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本书上说：没有失败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

能不能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呢——不写失利的战斗就不可能写出真实的战史？

历史已无数次证实，所谓“战无不胜”只不过是“造神者”的杜撰。

任何一个民族、政党、军队是否光荣伟大，不在于它是否有过失败，而在于它身处困境、绝境时的心理与战力表现，更在于它失败后的诸多措施是否得当相宜。

我大胆地写了本书的“失利篇”。明白地说，我为我们的干部战士在失利时的表现感到骄傲自豪，但对有的领导事后的措施则深感遗憾。当然，这样的责任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个人，而是我们建国后整整三十年“政治运动”的回光返照！

我们营失利的因由

——顿景田（副营长）

说到一营就寒心，想哭一场！

1984年那一仗我们营失利了，但我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营！

我有悲观情绪——没有人写我们，更不会照实写，因为当时掌权的人还在，该对那次失利战斗负责任的人还在。

1979年反击战我们一营是英雄营，全营立一等功。1984年接受作战任务后，部队情绪非常高。

自从知道上级把攻老山的任务交给我们团以后，我们营都认为主攻的任务非我们莫属。一下子，营房里到处都在垒工事，练技术，寒冬腊月脱光了练长跑，负重越野比赛，都认为能担任主攻老山的任务，这是光荣之上加光荣，终生难逢。新战士一到部队，立刻感到重任在肩，光荣在身。

2月中旬向待机地域开进。路况不好，庞大的车队在雾夜闭灯行驶，战士们穿上白衬衣在路边、在车前引路，几百人毫无声息，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到达待机地，就投入紧张的临战训练，排以上干部多次前出侦察地形，研究战术。战士白天综合训练，晚上负重训练，专找爬不上的陡坡爬，钻不过的密林钻，最大负重140斤，最轻的也是70多斤。记不清越过了多少山，有多少人在路上昏过去。回到营地，在路口等着的老乡们看了就哭。每次回来一个连队就是一串泥球。

干部更累，每个人的眼睛都布满血丝，白天也有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掉了沟，碰到树才醒。

现在看，战前把部队搞得过度疲劳是不科学的。但那时我们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怕上级突然来个命令——不打了！真那样，战士们会找你拼命！

终于决定要真打了。给一营的任务是穿插到老山背后，攻占1072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

大家没二话，知道这任务艰巨不亚于主攻，都最后清理了包袱，把多余的东西捆扎成方方正正的小邮包，写上家庭地址。每个包里都有一份遗书。

那时我是副营长，一向以“单纯军事观点”出名，可是在部队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还是懂得先要摸清每个人的思想，再针对性地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我很了解，同志们强烈求战情绪的后面，压着许多“包袱”，有结婚三天被电报催回来的，有身上揣着父亲病危的封封电报的，更多的家庭困难，未婚妻“吹灯”……誓师会上，面对一片举起的拳头，我真想叫一声：“同志们万岁！”

4月27日晚7时开始向敌境秘密穿插。事前我和军长争论过。他限令三小时到达目标，我要求五至六小时，他不同意，我说我不能保证全营，反正我走前头，前头的按时到达。

从地图上看，这段距离一小时足够了。实际上的距离，多十倍也不止。

那种地形内地很难见。一面面坡，都在六十度以上，当晚下雨，土质泡软，一蹬一滑；上去后又是密密的竹子，藤条、刺芭丛；然后下崖，崖下是万丈深渊，只能抓住藤条一步步往下蹭，泥山上，边走边挖坑，脚上都带铁码子，码齿抠住坑再往前……林子里，尖兵先用刀子割竹，再挤过去，等一行六七百人都过去时，这条挤出来的路就成了两米宽的泥浆沟，沟里是尖角石、竹根签。前面的人两手全是血，后面的人不知有多少胶鞋底被扎穿，有的连鞋子被泥浆拔掉，只好光脚走。

