的一件艺术品及至少可以包括他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一项表现的一个被埋葬的瓮。它是他可以自由地亲吻的一个嘴，它也是他可以在其中发现庇护所的一个世界；假若它是一个他可以进入的一个发源地的话，它也是一个瓮，他那苦恼的心灵可以在其中寻找暂时的庇护并希望去发现足以传之后代的词句。

    福克纳在其所有的小说中，他感到《声音与愤怒》是“最触及痛处的”。写作它不仅再簇新了他关于目的（某些东西明天早上会升起来）和希望（他能够“相信是有效的”一个任务）的思想，它也给了它一种“肯定的、实际的然而又模糊的感情去加以描写”。在写作它时，他经受了一种欣喜若狂，特别是在“热切而快乐的信念及令人惊异的预期上更其如此”，这种信念和预期仍然在手下边洁白的纸张上保持着纯洁与忠实。如福克纳曾经指出的，因为《声音与愤怒》是一个“疯狂与仇恨的忧郁的故事”，并且因为写作它时，使他花的代价很高，那些声明似乎是令人惊讶的。但是他已经在《声音与愤怒》里发现了他在《蚊群》中所预料的那种作品：构成这个世界的平凡事件——爱和生命、死亡和性及悲哀——碰巧以完美的比例组成到一起，被大家接受为一种绚烂而永恒的美。在以后的年代中，他仍然评述他的第四部小说是一个大失败。有瑕疵的成就往往是他的理想。为了继续努力以便与他的“美好的梦”媲美，他需要不满足与希望。假若失败可以促使他走向失望的话，那么成功就可能使他失去目标：“只写一本书就可以了。它不是许多拙劣作品的总和，你知道，它是一本完美的书。它是你所希望的一个瓮或模型。”

    福克纳在给马尔科姆·考莱的一封信中曾经说，他希望“作一个民间的个人，从历史上勾消或取消”；他的目的是使他的一些书成为他一生留下的唯一记号。提供那些声明既是秘密的希望，也是他对艺术的关系的一个暗中的想法。福克纳以为他的真正的本质是多样化而模糊的然而肯定地被他的小说所形象化而存于心中。而他的小说具有浓厚的自传性就在于这种稍为有点非同寻常的思想。“我还没有知道谁”，他的一个弟弟写道，“其作品较比尔的能更与本人一致??有时很难说哪一个是哪一个，哪一个是比尔本人或者是故事中这个人物。然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你会知道他们这两人是同一个，他们是一个人，而且是分不开的。”福克纳知道，那些人物，“那些隐蔽的但是精雕细琢的形象”，既是对他经历的生活又是对潜藏在它下面的暗地的、秘密的生活间接地进行探索、使其特点呈现出来并重新加以肯定的方法。他至少有一次激动地怀疑道，是他“虚构了他的小说中的这个世界呢”，“或者是他的小说虚构了自己”。

    然而象有瑕疵的成功一样，间接的知识和间接的表现法意味着部分的完成和具有几种含意。福克纳需要只采取间接方法处理加地和他需要把自己的小说说成只是部分地完成了的一系列并非完美无缺的情节，这些情节赋予这部作品以复杂性。他对《声音与愤怒》的描述一部分是对认识论问题的贡献，一部分承认美是困难的——即认为最值得看、知道和谈论的那些事情又决不能直接或充分地看见、知道或讲出来，但是他的描述中所强调的间接与不完全对于处理被禁止的场景、显然被禁止的言辞、于危险的行动也是有用的策略。对于爱尔梅·霍奇来说，他的妹妹乔·爱地和在她幕后的“这个黑女人、黑母亲”是与“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模糊形象”相联系的，这就是他所害怕和希望的每件事情的核心。因为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唯一令人满意的行动，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被禁止的，因此两者都不可能是然而又必然是爱尔梅的目的，爱尔梅的生活和艺术就成了粗糙的近似的策略。和粗糙相反，《声音与愤怒》的艺术仍然是一种含蓄和暴露的艺术——特别是与加地有关的部分是延迟、避免和回避。因为给她提供表现的这部著作也给了她掩蔽部，甚至退隐之处。除了福克纳的思想，认为间接的方法更富于情感外，他还觉得它更可随意些。因为他的希望和迟疑几乎涉及每件事情，使得他的想象力成为既是虚幻的又是引喻的，他的艺术成了臆测和猜想的卓越艺术。

