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福克纳的婚姻的那些人们中菲尔·斯通是最明确而一贯持反对意见的一个。十一年前，他曾经认为福克纳希望结婚是愚蠢的，因为结婚肯定会使财政问题成倍地增加并且引起注意力分散，这可能损害福克纳的事业并减少他成名的机会。其中有几年给菲尔的印象是发生了些变化，但没有好转。虽然爱斯蒂尔·弗兰克林的两个孩子维多利亚与马尔科姆，在离婚解决办法中得到了养育费，可是爱斯蒂尔并没有得到什么；她习惯于在衣服上花许多钱，超出了福克纳声称的挣钱的可能性。除钱以外，爱斯蒂尔和孩子们需要时间和精力，而这样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写作较好。在这些情况下，菲尔认为愿意放弃结婚是献身事业的征兆，其相反方面则是动摇和遭致失败的征候。

    结果，结婚迫使福克纳的生活进行了大的调整，骤然间增加了个人的难处，要求他去挣钱并产生了其他各种困难，这倒是有点出乎意料。虽然他们相互了解已在二十五年以上，可是威廉和爱斯蒂尔·福克纳有时似乎相互间很少了解。他们到帕斯卡哥拉的旅行结婚证明是太不可思议和苦恼，爱斯蒂尔简直需要从一个熟人那里得到支援以度过难关。蜜月过后，必须处理的关于家庭和钱的问题没完没了。有几个奥尔德汉家族的人和福克纳家族的人慢慢地对这个婚姻的态度缓和了；包括福克纳的母亲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在这个过程还没完的时候，就不感兴趣了。但是结婚并没有使福克纳的写作放慢下来，也没有使他的事业夭折。虽然它增加了一些调整，它还使几项成名的事提前了。

    在福克纳与爱斯蒂尔向帕斯卡哥拉走去的时候，他们引起了许多回忆。已知该地使他勾起对海伦·自亚德的联想，对福克纳来说，他把爱斯蒂尔带到帕斯卡哥拉去作旅行结婚，那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地方。爱斯蒂尔对沙滩和拍岸涛声的兴趣不大，她宁愿到那些更合乎礼仪的环境去，她对于帕斯卡哥拉没有什么联想，不象福克纳那样对那儿浮想联翩，虽然她可能对于那儿的几个环境很讨厌。福克纳把几部书稿和一些衣服打好包、准备旅行。那些衣服多是他穿上很舒服的海滨流浪汉的装柬。另一方面，爱斯蒂尔有着她自己的回忆和关于他俩的使人引起回忆的东西。她的全部服装宽大而豪华，其特点是进口的丝织品和缎子的长袍。她的衣服也符合于她所向往的生活，显然唤起她和柯尼尔·弗兰克林在檀香山和上海的令人陶醉的日子。她的长袍和她丈夫的绳子带的对比是明显的，就象她的衣着与他们住的摇摇欲坠的海滨房子的对比那么明显。虽然她的第一次结婚使她感到很不愉快，但是并没感到缺钱和没有交际性的聚会。象爱斯蒂尔·奥尔德汉的生活，象柯尼尔·弗兰克林夫人的生活部助长她任意花钱。非但如此，它还加深她早先对社交性聚会和跳舞的爱好，这些使她联想起狂欢和华丽的服装。

    有时，福克纳也具有爱斯蒂尔的爱好。他可以温文尔雅而且殷勤备至。间或他喜欢和其他人在一块儿，甚至一次和几个人在一起。但是他有时穿上又脏又旧的衣服，他常常脸也不修，鞋也不穿，就在路上徜徉。偶尔，在远处一看，那些习惯似乎可能只是古怪的或者甚至是异乎寻常的。作为日常习惯并且生活在一块儿，他们可能不愉快，如福克纳的弟弟约翰说的，特别是象爱斯蒂尔这样的人，经常都是“娇小秀丽”，决不想“搞得乱糟糟的，或者弄脏了”。福克纳作为一个青年，买了些衣服并且养成了纨袴子弟的习惯，其部分原因是为了给爱斯蒂尔以深刻印象；作为一个男人，他表明是相当不殷勤的。

    但是比关于钱、海边坍塌了的房子或福克纳不修边幅和不讲卫生更加苦恼的是折磨爱斯蒂尔的茕独，有一种被关在外头的想法。有时福克纳是热情而轻松的。早晨，他和马尔科姆一块捕蟹、钓鱼；下午，他和爱斯蒂尔到海滨遛弯儿，边走边谈。晚上，他和爱斯蒂尔心情相同，他穿上衣服去吃晚饭，以便他们可以郑重其事地饮酒和就餐。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在海滩上的地方在她看来似乎是舒适的，尽管它并不讲究。但是他的心境是不能预料的。他总是沉默、疏远、专心致志，除了他正在写的关于斯诺普斯和萨多里斯的故事外，就啥也不关心。随后，在七月初，《声音与愤怒》的校样到了，其上有着本·华生的一些修改。福克纳发现并改正了这些改动时，他更加生气和孤癖。他的朋友的插手与其说是没起作用，不如说是重新唤起了他对康普森家族及其故事所保持的非常特殊的感情。虽然他很容易地就具有了他的人物中某些人的感情，可是康普森家的人们却并不包括在内。将加地、昆丁和本基放在他面前，他的小说王国倾向于既变成了他的本来的真实，又变成了主要是他自己的事情。

    爱斯蒂尔由于她的妹妹杜洛赛来看她，使她得以度过《声音与愤怒》的苦难经历。几天以后，福克纳将他的几部韦稿搁置一边，带着爱斯蒂尔到新奥尔良去了。爱斯蒂尔住在一家漂亮的老旅馆蒙特利翁旅馆里，觉得生活更适合于她的爱好。她宁愿看风景如画的加丽妹妹大街，而不愿看帕斯卡哥拉的海滨。因为福克纳是有名人焉，他们受到有思想的快活的人们的款待。那些天里，以时髦的早餐开始，以在服装华丽的人们中宴会、谈话和乐曲声中结束。他们从在新奥尔良的插曲回来时，爱斯蒂尔显然感觉到今人吃惊的明显差异。象福克纳一样，她经常喝酒，象他一样，她总是喝得太多，特别是孤寂感和失望充满她心头时，更其如此。他们回来后不久，一天晚上，她一个劲饮酒，几个小时才完，企图淹死自己。她穿上一件她挑选的外衣，一件丝长袍，走到海滨去，涉水进入拍岸海浪，寻找约莫六十到七十码以外的一个地方，那儿暗礁到头了，是航道的开始。福克纳自己不能阻止她，他大声呼救。一个名叫马丁·谢菲尔德的邻居听见他的呼减，赶了来，跑过了浅水区，在离暗礁边沿几码处，抓住了爱斯蒂尔。爱斯蒂尔拼命要进入附近的深水区，她挣脱很远作最后的一次猛冲，可是谢菲尔德抓住并制服了她。

    虽然具有很大的戏剧性，爱斯蒂尔企图自杀看来是严重的。它所暗示着的情况得到其他事的证实。爱斯帝尔曾料到她第一次婚姻的失望，假若没料到痛苦的话。举行婚礼那天，她不大认真地考虑过逃跑的想法。她害怕父亲的愤怒，断定，逃跑已为时太晚，因此结了婚，这个婚姻不仅证明是维持不住的，而且使她成了福克纳最早的和最痛苦的失望的一个中心人物。

    他从那次失望的痛苦中慢慢地恢复过来。后来，他和海伦·白亚德又重复了这个情况。之后他仍然使自己安心于自己的职业，发现了一个王国，并且建立了一个生活，只要按照自己的条件，他允许其他人如有可能的话，也可以进入他的生活。他希望是独立的，成为一个“有自尊心的自食其力的”，成为一个“自立的人，不需任何人的接济，或者至少决不让人家知道这一点。”他对女性温情的包围和堕入情网变得特别谨慎小心。另一方面，爱斯蒂尔从她自己的失望中摆脱了出来，她已开始认真考虑他们的长期拖延的、不平衡地追求的婚姻。结婚时，她不仅发现福克纳把需要的大部分调整留给她，也发现对他来说，把她当他妻子的意义小，当作他初恋的情人的意义大。部分原因是，实际上他所发现的这个职业，这是他所发现的王国，他已建立了这种生活。但是实际上这也是在他的情况里，这些事情的含意所在。在象加地·康普森这样一个人物身上，他把他的许多爱都凝聚在她身上了。“为了给他自己塑造他的生活中没有时机塑造的一个女郎”，他把“一个男人一生中不可能达到的内心欲望的整个份量部加到她那柔弱而又不屈服的双肩之上”。终其一生，他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继续不断地作一些这样的事情。巴特里夏在《蚊群》中说，没有任何女人“会在满足于一块木头之类的东西的男人身上浪费时间”。福克纳所发现并使其成为自己的二重性意味着他决不完全满足于在他想象的，因而创作的世界里生活；但是它也意味着他决不真正属于围绕着他的真实世界或这个世界的人们。在她第一次结婚的几年里，爱斯蒂尔知道没有福克纳，她就不希望生活。在她第二次结婚的头几个月里，她似乎已经知道，他总是比她所需要的不足一点。因为这不只是警告就可以为之作好准备的一个教训，她对其进行抵抗的希望终于不如她忍受的能力明显。

