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8日，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该单位8年前被辞退的工程师王衍芳持刀闯入研究院，杀害了前任院长和前任书记。

从工程师到辞退职工，从北大高材生到像死狗一样被扔出来的废物，王衍芳忍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打击。除了第一次打击是来自天命，他无法抗争。但后来的几次打击，王衍芳觉得给他造成灭顶之灾的是研究院，是陆院长和米书记。

王衍芳被辞退后，妻子同他离婚，并带走了两个女儿。王衍芳随之承受了妻离子散的人生第六次打击，这时候的王衍芳已经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他唯一的想法是与那些改变他人生的人同归于尽。

从2006年10月12日王衍芳被起诉到法院以来，王衍芳杀人案的相关资料在我的案头已经搁置了8个月，但我却一直没有动笔写这个案子。从开庭到宣判，我两次旁听这个案件的审判过程，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但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这个被众多媒体称之为“逼上梁山”的杀人犯。

我曾经把制造王府井血案撞死撞伤9名无辜者的艾绍强与梁山上的武松作过比较，得出个人恐怖主义的结论。但是，对这个被称作“逼上梁山”的王衍芳，我至今却不知道怎么定位才合宜。我只是常常在望着王衍芳杀人案的卷宗发呆的时候，眼前浮现出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的两个画面：

第一个画面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节中，林冲挥舞着花枪在山神庙前刺死陆虞侯，此时大雪横飞，林教头豹眼圆睁恰似一团火球。那个仰拍的镜头，让人感到复仇后的酣畅淋漓。

第二个画面是“宋江三败高太尉”一节中，林冲得知梁山兄弟捉住高俅，提一口单刀直奔聚义厅，要了断高俅老儿的性命以雪前仇，却不想被拦在城门下，悲愤交加的林冲一口热血喷薄而出，顿时昏倒在城门之下。那个俯拍的镜头，让人感到的是无尽压抑。

对于王衍芳杀人案，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压抑。而王衍芳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杀人现场，他所表现出来的却似乎是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

一百零八条好汉上梁山的起因、动机、条件都不相同，但有一条是相同的，那就是“官逼民反”，而林冲的上梁山最能说明“被逼”这贯穿全书的主题。林冲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受人敬重，生活富裕，有个美满的家庭。他本无造反之心，然而高俅百般陷害，逼得他不得不走上反抗的道路。林冲由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到逼上梁山的故事，是“官逼民反”的最典型例子。

林冲是好汉，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杀坏人时我们跟着一起感受某种快感。但是，对于本案中杀死两位前任领导的王衍芳，我们却不能把他跟林冲对等起来。因为林冲是无辜被高俅陷害而逼上梁山，而王衍芳却是因为自己赌博和行为不检点等原因被辞退，尽管从他个人的感受上是受到了单位领导的不公正待遇。但是，良知告诉我们，王衍芳把自己的人生糟糕境遇完全归咎于领导所逼并杀害两位前领导，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义上，都应该受到审判和谴责。

庭审之后，我多次仔细翻阅王衍芳杀人卷宗，直到今天，才在字里行间发现两个令人可怖的字：复仇。王衍芳在被单位开除之后整整8年时间里，他处心积虑地想到和实施的只有这两个字。那么，是什么让王衍芳会如此毅然决然地用8年时间实施他的复仇计划呢？

五次打击，北大高材生落魄18年

比起林冲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来，王衍芳的来历也算不错。王衍芳1954年10月7日生于辽宁沈阳市，198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应该比现在的博士生要吃香得多。

王衍芳毕业后作为高材生进入北京市化工局科研处工作，1982年调到北京东方化工厂研究所。之后，王衍芳与在医院工作的妻子结婚，并生下一个有残疾的女儿。为了照顾家庭，1984年王衍芳调入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担任研究员。5年之后，根据国家有关政策，他们又生了第二个女儿。