我们后期准备工作是充分的，但过了头。战士们都决心吃大苦，流大汗，但对自己体力承受的限度估计过高。尽量多背东西，一是怕不够用，二是怕落人后，结果是人人超负荷。为了行军时无声响，天光亮，大家又把刺刀、铁镐、铁锹、水壶等等用布包扎起来，这些东西沾上泥水，又加重了份量。

为了黑夜行军不掉队，我们想出了在每个人钢盔后点上一点或几点磷光粉，再在每一个人被包上拉一根细绳，由后面的人牵着……但这些办法后来证明不多管用。进入森林后，林中朽木到处发光，还有莹火虫一飘一飘的，这些与钢盔上磷光粉相混杂，加上战前训练太紧张，许多人眼睛不行了，不仅没跟上前面的人，相反被朽木与萤火虫引错了方向。途中有的人昏倒，有的抓不住藤条滚落下去，种种原因，使部队出现掉队现象，一个人脱节，后面的一大节的就不知前面队伍去向，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不能喊叫更不能鸣枪，于是，问题就来了！

行军的序列是，我带一连在前，接着是三连、营部、二连。

一连的穿插开始是成功的。路上，我听到老山几个高地上鸡鸣狗叫声，那里没有老百姓，是越军阵地，敌人一直没发现我们。到天要亮时，我看清了路，心里正高兴：走对了！后面报上来，二排六班没跟上！我一听，象被捅了一刀子。就是说，我只带上两个排多一点的部队，全营大部分都掉在后面了。

我一看表，快到我们炮火准备的时间了，我不可能再返回去找他们，只能拼命往前插。我对几个干部说，我们要么拿下1072高地完成任务，要么是死在那里……

由于全营大部没上来，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慌乱了，最后一段还是偏离了方向，走到与1072隔一条深沟的山梁上去了，再返回来不及，我决定往沟里去，再往上走。崖上尽是细竹，钻不过，我们便骑竹而下。

正这时，我方所有炮群向敌开火了。1072敌警戒阵地的敌人被惊醒，首先发现攀竹而下的我们，集中火力射击。

我们只好迎着敌人的枪声猛上！

天更亮了些，我看到，我们每个人的衣衫都在这一夜间被荆棘刺条撕得粉碎，有的人赤身露体。

1072一侧还有个76号高地也在向我们射击。我命令一连长带两个班同时进攻76号高地。

1072有敌一个营部和营预备队，兵力不多，但因它先发现我们，且有坚固工事和险峻山崖作依托，居高临下，以逸待劳，使我们的攻击相当困难。

我带去的一连一、三排战士在这次进攻战斗中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可以与我军历史上许多次著名战斗相媲美！

我的通讯员陈江，不满十八岁，当年入伍的新兵，冲击路上三次负伤，最后牺牲在1072最高处；重机枪手沈绍康，架枪时就负伤，副射手牺牲，敌人三挺机枪、一挺高机一直对着他打，他就在密密的火网下射击，枪声一直没停过，到他携带的弹盒打完，他身上已经是数不清的弹眼；八班长被敌人的炮火抛起几米高，落下来还准备继续向敌人射击，子弹全打在他面前两三公尺处——他死了，但手指仍然抠住扳机不放！我们的党员干部全都冲锋在前，三排长牺牲，一排长重伤，无论干部战士，无论伤多重，没有一个畏缩不前，只要有一口气就往上冲！

最后我们把敌人压挤在几个工事里。实事求是说，1072我们没有完全拿下来。但这生殊死的搏斗、激烈的枪声毕竟是在老山主峰背后发生的，它对我军的进攻无疑是有力的策应，对那里的守敌是致命的震撼，他们再不敢从这个方向夺路而逃窜，后面的敌人也不敢通过这里向主峰增援，所以说，我们一营的穿插任务由这两个到位的排完成了。

战后，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亲自来查看过地形，他说：“一营不愧是伟大的军队！”

后来我才了解，我们师、团许多领导都不同意对我们营穿插时间卡得过死，师里一位领导在查看地形时说：“谁说三个小时能穿插到，那就让他现在空手跑一趟试试，他跑到了，我给他请特等功！”