    得到了镇静和几天的休息使爱斯蒂尔得以恢复，因而使他们的结婚旅行结束。几天里，他们回到了奥克斯福，住在一幢大屋的一个房间里。福克纳继续写作了几个星期，希望有人能接受他的一些短篇小说，或者他的几部小说可以卖出去。十月初，《声音与愤怒》出版了，正好这时，福克纳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爱米莉的攻瑰花》遭到《作家》杂志拒绝。虽然阿尔弗雷德·达希尔的拒绝信提出了鼓励，它表明对这个故事很少了解，也不知道它预示着短篇小说的杰作。由于没有钱，又不愿意去借，福克纳决定去找个工作。

    他所找到的是他的希望中不大可能的一个地方：密西西比大学的发电厂。虽然他从晚上六点钟开始，一班工作十二小时，他还是有很多时间写作。后来他描绘自己在一个锅炉房铲了几小时的煤，然后在一辆独轮小车做的桌子上写作。实际上他的工作是管理工作。不管他是否觉得发电机隆隆的马达声在减轻，也如他所认为的，他显然觉得他的新的日常工作是今人满意的。假若他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在谋生，至少在他写作的同时，他在挣钱谋生。

    在上午得到睡几个小时，并零星地打打盹，福克纳可以有他希望的那么多时间休息，在白天，他仍然有空余时间。有时，他仔细检查前一天晚上作过的工作；他经常只是散步或玩，以培养他所叫做的“赋闲无事的才华”。他经常在邮政所前停下来，关心对他的小说的评论与销售情况，以及对在外间流传的他写的故事的反映。他每天都去看他的母亲，这是好多年前就养成的一种习惯，并且一直延续到毛德夫人的在生之年（直到一九六○年），他从来丝毫不感到那是一种麻烦。他结婚后不久就恢复了这个习惯，独自去看望母亲。尽管爱斯蒂尔提出了意见，毛德夫人在她的儿媳在场时变为冷淡而缄默；她希望并设法使她的长予的大部分时间的一部分属于她自己。

    十月末，一个经济上的大恐慌开始预示着美国经济的长期暴落。这时，福克纳开始安静地写作一部新小说。他准确地知道他在写作的是什么和他将向何处去。象《圣殿》一样，他的这部新小说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这一次他的意图是要表现他对小说的精通：“在我开始写作之前，我说，我将要写一本书，假若我以后不再动笔的话，在紧要关头，我可以靠这本书站得住脚或者摔倒下去。”他用的书名是他首先给关于弗莱姆·斯诺普斯的故事取的名，他把他的小说叫做《当我弥留之际》。他也用了他的最早的斯诺普斯的几个故事里的几个人物，如象亨利·阿姆斯蒂德。但是他要讲的这个故事所涉及的家庭是新的。

    象斯诺普斯家的人们一样，邦德任家的人们贫穷，并且象康普森家的人们一样，他们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他们不为勃勃的野心所动，也不为地位和金钱的损失揪心。这个故事的中心点在于一个名叫爱地的母亲的逝世而不是在一个名叫加地的妹妹的失败，它追溯了他们为埋葬她的旅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瓦解的故事，一般地说是一个家庭瓦解的故事，这个家庭失掉了它的中心，并且特别是失掉这个家庭里一个名叫达尔的儿子的故事，他在这部小说快结尾时成了疯子。但是它也是一个重新编成的一个讽刺故事。在这部小说的最后那些页中，这个家庭的人回头向家走时，我们碰见一个新的邦德任夫人代替了旧的。而且那样的二重性是与这部小说的混杂情况相符合的。因为它所细致描述的送葬是通过火与血的斗争而到达杰斐逊的，这个情况不仅是荒谬的；它总是滑稽的、偶尔是英勇的并且往往是奇异的。一方面，它歌颂勇敢的不同模式——朱维尔的勇敢行为，卡西的英勇牺牲及达尔独自一人努力将这个愚蠢的送葬本身进行到底；另一方面，它将各种意图都描绘成混杂的，将各种勇敢描绘成有些可笑。

    这部小说集中于一个家庭并回溯了连续不断的情节，以爱地死前的黄昏开始和刚将她埋葬后结尾。整个这部小说里，发生的事件是共同的，甚至是公众的；朋友们和熟人们同这个家庭的成员们一道观察和参加了这次送葬。然而这个行动的一切都通过个人的意识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部小说包括十四个不同人物的内心独白的五十九个片断。虽然行动是共同的，对它的感觉和理解却不相同。福克纳通过他的各种人物描绘了知觉的每种可能活动的范例或滑稽的模仿，从直觉到理性到想象，从原始的到传统的到希奇古怪的。我们从瓦尔达曼得到了一个孩子的混乱的隐喻；从科拉得到上教堂去做礼拜的中年信徒的伪善的虔信态度；从卡西得到一个手艺人的技术论文之类的东西；从达尔得到一个不稳固的安定的心灵的见识和惶惑；这种心灵的倾向立即成了富于哲理性的和有诗意的。

    那种变化需要显示语言技巧方面的艺术的熟练技巧，福克纳认为是有这种熟练技巧的，将《当我弥留之际》称为力作。似乎他已有意将《当我弥留之际》写作成康拉德·爱肯所认为的一部小说家的小说，使之成为小说技巧的一部教科书。康拉德·爱肯认为《声音与愤怒》已经成为那样的作品。但是福克纳的克制给人的印象格外深，我们注意到这部小说处理的情节与题目和他很相近，假若不是和他的家庭很相近的话。象《声音与愤怒》一样，《当我弥留之际》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它是无能的父母和他们的受伤害的孩子们的故事。

    父亲安希·邦德任整个一生部尽量让人家给他干事。他部分是忧郁症患者、部分是骗子、部分是寄生虫、部分是贪得无厌者，巧妙地使用着语言和人们（孩子们、朋友们和陌生人同样使用）以便为自己苦心经营一种闲散生活。爱地显然比安希有生气而且没有他那么坏，但是她无能得令人可笑。主要想到地所需要的和生活中给与她的之间的差距，她把她父亲的格言作为己用，即：“生活的理由是准备等死。”因此使幻灭不仅成了解释的工具而且成了解释的根据。

    安希和爱地所受到的不同创伤是很深的。象康普森的孩子们一样，邦德任家的人们紧紧地被他们家庭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所约束。卡西和达尔都没有作任何努力去建立家庭之外的关系。她怀孕以后，杜威·德尔让达尔到“我和赖夫之间来”。他曾经作出牺牲为自己买了一匹马。之后朱维尔把它卖了，以便这个家庭可以继续旅行。当然，他是自愿地这样作的，但是他的牺牲象卡西的牺牲一样，是为他母亲的自私要求和他父亲的自私需要效力的。在这部小说的结尾，他母亲得到了她所选择的坟墓，而他的父亲则得到了新的妻子，完全被新爱所吸引。另一方面，孩子们从约束他们的家庭里没有得到足够的抚养。在这个家庭的大圈子里，每个孩子都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中的每一个既是受约束者又是孤立的。因此我们在邦德任家庭中看见了一种不同类型的紧张，这是我们从这部小说的情节和形式中，观察到的。这种情节强调了延续性，这部小说的形式则强调这个家庭的残破。象由家庭组成的这个社会一样，这个家庭限制着然而不再能养活它的成员。问题在于这个中心：父母有着无原则的秩序和没有爱的能力，父母没有能够扩大秩序和增加对他们的爱。

