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2日，黄昏时分，从湘江冲出来的红军，终于陆陆续续地集结在了三面环山的油榨坪。

油榨坪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红军指挥部就设在镇中的一个小院里。部队接到了在油榨坪休整的命令，镇里镇外到处可见红军临时搭起的帐篷，还有神情疲惫的红军战士的身影。

12月4日，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发布了《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缩小军团以及师级机关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及兵站，将后方机关直属队的多余人员，全部编入团的作战部队中，立即检查、抛弃、销毁不必要的文牍、物资及行李。

湘江这一战，使李德在红军中的地位彻底遭到了动摇。这两天来，李德和博古的情绪都很低落，几乎一言不发。关于红军到底该往哪里走，他们也不再顽固地坚持以前的主张了。

周恩来坐在镇外的一个小山包上，望着眼前忙来忙去的红军战士们的身影，想的很多，也想的很远。这支从血战中冲出的部队，此时已经没有了后方，也得不到补充，更谈不上休息，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立即开拔了。

部队究竟要走向哪里？是坚持原来的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还是改变行军路线，找到一个能让红军站稳脚跟的地方？目前，李德和博古已经在红军中失去了威信，在这种情况下若没有一个能统帅全军的人，达到上下一致，想冲出敌人的重围，仍然是个泡影。

此时，在他们“最高三人团”中，有谁能够担此重任呢？

对博古，周恩来是了解的，别说在如此危难关头，就是在一次小战役上，他也要依靠李德。那么李德呢？实践证明李德也不行，从广昌保卫战到这次红军西征的湘江血战，李德已经失去了威信。不仅失去了威信，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还酝酿着一种敌视情绪。

一个念头陡然跃入脑海，他想到了毛泽东。他了解毛泽东。从宁都会议毛泽东交出兵权后，他就一直在冷静地观察着这个人。看来，只有毛泽东此时此刻才有能力也有威信拯救这支近乎瘫痪的部队了。

周恩来想到这，心里多少踏实了一些。但很快周恩来又想到了这次湘江的失利。兵贵神速，这是作为一个指挥员必备的常识，然而此次红军西征却无视这种常识。从苏区出发时，仅就中央和军委纵队，就有1．4万人，还有2000多副挑子和担架，以及大批的骡马驮队。这个沉重的包袱足足拉长有50多公里，两面是保护他们的纵队。这种缓慢的移动，使红军主力一次又一次失去了战机。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么大一个包袱，红军就不会在湘江两岸损失这么惨重。

然而，这个包袱能扔掉吗？

当时苏区的红军有3种选择。要么丢掉机关；要么丢掉战争的主动权；要么不作战略转移，和敌人在苏区一拼到底。

显然这3种做法都不可取，他们只好折中地选择了又背包袱又转移的策略。最后才有了湘江的惨败。

这个责任究竟谁来承担？周恩来一时想不清楚，也想不出个头绪。

天渐渐地暗了，周恩来站起身，茫然四顾，他的心里有股说不清的滋味。

小小的油榨坪镇，一下子挤进了这么多人，到处是匆匆忙忙奔走的身影，骡马、担架挤在一起，吵吵嚷嚷之声像一锅沸水。

博古挤在人群里。天很暗，没有人注意到他。此时，他也不想让别人注意到他。他想找洛甫或王稼祥等人谈一谈。究竟要谈什么，他也没有想好，总之他觉得应该谈一谈，他心里空落落的。

他突然听到一个人在高声叫嚷着：

打死我，快打死我。我不留下，你们打死我好了。

博古循声望去，看见一个伤员躺在担架上，和围着他的一群人争吵着。

一个指挥员模样的人蹲在担架前，安慰道：老王，你放心，我们把你安排到一个可靠的老乡家，多留点钱财，他们会好好照顾你的。

不，我不想留下，我要见见周恩来，博古也行，我要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伤员。那个伤员仍然在叫嚷。