假若，我们的穿插时间提前两三小时，我们也许能全营到达目标，也许还能在敌人阵前歇息一会儿，喘过气来。那样，当我们向老山主峰开始炮击时，敌人在1072是那点兵力火力，用不到三分钟就能捶平！可惜呀可惜！

更令人遗憾的是：该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不自责，还想把责任往下推。说穿了，他想文过饰非，找替罪羊。

我也不是说，今天还有抓出一个什么“祸首”来。领导限定穿插时间，也是为了不过早暴露全盘意图，有他的道理。他对情况判断错了，也是允许的，世界上到底没有常胜将军。我只是说，在事隔四年之后，请领导再调查一下一营的战斗表现，如实恢复它的英雄本色，洗刷去给一些干部强加的罪名……

作家，我即将转业离队了，很高兴看到您记下我的话，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写出来，我不抱希望。我也看到过我们的一些战争文学，都是写成功战斗，写一往无前，所向无敌的。当真你们作家永远都要这么写，都要以成败论英雄，都是胜者光荣败者耻？这样写离战场真实有多远，请您找我们一营几个连队的人谈谈吧……

对我们领导我惋惜，又同情

——周培武（干部干事，穿插作战时三连排长）

我们一营那次穿插大部分不到位，伤亡过半，不能不说，这是老山作战以来一次大的失利，但同时也展示了我军溃而不散，前仆后继的精神，是我军光荣战史上很壮烈的一章。

我们某些领导战前决策有错，但更大的错在战后。他们怒火万丈——这是可以理解的，火头上他们顾不得去调查一下，这支被敌炮火覆盖的部队后来怎么样，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他们过于惊恐，过于匆忙想表现自己从严治军、赏罚分明的气派，宣布了包括带领一营执行这次穿插任务的向副团长及一大批营连干部撤职、降级处分，还说对向副团长要逮捕、要严惩！

（确有其事。作者在采访回来的飞机上，遇到前昆明军区保卫部罗处长，当年他曾被派出执行逮捕向昆山的任务，因一些师团干部有异议，他又去了现地调查，得出了向昆山等对这次失利有“经验不足”的责任，但不构成犯罪这样一个结论，才把已经填好的逮捕证揣了回来。）

没有跟上队的二、三连及一连一个排后来都干什么了？是的，他们开始被炮火打散了。在那个天翻地覆的狭谷里，你不跑那就只有等死。但我们营没有一个人后退，没有一个人跑出狭谷找个地方躲起来——而这是很容易的。因为你只要远离行军路线，在原始森林找个地方藏身，无论敌我，都很难把你找到。我们更没有一个人叛变投敌——为什么总要拉上一个汪斌呢（关于这个汪斌，下面再讲）？但从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被俘，被俘后在敌人淫威下说几句违心话的恐怕加起来也不算一个很小的数字吧！难道在讲到我们的党史时，非要把他们的名字列上一笔？

我们，绝大多数从敌人炮火下钻出来的人，哪怕是重伤员，只要他还爬得动，他们就只朝一个方向——枪声最激烈的地方爬。从东北两侧分头夹击老山主峰诸高地的我团二、三营每个连队的同志都可以证明：每个冲击队形里都突然加进了我们一营的同志，每个高地最后都躺下了我们一营的伤员，一营的烈士！

由于第一次遭敌炮火急袭时，干部伤亡较大，通讯器材几乎都不管用了，我们的同志大多是人自为战，组自为战，班自为战！

往哪里战？因为我们是从老山主峰东南角向它背后迂回穿插，当我方炮击开始时，我们正处于预定目标与老山主峰这间，在受到敌人炮火拦截，向预定目标前进已经不可能时，大家又听到老山主峰传来的激烈枪声，很自然地就往那里去了。

事前上级也规定，在夺下预定目标后，如敌情不严重，可相机以部分兵力向老山背后发起攻击。还说过，谁先夺下最高的三个高地之一，谁就是英雄。于是大家不仅朝向枪声最激烈处，也朝着耸立在云雾之上的最高处冲击。

