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书记跟着姓葛的到了北京，果然见着了他姐夫。姐夫上衣兜里别着一支钢笔，一看就是大机关出来的。

别看是大机关出来的，对农民一点不嫌弃。姐夫很耐心地听安书记讲这档子事儿，说我们有政策要支持边疆农民的，你不要担心。

但是，申请批条总还得些时日，人家说了，让安书记回家去等。

这样，安书记老老实实就回去了。用他自己的形容，那心里头有点儿期待，还有点儿焦急。

既然这样，咱安书记怎么又站马路牙子上了呢？

说来话长。终于有一天电话来了，那个姓齐的打来的，让安书记到沈阳。告诉他批条已经拿到了，到北京提货，国家统控物资，紧俏商品，不来拖拉机就得给别人，过时不候。

安书记急三火四，带着钱就去了。先到沈阳，约定一个饭馆请齐和葛——帮这样大的忙请人家吃饭是应当的。吃饭的时候，葛把姐夫邮寄过来的批条拿出来，盖着大红公章呢，安书记当时一颗心就放肚子里了。

接着，安书记去北京，到招待所住下，姐夫来了，俩人寒暄，安书记感谢，姐夫说将来到勃利去玩要你多照顾。安书记说没问题，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地造……

后面？后面俩人去看货，定下了要哪台，回到火车站前头，找了个饭馆吃饭。吃饭出来，姐夫说你买拖拉机的钱呢？

安书记赶紧把装钱的书包拿了出来，姐夫把手里的烟头一甩，潇洒地接过书包来，说我得赶紧把钱交财务去。你看，怕你着急，发票都提前给你开好了，你拿着。哦，一机部大楼你没有通行证进不去，你在这儿等着啊，别离开啊，我交完钱拿了提货单，咱们去取拖拉机……

安书记拿了发票，就乖乖地站马路牙子上头了。

说得热闹，这案子多少钱呢？

一万多块。

嘿，那位说了，一万多块？要是在五环路以里买房连一平米都不够，这算多大的案子啊……

80年代初的一万多块，在北京是大案要案的范围。

说三个事儿，您就明白80年代初的一万多块值多少了。

第一件事，1985年左右，我家一个老邻居去世，留下一千多块遗产，几个子女打得跟范进中举似的，差一点儿动了刀子。

第二件事，破获本案的干警，级别最高的一位，当时月薪43块，这案子的金额，够他不吃不喝攒30年的。

第三件事，本案主犯，最后是给毙了。固然因为其中有别的案子牵涉，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万多块的金额，当时是很重的砝码。

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案子派出所根本就没处理，直接交给了市局二处。

市局二处何许人也？

按一位梁家园的老大形容，90年代发生一个凶杀案，报上去后二处来人勘查现场。中间有个刚从警校毕业的女警官，齐耳短发，斜叼一根烟不点，笔记本计算机往膝盖上一放，那边汇报勘查结果，这边“噼里啪啦”报告就出来了。打到中间有不清楚的地方，小女警把烟往耳朵上一夹，过去掰开死者口腔上上下下看明白，然后擦擦手接着打。一晃眼的功夫，那烟，又叼上了。

办了20年案子的老民警，有看傻了眼的……

照这位老大说，那气质真是活像电视里的女捕快，威风直追“炮局四大姑奶奶”——一看就是二处的种儿。

二处，专门负责北京市凶杀、强奸、抢劫等重大案件，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支精兵队伍，其他部门对他们算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这帮人的确能办案子，恨的是这帮人装备好、手眼通天，什么案子到他们手里，别人就只有协办的份儿了。

这一次，二处来的倒不是哪位姑奶奶，来的这位探长在北京警界里绰号叫“教授”。

“教授”，听着新鲜？您别觉得新鲜，警察里头的外号你想不到有多洋气，有一位80多的老大，当年居然叫“柯南”……

“教授”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后来真的当了教授，在公安大学讲刑事侦查学，也不知道老爷子如今退休了没有。

办“林海雪原”这个案子的时候，“教授”还不是教授，但已经教出了不少学生，这个案子的细节，就是从“教授”的一个学生嘴里掏出来的。这位如今的刑侦专家，谈起老师来佩服得五体投地。

何也？

他跟“教授”学徒，还是在70年代。第一次接触，是因为一起跟踪追击的案子。公安机关接到消息，有一名杀人犯潜入北京，住址不明，但他哥哥正从外地赶来与他会面。

有了这个线索，跟着案犯的哥哥走，顺藤摸瓜，显然是非常好的办法。

在当时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只能靠人跟了。但是，案犯的哥哥也是劳改释放分子，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所以跟踪，切不能打草惊蛇。