大女儿的残疾是带给刚刚组成家庭的王衍芳的第一次打击，但是，年轻的王衍芳很快走出阴影振作起来，因为这个家庭需要他来支撑。他把精力投入在工作之中，加上他沉默寡言待人仗义，受到单位同事和领导的好评。很快，王衍芳就成为令人羡慕的工程师，在同龄人中，王衍芳是毫无疑问的佼佼者。

王衍芳人生的第二次打击是1991年。这一年，建筑工程研究院成立了一个涂料课题研究小组，一位姓陈的大姐担任课题组组长，王衍芳是组员。课题研究小组成立不久，研究院陆院长突然把王衍芳叫到办公室里问：“你是不是把单位的设备和涂料配方卖了？”

“没有啊，您这是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啊！”王衍芳以为陆院长跟他开玩笑。

“有人向院里反映，说是你卖了设备和涂料配方，你还不承认吗？”陆院长非常严肃。

“胡说八道，哪个王八蛋在打我的小报告？你们当领导的凭什么不查清楚就相信别人的陷害？”脾气倔强的王衍芳认为自己没有卖配方，自然不承认这种诬陷。这次与陆院长的谈话不欢而散。

回到家里，王衍芳越想越不对劲，他想来想去，觉得打小报告的就是平时对自己不怎么好的陈大姐，现在又是自己的组长，一气之下，王衍芳第二天就从课题小组撤了出来。在之后的3个月时间里，院里对王衍芳偷卖设备和涂料配方的事情进行了审查，但最后却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只好不了了之。王衍芳为此闷闷不乐，觉得领导在有意整他，他跟领导的关系也慢慢疏远起来。对于工作，王衍芳再也不那么上心，在一些朋友的带动下，他慢慢迷恋上了打牌赌博，甚至上班时间也瞒着领导溜出去找人玩麻将，随着赌瘾的养成，王衍芳逐渐将工作荒废。这些事情反映到领导那里，更加加剧了领导对他的不满。

第三次打击在1992年。这一年研究院里分房子，按当时的房屋分配原则，单位可以将职工的福利住房卖给个人。但在这次单位房屋改革中，研究院因为王衍芳卖设备和涂料配方的事情一直没有结论，加上此后他赌博耽误工作，单位就没有将福利房卖给他。直到院里其他人的房子都已经办理了买卖手续，王衍芳才知道事情的真相。王衍芳没有从自己的缺点找原因，反而认为是领导在有意整他，他觉得单位的决定就是领导说了算，是陆院长从中作梗。由此，他忌恨上了陆院长。

第四次打击是1993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为了能够照顾自己患病的母亲，孝顺的王衍芳把母亲在崇文区的房子与同事换了房，王衍芳当时考虑两个便利，一是换到了自己的住房附近可以照顾母亲，二是同事的房子有暖气，能够让母亲过个暖和冬天。但是，正当王衍芳的母亲住进那间小平房之后，房子里的暖气却莫名其妙地被停了。王衍芳非常恼火，认为是陆院长下令给停的，他只好找到院里的米书记，但米书记表示不知道这件事情。王衍芳一气之下又找到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但是，折腾了一圈儿之后仍然没有解决暖气问题。此时已经是12月的隆冬，王衍芳只好将被冻了很久的母亲送到大哥那里。没想到，母亲刚到大哥那里就大病一场，之后经过医治，命虽然保住了，母亲却从此一病不起，差点变成了植物人。王衍芳觉得，母亲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院里给停了暖气造成的，由此，他更加痛恨陆院长、米书记了。

此后，王衍芳多次找上级领导反映此事，最终通了暖气，也帮助其他十几户都装上了暖气，街坊邻居都沾了他的光，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领导们对王衍芳更不满意了。

接踵而至的是第五次打击，这个打击对王衍芳来说才是真正致命的。1995年院里成立了装饰研究所，王衍芳因为学化工出身，正好专业对口，被分配到装饰研究所。面对生活日益窘迫，他一度产生了洗心革面的想法，并向领导发誓“再赌就剁一只手”。但不久，王衍芳的保证便落了空。