    邦德任家的孩子们知道没有慈爱的牵制，他们或者象卡西、杜威·德尔和瓦尔达曼那样倾向于矮小，或者象达尔和朱维尔那样倾向于混乱。达尔感到对杜威·德尔的爱既令人陶醉又是乱伦的。他感到对朱维尔的恨就象朱维尔感到对他的恨一样，终于都集中到一点上，他们中的一人将占有和处理他母亲的尸体。朱维尔获得胜利后，他由于心向达尔使他的胜利更漂亮。他埋葬母亲后，阴谋将他的弟弟禁闭起来。在这些阴谋后面有着这样的事实，每个邦德任家的孩子甚至在爱地逝世之前就是一种孤儿。非但如此，朱维尔是通奸而生的孩子，或者安希既是父亲又是丈夫，一身而二任焉。无宁这样说，对每个孩子来说，最基本的关系中的一个或两个关系是不能肯定的。特别是达尔这个人物，我们知道，他是没有一个合格母亲所生。朱维尔则是一个没有一个合格父亲所生。“我不能爱我的母亲，”达尔说，“因为我没有母亲。”随后他说，“你的母亲是巾帼英雄，可谁是你的父亲呢，朱维尔？”达尔与朱维尔部体现着显然是补偿性的特点。没有母亲的思想经常萦绕达尔的心头，他变成了内心里感情丰富、直觉的并且富于想象力，外表则柔顺而拐弯抹角，这是与福克纳在其小说中关于女性的特点有联系的。已经知道朱维尔不知其父亲是谁，她变成了内心里思想贫乏而具有理性，外表上非常坦率、严厉而又活跃，这是福克纳的小说中与男性相联系的特点。我们通过达尔看到了极大的危险；威胁着他的是扩散与崩溃导致的死亡。在朱维尔这个人身上，我们看见了严格定义的危险：由于被排除在外而导致的贫穷的威胁。

    福克纳写完《当我弥留之际》后，“将它送给（哈尔）·斯密斯，并写信给他说，靠这本书，我可以站住脚或者倒下去。”几个月之后，他说，他曾经“在六个星期内将它写完，没有改动一个字。”这个断言的两部分，都使人迷惑，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更其如此。但是两部分都是指《当我弥留之际》里的极重要的事实，将这些事实凑在一起，暗示着福克纳对他的成就为什么那么感到信心十足。首先，他以惊人的速度写完了它。他于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开始写作他的稿子并于十二月十一日写完。于一九三○年一月十二日他完成了一份修改了的打字稿。第二，他虽然对于少数几节的顺序进行了尝试，虽然他改了几个人名、许多行和更多的词，他的修改比以前都少。这部稿子很整洁，即使它是朴素的和合乎传统的，它也是卓越的作品。因为这部小说的稿子是实验的和错综复杂的，它是令人惊讶的。大部分的修改是最初改的，许多页只有一两个小小的改动。在福克纳刚写完此稿后的几年里，他有时过分估价此稿，说它是他的最好的小说。后来，他把它叫作“慎重的书”和一部力作，他偶尔贬低它。但是它显然够得上树立为他的主要成就之一的一部作品。虽然它不如《声音与愤怒》那么富于灵感，而且最后不那么令人感动，可它表现着伟大才华的明显抑制。

    哈尔·斯密斯动作得快，于一九三○年十月六日出版了《当我弥留之际》，在福克纳开始写作该书后还不到一年光景。象《声音与愤怒》一样，它引起了很大注意，但销路小，因而使福克纳感到失望。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降低写作《当我弥留之际》中推动他信心的提高，致使他重新获得了发现斯诺普斯家族和萨多里斯家族人们的热情，甚至《声音与愤怒》也没有给他那么大的帮助。似乎各方面又一次展现了希望；他的整个完整体系的思想又一次加强了。“我发现，”他说，“不仅每本书必须有一个计划，而且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的整个数量或总和也必须有一个计划。”从英国传来消息，里查德·休斯为扩大福克纳的声誉的运动。休斯主要以《牙买加的飓凤》著称于世，他成了一个有力的赞助者。休斯读过几本福克纳的著作，他说服阿诺德·本涅特去评论《声音与愤怒》，并且使查托与温达斯去获得福克纳的著作在英国出版的权利。与以休斯为代表的运动相并行，福克纳也开始了他自己的一个运动。

    它集中在他的短篇小说上，包括他已经积累的许多小说和几个他正在写作的短篇。他邮寄出《当我弥留之际》之后不到两周内，就进入了他的卡片纸上的艺术作品的第一个日期（一九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他在卡片纸上经常记录他准备交付出版的他的短篇小说的意图。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一年间，这个仔细地组织的记录关联着一些杂志的名称、故事的题目和将它们邮寄出的日期。在被拒绝的故事的题目下，他画一条单线，在被接受的那些题目下，他画一个漂亮的圈。我们可以作这个记录得出三项结论。第一，福克纳较为重视这几个杂志：《星期六晚邮报》、《作家》、《美国信使》，虽然他也定期地寄些故事给其他杂志。第二，他比以前决心更大，信心更足。虽然其中的某些故事，例如《大亨》，直到他死时也没有出版，他坚持将大多数故事寄了出去，不因一再被拒绝而受到阻止。第三，他开始将一些故事交付出版，其中有四十来个故事作了登记，在两年间，记录故事中有二十个故事被接受。

    突破以《爱米莉的玫瑰花》为开端，该篇子一九三○年四月在《论坛》上发表，这是自《两面人》上发表的一些作品以来，福克纳在一个大期刊上首次发表的一篇作品。随着《爱米莉的玫瑰花》的问世，《星期六晚邮报》接受了《节俭》，《美国信使》接受了《光荣》；随后在五月间，《作家》接受了《大旱》。后来，福克纳对他收到的无数张拒绝纸条开玩笑，认为学徒身份意味着收到几百张拒绝纸条。他仍然定时收到拒绝纸条。但是和它们混在一起的也有接收的纸条，其中有几个带来很多报酬。最后他认为是赚钱性质的这个作品开始付酬。从一个象《节俭》这样的故事，这是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的第一部作品，福克纳挣得了七百五十美元，比他从他的任何小说里挣的钱都多。

    得到新闻的鼓舞，他不久将在英国出版作品，并且由于零星的故事取得成功，福克纳决定买一个住宅。他和爱斯蒂尔需要自己有一个住宅。他们都需要一些富丽的东西。自然，问题是钱。贵族门第的住宅及其非常漂亮的外部装璜倾向于昂贵，即使在萧条期间也是如此。福克纳想到的解决办法很可能对他是唯一可行的一个。他向威尔·布里扬先生和夫人接洽，他们有一幢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大住宅叫做雪戈格大宅第，已经陷入可怜的失修状态：假若他们将这个宅院卖给他，他将修复它。布里扬夫妇于一九二三年继承了这幢住宅及其周围的几英亩地。但是他们自己则住在科菲维尔附近一个漂亮庄园里。他们有时将雪戈格大宅第出租，偶尔又让其空着，这样就让这个宅院越来越衰败下去。他们不屈看见它朽坏下去，也不急需钱，他们同意将它及他们拥有的四英亩地卖掉，条件是福克纳认为可以办理就行。关于前面所说的分期付款的首次付款，他们给他一项长期的低利息的抵押契据，并且规定以后有权购买其附近的更多地亩，即白利树林。