于是，一帮菜鸟就只能当看客。“教授”骑一辆自行车，亲自出马跟踪。

也就一天，跟上，找到窝点，破案。

案犯的哥哥十分疑惑：我已经非常小心了，反复注意身后，确实没人跟踪我，怎么还让人给端了呢？

开总结会时“教授”说了自己的做法：“也是我运气，他一出门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大喜天赐良机也。我骑车跟上，他下车奔窝点，就掏呗。”

“那他怎么没发现你跟踪他呢？”

“很简单，我不在他后面，而是在他前面啊。”

原来，看到跟踪对象上公共汽车，“教授”立即加快速度猛蹬自行车，先到下一站站牌前面十来米处等着，看到下车人中没有跟踪对象，再立即接着快蹬赶向下一站。跟踪对象只考虑身后有没有人跟着自己，做梦也没想到人家是在前头！

要不是公共汽车，这个战术就没法用了。第一，你不知道它往哪儿开，不可能到前面等着；第二，你不知道它会不会中途开门，把人放出去；第三，如果不是公共汽车每站必停，“教授”累吐血也追不过它啊。

从汽车上下来的跟踪对象，确认车上、车下没有跟踪的，所以很放心地前往窝点，结果轻易被抓。

接着说，“教授”接了这个案子，安书记把情况叙述一遍，事情很快就有了大致的轮廓：批条，假的！发票，假的！一机部查无此人，去看拖拉机……

那拖拉机是铁路货场里等着运输的，他们就在铁丝网外头看看，说这个拖拉机行吗（警察说了，你倒是进去看看啊）。案犯利用了安书记他们急于买拖拉机和信任公章的心理。

侦察员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典型的诈骗案，但作案手法纯熟，应属屡犯。

齐、葛二人的家应该在沈阳，而那个姐夫的家是在北京，并且离北京站不远。

其实，一开始，就错了方向。

侦察员向安书记问案件过程，“教授”是从另一个案子现场赶来的，到得比较晚，拿了根烟在旁边听——当时二处的编制是一处分十组，“教授”是其中一组的组长。

现在一说《重案六组》大家都知道，当初二处的确有个六组，不过这真实六组的案子没法拍，因为他们对口的案子都是杀七个宰八个的，太血腥，对社会影响不好。我看倒是“教授”他们这边好一点儿，安书记虽然急得半死，到底不是没出人命吗？

那位给“教授”当过学生的老侦察员听了脸上变色，说分工哪儿有那么明确的，这跟挑西瓜不一样，赶上什么是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最拿手的，其实是破碎尸案——北京第一起远程碎尸案，就是“教授”带人破的。那案子，可比六组的狠，啧啧，你等我给你找份材料看看啊……

说着，就开始找。

看人家忙活，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情。

有一次碰上作家黄晓蜂，说他写129师骑兵团写出个麻烦来：《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成书之后，有人告诉他北京军区有一位老领导到处拍桌子找一个叫“黄员外”的，也不知道要干啥。老黄一听这老爷子的名字就有点儿含糊——这老爷子的大名在129师骑兵团如雷贯耳，冀南突围的时候抡马刀追着鬼子骑兵砍出好几里的主儿，据说脾气暴得很，跟唐朝那梁建方似的，他找我干吗？总不是有双胞胎闺女要嫁我吧。

可是又不敢不见，人家威望在这儿呢，以后说句话全国的骑兵见我就拿刀砍，我还活不活了？

见面，老爷子果然暴得很，三句话没说完就奔正题：那谁谁谁明明是我一枪放倒的，你娃怎么给安老刘身上了？

是这件事儿啊，老黄赶紧解释：这是为了突出重点人物，所以把几个人的事迹放在一个人身上了。给您道歉，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不然，这书就写散了……

一边说一边纳闷：那谁谁谁也不算什么大人物，一个小情节而已。这样的主儿你干了也不是三个五个，毙也就毙了，60年了还死揪着他不放干什么？

说了半天，老爷子才面色稍缓，算是认可了。末了冒出一句来：“就是嘛，那是我们四连干的，怎么能算到一连头上呢？”

“嗯？！”老黄这才恍然明白自己犯了什么忌讳——129师骑兵团里，一连和四连是最能打的两个连，两个连打起鬼子来生死与共，可下了战场不但连长战士见面要杠肩膀，连四连的马看见一连的同行，都要咬两口。

