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电影

    金庸离开《大公报》前，就编过《绝代佳人》《不要离开我》《兰花花》《欢喜冤家》等电影剧本，《绝代佳人》《兰花花》先后被长城电影公司拍成了电影，其中，《绝代佳人》由影星夏梦主演窃符救赵的赵姬，在内地公映，1957年获得文化部的优秀影片荣誉奖，金庸也获得一枚编剧金奖章。

    从1953年到1958年，金庸以“林欢”的笔名在《长城画报》发表过至少五十篇谈电影的文章，以理论性的居多。他与电影圈早就混得很熟，经常一起吃饭、聊天，参加他们的聚会。导演程步高从内地畅游回港，长谈一番之后，他们一起去看画展。因电影界朋友请吃饭，他与法国电影人有过一席谈，写了一篇《快乐与庄严》。1953年除夕，他参加长城电影公司的迎新年晚会，与电影明星乐蒂共舞，照片就登在《长城画报》上。1955年除夕，在电影界的联欢晚会上，大家正在舞池中跳舞跳得很高兴时，苏秦忽然大声问金庸：

    “你跳的是‘百花错舞’么？”附近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书剑”中的陈家洛会使一套“百花错拳”，每一拳打出来都是错的。①

    金庸离开《大公报》，进入长城电影公司，由报纸编辑而电影编剧，伏笔早已埋下。“长城”是香港当年最大的电影公司之一，拍过不少有名的电影，也捧红了不少明星，如夏梦、陈思思、傅奇、石慧等。初入“长城”，他主要是写电影剧本，希望在电影圈中闯出一条路来。他在“长城”的月薪不过是二百八十元，但每写一个剧本，不管是否被采用，都可拿到三千元稿费，这个收入无疑是诱人的。他一面以“金庸”的笔名继续写武侠小说，一面用“林欢”的笔名编了不少剧本，如《小鸽子姑娘》《有女怀春》《三恋》《午夜琴声》等，有些没有拍成电影。1958年10月5日，《新晚报》八周年报庆时，他和往年一样写了《给送礼》一文，过去他都是署名“金庸”，这一年署名“林欢”。

    金庸的剧本大都属于纯娱乐性质，喜剧化的成分较重，追求生活情趣，迎合普通市民的口味，缺乏深刻的内容，但他也为此花了无数的心思。让他兴奋的是，还有机会亲自导演。他根据《傲慢与偏见》改编的《有女怀春》，1958年由他和名导演程步高合作导演，傅奇、陈思思扮演男女主角。1959年，他又与胡小峰合作导演了另一部电影《王老虎抢亲》，夏梦、李嫱等主演。但他从来没有独立导演过一部影片，这是他短暂电影生涯中的一个遗憾。

    1954年到1958年的《长城画报》上还有他为电影写的许多歌词，他为电影《不要离开我》写的插曲《门边一树碧桃花》富有民歌风味：

    门边一树碧桃花，桃花一枝头上插，村前村后少年郎，有事没事他来到我家。东家的郎君长得俊，西家的哥哥力气大，还有后山的那个人儿，嘿！他天不怕来地不怕。瞧着这个好来那个也不差，这可真正急坏了我的妈妈。她细细来问咱细细问咱，好教人说来羞答答。我早思夜想放心不下，早思夜想放心不下，啊哟，老实说吧，心儿里可另有一个他。

    ①金庸等《三剑楼随笔》，201页。

    金庸应约为影片《鸾凤和鸣》写过一首“猜谜歌”，是石慧饰演的人物洗澡时唱的，导演袁仰安要求决不可有丝毫“香艳”色彩，以免令人想入非非。他苦思冥想，突然想起小时候姑母给他猜的一个谜语——“什么东西越洗越脏”？谜底是“水”。这个谜语触发了他的灵感，有了越洗越脏的水，再加上越揩越湿的毛巾、越洗越小的肥皂，一首洗澡时哼的“猜谜歌”就诞生了。①

    电影圈的这段日子是金庸漫长人生中的一支小插曲，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做过电影编剧，还做过导演。1979年11月16日，他在台湾访问，在导演白景瑞的公馆“小白屋”，电影界的导演、编剧、演员、影评人聚在一起，和他谈电影。白景瑞说自己与金庸相交十年，还不知道他当过导演的事，众人也纷纷说不知道。他回答：“你们都不知道，证明我搞电影完全失败。”那晚，好奇的林青霞向他提了好几个问题。在另外的场合，他也说自己在电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②