    一九三○年六月，福克纳家的人们从他们的舒适的公寓住宅搬进了他们的新住宅。这个住宅坐落在一条长长的、弯曲的、路旁有着成行雪松的汽车路的终点，坐北朝南，有一个雅致的回廊，由四根大的白色圆柱支撑着。它显然使人想起是一幢豪华的住宅。但它是差可居住而已。地板下陷，屋顶漏；没有供电设施，也没有铺设铅管。福克纳决心不仅要修复它，而且要使之现代化，他将写作的事搁置起来。一九三○年的整个夏天，他对这个住宅作了不懈的努力，这种努力他以前只用于自己的写作上。爱斯蒂尔、维多利亚和马尔科姆在几项设计方面协助他，例如油漆、糊纸、给住宅用屏、幕遮蔽及再使庭园美化。对于其他的设计，例如使基础复原和更换屋顶，他必须雇人来帮助这种繁重工作。有几种工作，如装电线和铺设铅管，他必须雇用技工。但是他亲自做许多工作，有些工作，他一人独自干。虽然修复的过程持续了几年，福克纳在第一个夏天完成了大量工作。在工作进行中，帐革大量增加，支付这些帐单将是另一个长的过程。但是福克纳宁愿花钱就象他宁可花时间一样，因为在他心目中，这比一个生活的住宅重要。这个住宅，特别是庭园，从一种意义上看，意味着他自己的往昔的恢复。在他青少年时，他曾经在住宅旁的树林中嬉戏，战后他回到了这个树林，首先是和迪恩及他的朋友们回去，之后是和他的童子军部队一块儿旧地重游。但是他所寻求的超过了他的童年时期，而是他家庭的历史。在安顿全家人中，他给加利阿姨一个住房。后来，他把《去吧，摩西》题献给了她，他回忆起她对他的家庭的一贯忠实，“无限的或者是不计报酬的忠实”，和她对他的“忠实和爱”。他将涅德·巴勒特大叔提升为全体仆人的头。涅德大叔曾经服侍过老上校和小上校。涅德大叔仍然保持对福克纳家庭的忠诚，珍视着他曾经知道的这个家庭的显赫名声，他依然穿着长礼眼军装，系上丝领带，并且依然相信传统所建立的秩序井然和礼仪隆重的生活。涅德大叔的到来甚至比加利阿姨的来到更加重要，更暗示着福克纳之所追求。他和爱斯蒂尔不久将会有他们自己的孩子，一个应在三月份出生的婴儿。他希望是个女孜，他准备以巴马姑祖母的名字给她取名。巴马姑祖母是老上校最怜爱的孩子。同时，他希望建立一个住宅，可以显然引起对他的家庭历史的回忆，使他成为他的家族中世所公认的中心。在他父亲付款在大宅第附近修建一个小砖房时，福克纳却在重建一座旧大厦和恢复一个旧庄园。他为了给他的新住宅取一个适当的名字，决定给取名为罗万·俄克①，此名系从山梨树而来，弗莱彻在《金色的枝条》中，将它描绘成和平与安全的象征并且是在苏格兰土生土长的，福克纳认为苏格兰是他的祖先的故乡。

    虽然在奥克斯福的大多数人都对福克纳的小说感到痛惜，可是他们显然嘉许他恢复罗万·俄克的愿望。从他回到奥克斯福开始，他的夫妻关系和家庭都大为完善了。《星期六晚邮报》于一九三○年十二月六日发表了《节俭》，似乎是证明他重新回到了奥克斯福的生活。《节俭》是一个真正的战争故事，它使福克纳更受到本多本土的赞许，比他的《大理石牧神》及他的头几部小说合在一起的作用还大。一个男人写作充满美女与牧神的诗和关于堕落者与白痴的小说是一码事；一个男人写作你可以在漂亮的客厅和理发馆里阅读的故事是另一码事。此外，人们知道《星期六晚邮》杂志为那样一个故事付了几百美元。九月份消息传来，这同一个杂志已接受了福克纳的另外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红叶》是关于约克纳帕陶法的印地安人的一个精彩故事；另一个故事《杰姆希德庭院中的蜥蝎》是关于弗莱姆·斯诺普斯的故事。每个故事给福克纳带来七百五十美元，两个故事都是奥克斯福的人们所喜欢的。

    结果证明，福克纳与奥克斯福人们的新的良好关系并不持久，比他以前知道的任何日，还要难受的时光还在前头哩。但是福克纳在陷入更大的矛盾之前，发现了表达他再回到奥克斯福的另一种方法。《大兵伊根》是一部乡土文学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爱尔兰士兵的喜剧，剧名角色由菲尔·斯通的弟弟吉姆扮演，伊根的滑稽的犹太籍伙伴伊兹·哥尔斯泰因这个角色由威廉·福克纳扮演。虽然福克纳的几个朋友参加了演出，可谁也没有料他决定参加演员阵容。然而伊兹·哥尔斯泰因这个角色，同时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人物，至少反映着福克纳自己向往在奥克斯福的地位的思想，在奥克斯福，如他曾经讲的，他感到无拘无束然而同时又感到不自在。

    这时，哈尔·斯密斯作出了很快就会激怒奥克斯福的决定：他已经决定出版《圣殿》。先前他曾经说过，出版这部小说可能使作者和出版商都要坐牢；如今他认为，它不仅可以为福克纳挣钱，而且也会使财政上处于困境的约纳桑·开普与哈里逊·斯密斯公司盈利。十一月，斯密斯邮寄去清样，福克纳看了，只是觉得自己受到了自己作品的伤害。福克纳知道他写作《圣殿》是出于愤怒和颓丧并且想挣钱。使他吃惊的是他的意图极其明显和他的作品的显然的低劣：“我看过了，它写得那么糟，它是处理得粗劣的。促使我写作这本书的真正动机是那么明显，从每个字里都看得出来。于是我说，我不能让这本书出版。”福克纳写信给哈尔·斯密斯，建议他们将这部小说作为废物扔掉。但是因为斯密斯现在有钱并且希望在《圣殿》上投资，因为他需要赚钱而不愿将它扔掉，他回信说，他希望能够继续这个计划。福克纳回信说，假若《圣殿》必须出版，他必须将其改写，这是他坚持的一个条件。甚至当斯密斯通知他，他必须平均分担重排铅字的费用之后，他仍然坚持这个条件。

    福克纳明知他必须“为这项特殊处理付钱”，他开始改写此书。虽然他付出了大的代价，进行广泛的改动，他仍然丝毫不能减轻这部小说中更加可怕的和暴力的场景——邓波尔被强xx和诱奸及波伯伊犯谋杀罪的场景。他还给这些场景加上了李·古德温被残忍的私刑处死的场景。他的删去和修改集中在更加属于个人而不影响全书的，特别是霍拉斯·本波这个角色的材料上，霍拉斯·本波是个失败的诗人和以前的制瓶工被改成了律师。

    在《坟墓中的旗帜》里，霍拉斯·本波陷入了与他的妹妹纳西莎的乱伦，这种复杂情况在《圣殿》里继续存在，尽管他已与贝莉·米契尔结了婚。“你和你的妹妹相爱”，他的妻子对他说。“这些书怎样叫它？是那一种什么变

    态心理？”由于贝莉的性行为，由于她在性方面既积极又近在他身边，这事惹怒了霍拉斯，他退而陷入胡思乱想，不仅对他的妹妹纳西莎想入非非，而且对他妻子与其前夫所生的女儿小贝莉也邪念横生。对他来说，乱伦的魅力依然存在，其秘密是，它将贞洁与暴力成婚调和了起来。在《旗帜》里，霍拉斯与纳西莎坐在床上，“用他的手疯狂然而安静地平放在她那膝盖遮着的地方抚摸着。”霍拉斯象《入迷》中的主角一样，满足于这种疯狂然而平静的、亲密然而忠于配偶的情节，正因为它提供了他所需要的这个只是经验性的基础，用以建立在幻想中的“勿容置疑的成婚”。在《旗帜》中，他也瞧见了贝莉的丈夫哈里·米契尔爱抚着小贝莉，而她又凝视着霍拉斯，“她秋波滟滟而腼腆，令人魂销”。霍拉斯象在《声音与愤怒》中的昆丁·康普森一样，怀着隐秘然而半抑制着的欲望，将金银花的香氛与夜晚和不安联系起来。然而对霍拉斯来说，这些欲望不仅涉及纳西莎和小贝莉，而且也涉及他的母亲，他认为她们的吸引力是那么强烈，致使他的梦想比他的生命还重要。他常常神秘地梦想着一些事情，然而“又无可挽回地消逝了。”在其他时间，他梦见了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但他总是从短暂的经验走向想象的成婚。他回忆起他感到小贝莉的极大的吸引力的时刻，回想起“叫呸！的微弱的愤怒的骚嚷声”，他将其与邓波尔被强xx的报道相联系。之后，他独自坐着，现在不是拿着叫作纳西莎的一个瓶子而是拿着小贝莉的一张照片。当他的继女躺着“赤身裸体仰面被捆在一个平板运输车上很快地从一个黑瓮瓮的地道推过时”，他瞧着她，为之心荡神逸。