博古本想走到担架前安抚一下这个伤员，看情形，伤着的这个人是名指挥员，可当他听到这名伤员叫自己的名字，又改变了想法。最棘手的工作就是安慰伤员，这时的伤员是绝望的，他们什么样的话都能说得出来，任何人又都得忍着。想了想，博古还是快步向前走去。

博古找到了王稼祥的小院，他没想到的是，毛泽东也住在这个小院里。他一进门就听见毛泽东在用那口湖南话高声地说着什么，他停下脚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立在了那里，不知是进还是退。

这时王稼祥看到了他，喊了一声：博古同志进来吧。

他进到小屋，说：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看看你们。

他在这小屋里没有发现洛甫。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笑着说：我们都很好，不要担心我们。

博古就有些尴尬，半晌才说：明天又要走了，翻山越岭的你们吃得消么？

王稼祥说：我没事，这一路都走过来了，不能坐担架就让人背，反正不会掉队。

博古点点头，把头转向毛泽东道：这次转移，比预想的要困难，在湘江又吃了败仗，真是有许多教训该吸取。

毛泽东没有说话，仍在吸烟，似乎是在沉思博古刚说过的话。

王稼祥却说：湘江这一仗红军损失是太大了，照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是该好好总结一下了。

博古勉强地笑了笑说：是呀，我们也在考虑这些问题。

毛泽东弹了弹手中的烟灰道：革命嘛，总会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关键是我们要在失败面前找出原因，只有这样一切就好办了。

是呀，是呀。博古不尴不尬地说。

王稼祥又说：我看要找出主观和客观的责任，不能总是强调客观……

突然，在博古的心中笼罩了一团浓重的阴影，他又想起了部队西征前项英让他们提防毛泽东的话。

西征途中，王稼祥、洛甫和毛泽东几乎形影不离。此时，他终于得到了验证，从王稼祥的谈话中，他已经明显地听得出来，王稼祥已经站到了毛泽东的那一边。

3个人都不说话了，面面相觑，博古此时急于知道洛甫是怎么想的，既然洛甫不在，他也没有必要再呆下去了。他站起身，讪讪地向毛泽东和王稼祥告辞。

红军在湘江遭到了空前的惨败。毛泽东在来油榨坪前便提议由洛甫完成一个任务，即总结红军失利的原因。毛泽东当时考虑到，他、王稼祥还有洛甫，只有洛甫出面最好。因为王稼祥有伤在身，毛泽东本人此时无职无权，况且，毛泽东一直就是右倾路线的代表，有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显然也不合适。

洛甫的心情很复杂。一路上听毛泽东论兵，他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毛泽东的立场上来了。所以他很快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对红军进行一次总结，但有一点让他为难，那就是他不懂军事，只能援引毛泽东的思路进行总结，可他又怕吃不透。这些天来，他一直为这件事伤脑筋。

这是一个清静的晚上，洛甫和毛泽东、王稼祥3人一起吃过饭，便推脱自己有些不适，早早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他要静静地想一想，整理一下自己纷乱的思绪。

他刚到屋，博古就推门走了进来。

博古微笑着说：怎么，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洛甫忙说：哪里，你怎么有时间到我们这来了？

博古苦涩地笑一笑，然后并排和洛甫坐在张吱吱作响的床上。

博古叹口气，开门见山地说：洛甫同志，现在红军正处在非常时期，李德同志也非常焦虑。他抓住了洛甫的一只手，用劲地握了一下，然后道：希望我们从莫斯科来的同志在这紧急关头能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洛甫敏锐地感觉到博古话语中的弦外之音。想到湘江血战红军的损失，他低着头，一时没有说话。

博古又说：王稼祥这一路上经常和毛泽东在一起，他肯定受了毛泽东的影响。

洛甫抬头望了眼博古。长征中，他们3个人一直在一起，此时博古却说王稼祥受了毛泽东的影响，言外之意也把自己捎带进去了。博古似乎也察觉到了洛甫的反应，便忙解释说：

当然，王稼祥的表现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宁都会议上，对于撤销毛泽东职务，他也是有看法的。