    1981年，他携妻带子回内地访问，上海电视台临时安排播出他参与执导的《王老虎抢亲》，甚至将“导演林欢”改成了“导演查良镛”。他却坦率地说：“这部戏的主要导演是胡小峰先生，我当时对导演技术还有很多不懂。”他跟年轻的温瑞安说起自己导演过几部片子，温知道其中一部是《王老虎抢亲》，他马上说：“拍得不好。”③

    二、《夏梦的春梦》

    “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有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在金庸眼中，夏梦是最美丽的女人。“为了接近夏梦，金庸曾特意到长城公司做过编剧。金庸对她的精神迷恋，成为当年香港‘才子佳人界’的一段佳话。”④

    “长城”留下了一段关于金庸与夏梦的传说，成为他生命中一支笼罩着一层薄雾的插曲。夏梦是当红的明星，香港电影圈大名鼎鼎的“美人”，是票房的保证，在《长城画报》举办的十大明星选举中名列第一，号称“长城大公主”。

    ①《金庸散文集》，187页。

    ②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10、147页。

    ③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41页。

    ④莫明《摩星岭神秘白屋里的明星》，《明报周刊》四十周年纪念号，134页。

    早在金庸进入“长城”前，夏梦就于1954年9月3日与林葆诚结婚，金庸也于1956年和朱玫缔结了生命中的第二次婚姻。他们相识于金庸进“长城”之前，1956年，他编剧的《绝代佳人》由夏梦主演，由李萍倩导演拍成了电影。①那年10月5日，《新晚报》六周年报庆时，他讲到有自称“霍青桐迷”的读者来信，建议将“书剑”拍成电影，由“长城”诸公主来演女角，请夏梦出演爱美的骆冰。

    有一种说法，金庸与夏梦共事时，因为夏梦戏称他为“姚家阿姨”，他为此起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笔名“姚嘉衣”，所写的影评“姚嘉衣专栏”也脍炙人口。②

    夏梦本名杨漾，祖籍苏州，1932年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爱好京剧，从小受到家庭熏陶，京剧、越剧都能朗朗上口。1947年她随家人南下香港，就读于玛利诺女书院，1949年在文艺联欢会上，演出英语舞台剧《圣女贞德》时，她主演贞德，获得极大的成功。人们夸她：“人既漂亮，戏又演得精彩。”她喜唱京剧，是一名出色的花旦。1950年她18岁那年和同学毛妹（导演袁仰安的女儿）到长城电影公司参观，受到赏识，由此进入“长城”，迅速在银幕上放出光彩来。她的扮相宜古宜今，是公认的会演戏、有学养又美丽的女演员。她不仅在银幕内外的风度令人倾倒，而且语通中外，学及古今，博览群书。她从小就喜欢运动，中学时参加过全校篮球班际比赛，到了“长城”，为了留指甲，放弃篮球，请了一位教练学网球。③

    有记者问罗孚，金庸暗恋夏梦是否真的？罗孚确定地回答：“是真的。”记者又问他有没有追过夏梦？罗孚回答“说是追过夏梦”。④

    1975年与金庸认识的沈西城⑤为此问过金庸的多位老朋友，倪匡、许国是其中两个。沈还问过导演李翰祥——他跟金庸在“长城”也算是半个同事，李半开玩笑地说：“哎呀！你的妈，怎么要挖金庸的疤？”沈问：“李大导，你只会耍我，却不摸自己屁股，你的大作《三十年细说从头》有哪一个你大导的老友不给你挖疤了？”李翰祥乐了，仰天打哈哈：“金庸追女明星有啥稀奇？我不是也追过的吗？穷就不能泡妞吗？”“那么金庸泡到了吗？”“当然泡到，短瘾好过无瘾呀！”

    ①梁羽生《噢，夏梦，夏梦！》，《笔·剑·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46页。

    ②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39页。

    ③罗卡编《夏梦》，明窗出版社1995年版。

    ④陈朝华主编《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一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265页。

    ⑤沈西城（1948—）原名叶关琦，香港作家、翻译家。

    金庸与夏梦在长城电影公司

    再问许国，许国比较“老狐狸”，答：“好似是。”敬上老酒一大杯，许酒后吐真言：“好似追过陈思思，唔！又好似是夏梦。”

    再问倪匡，倪匡比较老实：“好像追过夏梦……”