    在修改过的《圣殿》里，霍拉斯仍然当主角。他也依然堕入情网，情绪乱糟糟的；他继续实行取代和代替的几种形式，并认为乱伦是爱的完美形式。但是福克纳的修改把霍拉斯的故事大大地改动了，特别是改动了这样一些部分：“这些部分使此书成了对??一个男人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这人是他那半隐秘的乱伦幻想的够厉害的牺牲品，以致他没有自己的意志、不能行动，也没有勇气。”在《圣殿》的初稿中，霍拉斯的故事与邓波尔的故事不相上下，在第二稿中，霍拉斯的故事扩充了，而不是与邓波尔的故事竞争。霍拉斯从一个情节到另一个情节的演变中，碰到波伯伊堕落与暴力的受害者们，试图维护李·古德温。他心地善良，然而懦弱，全然失败了。最后，他认识到邪恶的占了上峰和他自己的无能与内疚。他甚至有点感觉到使他失去战斗力的内部势力和冲突，其中包括他自己对乱伦的幻想。但是在《圣殿》的修改稿中，他作这些事情没有使得这部小说分裂。

    福克纳在修改霍拉斯的角色时，也修改了纳西莎和小贝莉的这两个角色，她们两人在《圣殿》第二稿中起着两个重要的作用：她们有助于说明霉拉斯的弱点；她们有助于阐明南方妇女的看法，这对于我们了解邓波儿和她的故事是至关紧要的。小贝莉的哀求较挑衅少几分，勇敢较愚蠢少几分，但是和邓波尔具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其中包括对性行为的感觉。另一方面，纳西莎却体现着对尊严的热狂崇拜。因为她认为性行为的一切表现都是唐突的、危险的，她一贯地为抑制性欲辩护。根据纳西莎的观点，卢比·拉马尔对李·古德温的忠诚是不值一谈的，认为她在同居中的共谋犯罪是了不起的大事。我们在这个判断中，不仅看到了纳西莎对抑制性欲的献身，而且也理解到她的最深刻的假定：社会依赖于抑制，特别是对性能力的抑制；决不能依靠男人们去实行适当的抑制；因此妇女必须承担起文明的责任。

    纳西莎在这些意见中的每一项都是与她的社会一致的。她象她的社会一样，是更加玩世不恭而不是天真无邪的！是更容易生气而不是感到吃惊。她以为男人们是最坏的，最后可能坏到超过了她秘密的怀疑，这意味着既不是波伯伊的堕落，也不是她哥哥的想入非非，她哥哥曾一度钟情于她，现在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使他心荡神移的继女上。她对于女人们要求很多，相信文明依赖于她们愿意实行抑制或把抑制加诸她们自己。然而她作出她的要求，认为每个女人的操守是靠不住的，小贝莉的诱惑并不是新的，卢比·拉马尔对于习俗的夸耀，这既是凶兆，又让人恶心。邓波尔的故事使她从好嬉戏调情和充满热切的好奇心的姑娘由于情欲与堕落而变成故意地要恢复成一本正经的人。这故事生动地描画着纳西莎和她的社会所看得出的可以选择的唯一道路。

    部分地因为她所看见的可选择的道路是那么险峻，部分地因为她对尊严的坚持是靠不住的，纳西莎总是不相信女人就象她藐视男人一样。然而因为我们瞧不起她，并且因为谁也不能把邓波尔的苦难和堕落看成是过分的，我们可能认为，《圣殿》表明对男人比对女人更为同情。甚至波伯伊，这个小说里的女人们的最明显的害人精，最后出现为是他母亲的受害者。作为一个规律，这部小说里的女人们倾向于两个极端之一；（对于这个规律，卢比·拉马尔是唯一的意味深长的例外）假若他们不是抑制的鼓吹者和控制的强制推行者，他们就是对男人们的勾引者和放纵的支持者。这些极端加在一起就非常接近于排除《圣殿》中的可能性。一当邓波尔开始尝试其肉欲时，她就变成了具有勾引性和挑衅性的。一旦她开始表现欲望，她就不仅开始沉迷于淫猥而且嘲弄和屈辱男人们。一旦她回到她的社会所赞同的角色时，她就把她的父亲和哥哥们当成保护者并且撒谎，以便让他们去毁掉李·古德温。

    福克纳关于《圣殿》的工作表明是“修改中的一个小奇迹”。许多读者回忆起他把《圣殿》描述为立意低级的，就忘记了其他的断言：他“为了改写它的特权”而付了款，以便“证明它是不致玷辱《声音与愤怒》及《当我弥留之际》的作品”，和他使它“成了一部说得过去的作品”。“我已经尽可能将它写得最好”，他说，“你们不能看见的那部作品是低级而质量差的，我宁可总共付出的代价是我力所不及的，而不愿让它出版。你们所阅读的这部作品是我尽了最大的可能使之??尽可能坦率和感人并且尽我的可能将它写得尽量意味深长些。”福克纳经过几星期的艰苦写作，于十二月的一天写完了它的修改稿，并将这部新的《圣殿》寄给哈尔·斯密斯。

    对《圣殿》的改正于一九三○年圆满结束。福克纳在《当我弥留之际》里，给爱地写的语言是进攻性的。她说，“在尘世中生活就要脚踏实地，”这时，她侃侃而谈，讲的话显然迅速而无害地滔滔不绝；“罪恶、爱情和恐惧只是从来没有罪恶、爱情和恐惧及不可能有这些的人们的声音，直到他们忘记这些语言为止，他们决没有犯过罪、没有过爱情，也不害怕什么。”后来，在《星期六晚邮》采用的故事中的一个故事里，他给予索塞尔·魏德尔以赞美的语言：“我们的生活总的来说就是声音并且使得生活有意义：胜利、失败、和平与家庭。那就是我们必须竭力为声音虚构其意义的原因所在。”爱地的话与魏德尔的话一样，都反映着福克纳对文学事业的适合性感到的自信。他知道他决不会仅仅满足于语言，但是他也知道，他将来也决不会满足的，而且现在他肯定，他决不能满足于没有语言。过去这一年，他重建了一座大厦，使家庭定居；不久他和爱斯蒂尔会有一个孩子。然而他继续为声音虚构意义，探索和扩大着他的想象的王国。他的作品的出版更扩大了，他不断地挣着一些钱，并且不断地得到一些声誉。因为他的和爱斯蒂尔的需要在扩大，钱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是他有另一部小说将要问世，他认为这部书最后会挣一大笔钱。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一日，大约在哈尔·斯密斯出版《圣殿》之前一个月，福克纳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诞生了。母亲怀这个孩子不容易，出生也不容易。爱斯蒂尔几个月才能恢复健康。但是这个孩子虽然早产两个月，非常小，似乎是漂亮的。福克纳曾经希望他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部分原因是他想用他最喜爱的大姑祖母阿拉巴马的名字给地取名。老上校的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巴马姑祖母，曾经是老上校的掌上明珠，也为福克纳所喜爱。巴马姑祖母比其他任何人，甚至比霍兰阿姨还好，地使福克纳得以塑造珍妮·萨多里斯·杜·朴里姑母这个典型。阿拉巴马可能是一个不常见的名字，但是爱斯蒂尔同意了这个名字。两天后，他的女儿出生了，他拍电报给他的大姑祖母说：“阿拉巴马于星期日诞生，母女部好。”

    几天后，福克纳带着他的妻子和女儿回家。虽然阿拉巴马很小，可是医生说，她不需要早产婴儿保育箱；而且这个医院也没有这样的保育箱。有一个护士照顾爱斯蒂尔，另一厢顾阿拉巴马，医生每天来看。母女俩都很好。然而在这个周末，阿拉巴马开始变弱，福克纳感到惊讶。他驱车到孟菲斯，买了一个早产婴儿保育箱回来，不料发现他回来得太迟了。一月二十日星期二，阿拉巴马·福克纳死了。福克纳和福克纳家的人们以及奥尔德汉家的人们驱车到公墓，这时福克纳将小骨灰盒拿在手上，然后挨着腿。他在那儿埋葬了他的女儿。他回到罗万·俄克，要护士给爱斯蒂尔服镇静剂，他随后去告诉她所发生的事情。据爱斯蒂尔后来回忆，这是她第一次看见他号啕大哭了。

    福克纳拒绝饮酒，努力写作，不料却发现他的悲痛太深，感情上受的伤害太大。他决不喜欢或相信给爱斯蒂尔看病的医生。现在他确信这个医生玩忽了职守。后来他买了一个早产婴儿保育箱，将其给予一个竞争的医院，试图使人们确信不会有其他儿童不必要地遭到夭折。但是他也希望报复。这种报复并不表现于他的行动，而是表现于他虚构的小说中。不久开始散布出谣言，这个医生不能工作了或这个医生害怕见人。据说，福克纳曾经到医生的诊疗室去，向他的肩头开了一枪；另一种传闻，福克纳只是站在罗万·俄克的门前向医生开枪没有命中。福克纳曾经在奥克斯福附近散布那种谣言，后来他又在纽约在朋友们和熟人中散布。

