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理解篇
边境局部战争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举国动员，全民参战，它的战场限于边境狭小地域，参战者只是占全军比例甚小的部队，它不会给更多的民众带来生死选择的痛苦，它的胜败与国家安危的联系也不明显。我们对越南进行的边境局部战争，情况又更特殊——对方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不可能给我们什么大的威胁。加之这场战争正逢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时期，前后方确实出现了极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局部战争的诸多特殊性才出现了“理解万岁”的口号！
人民的理解是前方将士的巨大力量源泉，反之，也是对他们战斗力的消蚀。我抄录了几个人讲述的故事，目的就是希望有更多人理解“理解万岁”！
家乡为我举行庆功火把节
——金古阿格（指导员，彝族）
打完“7.12”那一仗，军区授予我英雄称号，报上也登了我的事迹，写清楚了我是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的人，县武装部、丽江军分区立刻到我家去报喜，还放了鞭炮。
我父亲金古尔石认识汉字，接过喜报一看，连忙把喜报塞回报喜人手里：莫忙，莫忙！我儿叫金古阿各，不是金古阿格！再说，他当英雄除非山鸡变凤凰！
不怪我父亲主观。我过去在家的确是个捣蛋鬼，给他添了好多乱子。
1979年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没“眼”，成天到处跑。父亲怕我和不三不四的人伙在一起学坏，就给我找了个临时工，给邮局往各山寨送报纸。有时我十几天也不送一回，还和人家打架。次年父亲又托人送我去“考”兵，验上了，我很高兴。
当兵的通知发下来，父亲要我把亲事定下再走。我们那地方有订娃娃亲的习惯，我小时和表姐订了亲，她比我大两岁，我本不愿意，怕父亲不让我走，不敢说，由随父亲杀了猪宰了羊给表姐家送去。我想订亲又不是结婚，走了我就不认帐。谁知表姐也不愿意，还和我家的人吵了起来，说她根本不喜欢我，骂我是“野鬼”。
我当时很“牛”心想我不喜欢你可以，你怎敢不喜欢我，还骂人！我找到她家，要回骂她一顿，把猪羊肉扛回来。表姐躲了，不敢见我。父亲说算了算了，其实没“算”，送了猪羊就是“定”了。
到部队后，我开始和班长也搞不好。排长找我谈话，我说：“为啥每次评好都没有我？”后来，我考上了特等射手，拉练是全连第一，我入了团，当了班长。但在搞生产时又和指导员吵了一架，他给了我个行政警告处分，我的情绪落下去了。临打仗前，各班争尖刀班，比谁训练好、体力好、团结好、纪律好……连里决定我们班当尖刀，我的情绪又起来了。
收复老山的战斗结束后，连里叫我代三排长，很不巧，关键时刻我病了，两条腿肿得又亮又粗，还流黄水，腿打不了弯，裤子也脱不下，连长指导员强迫我去住院，送我下山，把好吃的放在我担架上，我是一路哭着走的。
在医院，我听说连队打了一场大仗，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反扑，光8班就毙敌50多名。我病未全好，但再住不下去了，坚决要求出院回连。大家见了我高兴得一个个抱住转圈。