都60年了啊！

老黄说这事儿的时候，旁边正好有一个当过兵的，听着光“嘿嘿”地乐，下来说：“这样有荣誉感的部队啊，才他X的有战斗力！”

看这位老侦察员的架势，二处里边几个组，关系也跟八路的骑兵团差不多。

言归正传，“教授”听案在二处出了名的文明，一根烟点着，似睡非睡，干警跟他汇报也是这个劲儿。换张良基……有人背后说张局那嗓门不叫嚷，叫“咆哮”，隔两层楼茶杯都能让他震得蹦起来。

但是“教授”可别说话，他一说话就有人要倒霉……

你说你不在现场，那拿XX的内裤套脑袋上做鬼脸的是谁啊？这是嫌疑人要倒霉了。

档案室下班了你就回来了？你怎么不给他们管理员打电话让他过来？你还知道自己是当警察的啊？这是侦查员要倒霉了。

这回，安书记案情说得明白，有警察已经开始低声归纳结论了，“教授”听着听着忽然冒出一句来：“现场勘查了吗？”

现场？这案子有现场吗？周围人都一愣。

“教授”二话不说，拿起衣服就往外走：“就他（一指安书记）站那地儿，我去看看。”

北京站的马路牙子，千人踩万人过，这还能勘查出什么来？有侦察员赶紧跟上，满脸的不解。

可能觉得自己有点儿粗暴，“教授”微微一笑，说了一句：“我知道那地方，三不管，搞卫生的一天也不去一次，去碰碰运气吧。”

到了地方，过往的人只怕没一千也有八百了。洋灰地砖的地面，四面全无遮拦，照安书记说，和姐夫在这儿不过谈了几分钟，能有什么留下来的？

看到地面一片狼藉，不似打扫过的，“教授”吁了一口气。

跟着“教授”的侦察员脑子灵活，略一回忆，忽然心有所动。

就在这时候，“教授”已经取出镊子，从地面上夹起一个烟头来，仔细看过，点了点头，又叹了口气，拿出证物袋装了进去。

侦察员看看“教授”，瞳孔有点儿散大。

“教授”乐了：“你猜出我找什么来了？”

侦察员点点头，说，“对，我猜您是来找那姐夫扔的烟头，安书记不是说了嘛，姐夫把手里烟头一甩，接过书包来，说我得赶紧把钱交财务去。”

孺子可教也，“教授”乐了。别奇怪咱们警察这样说话，北京这地方是全国文化中心，警察碰上贼都会调侃几句。

我认识一位警官，当年抓过一个被通缉的唐山骗子。

两人遭遇以后，警官怎么看这位怎么像通缉令上的，基本确认后开始盘查。这位咬着后槽牙愣冒充北京扛大包的顶了七八个回合。为什么咬着后槽牙呢？不咬他口音就露了啊！

等到这位把“马家堡（pu）”念“马家堡（bao）”，照他的口音念马家pu准走音儿。警官说你念得不对，这位还硬跟警官讲理呢：“您不知道，北京还有一个地方叫马家堡（bao）……”

警官说，你把左边的鞋脱下来给我看看。这位就脱了，递过来给警官。

警官抄过鞋来，照屁股就是一下——我叫你还矫情，我住北京30年也没听说过北京还有一个马家堡（bao）！打你个朽木不可雕也的！

这骗子这才发现上了当，要打，这文文静静的警官翻了脸比土匪还狠；要跑，一只鞋没了，他又不是赤脚大仙！剩下的只能用唐山味普通话连连告饶：“达（大）哥，倭（我）错了，达（大）哥，饶了倭（我）吧。”

北京八九十年代的警风，这也算一个侧面。

但是，这侦察员挠头问道：可这地上这么多烟头，您怎么知道是这个呢……

是啊，这块地上足有一百多个烟头呢。

“教授”笑了，晃晃证物袋，说，就是它，因为我知道它跟别的烟头都不一样。

一百多个烟头，一抬手就把要找的那个找出来，警犬都没这个本事，“教授”难道比狗还厉害？

废话，“教授”当然比狗厉害！你换那狗上台讲个课给大伙儿听听？拿“教授”跟狗比，这怎么说话儿呢？

这事儿说来其实简单。那年头人都不富裕，一只烟要抽到手都捏不住才会丢掉。围棋名将过惕生先生还有个绝招，能把新烟和快烧完的烟头连接起来，喷云吐雾，仿佛不断。所以，无论比赛中抽多少烟，永远只有一个烟头。