洛甫眨了眨眼镜后的眼睛道：这都是个人的看法问题，不能说成是谁影响谁。

这回轮到博古发愣了。

博古想到红军从苏区出发前的一天傍晚，洛甫气冲冲找到博古质问转移名单中为什么没有瞿秋白和何叔衡两个人？

博古当时解释说：翟秋白身体不好，何叔衡年迈，两个人不利于转移。

洛甫则说博古缺乏感情。

最后博古答应让项英尽快安排把两人转移到上海，洛甫才没有说什么。

早在五中全会后，因为洛甫和博古意见不一致，被派到中央政府工作。洛甫当然明白这是博古把他排挤出中央的第一步。后来洛甫又被派到闽赣地区做巡视工作，直到长征前夕，他才从闽赣地区回来。对于最高“三人团”对长征的安排和决定，他并不清楚。这种失落，使他很自然地和毛泽东、王稼祥等人接近了起来。这也是他很快地站到了毛泽东立场上来的主要原因之一。

红军在湘江的失利，使洛甫意识到，红军上下对现在的中央领导已经产生了不信任感，而且这种不信任感在一天天地加强。

洛甫同志，博古又说：听说在转移的路途中，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人对现在党的工作很不满，有这事吧？

洛甫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昏暗中他盯着博古。博古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语意中也并没有把他排除在外。这一点让他心里很不舒服。

博古又试探地说：这个，这个，不友好吧，是不是提出来，我们当面谈一谈，交换一下看法，这不更好么？

我们没有说党的路线是错的，第三国际的指示也不能说是错误的。洛甫终于说，但他首先肯定了大方向。

博古却不失时机地说：如果大家都承认路线正确，只是某些环节的失误，这样问题就好解决了。

洛甫在犹豫在沉思。他知道，博古在竭力寻找支持者。

博古又一次抓住了洛甫的手说：既然我们原则上没有大的分歧，我们还是可以团结在一起的。说到这博古停了停，但很快又补充说：尤其是我们从莫斯科来的同志。

博古把目光从洛甫脸上移开。洛甫不知该对博古说些什么好。他与毛泽东、王稼祥3个人在一起商议的一切，他不能说出来，这种时候说出来，就等于出卖了另外两个人。他现在虽急于想更换中央领导班子，但以目前来看时机似乎还没有成熟。毕竟博古仍是这支队伍的最高领导，说多了对自己不好，对他人更不好，于是他只能以沉默代替语言。

博古抓住洛甫的手用劲地摇了摇，似乎千言万语都在他的手上。

博古说：洛甫同志，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你好好休息吧，我告辞了。

洛甫把博古送到门外，一直望着博古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

洛甫走回来，他一头躺在了那张吱呀呀直响的小床上，毫无睡意。他在想更换中央领导的时机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

博古从洛甫处出来，很是兴奋。他走了一半兴犹未尽，誥e想再走回去和洛甫挑明了好好谈一次。但这种想法很快又消失了。他想，反正以后还是有机会的，只要洛甫不站到毛泽东的一边，仅凭王稼祥一人支持毛泽东，很难动摇现在最高“三人团”的地位。他想尽快把洛甫的想法告诉李德。可当他走到指挥所时，警卫员告诉他，李德已经休息了。警卫员又补充说：李德把妻子肖月华接来了。

博古没有说什么，他在李德的房前站了一会儿，摇摇头，叹口气走了。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描写李德时，有这样一段：

……领导干部中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都对李德的性要求感到极为不快。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在苏区没有妓女。他们于是便努力为李德找个女性伴侣，可这也无济于事。中国妇女很快就对他退避三舍，说他长得太肥太大，太粗暴，使她们肉体上受不了。

李德的寓所离共青团机关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床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中国人的怨言之一就是他的伙食供应比任何人都好）。李德的做法实在不够策略。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一些同志，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了措施挽救了局势。他们找到了一位年轻的妇女名叫肖月华，当时她在胡耀邦身边工作……但在长征开始后，她像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往休养连，这就引起了麻烦，不论是肖月华还是李德都不识时务。他们不仅自己吵架，肖月华还与周围的女同志吵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平息风波，但都无济于事。