7月12日，敌向我老山地区大规模反扑，团命令我连增援7连，到达后，连又命我带一个排增援7连2排阵地。中途，我们遇到敌人各种火器拼命拦阻射击，我排8个同志负伤倒下了。7班又走错了方向，只我带了八个人上来。这时，二排阵地到处是浓烟弹坑。堑壕被炸成一段一段的，他们排伤亡很大，只剩下五个战斗员了。排长王尚荣见我们上来了，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2排阵地前七八十米处是169高地，敌人刚从我们手里夺去的。这高地控制着通向我方防线几道山梁，敌人多次想从这里突破，付出过很大代价，只这次它终于得手了，猖狂得在那上面又敲打又喊叫：“中国兵完蛋了，快投降吧！”
团里命令我连必须迅速夺回169，我向连长指导员要求：“我带我排剩下的六个同志打头阵，打不下169我不回来！”
我在阵地上掏通一个洞观察169，看清了敌人穿的马裤，正在加修工事，压子弹。
连长指导员又交给我几个人，说这十二个人交给你了，怎么打你决定。我说行！
下午5时，我们强大炮群开始向169袭击，正当炮弹呼呼从我们头上飞过，轰轰在敌阵地上爆炸时，我们已前进到离敌前沿30米处，清楚地看到敌人在我炮火下鼠窜嚎叫。炮火一停，我们只用几秒钟就冲上了高地。敌人作梦也没想到我们来得这么快，一团团抱头往石缝、堑壕里钻。我们端起冲锋枪猛扫，边打边冲，仅用五分钟，我们夺回了169高地，击溃敌一个加强连，毙敌45名。
后来我听说，这天指挥全线抗击越军大反扑的一位师首长，听到我们夺回了169，掐熄了他连续抽了一天的最后一根烟，跳起来喊：“投入预备队，全线出击！”
这位指挥员对笔者说：“敌人丢了169，暴露出它后劲不大了，我一下子放心了……”并说：“金古阿格，真是好样的！”
7.12！这是我们师光辉的节日，它叫敌人在我们阵地前留下了几千具尸体，至今我们师无论上下，提起它都眉飞色舞的。
回头再说我父亲，他嘴上说：“我高矮不信！”但对我叔说：“八成是那小子！龟儿犟，从小屁股打烂了也不叫一声，你去打听打听！”
我叔跑到县武装部翻名册，全县参加的只有一个金古阿格。我叔还带回一份报纸，对我父亲说：“看，这上写的是翱翔在老山之巅的凉山雄鹰，是他，没错！”亲戚们开始牵线地来我家道贺了。我父亲说：“莫忙啰，是不是，只有等和他本人照了面才算巴实。”
1984年底，我回去了。我的乡亲、母校老师和同学，排了两公里的长队，敲锣打鼓迎接我，地方领导还早早把我父母接了来，给我，也给我父母带红花，感动得我父母直掉泪。县委书记县长还讲了话，说我为家乡争了光，为我们彝族争了光，奖励了我父母五百元钱。
晚上，又在我家所在的战河区坝子上为我举行庆功联欢火把节。我们家乡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早在阴历五月二十四日举行过了，专为庆贺一人一家的喜事另举行火把节，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远近来了几千人，当然这就不都是我家的亲戚朋友了，彝族居多，也有汉族，机关干部，学生……乡亲们抬来了甜米酒，拉来了羊，烧起大火，烤沱沱肉下酒。一坝子燎眼的火把，一坝子欢歌狂舞的人群，闹了几个晚上！
表姐没来，我姑也没来。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她们家，故意装腔拿调问我表姐，别人都为我贺喜庆功，你为啥不来？表姐低着头不敢看我，我姑先也愣了，后来过来劝解，说她女儿过去不懂事，求我谅解。我大笑，对表姐说：“表姐，我是来谢你的哩！”她抬起头，似信不信。我又说：“我在部队当英雄，半靠你呐！部队有规矩，当英雄，不光要看打仗，还得是没有违法乱纪行为的。你想，我如真和你订了婚，那可就违犯了婚姻法，那上边规定表姊妹是近亲……”表姐跳起，拉着我的手说：“金古阿各，你现在长大了，懂事了。这规矩我早知道，怕和两家人说不通，只好说我不喜欢你，还说你是头‘野牛’。”
跟着，表姐，我姑来到我家贺喜，还带来了一个小伙子，是运输站一个会计，我已听说表姐和这会计好，就叫了他一声姐夫，表姐好高兴！他们给我家送来了羊子，鸡和酒作贺礼，其实也算退还了“彩礼”！