研究院是国家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因此，单位里的工程师需完成科研成果、专利、发表学术文章等软指标，或者达到一定收入的硬指标，但这些王衍芳都做不到。1996年研究院改制，由院长聘任中层干部，中层干部聘任职工，当时因为王衍芳的赌博以及和领导关系的僵化，已经没有科室愿意接收他。按照研究院当时的规定，凡无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均由研究院下属的发展中心接收。1997年，王衍芳与发展中心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该中心规定，每位职工每年需要完成3万元的盈利额上交到院里，否则就中止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按期上交3万元，王衍芳就要卷铺盖回家。这不是那种获得某种补偿的下岗，而是被辞退，被辞退的职工是没有任何待遇的。

但是，到1997年底，王衍芳第一年度没有完成指标，他只好借了1万元找院领导，希望院领导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把没有完成的指标顺延到1998年完成。按照院里的规定，本应终止劳动合同，但面对王衍芳的请求，发展中心又与王衍芳续签了一年劳动合同，但在合同期内，王衍芳仍没能完成指标。1998年2月，研究院将王衍芳的档案转至王衍芳居住的街道，不再与他签订劳动合同。也就是说，王衍芳被辞退了。

王衍芳被辞退时，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毕竟自己毕业于名牌大学，是单位里的工程师。那一天他依然照常去上班，但单位的人告诉他，说他被辞退了。他跑到单位人事部门和街道一查，才知道是真的。

处心积虑，八年寻枪为复仇

工作了18年的王衍芳失业了，但失业的王衍芳还要养活老婆孩子。被辞退后，王衍芳一直没找到工作。之后的8年里，王衍芳生活陷入窘困状态，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他甚至卖掉了原单位分配的一套房子，靠房租糊口。自己住在院内母亲那间七八平方米的平房内，为了生存，他甚至去扛过大包。

当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也是最无畏的时候。王衍芳没房子、没老婆、没孩子、没工作，这时候他单身一个还怕谁？

在离开研究院之前，王衍芳曾找到一位院领导谈话，希望化解矛盾，王衍芳曾经留下一句话：“我活是研究院的人，死是研究院的鬼！”但是，领导们仅仅以为这是一种语言上的威胁，当即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也只是来人把王衍芳劝走了事。

没有人想到王衍芳会真的以死复仇。其实，从1998年3月走出研究院的那一刻，王衍芳就下定决心杀掉那些改变他命运的人。王衍芳觉得，是陈大姐打小报告，自己才落得这个下场，而陆院长和米书记是穿一条裤子的同伙，他最初把报仇的目标定在了前任领导以及陈大姐身上。

杀人需要工具，王衍芳离开研究院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准备杀人工具，他决定购买一把枪。

陷入复仇狂态的王衍芳开始了他的“寻枪”之旅，在1998年到2003年的5年时间里，王衍芳从来没有停止过买枪。在这5年到处找人买枪的过程中，王衍芳去过门头沟、昌平甚至河北燕郊镇，他几乎遇见谁就让人家帮着他买枪，而他找的这些人他根本就不认识。王衍芳就这样瞎转了5年，结果是枪没有买到，却让人骗去了2万多块钱。

被辞退之初，王衍芳也曾试着找过工作，但是毕竟是40多岁的人了，找工作遇到很大困难，经济方面几乎一贫如洗。后来加上妻离子散，没有经济收入的王衍芳开始自暴自弃，整天喝酒、赌博，逢酒必醉，每次喝酒之后，他就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大骂领导，多次扬言“要宰了书记和院长”，王衍芳的这些话整个居民楼的人都听见过，但很少有人相信蔫蔫的王衍芳真的会去杀人。