博古没有打扰李德。当他离开李德的住处，朝对面山坡走去的时候，他看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刚到队伍中转了一圈，正想往回走，两人在山坡上碰到了，便停下来。

两个人都看出了对方有心事，似乎都想向对方说些什么，两人稍稍停留了一会儿之后，便向山坡下那个小河边走去。一片树丛后面传来阵阵水声，还有一个人坐在一块石头上，看见走过来的两个人，那个人站了起来，高喊一声：男同志退回去。

周恩来听出这是康克清的声音，便笑着说：你们在这搞什么名堂嘛。

康克清也听出了是周恩来，忙说：是总政委呀，她们在洗澡，我在给她们站岗。

周恩来和博古就停下了，两人向另一个方向走去，终于看见了一块卧牛石，两人便坐了下来。此时，营地里的红军都休息了，眼前只剩下淙淙的流水声，和女同志们的说话声。

恩来同志，博古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首先开口道，你觉得我们与2、6军团会合把握会有多大？

周恩来望着河水，半晌才说：湘江这一仗对我们来说是个教训，现在究竟有多少人冲了出来，我们还没有时间统计，但从目前来看损失最重的是8军团和5军团，5军团的34师到目前还没消息，依我看肯定凶多吉少。

是呀，湘江这一仗我们损失是够大的，但也不能说我们与2、6军团会合就没有希望。现在部队需要调整，没有个落脚的地方不行。博古说。

周恩来不想在能否与2、6军团会合上和博古争论，他考虑的是眼前，虽说部队过了湘江，可仍没脱离危险，蒋介石正在排兵布阵对他们进行围追堵截，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追上来，现在要紧的是稳定红军的情绪，寻找到一条冲破重围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挽救红军的命运。

博古见周恩来一时没有说话，便又说：现在有些人在背地里对我们的意见很大。博古特意在“我们”两字上加重了语气。

周恩来却说：我们是有很多错误，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对19路军的问题我们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今天我们也许不会走到这一步。

这不能完全怪我们，我们是听从了国际组织的建议才没有和19路军合作的。博古辩解道。

谁也不是圣人，指示归指示，和敌人周旋的却是我们自己。周恩来缓缓地道。

现在有人指责我们是逃跑，这一点又怎么解释！博古显得很激动。

这次转移，我们是在有些方面考虑得不够周到，比方说部队的编制问题，还有那么多家当等等。周恩来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来看待这次转移，他既没有否定这是逃跑，但也没有推卸责任。

反正也不会有机会再回到苏区重新走一回了，但也不能说我们离开苏区就是逃跑。博古很委屈的样子。

周恩来拾起一块石子，扔到了水里。不知什么时候，那些女同志已经离开了那片树丛，向营地里走去。周恩来默想一会儿，又抬起头道：我们离开苏区是迫不得已的，到现在可以说，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失利了。

周恩来没有用失败去评述第五次反“围剿”，而用失利二字。

我们是转移，不能说是失利。如果在苏区和敌人硬拼下去，敌人也不会一口把我们吃掉。博古坚持着说。

周恩来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博古觉察到了，他没想到周恩来会这么悲观，他从洛甫那出来，有的那一缕短暂的喜悦之情，顿时烟消云散了，一种可怕的阴影又浓又重地笼罩在他的心头。他不禁打了个寒颤，抬起头小声地说：毛泽东、王稼祥、洛甫等人好像对我们有意见，我看他们还想有什么动作。

周恩来没有说话，关于毛泽东3个人在背后对他们的议论他早就有耳闻，也清楚他们的意见来自哪里。有的意见，他不仅赞同，而且是支持的。当然，他没有当着李德和博古的面表现出来，一直采取一种宽容和温和的态度来看待毛泽东等人的议论。一过湘江，他就听到了许多下面指挥员的牢骚和不满。他理解这种不满情绪，部队连吃败仗，湘江一战损失又这么惨重，如果这时要求部队情绪高涨，反而不正常了。