但还是出了一个事，第二天火把节上，我姑喝醉了，又闹着要把她小女许配我。她小女才十一岁。我父亲这时“开通”了，说“这不行，不合法。”姑妈说：“不是不合法，是你儿子出了大名，你门第高了，我攀不上了。”
归队前，父亲再次叮咛我：“记住乡亲们的厚望，可不要让几晚上的米酒灌迷糊了。牛皮鼓经不经得起敲打，要过三伏三冬才知道！”临离家，父亲把我抱住了，久久不放，我们两父子还从来没有这么亲热过。
今晚我们举行婚礼
——杨正宏（伤残战士、新郎）
（来到收复老山的英雄团队，刚落座，政委就说，可惜你们来晚了，打老山时的战士，走了几批，明天是最后一批了。我当即提议，我们今天就开一个老兵离队前的座谈会如何？政委说，他们今天都忙着在车场交运行李，如本人不在场，怕把行李搞错。我实在不愿和这批大多是有战功、部队想留又留不住的老兵失之交臂，决定到车场去看看他们，找他们交谈几句。在车场，最先见到就是这位杨正宏。
他的连长先介绍，他是二等功臣，二等甲级残废，战场上一直跟着已牺牲的全国著名战斗英雄，副连长张大权，在给各攻击点传达命令时，多少次往返于敌密集火力下……正说着，杨正宏远远地走过来了，一看就是一个乐观灵活，很有风度的小伙子。待他在我面前站定，我禁不住在暗中一声惊呼。他的鼻孔窄陷，色泽有些黑黄，一只眼睛上贴一块胶布，——后来他揭下了——那只眼球显大、浑浊、下斜。这副面目比之于他的潇洒身段，不能不使人惋惜！
我首先想到，这个昔日的漂亮小伙今后找对象麻烦了！
车场的阳光烤人。连长问明白杨正宏的行李已交运完，便邀请我们去他的连队坐坐，又对小杨说：“几位首长从军区来，专为参加你今晚的婚礼！”
杨正宏高兴得直搓手：“欢迎，欢迎！”
余连长告诉我们，他的未婚妻是他家乡人，来接他。但全连离队和留队的同志一致要求，一定要给他们热热闹闹办个婚礼。
同来的一个年轻干事消声问我：“你猜，会是个什么样的姑娘？”我没有回答。事后他自己回答了：“我原以为是个黑瘦矮小、一头黄发、嫁一个正常人很困难的女娃子。”
我虽没作过这番猜想，但当见到杨正宏的新娘时，惊异之情丝毫不亚于我的年轻朋友。说实在话，昆明街上走过这样一位姑娘，也是会引人注目的！
很多战士在忙乎张贴大红喜字，我们则在新人的洞房内采访他们的恋爱经过。
可惜，那位姑娘怕羞，很少说话。）
我负伤后，五天后才恢复知觉，已经住在昆明的医院里，后来又到西安、上海整容。
1986年8月，我回了一趟家——云南蒙自芷村乡。我知道自己丑，怕见人，在村外林子里等到夜黑才进村的。
父母见到我的样子很伤心，想哭又不敢哭，怕我多心。其实他们那个样子还不如哭出来我心里轻松些！
我四弟兄，两姊妹，父亲是个风湿残废人，我是老大，家里指望我当顶梁柱，哪能不伤心？
我安慰他们：我不过变了点相，手脚还是好的。其实我背部还有几处伤，天阴闷热时有点疼。
她叫李丽琴，我们从小在一块，小学中学是同学。我当兵后，她先给我写的信，我也给她回过信，说的都是一般的话。她说家乡生活好了，我就说我们连队的光荣历史，我对她有好感，但没有往那方面想，因为她家富，她父亲是乡长，不可能……
（我们问李丽琴：“你先给小杨来信是为什么？”
她答：“问他呀！”
问：“你给小杨写信有那方面的意思么？”
答：“没有。小时候我喜欢和他一起玩。他父母不会写字，而我想，他一定想知道家乡情况，就经常给他写信。”）
我负伤住院时，又收到她的来信。她是在我家要到的地址。信上只说，全村人都关心我，要我好好养伤，最后说，全村还只你一个功臣，我向你敬礼。
（我问：“小李，你这时候有点什么意思了吧？”她笑而不答。）
我到家后，最怕的是见她。我想过，我没在信上给她说我安了假鼻子假眼，原来我就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现在就更配不上了，她也从来没表示过啥，有什么必要说那些呢？