这个古怪的现象曾令与他对阵的日本棋手百思不得其解。

而那个行骗的姐夫，拿到钱以后立即把烟甩了，正好抽剩一个烟屁股的可能性极小。在这一百多个烟头中，夹杂着一根只烧了半截的香烟，所以，一下子就引起了“教授”的注意。

“教授”人多谦虚啊，说，我这是运气，运气。

可不是，一百多个烟头里，只有一根跟别人的不一样，是运气；烟头落地，就把火撞灭了，没有继续烧，也是运气。

破案有时候是需要运气的，但是光有运气可不够。北京“炮局四大姑奶奶”，有一位专门给人看手相的。有一回看来看去，也没找到合适的，队长说看来是个新手干的，算了，找找别的途径。人家姑奶奶是个慢性子，抿着嘴琢磨半天，也没舍得把那指纹放下，说，那怎么成呢？我再找找呗。

半个月以后，姑奶奶拿着一份档案就来了：“您看，是不是这小子？”

一枚指纹，破获一起恶性杀人案件。

案犯正好留下过指纹，可谓运气好，但要是没有这么个慢性子的姑奶奶，也许，这线索就放跑了。

烟，不是什么特别的好烟，连过滤嘴都没有。“教授”看着烟头，苦笑着摇摇头。

助手问了，说这不是线索吗？

“是啊，”“教授”不情不愿地说，“可这线索一来，离破案就越来越远了。”

“为什么啊？”

“你说呢？”“教授”把烟头递给侦察员，意思是考考他。

侦察员左看右看，得出一个结论来：东北牌子，北京应该没卖过。

对。我估摸着，这姐夫根本就不在北京工作，这仨人都是从东北来的，在北京找人，没戏。

唉，您这可就武断了吧。侦察员大着胆子问道，一根烟头说明不了问题，也没准是别人送他的烟呢。

“你以为我是看见烟才这么琢磨的？那就是一个验证。”

“那……”

“四个人第一次出去吃饭，谁掏钱？”

“姐夫啊，他说尽地主之谊。”

“他们在哪儿吃的饭？”

“北京站口对面，一饭馆，我去看过，后来安书记请客，两回都那儿。”

“哦，本地人请客吃饭，有在火车站门口的吗？”

……

是啊，一般来说，无论哪个城市，火车站口的饮食都不太让人恭维。

一个细节可能是巧合，两个细节都对上，巧合的概率就不大了。

北京这边也留人查查，不过姐夫在北京工作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觉得，这仨都东北的，分头来北京给咱书记下的套，那查起来可就……“教授”摇摇头。别人越找线索离破案越近，他可好，把案犯追东三省范围去了。

这可怎么找啊？

“不过……”“教授”说了半截话，没往下言语。

后来谈到这案子的时候，“教授”跟侦察员说这是一教训，再多想一步就海阔天空，自己呢，多想了半步，没往前琢磨。

“教授”想的是：这仨小子可够胆儿大的，要是那安书记不上当，来回的火车票，可也不是一个小数呢。

这是怎么回事儿？案子破了，才恍然大悟：其实，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不管怎样，排查，与东北警方联系，找这三个人，工作开始进行，嫌疑人在划定……

可是，这种异地作案，蜻蜓点水式的犯罪，破起案来如同大海捞针，确实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情。首都警察虽然厉害也不是神仙，一来二去，一个月过去了，除了一堆结论被否定之外，没有任何进展。

安书记呢？

安书记是死活不回去了。

无颜见江东父老啊，那点儿钱，有一块的，还有五毛的，全村人家里能拿得出来的，差不多都在这儿了。灰头土脸地回去，老安不寻短见也得窝囊死。

警察也是讲情理的。北新桥有个侨办，是二处的协作单位，就把安书记放那儿了。白吃白住，算起来，一个月也不少钱呢。

谁叫人家在北京让骗子给骗了呢？那时候这样的案子不多，警察们还有点心存歉疚的意思。

问题是，安书记并不是很领情，每天吃完了饭就蹲在门口等警察，眼睛越瞪越大。半个月以后，就奔铜铃那么大去了。

侦察员们隔三差五去看一次，都有点儿含糊，有人说这老头别是要出事儿吧。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没过两天，忽然有人打电话到二处来，点名要“教授”接电话。

教授拿过听筒一听，是地安门派出所的。

出什么大案子了？

没有。人家就是告诉他：“那安书记，让我们给抓起来了，你们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