    福克纳在《坟墓中的旗帜》里，对传统作了巧妙的掌握。他对传统既加以分解，又进行了改造。他在《声音与愤怒》中，掌握了他童年时期的痛苦和无言的爱——乱纷纷和无所事事，被禁止的需要和希望。我们在《声音与愤怒》中看到的丧失感是与父母的懦弱、无能、严厉、指责和拒绝相联系的。在狄尔赛这个人物中，福克纳再塑造了一个他早先听到并希望的一个爱情的避难所，在加地这个人物上，他塑造了他所知道并非常向往的一个人。假若这些人物中的第一个全是女性的话，那么第二个很奇怪是阴阳人。在他没有过的妹妹这个人物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妹妹，而且看到了一个母亲（她非常明显地是为本基配上的角色）和一个情人（这种可能性非常明显是被禁止的）。象福克纳在写作它中所感受的情感一样，在我们看来，这个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个“确确实实的肉体的人，然而又是模糊的”。甚至当他接近她的时候又不得不避开她，他揭开她的时候又不得不加以掩饰，福克纳将加地塑造成一个女英雄，她完全适应于她的社会，象《声音与愤怒》一样，她生于衰微与逃避之时，象它一样，她超越了它们。

    一九二八年九月，福克纳写完了《声音与愤怒》书稿，并开始将其打字。他认为他的作品“决不会再出版的”，他也没有打算将它交给出版商。他希望自己能够为某些事情承担义务。然而九月末，他收到了邮寄来的关于《萨多里斯》的一个合同。哈尔科特·布拉斯公司将至少出版被李渥内特所拒绝了的这部小说的一部分。福克纳几乎立即决定将他的书稿和部分打字稿包装好并到纽约去。他可以靠新收入的三百美元预付稿酬维持生活；他要去拜访象莱尔·萨克逊、比尔·斯普拉特林和本·华生这样的朋友们；他可以在纽约和奥克斯福一样修改和打字。

    他在莱尔·萨克逊的住宅里呆了几天，后来，他需要一个地方进行写作，他自己找了个房间。在本·华生删节《坟墓中的旗帜》时，福克纳修改了《声音与愤怒》。虽然他曾经不断地细心修改过，现在修改起来仍然很紧张，有时他的朋友们几天都见不到他一次。他的修改部分地反映了他不断的献身精神和喜爱：“我写作那本书非常艰苦”，他后来断言，“我怀疑在这本书中是否有不属于它的东西”。但是这些修改也反映着他越来越希望他的这本书可以出版。他对自己和他的朋友们仍然表示怀疑。他无意抱希望，结果却看到沮丧。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本书”，他写信给巴马姑祖母说，“我相信十年内任何人也不会出版它。”然而他的修改反映着他显然努力增加这部小说可以被接受的可能性，使之不致那么为他自己所独自欣赏。他增加了一些斜写体的段落，以表示时间的跳跃；他加上了一些段落，以澄清一些情节；他使一些环节和关系更加清楚。

    福克纳修改完后，注明其打字书稿的日期——“一九二八年十月于纽约”——并将其给予本·华生。它凝结着漫长的、紧张而令人满意的劳动。他后来说，“我把自己的满腹才华都写进了《声音与愤怒》”。首先，他觉得欣喜若狂。他对本·华生说，“老兄，读这本书吧！”“它真是使人绞尽脑汁了。”但是他几年以前就懂得，对他来说完成的意思往往会引起沮丧和抑抑郁郁，后悔与内疚；明天他可能“醒来就会感到不愉快”。写作《声音与愤怒》不仅是遨游了他那想象的王国的堂奥而且也畅游了他的内心世界。逆转的方向几乎表明是不可能的。他艰苦努力以达到的目标，他曾经害怕，好象他不敢“冒险卡断供应，毁掉来源似的”。兴许他象普劳斯特和里尔克一样，知道“完成的礼物”意味着沉寂。或许它不仅是沉寂而且是他所料想的拒绝与惩罚。随着他日日夜夜苦干的成果而来的肯定既是被强加的沉寂又是遭到的惩罚。