我团英雄的八连在攻占老山一高地后，意外地发现，那里躺着我们三连的三个烈士，其中有排长钱留云。在他们前面的堑壕里，坑道里摆着敌人15具尸体。八连同志会公道地证明，他们鲜红的英雄连旗上，有我们三个同志的鲜血！

钱留云，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战前他母亲送他未婚妻来部队结婚。他的未婚妻是天仙般的一个美人。全连都欢天喜他：“排长，我们热热闹闹给你们操办喜事！”他说：“没听一首诗里说，古来征战几人还？你们热闹一场，别人呢？说不定痛苦一辈子！”他死时，手里紧紧攥着未婚妻的照片。

还有个曾荣德，原是一连的排长，昆明人，因误假受处分，下到三连当班长。他是个大学生，总是揣个小本，有空就写，我问过他：“写啥？”“诗！”“你咋有闲心弄这？”他说：“当兵这行不好，得看上级脸色，学会写诗，一支笔走遍天下，自由自在。”他名为班长，其实是来接受“考验”的，连支枪也没有，他从烈士手里抓过一支，冲在最前头，一连打倒了好几个敌人，一直把残敌堵在一个屯兵洞里，大喊：“哝空松也”，想抓活的。敌人果真把枪扔出来几支，等他走近时，射孔里又打出一梭子来。等后续的同志消灭了敌人，救起他，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怪我自己……书生气……十足。”

光我们三连，我们一营的英雄也够写一本厚书。

陈洪远，你听说了吧？他是一连四班的，跟在六班后面，掉队了。遇到炮击时和同志们失散了。他想跑到高山去暸望，看部队往哪方去了，结果摸到敌人一个阵地后面。他钻过铁丝网，钻进敌坑道，只身向敌人阵地突然袭击，先后毙敌十六名，捣毁敌一个连指挥所、一部电台，最后他自己头部负伤，一只眼球被打掉。三天后，他才回到自己的部队。更有趣的是，他并没有立即向上级报功，在医院和伤员、护士闲聊才说出这么一段惊险历程。有人说他“吹牛”，他不服，气哭了。一个护士相信了，代他写了个报告，这才引起了上级重视。先派人到医院找他谈，又派了一个调查组顺他绘制的路线去察看，结果一一被证实。他在那个坑道内击毙的敌尸，捣毁的电台，砸烂的木箱，打死的大黄狗，以及被他抄翻了的敌连长宿舍都原封不动摆在那儿，只因为那里一直被成团的苍蝇拥塞住了，暂时还没有人敢进去。

陈洪远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孤胆英雄称号。

（陈洪远现在在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作者在春城期间，听说他正忙于考试，故未便打搅。）

二连还有两个新兵，轮流背着负伤的连长在森林里迷了方向，进了一个越南人的村庄。老山两面的瑶族都一个装束，他们还以为到了家，叫一个老头去找干部，老头半懂不懂地点头走了，他们才看到内屋墙上有张胡志明像，连忙撤离。六天后，他们才回到真正的国内。连长已在他们背上牺牲，遗体已腐烂，但他们始终没有丢下连长。有记者后来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答：“连长好！”“好在哪？”一个新兵说：“我母亲想我，日夜哭。连长知道了给我母亲去了一封信，说，‘妈妈，请放心，我会象对待弟弟一样对待你儿子’……”另一个新兵说：“我有些怕打仗，连长说‘别怕，你跟着我，要死我死前头。’……”

二连连长叫王仕田，这两个新兵对他的记忆值得我们每个干部深思。

那次我是三连三排长，遭炮击后我排有25人参加了对老山主峰之一——56号高地的进攻，在那里倒下了八个同志，我自己四次负伤。

一营的主要伤亡不是遭敌炮击，而是在向主峰猛烈冲击的路段上！

当年给一营作出不公正结论的领导今天都退下去了。事过四年，我想他们对我说的这些早已很清楚了。我听说，有的领导很内疚，很伤心。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他们更应当感到光荣，感到自豪！因为，这个部队毕竟是他们长期培养教育出来的！