在买枪复仇的过程中，王衍芳变换了策略，既然领导不让自己好过，他也不让领导们过上安生日子。从2000年开始，王衍芳频繁出现在各级领导的家里，多次招致民警前来协调。上级主管单位领导、研究院领导、人大代表，甚至辖区派出所，王衍芳都找过，目的就是为了回研究院工作，得到自己应有的待遇。但是，王衍芳的要求依然没有得到正面答复，倒是王衍芳扬言要报复领导的说法广为人知。但这些话王衍芳说得太多了，几乎每次喝酒的时候都要说上几遍，别人都以为王衍芳是在撒酒疯，没人相信王衍芳会真的跟领导拼命。

没有人相信“狼真的会来”。

到2003年春节前，王衍芳依然没买到枪，但是他觉得这个时候不能单靠买枪来解决问题了，于是，他准备了两把刀、一把装修人员使用的射钉枪和一桶汽油，他原来的打算是先砍死陆院长和米书记，然后火烧研究院。但没想到，王衍芳赶到研究院时，当时只有米书记一个人在场，而且和颜悦色地跟他说话。王衍芳一看只有米书记和另外一个院领导在场，他决定放弃这次行动。

米书记见王衍芳杀气腾腾地赶来，也许那天心情不错，他微笑着问王衍芳：“老王，最近忙什么呢？”

“我一直想买枪杀了你们，但花了2万多一直没有买到，怎么，你把我买枪的钱给出了？今天你不解决问题我就要杀人放火了！”王衍芳的眼里冒着绝望的光，死死盯着米书记。米书记让王衍芳气势汹汹的样子吓毛了，虽然之前王衍芳曾经多次来找麻烦，但从来都是两手空空，这次又是菜刀、又是汽油、又是射钉枪，如此大动干戈让米书记不知所措。最后，王衍芳的恐吓得逞了，他从院里拿走了2万元，回家过了一个还算富足的春节。

这时，楼下的员工听到楼上有动静，急忙跑来，见王衍芳拿着血淋淋的菜刀，都吓得跑开了。王衍芳提着菜刀和黄挎包直奔三楼米书记的办公室，但办公室没有人，王衍芳迅速向二楼找去。此时米书记正在一间办公室前与几个同事聊天，王衍芳挥刀直奔米书记而去。米书记见势急忙从办公室拿起一把椅子抵挡，王衍芳一刀砍去，因为用力过猛菜刀飞了出去。米书记见状急忙向三楼跑去，王衍芳二话不说，从挎包里抽出水果刀紧追而去。在过道里，一位同事用椅子顶住王衍芳，但杀红了眼的王衍芳大喊一声“少管闲事”，推开同事追到二楼与三楼之间的楼梯时，王衍芳从米书记背后捅了一刀，米书记当即倒下。恰好路过此处的工会副主席正欲上前拉住王衍芳，也被王衍芳的刀子划伤了手。

就这样，在10分钟的时间里王衍芳连杀2人。随后，满身鲜血的王衍芳走出办公楼到路边打车，准备去买汽油烧了研究院，但是，过往司机没有一个敢停车。

研究院里的3名保安得知王衍芳杀人后，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王衍芳。王衍芳拿着刀对保安说：“给我离远点，这事跟你们无关。”随后，王衍芳回到四楼的一间办公室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110报警：“我叫王衍芳，我在复兴路34号院杀了两个人，你们赶快来！”之后，王衍芳又打给电视台“特别关注”栏目组电话，告诉栏目组的人说：“我半年前寄给你们的信可以打开看了。”

打完电话后，王衍芳拿着刀来到楼顶，此时警察已经赶至现场，将王衍芳围困在楼顶。在与谈判专家交谈近1个小时后，王衍芳被民警制伏。

被捕后，王衍芳对杀人的事情供认不讳。

2006年9月25日，在案发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王衍芳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法庭上，王衍芳对自己杀人的罪行供认不讳。

2006年11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衍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给绝望者以希望，是社会和谐的起码底线

王衍芳目无国法，杀人手段狠毒，实属万恶不赦，似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3条人命，3个家庭，顿时毁于一个不理智的报复。王衍芳的杀人动机难道不该令我们感叹深思吗？