    金庸对这件往事，一直都没有提起。但在他的小说里，不难看到夏梦的影子。“射雕”里的黄蓉，“神雕”里的小龙女，《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无论一颦一笑，都跟夏梦相似。①

    他在“长城”的同事，后来在《明报》工作多年、以写“哈公专栏”出名的许国说：“查先生是一个专于感情的人，我跟他共事于长城电影公司时，查先生喜爱上一个美丽的女明星，那女明星是一流的大美人，而我们的查先生那时不过是一个小编剧、小说家，当然得不到那位女明星的青睐。”

    与金庸有交往的台湾女作家三毛说：“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写出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而不了解金庸与夏梦的这一段情，就不会读懂他在小说中‘情缘’的描写。”

    他对情感生活向来讳莫如深，这件事也没有听到过他本人的任何说法，但他的老朋友、老同事都隐隐约约，没有否认，该不是空穴来风，内情只有他心中最清楚。

    他离开“长城”、自办《明报》后，对夏梦的关注也是异乎寻常，1959年6月8日，《明报》初创不久，就在二版的副刊刊登了《夏梦练舞》（署名“黄蓉”）和夏梦的签名照片，说她每天练双剑对双鞭，把“美”与“勇”结合，同时学技击和舞蹈。

    1961年3月9日，《明报》头版的“伶星专栏”报道“《王老虎抢亲》演职员设宴谢师，夏梦领娘子军表演惊人酒量”，说《王老虎抢亲》公映以来，盛况不衰，昨日进入第二周，仍场场满座，主要演员夏梦、李嫱等昨晚出席谢师宴，开了三桌，感谢京剧名票、梅兰芳的徒弟孙养农夫人胡韺，金庸作为导演和胡小峰一起出席。夏梦在片中演男角周文宾，银幕下的夏梦别有风韵，分别用国、沪、粤语招呼嘉宾，她与几位“长城公主”酒量惊人，逐桌逐人敬酒，少说三十五人。当晚合影时，金庸、夏梦都站在第一排。

    ①沈西城《金庸与倪匡》，24—27页。

    1962年秋天，夏梦有一次长时间的欧洲旅行，《明报》不仅追踪报道她的旅行踪迹，而且还在显著位置腾出版面为夏梦开辟专栏，刊登她旅行中的来信。

    10月1日刊登《夏梦谈巴黎近况》，是她9月24日、25日的来信，说到登埃菲尔铁塔、在路边咖啡店喝酒、游莱茵河等。10月13日刊登《在伦敦误进谋人寺——夏梦归鸿之二》，是她10月3日的来信，她在蜡像馆看到的近代人物，都跟新闻片里看到的一样，像极了。“中国人只有周恩来一个，倒不太像。”10月14日刊登《看脱衣舞要懂行情——夏梦游记之三》，她10月6日来信说到，最感兴趣的是莎士比亚住过的茅屋，附近有戏院，专演莎翁的舞台剧。10月25日刊登《夏梦将倦游返港》，是她10月20日从德国的来信。

    《明报》为一个女明星开旅行记专栏还是第一次，以后似乎也未见。夏梦的消息不时出现在《明报》头版的“伶星专栏”，事无巨细，如《夏梦穿百镑衣》《夏梦买马，乱石投林，美容秘诀，敬远脂粉》……

    1967年9月，“左翼首席红星”夏梦在拍了四十二部影片之后，结束十七年的影坛生涯，告别香港，随丈夫移民加拿大。当时正值“五月风暴”，成千上万的港人移民国外。《绝代佳人》在内地已受批判，夏梦以怀孕为由拒绝参加左派发起的示威。9月27日，《明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本报特稿”，独家报道《夏梦已往加拿大》。9月28日，又在第二版头条报道陶铸欣赏这个古装美人的消息。不仅如此，这一天，《明报》还异乎寻常地专门刊登了一篇诗意盎然的社评《夏梦的春梦》：

    她这次离去香港，离去她所赖以成名的长城电影公司，是一个不平常的抉择，特别是在这斗争之火燃遍了左派的圈子时，这一离去，也许还会有一阵清凉的感觉。……

    事实就是这样，由于香港是一个具有极大自由的地方，任何人不仅可以有居留的自由，也有迁徙的自由，不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或者是“在居留与政治活动两者发生矛盾的情况”之下，有抉择去留的自由。……夏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飘然远引的，也可以这样说，这是香港的自由给予了她最大的方便。