她来了，我戴了口罩、墨镜见她，很客气也很冷谈地对她说：“谢谢你的关心，以后你不要来了，我不愿意见别人，因为我太丑了，连我自己都害怕照镜子。”
她又来了，是串通了我妹妹在我睡觉时来的，到过我的床前，妹妹说，她是哭着走的。我听了很火，骂了我妹妹，也骂了她。后来，她叫我妹妹拿来了她的日记，那上边写着：“他自己说他很丑，我觉得，他还象过去那么漂亮，甚至比过去还漂亮。”
（我问：“李丽琴，是这样写的么？”
她大大方方地回答：“是这样写的。我真的不认为他变丑了。”
问：“为什么你觉得他更漂亮了？”
答：“不知道。”）
日记里还说，可惜他不如过去活泼了！
我怎么能活泼得起来？我也不因看到她的日记高兴。我决定，假装什么也没看见，而且从此躲开她，远远地躲开。
假期还长，我想出去走走。那天清早我在乡场上等去蒙自的车，她也来了。上了车，她对我说：“你给我买张票”。我问：“你去哪？”她说：“你去哪我去哪。”
我心里咚咚跳。我知道我长期梦想的，盼望的，但又认为是不可能得到的幸福已来到眼前。
在部队几年，我心里时刻有她的影子，受表扬受批评时我想到她，看到一对对亲热的情侣想到她，看到人家两口子打架也想到她，我总把她和我的未来连在一起，又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不可能才叫我老是想，而且想得厉害，想得有滋味的。大概这就叫幻想，叫做追求吧！
但这个时候我很冷静。自从看了她的日记后，我就细细思量过了，我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伤残躯体，什么的未来在等待我？我怎么能把她和我的痛苦、贫穷、漫长黑夜拴在一起呢？
我决心推开她，躲开她。
在蒙自下了车，我对她说：“你去忙吧，我要再买到开远去的票，给部队办事。”
她不假思考地说：“那我也去开远！”
“你干什么去？”
“你管不着！我自己有钱买票！”
我以为她是斗气的话。等我真买了去开远的票，她也真买了。
我们又到了开远。我先问：“你到哪？”
她也问：“你到哪？”
我说：“我哪也不到！”
她：“我也哪不到！”
我再也不忍心推开她了，何况是在这陌生的城市。
我带她去馆子里吃了顿好的，然后来到怒江公园，在一个僻静处，我们摊牌了。
“李丽琴，你是不是真有哪意思？”
“啥意思？”
“和我好。”
“你自己看！”
“我看？我看你是逗着我玩的。”
她哭起来了，哭得一发不可收拾。
我只好说：“我是早想过和你好啦，只是我哪方面都不行，现在我……”
“我都看到了，我愿意！”
“你这是自找苦头，你会后悔的。”
“决不！”
我们问：“李丽琴，你为什么下这大决心？”
她不回答。
我又问：在学校，老师讲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吧？你爱他，是不是你……
“才不是哩，我可不图这光荣，我懂事后，就自己定下了。”
今晚我们举行婚礼，欢迎首长们参加！
《战争，让女人走开》之后
——戴钱鑫（团政治处主任）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和电影《战争，让女人走开》的主要情节很相似，但它毕竟不是电影，而是一个不曾看过这电影的人讲述的真实故事……）
老山战前，我爱人来电报，要来部队探望。当时部队战备训练很紧张，但还未接到作战命令。我们已两年不见，孩子生下才一个月我就离开了，现在已经两岁多，听说什么都会说，还会讲故事，唱歌了，我当然很很想念他们。回电说：“要来，就尽快动身。”
估计她要到达时，我们突然接到去远地演习的命令。营长外出，我作为教导员不能不去，只好把到火车站接家属的事托给了通讯员。
几天后我演习回来，已是晚上十一点，我以为他们可能已经来了，来不及拍打一下满身的尘土，卸下武器装备，兴冲冲、急忙忙奔向我的宿舍。想到我将要高高举起她在信上一直夸奖长得漂亮、而我一直想象不出是什么模样的儿子，我的心猛烈地撞击着喉部，也顾不得同志们在我背后大声取笑了。