这一点，他和博古想的不太一样，博古忽视了这种来自基层的情绪。

白天周恩来和朱德到部队看望时，他们来到了3军团，彭德怀和他们打过招呼后便一言不发地坐在了那里。

周恩来当然知道彭德怀想的是什么，他伸手拍了拍彭德怀的肩膀，彭德怀这才抬起头冲他和朱德苦笑一下道：这是打的啥子仗嘛。

周恩来和朱德两个人也只能陪着苦笑。

彭德怀又说：部队现在不是怕打仗，怕的是天天打败仗。

朱德忙说：湘江这一仗我们的确是打败了。

周恩来想说几句安慰彭德怀的话，想了想那些话纯属多余，说了还不如不说，便借故推脱还要到下面部队看一看，心情沉重地和朱德走了出来。

外面到处都是伤员，有不少人在做着伤员的工作，劝说他们留下来。有一个伤员破口大骂：妈那个×，俺不留，留下也是个死，还不如你们赏给我一刀算了。

周恩来和朱德对望了一眼向那个受伤的战士走过去，人们看见了总司令和总政委顿时静了下来，他们主动给两人让出一条道，让两人走过去。蹲在担架旁一个指挥员模样的人站起身，冲两人敬个礼说：报告总司令、总政委，我奉命在做伤员的工作，让他留下来。

周恩来点了点头，那个指挥员站到了一旁。

伤员认出了总司令和总政委，他挣扎着要从担架上坐起来，被周恩来制止了。周恩来蹲在他的面前，伤员一把抓住了周恩来的手，哽咽地说：总政委，俺不是怕死呀，俺是不想离开部队，俺要是怕死，就不离开江西了。

周恩来看着眼前的战士平静地劝说道：小同志，你要理解，前面的仗还很多，还要翻山越岭，红军不是扔下你们不管，是想让你们留下养伤，伤好了，再归队么。

到那时，我到哪去找部队呢？伤员天真地这么问。

周恩来一时语塞，他不知怎样回答这个伤员的提问，他只能说：

红军走远了也不要怕，伤好了还可以打游击么。

伤员哭了，一边哭一边说：求求你们了，我是真不想离开红军呀。

朱德的眼圈红了，但他还是硬着心肠说：你不要哭，是好汉就不要流眼泪，有种的你拉起一支队伍，到时候我朱德来接你，我说话算数。

伤员不哭了，呆怔着眼睛望着朱德。

朱德趁机向周恩来使了个眼色，两人离开了担架。

走出挺远了，周恩来看见朱德的眼角仍潮潮的，朱德比周恩来更了解这支队伍，也更同情这些战士。

两人已经没有心情再在部队里看了，到处都是这些不愿离队的伤员。他们都做不了这些伤员的工作，更何况那些基层干部。没办法只能强迫执行，留下也得留，不留也得留。在这种时候只能硬下心肠，否则拖着这些伤员走，后果将不堪设想。经过湘江之战重创的红军，没有能力再受打击了。

然而留下的这些伤员，在缺医少药的山区，又有几个人能活下来呢？就是活下来了，能躲过国民党的搜查么？

这么多伤员，在小小的油榨坪肯定安排不完，无法安置的，他们只能暂时抬上，遇到有人烟的地方，再想办法进行安置，只能这样了。

朱德作为红军的总司令，不能不为自己的士兵动感情，同时，他也为拥有这些士兵而骄傲。

博古也许心思不在这上面，他目前考虑最多的是，别人怎么评价这次红军的转移，是功是过，他急于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然而眼前的一切，无疑对他是不利的，他感到有些悲哀，也有些委屈。

他和周恩来在小河旁静默了好长时间，要不是周恩来站起身叫他回去，他还不知要在这里坐多久。

周恩来说：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翻一座大山呢。

周恩来这句话使博古又回到了现实中。他心情沉重地向自己的住地走去。

周恩来本想到休养连去看一看，但感到此时太晚了，便没有去，而是独自一人站在黑暗中，这两天他脑子很乱，他要仔细想一想。

红军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