    对于这许多年来曾使她成名的电影圈，以及一页在影坛中奋斗的历史，夏梦定会有无限的依恋低徊，可是，她终于走了。这其中，自然会有许多原因，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一定是加拿大草原的空气更加新鲜，能使她过着更恬静的生活，所以她才在事业高峰之际，毅然抛弃一切，还于幽谷，遗世独立，正是“去也终须去，住也不曾住，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我们谨于此为她祝福。

    《明报》社评向来评述社会大事、国际风云，为一个女明星送行，这是仅有的一次破例。

    夏梦去国，《明报》依然关注她的一举一动。1968年1月31日，头条专讯报道夏梦在美国怀孕过关，将在美生产，一家大小在华盛顿定居。一年后，1969年2月17日，《明报》头版头条报道《客居长寂寞，欲作还巢燕，夏梦将返港拍片》，说她这次回港，是因她对脱离左翼仍能在港安全生活满具信心。次日（2月18日）在报头边上刊出一则简短的独家消息《夏梦先头部队林葆诚已抵港》。直到1978年夏梦才组建了青鸟电影公司，投拍第一部电影，由许鞍华执导，电影片名《投奔怒海》就是夏梦特地请金庸改出来的，大概在1982年。倪匡说：“他这一生对电影最大的贡献，只怕是把原来叫《船民》的一部电影，定名为《投奔怒海》。‘投奔怒海’如今已成为某种行动的专门名词了，影响无比深远。”①

    三、《射雕英雄传》

    自1957年元旦以来，《射雕英雄传》一直在《香港商报》连载，偶尔金庸生病才会停下，比如1959年4月18日，编者告白，“金庸先生因病，‘射雕’暂停两天”，4月20日恢复。1975年12月，他在“射雕”修订版《后记》中说：

    回想十多年前《香港商报》副刊编辑李沙威兄对这篇小说的爱护和鼓励的殷殷情意，而他今日已不在人世，不能让我将这修订本的第一册书亲手送给他，再想到他那亲切的笑容和微带口吃的谈吐，心头甚感辛酸。

    ①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4页。

    “射雕”中的人物个性单纯，郭靖诚朴厚重、黄蓉机智狡狯，读者容易印象深刻。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大概由于人物性格的单纯而情节热闹，所以“射雕”比较得到欢迎，曾拍过粤语电影，在泰国上演过潮州剧的连台本戏，目前香港在拍电视片集，曾译成了暹罗文、越南文、马来文（印尼），他人冒名演衍的小说如《江南七侠》《九指神丐》等种类也颇不少。

    他的叙述虽然语意平淡，却可以想见《射雕英雄传》大受欢迎的程度，不但风行香港，而且波及东南亚。每天的报纸一出来，很多人会首先翻到副刊去看他的连载。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多半与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有关。人们一路追看下去，看过一遍不过瘾，又看第二遍、第三遍，看过连载，又看每“回”一本的小册子，还要看最后结集出版的单行本。曼谷每一家中文报纸都转载他的作品，并在报馆门口贴出前一日和当日连载的作品。当时各报靠每天往来于香港至曼谷的班机送来香港的报纸再转载，但到了小说的紧要关头，有的报馆为了抢先，不再坐等班机到来，而利用地下电台的设备，通过电报来发表香港当天作品的内容，以满足读者迫不及待的渴望。“用电报来拍发武侠小说，这在报业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举动”①，可见他的作品受欢迎的程度。

    在郭靖身上依稀可以看到金庸自己的影子，他说：“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②

    他笔下的武功当然出于他的想象，但是细心的人还是发现了这些武功的源头，在形的方面，主要取自舞蹈，在神的方面则来自哲学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黄蓉的武功基本上就是舞蹈，“兰花拂穴手”这个名字就有舞蹈的姿态，“落英神剑掌”的身法如同落花。桃花岛上，黄蓉在花树底下舞蹈起来——

    ①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69—70页。

    ②严家炎《金庸谈读书及小说、电影创作》，《明报月刊》1998年12月号。

    但见她转头时金环耀日，起臂处白衣凌风，到后来越舞越急，又不时伸手去摇动身边花树，树上花瓣乱落，红花、白花、黄花、紫花，如一只只蝴蝶般绕着她身转动，好看煞人。

    对她武功的想象也来自舞蹈。洪七公教会黄蓉的“逍遥游”掌法（初名“燕双飞”），两人同练，“并肩而立，一个左起，一个右始，回旋往复，真似一只玉燕、一只大鹰翩翩飞舞一般”。①