    不久，另一种丑名开始掺和到福克纳的哀愁中。《圣殿》于二月九日问世，立即引起了注意。评论比以往都多，这些评论校长而且更令人激动。批评者们提到技巧，然后强调指出福克纳专门爱写暴行与堕落。这些批评者们说他们自己感到愤怒、恶心和害怕。在几个星期里，买《圣殿》的人比以前买《声音与愤怒》及《当我弥留之际》的人加在一起还要多；到四月底，它已经卖出的册数比福克纳早先出的所有的书总共的册数还要多。突然对他早先的几部小说，甚至对《大理石牧神》也提出了购买的要求，因为人们买书回来时，希望在他早先的作品中找到他们在最近的这部书里所发现的令人满意的地方。

    因为奥克斯福的人们不只是感到愤怒而且觉得受到了污辱，福克纳曾经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一下子就被辱骂代替了。福克纳的邻居们不承认自己读过这本书，就宣称《垒殿》是凌辱。一月，福克纳缄默的父亲在阿拉巴马坟前感情激动地祈祷；二月，他已从“市场上收回此书”，“努力禁止《圣殿》的发行。毛德夫人一声不吭地读了这部小说之后，努力为她的儿子辩护。“让他独自，??”她对她的丈夫说。“他写了他所必须要写的。”这句话在奥克斯福似乎很少的人能够理解。他们感到受了侮辱，变得冷冷的，甚至变成了敌视。如他的一个弟弟所说的，直到他挣得大量的钱以后，福克纳的成就才终于在奥克斯福得到了承认。甚至这种承认也搀和着拙劣地抑制着的僧恨，这憎恨产生于这么一种感觉：他曾经多少侮辱过他的乡亲们。

    福克纳需要钱，然而又感到精力太分散不能开始一个长的计划，他集中于竭力将一些故事交付出版。《哈珀》与《妇女家庭手册》参加了偶然邮寄接受信的一些杂志的名单。《星期六晚邮》、《作家》和《美国信使》杂志仍然表示有兴趣。但是他仍然对用于恢复罗万·俄克的材料有付款的义务并且几个月来医疗费也很大。关于《圣殿》的首次版税应在九月到期。同时，他和哈尔·斯密斯都希望为这本书的巨大收益进行投资。五月，他为《爱米莉的一朵玫瑰花及其他故事》签了一个合同。此书于九月出版，书名为《这十三个》。结果证明，这个策略使他得到了利益：这卷混合的故事，其中有四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始的，有六个发生在约克纳帕陶法，有三个发生在国外一些分散的地方。混合故事的这一卷书的发行量比除了《圣殿》以外的其他任何小说的发行量都大，虽然他对钱的需要仍然存在，他的前途是好的。四月间，查托与温达斯增加了《声音与愤怒》一书，同年稍后些时候《圣殿》增加到包括《士兵们的报酬》在内的一个书单里。里查德·休斯仍在写作有所帮助的介绍文章支持福克纳。现在毛里斯·柯因德罗要进行翻译，以便加斯吞·加利马尔德可以用法文出版福克纳的一些小说。

    由于缺钱、遭受敌视和继续存在着哀愁，福克纳仍然苦恼。他已经将《这十三个》献给“爱斯蒂尔与阿拉巴马”，他开始寻求发行量较大的书。不久，他不断地写作他叫做《黑屋》的一部书稿。象它的书名一样，他写作和修改这部稿子时将予以改动。他又一次从写作他所必须写的东西里有所收获，他的劳动将又一次成为意见的一种发表。

    他恢复了他熟悉的规律，觉得日子过得顺利些。他醒得早，写作几小时，下午有时骑马或遛弯儿，更多的情况是，他在屋里、马厩里或花园中干活。他经常有些零活需要做，他在独自劳动中感到恰然自得。晚上，夜幕降临，晚饭之前，他和爱斯蒂尔坐在游廊里饮酒。不久，他的这部书似乎不是一本关于“黑屋”的小说，而是关于薄暮的另一个故事，或者更确切他说，是一部关于“悲哀的八月结了，漆黑的夜就要到来”的故事。

    因为这部小说《黑屋》集中描写盖尔·海陶维尔牧师，象《黎巴嫩的玫瑰花》里的加文·布龙特博士一样（这个故事于八月初遭到《作家》杂志的拒绝），盖尔·海陶维尔由于他对其家史的偏见而失去了战斗力。象萨多里斯家的人一样，他希望成为英雄；象《这十三个》里的最后一个故事《卡尔卡松》里的男主人公一样，他希望“表现出某种勇敢、悲惨与严肃”。象《坟墓中的旗帜》一样，这个光荣的梦是与其杰出的祖先们有联系的；象在《卡尔卡松》里一样，它与一匹奔驰的马有联系，这马嘶鸣着声音高亢，终于在旷野里光荣地湮没了。在《八月之光》里，这匹马和光荣完全属于曩昔。海陶维尔感到他的祖父既集中体现着又为其耗尽精力的英雄业迹，他希望“比自己害怕将来会成的样子”要好一些和勇敢些。为了忠于他得到的这个典范，他到他祖父牺牲的现场杰斐逊去。他在那里努力捕捉他恐怕自己决不亲身经历的朝思暮想的和幻想中的这个光荣。因为他得到的光荣是间接的和微不足道的，它决不能使他满足；并且因为他决不会使他满足，他觉得必须将其复述出来。每晚薄暮时分，他独自坐在他的暗淡下来的房子里，他再次绕行通过他祖父的骑兵部队进入杰斐逊的大门，在那儿徘徊凭吊。因为他的存在此时此刻成了中心，因为他成了回忆中的一幕，他的生活之流停止了。他忘记了他的职业，他的农庄和他的妻子，所有一切都忘记了，以便可以遁入“他的家庭的某些成员非常勇敢可以与时俱进的曩昔”。

    福克纳在讲盖尔·海陶维尔的故事上作了一些努力之后，改变了题目，转移了中心。在《黑屋》变成了《八月之光》时，李娜·格洛弗出现为中心人物。与海陶维尔适成对照，海陶维尔被痛苦的想象缠绕着，李娜则在忙忙碌碌中平静地度过了她的一生。如福克纳后来所说的，她从来没有“一个时候，糊涂、害怕、惊恐”。穷困和被遗弃占去她经历的大部分，然而她是富于机智的，她郑重他说，她“甚至不知道她需要（或不需要）怜悯”。虽然她在保持旧传统的社会里，是个没有结婚的母亲，她不感到羞耻；因为她知道，“她命中注定会有一个丈夫和几个孩子”，她找到了一个丈夫，正如她等着她的孩子出生一样，不慌不忙，也不惊讶。

    李娜在《八月之光》里一开头就给福克纳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第一次瞧见她是“炎热然而松凤习习的恬静的”八月的一个下午。她坐在一辆无名的骡车上走着，路上尘土飞扬，“车轮吱吱嘎嘎地响着，载着柔弱的下凡仙女”，她成了几乎从亚拉巴马州到杰斐逊的“一个远方的女人”，怀着未出世的孩子，去找她那跑掉的丈夫。我们从她的周围看见了南方农村迟缓的不慌不忙的社会，这个社会是那么富于传统，她只消“一瞥”，就可以对它作出“全面的、敏捷的、单纯而深刻的”了解。福克纳通过她有意识地唤起了对济慈的《希腊古瓮颂》里的牧歌似的境界的逼想。在她所属的这个社会里，她是在尘土飞扬的路上旅行的一个农村妇女；但是在福克纳为她创作的这个全文中，她“象永远在动的某件东西，不能超越一个瓮”。

    李娜·格洛弗为福克纳努力塑造出的典型提供了第二个组成部分，自她进入此书，这部小说就开始更加盲目的地演变了。结果弄清楚，她使福克纳终止了与其开头部分相称的意图。但是她并没有提供他所需要那种复杂性。他把进入的这人物叫做乔伊·克里斯马斯。兴许乔伊·克里斯马斯是福克纳的所有主要人物中意见最为纷歧和注定要失败的人物，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他的命运如何，虽然他对两者都感到惊恐。他被女人们轻侮，害怕后果，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好象那是一篮鸡蛋似的”。他沿着空无一人的通路跑到“无数荒僻寂寞的街道”，去寻求和平（他自言自语他说，“那是我所希望的一切”，）他从一个可怕暴行发展到另一个暴行。“我要遇到一些事情”，他说，“我要去做一些事情。”到头来，他既受了害，又丧了命。