    他的朋友们已习惯于他工作的方式，很少注意到他的不在。一天晚上，他的两个朋友金·戴温与里翁·斯克尔斯碰巧走到他的房间串门，他们发现他独自一人，躺在地板上，人事不省，周围空瓶狼藉。他们瞧他病了，身体很衰弱，就把他带走，并护理他恢复了健康。在以后的几年里，这种事件重复发生了几次。有时这些事件的发生不无明显的原因，有时是痛苦任务或不愉快的处境引起的，往往是发生在长久而紧张的写作之后。在《蚊群》中，有一个人物认为，人们不仅寻求而且还可以找到这样的时刻：“通过象酒这样的外在作用??达到超越时间的至福。”虽然在喝酒后在酒乡中迷迷糊糊的漫游中没有经常产生那种景象，显然他是需要那种景象的。他意识到一部小说的结尾也就是一个世事的结束，而一个世事的结束就是最后的看法，他常常需要并寻求一个临界面。

    他又能写作了，他和戴温与斯克尔斯在一个套房里呆了一会儿（这个套房是他们与另一个朋友同住的），随后进来了一个名叫里翁·克朗普的艺术家。他一时感到非常寂寞。他和克朗普在一套房间里干起活来，两人很辛苦地工作，一个在画画，另一个在写作。福克纳仍然对《声音与愤怒》的前途表示怀疑，但是因为霍拉斯·李渥内特对他解除了合同，他比较有了些希望。哈尔科特·布拉斯公司已经声称要出版《萨多里斯》。本·华生有一个忠实的朋友在哈尔·斯密斯工作的一个编辑，他赞佩福克纳的作品。

    福克纳希望出版，需要挣钱，他开始写作一些故事。他写完《声音与愤怒》之前，就把它念给人家听。现在他白天写故事，晚上就给朋友们讲故事的稿本。战争写进了一些故事，他去欧洲旅行写进了另一些故事。他将《亚伯拉罕父亲》的材料重写为一个故事，叫做《当我弥留之际》。分开来说，这个材料和书名将来都会有名；可如今，将它们放在一块儿却找不到出版商。福克纳希望在离开纽约之前卖掉一些故事，他要求华生将他介绍给几个编辑。有几个编辑给他提了意见，至少有一个编辑，《作家》杂志的阿尔弗雷德·达希尔给他以鼓励。福克纳一度认为他可以在纽约呆到一月份《萨多里斯》出版之后。但是由于圣诞节临近和钱短少，他改变了主意。没有谁接受他的那些故事，而纽约也开始惹他生气。他匆匆记下了几个通信处，将衣服和稿子打好包，赶上了一辆火车。

    他回到了奥克斯福，希望能够有所突破，他继续写作起来。首先他的运气依然不佳，无人问津。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萨多里斯》出版后不久，他收到了关于《声音与愤怒》的一个合同。他曾经对哈尔科特·布拉斯有好感。阿尔弗雷德·哈尔科特将这部书稿放了几个星期，当他离开要去组织一个约纳桑·开普与哈里逊·斯密斯公司时，决定将这部书稿交给哈尔·斯密斯。因此福克纳为他的第四部小说签字的一个合同是和一个新的出版商签订的，这是他的第三个出版商。