话说回来，假若他们当年冷静一些，明智一些，求实的精神多一些，请一位笔杆子把一营失利和它后来的表现、英雄事迹都写出来，如实上报，对失利的原因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向下推卸，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我想，很有可能上级再一次授予我们一营“英雄营”的荣誉。最恰当的称号是：“打不散的硬骨头英雄营！”这不是弄虚作假，不是强词夺理，而是对一营很公正很如实的评价。她当之无愧！

真这样，我们一营那次战斗中出现的众多英雄今天何至于默默无闻？我们今天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几百个幸存者何至于不敢说自己是穿插一营下来的兵？我们这支历史上战功累累、曾是刘邓大军主力之一的英雄部队，何至不如其他参战过的部队显赫辉煌？我们的领导何至于一个个被冷落？

我不是埋怨领导，更多的是对他们的处境深感惋惜，深表同情。公正地说，在近十年的自卫反击战中，他们是立下了很大功劳的呵！

我活了下来，真是侥幸

——高少林（现团部协理员，原担任穿插的二连指导员，残废军人）

我们二连1982年评为军区精神文明先进连，各方面突出，三十多年无事故。

我本来是连长，战前改任指导员。

穿插失利，原因很多。战前训练掌握不当，把部队搞得太苦是一个问题，伙食标准低，营养跟不上问题更大。好比熬一锅水，火太大又加不上水，只有把锅子烧炸。

当地集中很多部队，附近老百姓不多，只能到远处去买菜，买回来一半坏了，本来不高的伙食标准只能有一半吃到战士肚子里。

每个人两套衣服，很快磨烂了，要求补发，哪怕是收旧物资哩！鞋子更费，一星期就穿底。上级说，是需要解决，往上反映吧。上面的回答是：“一套军装，一双胶鞋穿多长时间是经过专家们研究实验过的，不可能坏得这么快，你们等着吧，我们将派人来调查。”

不知是哪个单位果然派了个人来，五十多岁，爬不上我们的山头阵地，几个战士把他“架”上来了，结论是：“情况属实，你们等文件吧！”

有人提：罐头、压缩干粮在极度疲劳又找不到水喝时吞不下去，最好有1979年那种干粮袋，有水果糖、牛肉松、咸菜……还有净水药片……回答是：“那是给坐飞机的人准备的……”使人听了更恼火。

战士每月津贴8元钱，战前抽烟都厉害，司务长不愿借钱，怕人死了没法还，好多战士卖手表。

衣服没时间洗，长期汗水不干，的确良布成了个硬壳壳，又臭又易碎裂，抓痒能抓住虱子，补衣服只能补“关键”部位，没有布，只好扯帽子里的衬布。

老鼠很多，晚上在睡死了的人身上游行，白天钻被子，咬干粮袋，咬得一塌糊涂。

有战士说：“指导员，其它都好克服，没烟抽受不了。”还有人说：“让我在死前把烟抽够吧！”我叫事务长把我们连结余的几千元拿出来，给抽烟的发几包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作到的是尽力“丰富”一下战士们的文化生活，组织歌咏比赛，学跳集体舞，开晚会，组织诗歌朗诵。我们把书籍画报录音机都带到了临战训练地。许多牺牲的同志在录音带上留下了诗，没有人听了不感动，家属更是如此。

但我们不能说战前的工作多好，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左”的影响很深！

人的因素，精神力量决定一切，战胜一切。在当时根深蒂固，我看今天也远远没有肃清。

战前几天，我们还搞过一次长途拉练，天热，走起来渴得要命，不到一两小时把一壶水喝光。为了接受实战要求，一天一夜不停地走，干部战士都不吃不喝。有的人受不了啦，趴在稻田里就喝，一公尺外就是粪水。有一些人累躺下了，一个干部抓起他们就踢，还鸣枪威胁，这个干部责任心很强，后来打仗也很勇敢，但战士们就是不为他说话。还有个干部，本质也不错，就是爱对战士发火吼叫，一次行军他接过一个新战士扛的一箱弹药，扛过去就再没人接，他身体不行，终于也累趴下了。一个班长讽刺他：“你现在也知道了吧，觉悟不等于力气呵！”

