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奉命到南疆采访的。首长说：成都军区驻云南集团军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几年中打了很多硬仗、关键战、漂亮战，扣林山、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是他们收复的，后来又经历了最激烈最艰苦的防御战阶段，多次粉碎敌人进攻，尤以1984年7月24日彻底歼灭敌精锐师团大规模反扑一战最为出色……首长指派我为他们写一本书，我答应去试一试。

我先在军区机关采访了与前线作战有关的部门和一些在前指工作过的同志，搞研究和管资料的同志。然后去了云南，到过集团军的所有团队，也到过曾配属该集团军作战的炮兵部队、后勤部队和守备师、军分区。采访时间将近一年。

边走我边犯愁，边后悔！

原先我怕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单身提个包，到了异地，找不到住处，找不到车，找不到我想找的人，找到了也无非说一些报纸社论上的话和书上都写过了的英雄事迹。我只好请首长亲自打个电话，打个招呼。这个惹麻烦了！集团军首长给了我意想不到的隆重接待和大力支持，给部队专门发了通知，先后派了几位同志陪同指导，一辆专车跟我们跑了五个来月，行程上万里，我不能不想：我要写不出点什么来，乍个交代？

但我也因此得到了异常丰硕的收获，前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政委谢振华和我作了长谈，介绍了只有他们才了解的情况。集团军领导对我可谓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到师团，则是早早地安排了一长串名单。重要的人物有从远道被召回的。许多同志伤心时悲不成声，激动时大声疾呼，他们讲战场的经历与见闻，也讲感受与思索，其中与不无牢骚与不平。我发现，他们不全把我当个采访者，而是首长的“代表”——我如实说明过我来时首长给的任务，但决非代表，我或能写出他们的部分意见，但无法当面转达。对他们指名道姓的批评意见我确曾表示请用别的方式反映，这仅是怕牵连进是非之中，决非要煽动告状——总之，采访过程中，我的情绪常常“失控”，忘了自己“吃几碗干饭”，我表过态，说我一定要写一本什么什么样的书。

回到成都，我傻眼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范围，这么多次的战斗，这么些部队和兵种，近300人的谈话，集团军翻箱倒柜为我搜集的几十公斤资料所包罗的这场战争，我哪有本事写得下来呵！1988年春节，我没过好，满城的鞭炮都像在我心里开炸了似的！

但当我又信手翻开我的20多本采访笔记时，我的心又腾跳起来，沸扬起来！我再次认定，我是真有收获，真有感受、真有抑控不住的激情的呀！我的困顿只是找不到一个能盛下所有这些的“筐筐”。于是我去找朋友，找作协求教，给他们摆素材，讲故事。几乎一致的意见是：你何必去另找结构呢？你的采访对象讲得多好呀，多么真实、广阔、新颖呀！你不如忠实地把他们的讲述整理出来。

我不是很快就采纳了这些意见的。我知道，口述体的文学已经很老套了，而且有好些人不认为它可以称之为文学。但我又想，能够使我被吸引、被打动，以至对我不曾参加过的这场战争有了亲历目睹之感，对征战者们产生了深深地热爱与敬仰的，不正是来自这些毫无粉饰与编造痕迹的口述？如果我把它还原于文字，能够使读者多少与我同感，我也就完成了任务，管它老套不老套，算不算文学呢！

这本书就这样确定了体裁，至于从二十几本笔记中如何取舍，首长们表示不干预，由我自行定夺，这是让我颇费思索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过多地写了战场上的惨烈场景与不尽人意的阴暗画面？坦率地说，我写了又删，删了又添。我觉得正是这个部分的真情实况和征战者勇敢奉献的心灵活鲜鲜地推到了我面前，让我的心燃着了！我只有冒点险了！不然我只有逃避。而逃避了真实则无论怎么写都不可能算作是文学。

还有两点要说明，凡是军以上现职领导的谈话，由于我拿不准现在是否宜于公布，只好一律略去不写。再是，采访一般都有多人插话，由于我当时未想过用现在这种写法，故难免将插话全安在主讲者名下的差错，以致有可能给讲述者带来麻烦和怨责，果如此，我只好请他们给我一点理解，一点包涵了。

如这本书能得到我见过和未见过的南疆战友们的基本认可，我就算交了帐，似乎也将感到欣慰。不不，交帐，欣慰，谈何容易！当我再次翻开我只不过转述了其中十之二三的笔记，当我想到你们至今驻守着的雨雾交飞的南疆高山丛林，你们中许多人至今还在阴暗潮湿的猫耳洞内蜷伏，以两根木棒当床，想起我曾久久伫立在烈士墓碑前默默发过的誓言，以及曾不止一次当着你们的面发下了宏愿……我只有羞愧，我的笔永远感到无力，我其实一辈子也难以向你们交帐，一辈子也难以得到安宁了！

笔呵，我无力与羞愧的笔！

丁隆炎

一九八八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