但我的铁宿舍窗口是黑的，门上依然一把大锁。通讯员说，他连续三天去接站，都没见有带孩子的妇女下车。我想，也好，我终于没有耽误接站的时间，免得落下埋怨。
火车到县城车站是凌晨三时。我很疲劳了，怕睡过头，从炊事班借了小闹钟来。但怎么也睡不着，干脆往车站走，在那里坐着等。火车按时到达，但没有他们母子。又连续三个晚上都如此，那三天我坐立不安，反复看她的来电，猜度她可能在途中遇到的不测，似乎肯定了她在车上又发作了头痛病。我决定，再等一趟车不来，我就上昆明，请铁路局查找从上海来的一位带着孩子的中途病倒下车的女客。
第四天晚上，终于把他们接到了！一下子，我的疲劳、焦虑都飞了九天之外。
她带了四个大提包，其中两包是中草药。她是请了长假安心到我这来养病的。
我什么也顾不得问，抱起孩子就亲。他叫我叔叔。她敲了他一下。
她为什么晚上几天才到？上海正下大雪，她为买齐那两提包药材晚了几天，到昆明，由于行李超重，遭罚款，又误了一趟车。
就在他们到来的第二天，团里开会传达了作战命令，限令家属按期离开。
我不忍心立刻告诉她。她正兴致勃勃收拾这个家，砌灶台，修门窗，一副长住久安的架势。
这时候，战备训练更紧张了，我没时间也没心思照顾他们母子。她叫我买些肉来作腌腊、香肠，我没买，她叫我找药罐，我忘了，她说孩子流鼻涕，叫我带去看看，我把他交给了通讯员……我这时心里想的不能不只有我这个营怎么完成训练科目，因为这是关系我们能不能完成作战任务，关系到每个参训的人能不能完完整整回来的大问题。妻子已经开始埋怨我了，但没等她发作，她已经从家属们那里听到了风声，也看到了我们发的绑腿、救急包、光荣弹。
我只有如实告诉她：你和孩子必须在春节前离开。
第二天，我照样去出早操。回来，她还躺在床。我喊她，她说她的病发了。我以为她是怄气，还逗她，把她抱起来。她喊：不要动我，不要……接着是一阵翻肠倒肚的呕吐！我心里叫苦不迭：她是真的犯病了！
团里又叫开会，我只好请假，到卫生队请来医生，医生又报告团，团里领导说：她这是特殊情况，不要走了，留在部队治疗。
人们走后，我问她：你真的不能动么？她没有答话，只有一声声委屈的恸哭。
我在西双版纳当知青时就学会了抽烟，抽得很凶，后来戒了，戒得很彻底。当天，我又叫通讯员买了烟来，破戒了。她听见我在门外划火柴，喊我进去，抓过我的手，闻了闻，哭着说：你不要难过，我走，我心甘情愿走，我全明白了，不埋怨你……
我决定派人把她和孩子送到昆明，又打电话托昆明的朋友买一张到上海的卧铺票。
团长张又侠知道了，说：无论如何不行，路上出问题怎么办……我考虑再三，觉得我不能特殊，再说把她留在营房，不如送回上海老家放心，也免使她常受前线消息的惊扰。我叫来了卫生车，用担架把她抬上去，我自己抱着孩子，把他们送到县城车站。这趟火车没有卧铺，只好请列车长通融，让她在过道上铺上毯子，席地而卧。
回到宿舍，我在清理她散乱的药包时，发现她留给我的除付车票多余的十元钱，还发现被子里塞着我的小儿子贴身穿的毛线衫，线衫上传来我熟悉的儿子身上的汗气，我用它捂着脸，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了。
“戴钱鑫，你干什么？”团长张又侠出现在我的门口，厉声喝斥。
我以为他发现我在哭，一时真感到难为情。却听他说：“不是叫你爱人不走的吧？你怎么就自行其是？”
我说：“团长，我感谢组织，我领情了……”
他不由分说地：“跟我上昆明，把你爱人堵回来！”
我不去，团长知道我牛，我决定了的事别人劝不转来。他只好改口：“那就陪我到昆明去送她上车！”
越野小车抄的小路，团长还一直催司机：快，快！他想赶在火车到达昆明之前赶到。但我们还是晚到了一步，进了站台，那趟火车的旅客已散尽，只有我的妻子抱着孩子坐在冷清清的月台上，两个护送她的同志代她寄运行李去了。
我走近她，喊：“小万，团长赶来给你送行……”