笑话多了！

一位首长来，要听听我的决心，我表什么态他都摇头：“不行，不行，不够劲！”教导员见我抓瞎了，给我递了个条子，三个字：“喊口号！”我恍然，站起来高呼：“首长，拿不下阵地你就到突击排找我的尸体！”他满意了：“我要的就是这个！”

我们嘴上喊实事求是，实际上不懂也不去做，给下面带来很坏的影响和压力。开进时，明知自己体力不行，还生怕比人家少带了东西，拼命争抢着加码，结果沿途都扔满了器材：爆破筒、手榴弹、圆锹、十字镐、防毒面具，还有饭包水壶……

路太难走。本来高涨的士气被汗水浇灭了，被困倦压垮了，一停步就有人倒下，倒下就鼾声如雷。

拉肚子的很多。吃罐头，喝生水，拉起来就象开了水闸门。你不能叫他不拉，又不能走远。怕有地雷，只能拉在路边。

干部心里急，很想抽烟，但不能抽，只好嚼辣椒。

我们二连在最后，前面没跟上，把我们堵在一个苍天大林子里，憋了好一阵，我一看，快到总攻时间，只好按方位往我们预定的位置去。

我那时身体很好，每天冷水浴，但那晚上也感到很吃力，不咬牙就得往下倒。新战士杨中武十七岁，还未长成人，一米六不到，父早死，靠要饭长大，入伍后表现很好。他倒下了，我拉起他，他一把抓住我：“指导员，别丢下我，别丢下我。”我只好半拉半抱着他走。他边走边哭，还打自己，战士们后来说，那晚上是淌着汗水，流着泪水，踩着泥水，拉着稀水走的。

我们没走到地方我方炮击就开始了，一片惊雷在我们头上排山倒海般飞过，敌人阵地上转眼就是一片火海，天都红了，大家都兴奋起来，正吃干粮，敌人的炮火来了。

后来从缴获敌人一份作战图证明，我们的穿插路线正在敌人预料中，也许是敌人观察到我们的行军路线，人家的炮打得很准，很密，一来就造成我们很大伤亡。因为正走到一条狭谷里，没法躲。原来我们什么情况都想象过，就是没想过在这样的地形突然遭敌炮击怎么办。战士们一下子傻了，很自然地往一堆挤，以为靠得越近越好。本来大家都学过如何识别远炮近炮，如何防炮，这时候却反应不过来了。

干部没有慌，很快制止了一堆挤的现象。并指示了前进方向，带领大家拼命往前赶。

敌炮追着我们打，沿途又有人倒下了，为了尽快赶到目标，完成任务。我们顾不了伤员了，只有等后面的军工来救护。伤员们大哭大叫大骂，给部队心理压力很大，有个别人抱住大树喊妈呀，妈呀，神经错乱了。

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冲出了炮火封锁区，但找不到前面的一、三连的去向。我看到前面一个山头上有敌人，看得非常清楚，动员连长攻击。连长不同意。他说：“上级没叫我们打这里，也搞不清这是哪，上头多少人。”我和他争：“现在还顾得了这些？只要有敌人的地方就是目标。”他说：“打好了上级或许不追究，打坏了，脱不了责任。”我说：“我负责！”他说：“等一等”，再不吭气。

我们就等在那，还是时刻遭炮击，时刻有伤亡。战士们这一时聪明多了，都就地挖了防炮洞。

可惜，一次可贵的战机，一次使我们连可能脱离危险区域的唯一路就这么着等掉了！

我卧在地面，一发炮弹打来，听到“噗”地一声，如泼水。接着浑身一震，我知道糟了，想回头看看，但头转不过来，我想挪动双腿，也动不了，我意识到双腿没有了。很快，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好象一支手伸进我的胸腔内在抓挠，我将十指插进地里，让自己不喊叫，指甲都抠没了。