    《声音与愤怒》对于一个新公司来说是一项野心勃勃的承办，它是一部奇怪的书。它引起了一些特殊的印刷问题。但是哈尔·斯密斯很热心，他已经雇用本·华生作编辑。七月份，校样送来时，福克纳发现到处都有改动。他去掉了所有的斜体字，加进了一些空白，以表示时间的变动，他对全书作了几处零星的增加。虽然福克纳知道华生是出于好意，他还是生气了。他仔细地加以修改，恢复了斜体字并去掉了增加的文字。他写信给华生表明，斜体字与加空白一样有效，可是加空白不好看。他坚决主张他的全文不应加以修改：“老兄，不要在手写稿上增加任何东西，”他继续说，“我知道你是出于好意，但我也是好意。我擦掉了你所作的二、三处增加。”十月，这部小说发表了，斜体字依然，而没有了华生增加的文字。它几乎立即引起了关注。甚至发现这部书不易理解的评论家们也认识到，它不仅仅是另外一部小说。但是这部书出版后两周，美国的经济崩溃了，妨碍了销售。在一九三一年，在第一次印出之后，接着有两次小的印数。到一九四六年，出书总数约为三千本。

    二月，福克纳签署了《声音与愤怒》的合同，七月，他看了该书的清样。在二月到七月之间，他采取了两个值得注意的步骤：他写了一部目的在于挣钱的小说和他与爱斯蒂尔·弗兰克林结婚。写作《声音与愤怒》使他为金钱与成名而写作的旧的忧虑不安更加厉害了。写作没有不可告人的意图，不为名，肯定也不为利，他“发现实际上有某件事情，艺术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对其使用脏词。”因为《声音与愤怒》没有不可告人的、肮脏的意图，它总是体现着他所认为的艺术应有的定义。但是他决没有停止过需要成名与金钱，随着《萨多里斯》的出版，他对名利的希望恢复了：他又把自己认为是“一件印刷品”和“可以挣钱的书”。那些思想似乎是卑鄙的；他有点轻视它们，总是主张加以抑制。但是由于有《声音与愤怒》支持他，他又回到了写作他认为是通俗和可以赚钱的故事上去。他晚上向朋友们讲这些故事，白天就写作和散布消息招徕。

    他回到奥克斯福的头几周，继续写作和推销故事。特别是阿尔弗雷德·达希尔有时似乎很象要接受一本。但是当邮件仍然是空洞的鼓励加上清楚的拒绝时，福克纳很生气。内心的反感与其说是毫不起作用不如说是使失败的羞辱感倍增。一个人的才华受到凌辱是最为糟糕的，更糟糕的是发现受到凌辱的作品没人购买。几年间，他艰苦写作，从来没有挣够钱以维持生活。爱斯蒂尔的离婚在几个月里将最后确定。然而他要和她结婚的事还不能肯定下来，他明白他不希望靠借钱来结婚。然而他有一家出版商可以出一些小说挣一点钱或不挣钱，可是有许多故事却没有一家出版商愿意出版。

    挫折与愤怒加深的时候，福克纳决心写一部小说，当哈尔·斯密斯将其出版时可以挣钱。一月底，他开始写，五月底就写完了。他给它取名《圣殿》。他写作的动机使他苦恼，后来他贬低这部小说，这引起公众反映的混乱。他说，该书“抱的想法卑劣??我认为那是我所想到的最可怕的思想，”为了挣钱，“把它写了出来。”福克纳想到，这部作品本身必然受到了玷污，他给他的这部小说带来危害。许多读者也尾随其后，认为，这部书抱有卑劣思想，他们断定，它必然是低级的。然而撇开危害不谈，这样讲大概是公正的，《圣殿》的写作较少地是出于损害较多地是由于愤怒，较多地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这部书本身，这样说肯定是公正的：它是福克纳的最悲哀的、最悲惨的和最色情的小说之一。