    乔伊·克里斯马斯几乎一进入这部小说就开始左右这部作品，部分原因是他所扮演的角色，而部分原因是他的故事需要一大批配角：亨内塞斯、麦克伊契恩斯、约翰纳·贝尔登和柏奚·格林。除了盖尔·海陶维尔一生的苦难和李娜·格洛弗的喜剧之外，乔伊·克里斯马斯又加上了一个男人的悲剧，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和他“我不到??人生可以行得通的道路”。福克纳对于种族的关注以前就表面化了，如今又显露了出来，不只是在《押沙龙，押沙龙！》和《去吧，摩西》里，而且也在四十年代的信件中和五十年代的讲话里显露了出来了。乔伊·克里斯马斯的关注既富于感情又具有艺

    术性，这部分是由于随着他进入这部小说，华丽的辞藻明显地加强了。然而福克纳的修辞的另一目的是为了将乔伊·克里斯马斯界说为一个英雄因而具有抽象性，他和他周围的社会的关系总是紧张的。后来，福克纳为了同样目的，对于《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汤姆斯·萨特彭和《去吧，摩西》中的艾克·麦克卡斯林使用了高度讲究修辞的散文。汤姆斯·萨特彭没有适当的父母或可以接受的遗产，他抱有并追求着一个宏伟的计划。艾克·麦克卡斯林自己专心致志于一套抽象原则，给他遗产，他觉得有责任不去接受。乔伊·克里斯马斯被剥夺了看得见的联系，接受着抽象的命运。然而因为他比萨特彭或麦克卡斯林更加彷徨，乔伊·克里斯马斯对任何事情都保持着矛盾的感情。福克纳以前从来没有那么清楚地意识到男人对女人们的态度与其对生活的处理之间的关系。他曾经处理昆了与佳森、波伯伊与霍拉斯的方法，也运用到对乔伊·克里斯马斯的处理上去。乔伊象盖尔·海陶维尔一样，寻求宁静，那显然是逃避现实。那是一种解除的宁静，而不是乔伊所希望的镇静和完善比方案。福克纳早就在这部小说里将李娜与瓮相联系，瓮的含意是动与静、生活与艺术。他后来在这部小说里将海陶维尔与“一个典雅而色彩鲜明的瓮相联系”，这个瓮为“生活的风暴”提供一个躲避处。他将乔伊·克里斯马斯与瓮相联系时，使人想到的不是生活与艺术或茕茕独立与隐退，而是堕落与死亡。

    虽然男人们威胁和污蓖乔伊，女人们却害怕和惹他主气。麦克伊契恩夫人的“温柔关怀”似乎对他是阴险的，因为他认为她想使他卷入漩涡：“她竭力使我喊叫。她认为他们会来打败我。”另一方面，博比的明显性感既吸引着他，也触犯着他；在他情欲蠢动时，他追求她，在恶梦中，他和她“一块几陷进了无底的泥沼。”然而比被卷入漩涡更厉害，他将女人们与堕洛相联系。听说女人“注定要不可避免地定期成为时常发生的淫乱的牺牲品”，他说，“对的。就是那样。但不是指我而说，不是指我的生活和我的爱情而言。”后来，他孑然一人在树林中，“好象是在一个洞穴里似的，他似乎看见了一排形状娴雅的瓮在月光下不断缩小、惨白惨白的。没有一个瓮是完美的。每个瓮都是被打破了的，并且从每个裂缝里都流淌出某种死人般苍白的腐烂的液体。他摸到一棵树，用双手靠着树，瞧着排成行的，在月光照耀下的这些瓮。他呕吐了。”乔伊最后杀死了一个女人而自己被一个男人杀死。他的谋杀者和毁伤者柏奚·格林则出现为一个较年轻的、更大大歪曲了的好战的新教徒的形象，就象我们从海因斯和麦克伊契恩那里看见的一样。在他们全神贯注的事物中，我们看出了使乔伊·克里斯马斯堕落的一些势力，就象这些势力曾经使约翰纳·贝尔登堕落一样，也会使他堕落，甚至在它们消灭他之前，我们就看出来了。淫狠和可憎恶的行为提供着一些类型。根据这些类型，他们了解了包括女人和黑人在内的每个人的生活的大部分。乔伊部分地承受这些男人的影响和被他们所腐化，他反对他认为与黑人有联系的黑人生育力和他认为与女人们有联系的温柔与性行为，他并且转到他认为与男人们有联系的妄自尊大的目空一切和暴力强迫的爱情。在此过程中，他反对使他的生活纵情肉欲的势力并且转到使他和克制与死亡相结合的势力。

    在乔伊·克里斯马斯的这个故事中，福克纳强调乔伊与纠缠和毁伤他的那个社会有秘密联系，来实际上抹煞受害者与行动者之间的区别。在这部小说的开头，乔伊在“我要遇到某些事情”与“我要去作某些事情”这两种感觉之间反复变来变去。后来在他杀害约翰纳之前，他自言自语他说，“我必须去干，”已是用的过去时间；”我必须去干。她自言自语地郊么说。”于是，在那之前不久，他就作了案，他把那当作命中注定的事予以接受，当约翰纳试图举手枪开火时，（她刚才在手枪里装了两匣子弹）他静静地等着。他观察的不是这个场面本身，而是它“在墙上的”阴影，他差不多预料到了他将要遭遇的一切，不只是他要去犯杀人罪和毁伤罪，而且他自己也将被杀死和遭到毁伤。而且当死亡临近时，那来到的不只是“希望和满足”还是一种神圣的理想；他的死亡是出自另一个好战的新教徒之手，萦绕于这个新教徒心间的两件事情是性与赛马。象多克·海因斯与麦克伊契恩先生一样，柏奚·格林受着恶势力、贱女人的行为及可憎的行为的威胁与激怒，甚至当这些事物只是作为他那被歪曲了的想象力的虚构而存在时，也是如此。光辉的时刻终于到来时，盖尔·海陶维尔看见了进入他生活的所有的面庞，其中大多数多少保持着单纯和独特的溶和——这些面庞或属于活人或属于死者。另一方面，乔伊·克里斯马斯的面孔却不相同，部分原因在于它奇怪地与柏奚·格林的面孔相象，部分原因在于它类似于一个混乱的、没有定见的夭折的孩子的面孔，这个孩子只希望生，然而感到自己被紧拉着，注定要死亡。

    在福克纳能够刻苦完成乔伊·克里斯马斯的故事或将其写进盖尔·海陶维尔与李娜·格洛弗的几个故事里之前，到弗吉尼亚和纽约的旅行打断了他。这事开始于收到一个请柬，情他参加由弗吉尼亚大学发起的南方作家会议。福克纳开初迟疑不决。他不喜欢文学的集会和文学的闲谈。而爱斯蒂尔仍然患着贪血症，没有条件作旅行。但是他感到不安。当哈尔·斯密斯提出资助这次旅行，然后在弗吉尼亚与他见面，并陪他去纽约时，福克纳接受了这个邀请。他于十月二十二日动身去夏洛特斯维尔。

    卡洛特斯维尔会议的主要成绩是福克纳在公众中建立了饮者的声誉。

    “比尔·福克纳到来后喝得醉醺醺的”，舍伍德·安德森回忆说，“每次他一出现又立刻喝醉了，然后离去。他不断要求每个人给他酒喝。假若他们不给他酒，他就喝自己的。”参加会议的那些人大多数（包括爱伦·格拉斯哥，杰姆士·布兰克·加贝尔，唐纳德·达卫德逊，爱伦·泰特，舍伍德·安德森及三十来个较小的人物）都喜欢其他的文人。福克纳不喜欢，部分原因在于文学上的谈话使他感到是没有学识的。他回忆起自己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诗人”，象普鲁斯特是个青年艺术家一样，他自个啥也没有想，除了想到他“没有资格子文学事业以外”。此外，文学谈话使他想起自己“拙于辞汇”，黯于思维，因而威胁着他对自己的作品的价值的信心。结果，他在其他作家们中间时，关于他的生活和他的事业的旧的忧虑有暴露出来的倾向。如他所说的，他感到自己被暴露了，难于防守，受到威胁，他的反映好象一只乡下的猎狗，当它的主人到百货商店买东西时，就尽量躲在运货马车下。假若紧张不安的手势、窥视和突如其来的反映都不能提供保护的话，他将要向他所叫做的“恳求的过程”让步了。