她很奇怪，突然爆裂出一声声号哭……
当晚，团长去军医院请来了医生，拿来了一大包药物，把他们母子送上到上海的卧铺车厢。
回来，我把留下的东西捆成包，上面插一朵玫瑰花和一张字条：“我是军人，共产党员，我的生命属于党和人民，余下的则属于你……”
（老戴讲到这里，我问：“你看过《战争，让女人走开》的电影么？”他摇摇头，似乎很不解我怎么突然问起这无关的问题，我给他讲了这电影里的故事，他哈哈大笑，并且立刻说出了这电影编剧的名字，因为他也曾经和作者摆谈过这事。 ）
既然故事都进了电影，我就再给你讲一段这故事以后的故事吧。
两年多以后，我的孩子快五岁了，他妈妈又带他来部队看我。
在昆明南行的小火车上，她遇见了北京市人民赴前线慰问团的同志。团长李素静是个五十开外的女同志，全国劳动模范，特级教师。她见我爱人身体单瘦，一脸病容，便和她闲聊开来。我爱人也是先和她谈起两年多前第一次来部队探亲的经历，李老师听着听着，已经很感动了，她问：
“为什么不叫你爱人回去看你，反要你带着病，拖着孩子长途奔波呢？”
“大姐，不瞒你，我常常请病假，工资不多，他那点钱，除了养活孩子，再付不起两个人来回跑的车费，只能一个人跑单边……”
“那就叫他跑呀！”
“他跑不如我跑。我在家，常犯病，有几次病得不能动了，还是邻居破窗挑出钥匙，把门打开把我救活过来的。我怕有那么一天我的孩子成个流浪儿，不如把他带到他父亲身边来。再打仗，我们再走，不打仗，我就宁愿死在他身边……”
这时，李老师忍不住泪下如雨。她抱住我的爱人说：“小万，你信得过我么？”
“大姐，你说哪里的话，你是慰问团团长，我怎能信不过？”
“那好，你不要让大姐白来前线一趟，你让大姐为前线将士尽一点微薄的心意好不好？”
“大姐，你要哪样？”
“我要把你的孩子带走，让他住在北京，进最好的幼儿园，上最好的小学，尽我的全力护侍他，教育他，让他什么都不缺，健康活泼，学习好，你相信我吗？等你病好了，完全康复了，你把医生证明寄来，我立即把孩子送回来。”
李老师到了我的部队，又一再动员我，动员我的部队领导，慰问团的同志也帮她动员，由于她的真诚，恳切，也由于我的孩子也很快喜欢上了这位大妈妈，嚷着要跟大妈妈走，部队领导也就“动摇”了，转而来劝说我。我和妻子虽觉得这是对李老师无端的打扰，很过意不去，但拗不过她的盛情，只好同意了。
今年国庆，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老山的孩子在北京》。我的孩子出现在屏幕上：“爸爸、妈妈，你们看见我了吗？我在北京、很好很好，大妈妈对我好，小朋友对我好，阿姨们对我好，他们都叫我向老山的爸爸和叔叔们问好，向你们敬个礼！……”
看着电视，我和妻子都哭了。不是想念孩子，是心里不安，为李老师和北京市人民的深情厚意。在这之前，我们听说了，北京市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都来看望我的孩子，给他送礼——都被李老师谢绝了。
李老师不要我们一文钱……直到现在，我的心里还是觉得不妥、不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不都是鲜花迎接征战归来人
——王佐明（团长）
有个战士叫梅德文，贵州纳雍农村人。战场上负伤，按伤残级应给他安排个工作，但一直得不到落实。他一级级找，最后找到县。县里一位领导问：“谁叫你去当兵的？”
“我志愿去的。”
“那你找我们？”
“我是为了保卫国家呀！”
“那你去找国家！”
这个战士无奈，又重返部队，见人就取下他的假腿，“梆梆”敲打着：“打仗是最可爱的人，负了伤是最可怜的人，回去是没人管的人呀！……”把新战士吓坏了。
能怪这个战士么？
还有个排长杨盛碧，负伤后高位截肢。他要求在某市安置。部队派人联系多次，不得要领，后来一个负责安置单位提出要一台北京吉普作为交换条件，部队照办了，但到现在还没安置下去。