    金庸说，小说里面的招式，大多数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或者诗词、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合适的词来做那个招式的名字。有时候找不到适合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因为中国武术的一般招式总是形象化的，根据那个名字，大致可以把动作想象出来。②

    倪匡说：“在1957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金庸创造了一个神话，这是他意想不到的：

    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象、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③

    他说的是实话，他写第一部武侠小说时还在《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当时只是为了完成总编辑罗孚交给他的一项任务，不料受到读者的大力欢迎，就一路写下来了。他始终不是一个职业小说家，写小说对于他从来都是一种副业。他的作品“也有一些对社会上丑恶现象与丑恶人物的刻画与讽刺，然而那只是兴之所至，是随意发挥”。“真正的宗旨，当是肯定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和崇高品格、崇高思想，使读者油然而起敬仰之心，觉得人生在世，固当如是。虽然大多数读者未必做得到，作者自己也做不到，但若能引起‘心向往之’的意念，那也是达到目的了。”这是他内心的独白。还有一层意思，他没有说破，在创作过程中他也未必是有意的，却处处流露出来，那就是他的故国情怀、乡土情结几乎浸透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射雕英雄传》开篇——

    ①吴霭仪《金庸小说看人生》，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版，265、266页。

    ②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28页。

    ③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266—267页。

    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柏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村前村后的野草刚起始变黄，一抹斜阳映照之下，更增了几分萧索。

    乌柏树是江南的一个树种，南朝《西洲曲》中有“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柏树”的诗句，这是金庸魂牵梦萦的故乡风物，是他永远的梦，一打开记忆的闸门，他往往身不由己回到儿时熟悉的那片土地，回到少年时一再仰望过的天空。一个出生在世代读书人家，在战乱中成长起来、饱经忧患的读书人，因为大时代的变动，漂泊异乡，在小小的香港落脚生根，但他身上的文化因子全部来自那片古老的土地。从《书剑恩仇录》到《射雕英雄传》，传达的首先是他所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武侠小说仅仅是一个载体，一种市民文化的载体，他把内心的伤痛、时代的疮疤都寄寓在这一高度市民化的载体中，这一切，他本人也许完全是无意的。

    （郭靖）当下昂然说道：“……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儿，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成吉思汗默然不语。

    郭靖与一代枭雄成吉思汗在草原上纵马驰骋，留下了这番对话。金庸在战乱中痛失慈母，大动荡好不容易结束，父亲又遭不测，乱世的痛苦使他对功与罪、是与非有着自己的看法，“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是他深入骨髓的体会，他厌恶一切剥夺人类生命与幸福的战争，他鄙弃白骨换来的英雄，他借郭靖之口否定暴力与杀戮，写出了对和平的全部渴望，对他而言还有什么比和平更可贵的呢？

    他一而再地提起兵火过后，到处是断墙残瓦，多少家庭的离合悲欢，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这都是他本人的亲身体验，是他铭心刻骨的记忆，他曾说，“若非经过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涯，恐怕到现在还是浑浑噩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射雕英雄传》结尾郭靖与黄蓉一同南归，“一路上但见骷髅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禁感慨不已”。这正是他自身的感慨，他的伤痛、时代的伤痛尽在其中。

    1959年5月19日，《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刊完862段，那正是《明报》创刊的前一天。金庸在“全书完”后面有个告白：

    各位亲爱的读者：我在本报撰写《碧血剑》与《射雕英雄传》，前后已近三年半，承蒙各位读者不断地来信指教和讨论，使我得到很大的鼓励，心中自然是非常感激的。……我和《商报》同仁以及《商报》的读者们交情已不算浅，本来应该续撰新作，只因最近我其他的事务比较忙碌，实在抽不出时间，只好与各位读者暂别，将来一俟有暇，当再在本报与各位相见。

    随着《明报》的问世，金庸当然不可能再为《香港商报》写连载了。

    四、《雪山飞狐》

    1959年2月9日，金庸的第四部武侠小说《雪山飞狐》开始在《新晚报》连载。

    故事本身不过是一个俗套，江湖恩怨、武功高低、藏宝图等，但在这部不算长的作品中，他引入了一些新的写作手法，比如完全采取倒叙的方式，改直写为暗写。比如将说故事与戏剧的方式结合起来，借“一天”来表现一百多年，小说交代，这一天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十五日，距离李自成兵败九宫山已一百三十几年。