我身上的装具全掀烂了，背包、水壶、还有一部照相机——我带了十几个胶卷，原想凯旋后开个战地影展的。

一个战士扶起我，给我包扎。我才看清，我的腿还在，只是成了烂肉。与我同时负伤的还有步谈机员、通讯员、文书。新战士杨中武满脸血，对我哭喊：“指导员，指导员。”他不哭自己，哭我。

我又听到连长微弱的声音：给我包扎一下……

伤太多，战士们也不知给我包扎哪儿好。我准备了药片杜冷丁，吃了，我叫战士把连长抬下去，自己包扎了一条腿。

炮弹还在周围炸。这时大家只有拼杀的愿望，生死已置之于度外了。都在喊：“指导员，咋打？你说一句话！”我想调整一下部署，又一炮打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我已在四班副背上，我问：“你干什么？”他说：“我背你下去。”“这是哪？”他说：“不知道。”

我一会清醒一会昏迷。到了营救护所，我才知道，我们营大部分都没有到位，全营伤亡很大。我忍不住大声哭喊：“完了，完了！”教导员说：“你现在什么也别管，快下去吧！”

接着，我开始呕吐，这是休克前的征兆。

从营救护所再往下抬的途中，我被颠醒了，看到我连副指导员汪斌，我很吃惊：“你怎么到了这儿？”

他说他来找军工连上去抬伤员，还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叫他好好组织部队，他满口答应，还给团里写了个条，大意是连队伤亡很大，连长指导员都负重伤，他们表现很好等等。

就是这个汪斌，后来被敌人俘去，并且在广播上发表讲话，说了一些迎合敌人政治需要的话，成为我们连营团师军的奇耻大辱。不管我们在这次攻克老山的战斗中有多大战果，多大牺牲都不能消除它的极恶劣影响，至今也抬不起头，翻不了身！

我认为，战争中被俘是难免的，我们不是先后也抓了越南成百上千的军人么？各级都有，提供什么情报的都有，不必把这事看得多重。

汪斌战前几个月从别的部队调来，他知识面广，能说会道，但做的不如说的好，我对他的印象总的说不坏。我至今认为，他是中途遭遇敌人被俘，不会是有意投敌。

那次我见了汪斌，继续往下走不了多远，敌炮又来了，八个抬担架的人都跑了，我动不了，眼睁睁看着炮弹炸，看着我们的人在炮火中飞。那是敌人炮火重点封锁的一条狭谷，是死亡狭谷。

我只有等死。这时反倒忘了伤痛，脑子格外冷静清醒。我想起，1979年我们攻进老街后，住在一座大楼里，敌人一个特工抱了炸药包来炸楼，刚要拉火，被我们一个游动哨兵发现，一枪击中对方要害，不然那次我们就完了。

1979年我也在三连，是进攻老街的突击班长，我们冲进敌营房时，收音机还在响，被炮火摇动着的电灯也还亮着。过后我们班在老街城里守护三天。老街相当漂亮，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敌人自己烧城，有些屋里还有人，但我们不曾无故惊扰一家老百姓。

一棵大树干被劈断，直直地朝我倒下，我闭上眼睛，但它只是砸在我的伤腿上。我第三次负伤，腿断了，象切豆腐，我当即昏死过去了。

事后我得知，是护送我的号兵潘贵德把我拖出来，他拖起我到另一棵树下包扎，没有救急包，他向本营一个背了很多救急包的事务员借，对方不干，说这是有数的，只能给本连的伤员用，还一再强调他得遵守纪律！

这说明，我们以往对战士纪律性教育是有片面性的。我的号兵哭了，他也哭了，但就是不给。

我终于被抬到团卫生所，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团卫生所长后来对我说，抬来时你的血压脉搏都没有了。

我还是活了下来，真是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