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如果不是王衍芳赌博不上班，甚至还有倒卖设备和涂料配方的行为，领导们会为难王衍芳吗？难道两位领导就一定是害得王衍芳妻离子散、生活无着落的直接仇人？也许是因为当时研究院的某种规定或者集体讨论，院长、书记不得不这样做，也许是因为院长、书记办事不太圆滑结下了仇恨。因为他们当年恰好在那个位置上，他不得不为王衍芳的仇恨承担风险。

但在本文中，我们应该还注意到一些关键词：改制、承包、辞退、返聘……，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单位“改革”的历程。王衍芳参加工作不久就成为研究员，说明他不是什么也干不成的草包。但是，现实的情况是，经过一次次人生打击，1998年44岁的王衍芳最终因为单位“改制”被实实在在地淘汰了。

如果将一些单位“改制”的措施比作“地图”，这些措施就是一把软软的看不见的匕首，被这把匕首所伤的人，更多的是自己舔舔伤口继续挣扎在人生的苦旅中。但是，总有不堪重压的人会就走极端，王衍芳就属于后者，而凶手王衍芳在杀人时连“地图”都免了，直接举起菜刀就砍向领导，这种行为令人发指，也令人深思。

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那些现在手中还有些权力的领导们需要记住。

当然，把离开单位8年的王衍芳的犯罪原因完全归罪于企业、甚至归罪于改革和领导，也是毫无道理的。根据有关材料证实，研究院在两位被杀害的老领导带领下，获得几十项省部级科技奖，其中陆院长个人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是享受国家级特贴的国内知名专家。他们领导的研究院年收入由几百万元发展到上亿元，连年被北京市评为北京市科研院所中的前十名，科技人员收入大幅度提高，研究所的广大员工非常爱戴、尊敬这两位老领导！

猛一看，这起血案猝不及防，突然发生，是偶然事件，但要看到王衍芳的复仇已经酝酿了8年，王衍芳早存害人之意、杀人之心。试想，在这漫长的8年之中，倘若有一次有效的思想工作化解他与单位日趋激化的矛盾，倘若有一项得力的措施使他平静下来，倘若事前能够让他放下罪恶的屠刀，只要在某一个环节上制止了，都不至于酿成这起血案。很可惜，直到王衍芳杀了人之后，人们似乎才知道他真的敢杀人，而且连夺两命。人死不能复生，他的罪恶造成了几个家庭的悲剧，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和难以挽回的损失，代价实在太大了。

要改变王衍芳在工作、生活中的态度，要阻止他杀人的暴行，外因还是应该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很重要的一条，是要让他能够看到工作的前景和生活的希望，体会到人间的关爱和社会的温暖，同时要让他知道国法无情。总之，要让他明白是非和利害，抱有生活的希望，也要对国法有所畏惧。我们的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关心一下身边那些需要关心的人，帮他们一把，也许就拔掉了引爆仇恨的“导火索”，就会使他们放下将要举起的屠刀，也许就会平安无事了。怕就怕冷漠、推诿和敷衍，更怕的是火上浇油激化矛盾。

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为了向大家讲述一个刑事案件，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其意义远远大于关注个案事件本身。建立和谐社会不是远大的理想，而是切实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建立起公平的制度。制度不公平，多数人的利益受损，那就必然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不患寡而患不均，古往今来同一个道理。给无路者一条路，给绝望者以希望，不是出于道德要求，而是社会和谐的起码底线。最近电视台在播演《贞观之治》，魏征劝谏李世民的一句话到今天还很管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王衍芳临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你们等着，过了春节我再来找你们谈！”院里怕王衍芳再来闹事，连忙加强了保安力量，天天在办公楼前巡逻。王衍芳得知后对一位院领导说：“你们不要那么剑拔弩张，既然我说节后谈事，在我限定的期限内不会有任何事情。”