    福克纳开始写作《声音与愤怒》时，对这本书所采取的倾向知之甚少。但是他开始写作《圣殿》时却知道得很清楚。虽然他写作这本书写了几次，他写完后回忆他花了“三周”时间，这本书实际上写得很快。这个速度部分地使人想到，这部书稿表明：福克纳写作和修改它和他在前几部书上所花的大量时间相比之下是不够精心的。但是福克纳往往将一个故事的成分玩味几个月之久，在落笔写作之前已在心中设计出了详细的方案，《圣殿》的几个部分几乎肯定地是经过长期酝酿的。一个要素是密西西比州农村的下层社会，那儿周而复始地生产和销售着非法的威士忌酒。福克纳几年来一直和一些小的自立的私酒酿造者们有交往，他羡慕他们的勇敢和机智并且甚至与他们中的某些人对“上层”社会的藐视具有同感。第二个要素是孟菲斯的歹徒背景，在那里，有组织的一些歹徒帮伙不仅为控制非法的威士忌而斗争而且为控制赌博与卖淫而斗争。儿年间，福克纳与菲尔·斯通作短途旅行时，曾经一直住在孟菲斯歹徒帮伙控制的客店与俱乐部里。虽然他经常看菲尔赌博，他却乐意常去雷诺·德·福克斯之类的地方去。假若大多数顾客们似乎是普通的，许多歹徒帮伙则异乎寻常。福克纳根据其对农村下层社会的了解，塑造了几个包括李·古德温与卢比·拉马尔在内的极重要的人物，显然他对这两个人是尊敬的。根据他对孟菲斯的了解，他塑造了从滑稽的里芭小姐到古怪的波伯伊的一些人物。里芭小姐是以著名的孟菲斯“夫人”为基础塑造的，她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劫掠者》里将再次出现。波伯伊是以名为波伯伊·旁弗里的一个臭名昭彰的孟菲斯歹徒为基础塑造出来的，曾在早先没有出版的一个故事《大亨》里出现过。

    福克纳希望他的小说得以畅销，他利用了两种小说，即歹徒的故事和侦探故事，这些故事甚至在整个密西西比州都有读者。他几年里一直在阅读和写作侦探小说，他仍然要以这种小说作实验。尽管他心里有着清楚和相当简单的模式，然而情节方面的问题却继续存在。他需要找出某种方法将下层社会里比较令人激动的因素与杰斐逊的较为流行的社交因素结合起来；甚至经过几次错误的开始写作之后，他还继续加以修改和变动。他也需寻找一种方法来抑制自己的不满，包括他对社会和男人的不满，但主要集中在对女人的不满。《圣殿》表现出对控制社会的男政治家们和集中体现着虚伪的中年妇女们的轻蔑。但是它的情节集中在波伯伊对年轻的女性邓波尔·德芮克的肉欲性的糟害上，它反映着妇女的深重悲惨。这种悲惨是否归于福克纳向巴马姑祖母所描述的浅薄妇女或者归于爱斯蒂尔与海伦加诸的一些旧的创伤，或者归于福克纳向毛里斯·科因德罗所描述的一些内心深处的困难，它的焦点和深度是明显的：跟福克纳所写的任何著作一样，《圣殿》使人想起阿尔伯特·吉拉尔德所叫做的“顽固的厌女症。特写邓波尔的一些情节是那么严峻、悠闲而又超然似乎几近于不偏不倚。在思想上，他们集中于行动而不是思想与感情，他们富于戏剧性。显然他们部分地抱有的想法是使《圣殿》成为更轰动社会的和更能赚钱的一种手段。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些情节是奇怪的，主要是因为他们中的堕落太厉害了。在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们见到了几种熟悉的堕落形式：从欺诈的政客们和玩世不恭的社会名流到谋杀犯与妓女，但是波伯伊的道德败坏的阳萎和邓波尔的堕落都远远超出了通常的限度。

    福克纳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感到“对女人相当厉害的猜疑”。一个妙龄女郎从青春期向性行为发展在他看来几乎是堕落的集中体现。“那是很快就会过去的”，后来当他的女儿接近那个关系一生命运的时刻时，他这么说，“这是她童年的终点。她将长成一个女人。”邓波尔进入《圣殿》时正在芳龄，她已走过了这关键性的一步，奇怪地发现了它的后果。她喜欢社交性集会，走路时也总是在跳舞。她爱玩，调情和逗惹人，可她也全然弄不清其中原因。然而甚至读者们也倾向于指责她的好奇心和热情，她受到的惩罚似乎是太多了。