    《雪山飞狐》的真正主角其实不是胡斐，而是胡一刀，苗人凤与胡一刀的比武——

    两人生死决斗又惺惺相惜，白天激战，晚上抵足而谈，比武历时三日，每日都有不同的变化。除了两个主角之外，并穿插以周围的人各式各样的活动，在比武过程中突出了主角的性格，描写了周围的人物，渲染了现场的气氛，又从正面、侧面，或淡描或浓抹地勾勒了主角高明的武艺。读者看得紧张、“过瘾”……①

    胡一刀、苗人凤的故事出自众人之口，有人说这是学日本电影《罗生门》三个人讲同一件事，但讲法不同。他却说是从《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方式受到的启发，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述，再加上了一些戏剧的成分。②

    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是金庸最喜爱的小说之一，不管有意或者无意，他的小说受到《基督山伯爵》等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刻画、描写人物等小说技巧、方法上，更主要的是精神、气质上的影响。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父仇子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乃是天经地义的。这一简单的复仇模式早已内化为民族潜意识，为芸芸众生所普遍接受，更是中国文学作品长久阐述的主题之一。而《基督山伯爵》表现的善恶观念，对复仇的处理，直接影响了《雪山飞狐》对人物命运的安排、性格的塑造。③

    《雪山飞狐》还受到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响。懂中文的日本记者本池读过此书，有一次与金庸见面，话题就一直围绕着其中的情节，尤其侧重里面的推理桥段。金庸不否认这是武侠加推理，他说自己十分欣赏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④

    到1959年6月18日，《雪山飞狐》共连载了129天，《明报》创刊已近一个月。小说最后没有肯定的结局，留下了一个永远的悬念——胡斐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呢，让读者自行构想。

    当时，金庸虽离开了《大公报》，与老同事的来往还是很多，在周榆瑞家的宴会上，他和羊朱、梁羽生谈起这个结局，他们都觉得比较新奇，虽然并非赞同。1960年10月5日，《新晚报》十周年，他写了《有没有写完》一文，他说，写这个结尾，他想到了西方中世纪著名的故事，公主、宫女和武士、饿狮，想到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中世纪的传奇》。

    ①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海光文艺》，1966年第1—3期。

    ②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143—144页。

    ③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97页。

    ④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0页。

    五、离开“长城”

    长城电影公司是张善琨1948年底创办的，专拍国语片。1950年，张退出，吕建康、袁仰安、费彝民等重组“长城”，袁出任总经理，整个指导方针逐渐左倾，并引入“读书会”等组织，灌输红色思想，严俊、李丽华、林黛等先后退出。“长城”和《大公报》一样都是左派文化机构，强调思想意义，重视社会教育，对影片题材的限制较严，天性不喜欢受束缚的金庸在“长城”虽也有成绩，但社会反响远远无法与他业余创作的《射雕英雄传》等相提并论。他工作了一段时期，未免感到失望，觉得很难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希望多拍一些娱乐性和商业化的电影，提高卖座率，在“长城”却很难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一度遭到批评。他编的好几个剧本都没有通过，使他对继续留在电影界失去了信心。

    1959年，金庸的电影生涯走到了尽头。当初进“长城”，他以为电影圈会比较自由一些，和报馆不一样，想不到也是一样——

    自始至终我觉得干电影这行拘束很大，特别是在“长城”此等左派公司，他们的摄制方针和我个人的意见很不相投，比如他们很注重思想教育，当然，我不是否定他们，但自己的艺术创作意图因此不易发挥。后来，我所编写的剧本好几个不获通过，兴趣自然大减，兼且到了五九年，左派公司对电影制作的方针越趋严格，有时整年间也拍不到一两部戏。总括来说，干电影时工作未见顺利，自己又没有能力搞电影公司，相反地，办小型的报纸，需款不多，但给我发挥的机会则较大，故转而办报。

    他在另一场合也说过，自己在长城电影公司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造环境，我没有待下去”。

    他还在“长城”工作时，《明报》就已创刊。①

    短暂的电影编剧生涯，金庸因受不了左派公司的思想控制而选择离开。也有人说他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情场失意，才决意离开。此后，他与左派电影圈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明报》创刊当天仅有的两个祝贺广告都来自电影界，头版是峨嵋电影公司，第四版是新新公司，这是长城电影公司总经理袁仰安办的一家公司。②

    ①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38、39、147页。

    ②张圭阳《金庸与报业》，明报出版社2000年版，6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