果然，在将近1年的时间里，王衍芳没有闹事。但是，到了2003年年底，见研究院依然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主动找自己谈，王衍芳再次找上门去，为自己当年买房子的事要说法。为了防止王衍芳继续闹事，在当地派出所所长的主持下，2003年12月17日，由研究院工会主席和王衍芳签订了一份《关于王衍芳购房问题的决定》。研究院决定王衍芳以1992年房价购买他所居住的单位一套福利房，同时免去王衍芳拖欠的房租、采暖、水电、卫生费用2.7万元，条件是王衍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院里和院领导解决任何问题。

王衍芳也在“决定”上签字，承诺不再要求院里解决任何问题，同时表示原先发生的事情请院里和派出所领导谅解。

就这样，王衍芳以一万多元的价格从单位买到一套房子，当时，王衍芳非常高兴，此后的几年里，王衍芳按照自己的承诺，果然很少来再到院里找领导的麻烦。

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王衍芳复仇的决心犹如一根导火索，从来就没有改变过燃点，只是没有遇到电光火石的那一瞬间。

图穷匕现，工程师血溅研究院

2004年2月，王衍芳将刚刚买下的房子卖了出去，他需要钱养活自己残疾的大女儿和正在上学的小女儿，还要为卧病在床的老母亲治病。但是，2006年春节前，王衍芳的母亲真的变成了植物人，没有办法，王衍芳只好把母亲送进了敬老院。这件事情对困顿不堪又非常孝顺的王衍芳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8年前那个杀人的念头不可遏制地被点燃了！

王衍芳不能不拿自己跟陆院长和米书记作比较，他们都是退休后仍被返聘担任领导，但王衍芳8年没有工作，而且没有申请下来低保，天天自己生闷气。王衍芳对此极其愤慨，心想自己因改制被解雇，可领导退休还当官，他的内心极不平衡。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王衍芳再次去单位找领导，每隔几天就去找他们讨说法，要求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但始终没得到解决。

2006年1月8日，王衍芳找到退休后返聘的陆院长谈了10分钟，让陆院长半年内给自己一个说法。之后，王衍芳转身来到派出所找到所长说：“我从今天开始活腻了，说不定哪天我要杀人，为了这一方水土保持安宁，你把我抓起来吧！”

但是，忙于工作的所长安慰王衍芳说：“你的事情我们再调解调解，你回去等我电话吧，好好过个年！”

回家后，王衍芳写下了一份《一个男人的自白》，并把这份自白邮寄给一家电视台的“特别关注”栏目组，王衍芳在信封上特别注明，让收信人半年后才可以打开看。

没有人知道在这半年时间里，去意已决的王衍芳是怎样过的，按照他自己定下的时间表，2006年6月8日是半年的最后期限。但是，在这个期间，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主动来找王衍芳谈，也没有任何一个知心朋友能够从旁规劝。

2006年6月1日，王衍芳将自己那间六七平方米的平房过户给了小女儿，又将房子以小女儿的名义租了出去，并预收了3个月的租金3600元钱，随后马上就拿去还了所有赌债，还完之后，自己身上只剩几十块钱。

拿着这点钱，他已经无处可去，最后王衍芳只好挤在院子里一个熟人家住了几天，静静等待着6月8日的来临。

2006年6月8日上午10点30分，王衍芳肩挎一个黄挎包来到了研究院，他的挎包里是一把菜刀和一把一尺多长的水果刀。王衍芳揣着利器先来到四楼陆院长的办公室，由于这几年来王衍芳老跑到办公室找领导，双方虽然经常在屋里吵架，但也未动过手，因此进门后陆院长对他没有提防。王衍芳进门后把房门反锁上，拿出尖刀对陆院长说：“我原来告诉过你我活够了，今天是来带着你一块走的。”

陆院长一看王衍芳拿着刀，连忙上前抱住王衍芳，大声喊着：“你要干什么？快来人啊！”但此时菜刀已经雨点般砍在了陆院长身上，陆院长当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