    但是他在夏洛特斯维尔感到的因文学谈话而引起的恳求所加诸于他的威胁很大。他感到“整个内心乱糟糟”的时候比感到自己处于厄困时甚至更强烈地想喝酒。他有时将喝酒与轻松相联系——与一个乡下人穿着宽大的裤子，在路上踉踉跄跄地倘佯相联系；有时，他将喝酒与逃避现实，与迷迷朦朦和避难所相联系，在迷朦和避难所里，尘世的声音似乎不那么刺耳，也不那么具有威胁性。几个月来，他艰苦地写作一个关于平静中诞生和可怕的死的故事，以努力细致地刻画一个痛苦的回忆；在此期间，他竭力控制饮酒。他独自一人离开家的时候，他的控制解体了。有几次，他猛然对人们说，他绝少知道他那夭折的孩子；有几次，他暗指他曾经报复过。以前他苦于失眠，如今失眠更厉害，他害怕黑暗到来。他喝酒越多，吃得越少，身体更弱了。他总是默不吱声，偶尔态度粗暴。有一次他走进法明登农村俱乐部的圆形大厅，人们前来向他打招呼，不料他却开始呕吐起来。虽然典范人物的语言是旧的，福克纳的境遇却是新的。在场的几个作家是大名鼎鼎的，但是谁也不能够与福克纳产生的影响媲美。那些强调《圣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们，对于《声音与愤怒》和《当我弥留之际》则感到敬畏。福克纳悄悄离开一些会议或茶会时，他不在场引起人们注意；如一个记者所特别提及的，他参加了这些会议或茶会时，“毫无疑问，他就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结果弄清楚，在纽约呆得越久情况更其如此。福克纳在早先的几次访问中，用大部分时间陪同密西西比州的象史塔克·杨与本·华生这类朋友们，或者陪同在新奥尔良时期的如比尔·斯普拉特林和莱尔·萨克逊这样的朋友们。现在他被编辑们和出版家们款待并介绍给包括为《哈罗德·罗斯》及《纽约人》写稿的那些时新的作家们。他会到的有些人只是出于新奇，有些人出于仰慕，但是有些人则希望和他签定合同。在他逗留的七周期间，他在康涅狄克度了几个周末，参加了在亚尔冈昆的时髦的“圆桌”妙语连珠会并出席了象阿尔弗雷德·克诺弗及本涅特·赛尔夫这样人们举行的社交集会。“我颇受感动”，他写信给爱斯蒂尔说，“现在杂志的编辑们或那些想看我仪容的人们，每天举行宴会，持续了一个星期，向我祝贺。此外还有些晚会。我惊讶地认识到，实际上我目前是美国文人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我高兴我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这决不是自夸。但是我认为这没有使我冲昏头脑。”

    在周围那些比较敏感的人们看来，福克纳似乎不是一个名人，倒象一个腼腆的柔弱的男子。“你们只是希望去保护他”，杜洛赛·帕克说。福克纳被人们奉承和感到兴趣，自己也觉得紧张，他竭力恢复他的新奥尔良人认真倾听的习惯。他所会到的大多数人都健谈，也是很好的听众，他至少有时觉得倾听是令人感到舒服的一个任务。有时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杜洛赛·帕克的一个朋友罗伯特·洛维特讲了在战争中，英国青年志愿兵们在海岸摩托艇里英勇服役的故事。福克纳很快开始写了一个题为《转向》的故事，以罗伯特·洛维特为原型塑造了博加特船长，其核心来自洛维特讲的故事。没有几个月，《星期六晚邮》将它发表了。后来，它成为福克纳的故事中第一个改编成电影的作品。在谈话离开书籍时，福克纳又讲又听，气氛更其融洽。他喜欢在萨东旅馆里与纳赛勒尔·维斯特交换狩猎的故事，他花几小时与达希尔·汉麦特及李莲·赫尔曼聊天。汉麦特在成为作家之前，几乎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象福克纳一样，他喜欢讲故事；象福克纳一样，他喜欢喝酒，有时他一次就喝它几天。

    但是没有什么能改变福克纳感到的根本的不自在，甚至在他希望或需要去见的人们周围也是如此。他和汉麦特具有同感之点是讨厌文人谈话的夸张；另一点是讨厌时髦；他们认为阿尔弗雷德·克诺弗所集中体现的环境是虚假的。“我不喜欢文人，”他对一个记者说，“我决不与其他作家们交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不喜欢社交。我和‘文人团体’格格不入。”福克纳感觉受到围因和易受责难，就以酒浇愁，喝得很多，有时他走在路上也醉得迷迷糊糊。他在纽约重复了几次弗吉尼亚的表演，自寻烦恼。在阿尔弗雷德·克诺弗举行的社交集会上，汉麦特喝得烂醉如泥之后，福克纳瘫做一团，走不动了。在本涅特，赛尔夫举行的社交集会上，他拒绝拿出随意写的手稿惹得宾客们生气。

    然而他在上午显然仍在努力写作。他在纽约带着《八月之光》书稿并且偶然得到其他的写作计划。本涅特·赛尔夫要他为《圣殿》的现代文库版写篇“介绍的文章”，而其他几个杂志的编辑们则要看一些故事。“自我到这儿以来，已经接受了大约三百美元，”他于十一月初写信给爱斯蒂尔说，“我相信我一个月可以得到一千美元以上。”他在奥克斯福欠有债务并且他的房屋付款已经过期未付，他需要钱。在离开纽约之前，他可以支付在房屋上的应付款和结清在奥克斯福的几张过期未付的帐单等一切应付款。

    福克纳感到从作家们和编辑们来的某些压力和令人振奋的事情，其中有些是来自出版家们。本涅特·赛尔夫决定将《圣殿》增加到现代文库书单里去，这是让福克纳同兰登书屋签定的活动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他决定为《沙漠牧歌》发行一本发行量有限的签定合同的版本，这本书是福克纳曾经花了几个月功夫一直在交付出版的一个故事。赛尔夫的计划只是几个计划中最为协调的一个。阿尔弗雷德·克诺弗虽然不同意福克纳的一些做法，他希望象魏肯出版社的哈罗德·昆斯伯格作的一样，同福克纳签定一个合同。这样的利害关系部分地反映了福克纳的改变了的地位，它部分地反映了约纳桑·开普与哈里逊·斯密斯的失败。由于福克纳关于《圣殿》的版税（他决不会收到款项了），这个公司在苦恼了几个月之后，已经陷于破产。出版商们想在哈尔·斯密斯能够赔偿损失和组成新公司之前，就开始显得“他们手里拿着合同井让预付稿酬和佣金留下空白”。赛尔夫和其他人谈到特殊版本、与好莱坞的联系和钱的庞大数目。“真好象我是个奇怪而贵重的野兽似的”，福克纳写信给爱斯蒂尔说。

    最后，福克纳与哈尔·斯密斯及其新合伙人罗伯特·哈斯签定有着令人惊叹的版税和含含糊糊的由判断所确定的债务的一项决议书。哈尔·斯密斯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曾经给予他支援，福克纳说，哈尔·斯密斯仍然是“我在北方的一个朋友，我所喜欢的一个人。”同时，在谈判中、记者访问时和社交集会上，他仍然喝酒。到十一月中旬，本·华生与哈尔·斯密斯发起愁来。他们俩人都认为福克纳不能继续他自己所确定的进度，可他们又不能作任何事情去改变这个状况。最后，华生打电报给爱斯蒂尔，要她作好安排尽快到来。几天内，她就在纽约的亚尔冈昆与福克纳作伴了，希望劝说他回奥克斯福去。他同意了，但是他想等到《沙漠牧歌》出版的时候，特别是因为本涅特·赛尔夫曾经同意出版日期从十二月十五日提前到十二月十日。同时，这种狂乱的步调继续着。象阿尔弗雷德·达希尔这样的编辑们，象罗怕特·洛维特这样的新朋友们，象哈尔·斯密斯和本·华生这样的老朋友们，象本涅特·赛尔夫这样的出版商们，都举行社交集会，祝贺爱斯蒂尔与威廉·福克纳。但是福克纳与爱斯蒂尔都觉得这样的场合并不十分疲劳，部分原因是他知道她对这些场合感到高兴，而部分原因是他知道他们将回家过圣诞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