    “我正在写一本书，”福克纳告诉本·华生说，“一本关于一个少女被一个棒子芯奸污的书。”阳萎的波伯伊将邓波尔强xx之后，将她带到里芭女士的房间去，他在那里瞧着，一个名叫雷德的代替情人使邓波尔道德完全败坏了，她变得很愿意，并且最后还感到不满足。在这个奇怪的三角恋爱中，没有一个人物对另一个表现出任何温存或感情。他们全都被狂热的行为和淫欲弄得神魂颠倒。邓波尔在这样的如痴如醉中，发现自己本身的和围绕着她的邪恶。因为波伯伊曾经带领她走向邪恶她被他所吸引，又遭到他的拒绝。被强xx后不久，她放弃了显然可以逃跑的机会，部分原因是她自己拿不定主意。但是她的不行动也反映着社会对她的影响。逃跑，兴许可以幸存，她对此不怎么感兴趣，她关心的是使她的高尚的受尊敬的朋友们不要知道她所遭遇的事情，因为她明白，她的社会会谅解这种邪恶而不会承认这种事情。在这部小说快要结尾的地方，她回到了曾经使她着迷的社交界，她玩世不恭地与人合作，以证明李·古德温犯有谋杀罪。实际上，她知道这个罪是波伯伊犯的。因而在我们看来，她既是本能地堕落了的又是在社会上腐化了的一个女性。她发现淫欲与狂热的行为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之后，她完全变成了愤世嫉俗的人。她站在她那有权力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法官；我的父亲是一个法官”）和四个可靠的哥哥旁边，泰然自若地撒谎。

    或许福克纳不能解决邓波尔犯伪证罪和证明一个无辜的男人有罪，其动机是怎样形成的。但是邓波尔的行动表现的问题比许多读者所联想到的要少些。甚至在她回到社交界之前，其他的人们就已开始搞阴谋定李·古德温有罪。孟菲斯的下层社会希望波伯伊得到保护；杰斐逊的地区检察官尤斯塔斯·格拉罕则希望定罪，那将增加他的记录并且有助于使他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克拉伦斯·斯诺普斯则希望获得利益并且巴结有势力的朋友们；纳西莎·本波·萨多里斯希望终止一个引起轰动的审判，以保护她的良好声誉，在这个审判中她的哥哥为一个名声不好的男人辩护。虽然这些人物中没有谁犯作伪证的罪，他们中没有谁表现对真理有很大兴趣。格拉罕对他的事业比对公正关心得多。纳西莎对于一个无辜男人的死远远不如这个男人的同居夫人的丑闻引起她的愤怒。在杰菲逊，法律被醉心于权力与利益的人们所控制，教堂则被“教堂夫人们”所控制，她们关心的是方便和体面。

    李·古德温知道杰菲逊的权势人物对真理是漠不关心的，他与别人结成联盟反对这些势力。他的妻子卢比·拉马尔竭力帮助她的丈夫而又不激怒这个城镇；霍拉斯·本波则是福克纳的似乎未必有的游侠骑士。侦探兼辩护律师本波坚决主张某人必须充分注意真理与公正，以便加以遵循。他有时是机智的，甚至是干练而精明的，曾经历过几次得意的时期。但是他终于被人胜过了，部分原因是他太学究气和胆小，部分原因在于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势力大权在握。“兴许正是这样的时候，我们认识、承认有一个变坏的逻辑典型，那样我们就应该死。”他想到了这么一点。比失败还糟的是标志着他的失败的整个投降。假若邓波尔遭到不幸时，使她玩世不恭的话，那么霍拉斯遭到的不幸却使他筋疲力竭，并听从摆布。

    象《亚伯拉罕父亲》一样，《圣殿》也是在二十世纪初发生的事情；象《亚伯拉罕父亲》一样，它用这个法国人的旧住宅引起了福克纳想象王国的朦朦胧胧的肇始。象《坟墓中的旗帜》一样，在它的完稿到出版之间遭到了不可思议的复杂命运。象《旗帜》一样，它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重大的修改。福克纳在写作它时，情绪时高时低，就象以往几年一样。他越花力气写作，他就越希望这部新小说成为他可为之自豪的一部作品。但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时候，他觉得不管他写什么，他都会遭到失败。在写完《圣殿》之前不久，他告诉菲尔·斯通说，他自己终于听天由命了：“我认为我不仅不能够从我写的东西里挣到钱，”他说，“我也不会得到任何声誉。”他仍然不能打消希望。五月初，他正在修改并将书稿打字时，从哈尔·斯密斯那得收到一个新合同和一笔新的预支稿酬。他邮寄出了他的稿子后不久，即几周以后，他得到一个大大出乎意料的反映。“天啊！”哈尔·斯密斯写道，“我不能出版这本书。我们俩都会去坐牢。”因为斯密斯的保留与这部稿纸的质量没有什么关系，他没有讲任何话贬低福克纳作为一个作家的发展。他也避免要求福克纳退回预支稿酬。但是他清楚地指出读者们在报上所感到的震惊，他没有讲任何鼓励的话。福克纳又一次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并隐藏着自己的沮丧。这一次他没有抗议或假装的信心，他甚至也没有要求他的出版商退回他的稿子，以便他可以到其他出版商那里试一试。“你该死”，他对自己说，“从现在起你必须工作，直到你剩下的一生”。

    在他的事业面临着另一个转折点的时候，福克纳开始清理自己的个人生活。在他面前的问题是怎样去处理爱斯蒂尔的问题。她的离婚被答应在四月份进行。他知道她正在等着。十一年前，他曾经认为是肯定的。现在他不那么肯定，他周围的迹象是各种各样的。爱斯蒂尔希望结婚。她的妹妹杜洛赛曾经催促他，说，他应当停止拖延。但是爱斯蒂尔的父亲仍然是强硬的。福克纳可能是感兴趣的，甚至是喜欢的，但是在大多数男子汉自立的年纪，他却似乎没有那样的前景。福克纳自己的家庭则是少有的有点直言不讳。他的父亲和弟弟们说，他应当找个工作并且挣些钱然后才能想到结婚。他的母亲并不希望他和任何人结婚，肯定不希望他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结婚，人们知道那个女人喝威士忌酒。福克纳知道劝告比他所请求或想要的还多，他决心不顾这些。有些劝告似乎对他是不恰当的，有些劝告则是自以为是。他可以借钱以应付立即的费用：之后，假如必要的话，他可以找一个工作。甚至在萧条更厉害的时候，他相信自己可以挣足够的钱来维持一个家庭。

    较大的问题是时间的选择。他和爱斯蒂尔曾经梦想的时机已经过去。他知道，他们决不会回到当年了。他可能甚至已经知道，他内心残留的痛苦很深不是时间的力量所能医治的。肯定有些痛苦最近已经在《圣殿》中表达了出来，在这部书里，邓波尔的堕落在一些情节中达到了顶峰，将旧的销魂的东西变成了新的。邓波尔到了里芭女士的房间后不久，就躺在床上，回忆起她所喜爱的舞蹈来。后来她对舞蹈不知疲倦的热爱直接导致了与人家私通的不可抑制的愿望。“你叫自己为一个男人、一个大胆的坏男人，让一个少女在你脚跟前继续不断地跳舞，”她骂道：然后说，“汉子，把它给我。”在这些场面中，波伯伊瞧着，“把头伸在床脚下，”一个脸色苍白、过分垂涎而伤感的魔鬼般的诱惑者在瞧着，这会儿雷德和邓波尔“拥抱着象两条蛇似的”，在私通。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进一步拖延会减轻问题的痛苦，过去的拖延已经加深了痛苦。尽管有各种事情，与爱斯蒂尔结婚对他来说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老上校第一次看见李希·万斯时，曾经声称他想回来和她结婚。几年间，他有了一个妻子，后来又有了一个孩子，他过去就是那么作的。爱斯蒂尔第一次见到福克纳时曾经作过类似声明。现在，几年了，她有了一个丈夫，后来有了两个孩子，她还将那样作。在这个模式中有着颠倒和重复，两者都投合福克纳的心意。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他和爱斯蒂尔驱车到奥克斯福县县政府，领到一个结婚证书。次日。他独自一人去看他的母亲和爱斯蒂尔的父亲。但是他的情绪不再是去询问。他和爱斯蒂尔服从并且等待得够长了。有杜洛赛在场，一个牧师的夫人证婚，他们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