局部战争有很大的特殊性，它不是举国动员，全民参战，敌人对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只在极小的区域，你怎么宣传战争的意义与战士的英雄艰苦，大多数人的理解仅仅是理论上的，有的人甚至不以为然，漠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几机”，哪管你前方流血牺牲。加上我们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形成了前后方极大的反差，加大了我们部队，尤其是面临生死选择的战区部队各项工作的艰巨性。
伤残战士、转业干部的安置，每每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你到每个团去都会看到至今无法安置的伤残军人，不少人生活确实困难，好多问题无法解决，有的情绪悲观，满腹怨言。这对于活着的人，未来还将投入战斗的人心理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可小视的。上面那位县领导的话，则是对我们部队战斗力的一种瓦解，是把我们战士火热的爱国心塞进了冰箱。我们有多少转业干部为谋得一份职业费尽心，跑断腿，花完几个转业费，最后还得不到合理安置。我们还有多少干部在前方出生入死，他们妻子在后方没房子住。一些地方分房时把军队干部列入“另册”，她们只能看着别人乔迁，自己望房兴叹！至于干部战士的子女弟妹招工上学，被别人顶替掉，他们的未婚妻“吹灯”的就不是个别的了，我希望作家们拿出勇气，反映部队真实情况，干战的内心思想，不要只报喜，不报忧。
我们不要同情，只要社会公正
——张多周（连长，者阴山主峰攻击连排长，“士官生”）
军校毕业时，我21岁。两个月后就接受临战应急训练，接着又随我们副营长深入敌境侦察，攻打者阴山时担任主攻连的主攻排长。
我们副营长叫唐本清，四川重庆人，1975年入伍。他的家属在麻袋厂上班，厂里离住地很远，上班要坐公共汽车，还要坐船，每天花三、四个小时，还得背上刚生下的孩子，披星戴月，顶风顶雨。唐副营长有空就掏出孩子的照片看，眼里闪着又甜蜜又酸楚的光。他对我说过他的心愿，“死我不怕，上级能叫我们上战场的人，每人填一张表‘你有什么要求’？然后研究一下这要求是否合情合理，适当解决一下就好了，我也就安心乐意去死了。”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很简单，给他爱人在工厂附近换一间房子，不要大，能放下他爱人和小儿子睡下的一张床就可以了！
可这要求他从没向上级提，只和我念叨过。他说：“部队又不管房子，提了也白提。”
他还告诉我，他爱人为这事一直和他闹。“也难怪她呀！”他说。早晨孩子睡不醒，几巴掌打醒来，等再在她背上睡过去，又尿湿了她一身，在轮渡上江风一吹，母子俩都透身凉……
休假期间，他就在家带孩子，孩子要什么他买什么，以此来讨得母子的欢心与谅解。一次，他给孩子买了对小鸟，父子高兴地回家来，妻子一把夺过鸟笼，扔多远，说：“我给你儿子当马骑还不够，还得给他提个鸟笼子？”孩子大哭，他给了妻子一巴掌……
唐副营长在侦察中触雷——我也负伤，现在是三等一级残废，但远不如他伤重，住院回来赶上了者阴上战斗。他临终前，说了一句话。“不要暴露……”然后再没说话，眼泪不断地流。我想他这时候准想到他的背负着儿子匆匆赶车赶船的妻子，想到他给过妻子那一巴掌。
战后，我没去他家，但对去慰问他家属的人讲过他生前告诉过我的话。那人回来说，他家里仍然挂着鸟笼，那对小鸟还是活蹦乱跳的。他妻子说，那小东西珍贵、不吃一般的食料，她得专给它到鸟市上买小虫来喂。至于换房的事她一字没提，只说，老唐说了，现在国家困难，千家万户都有难题，等经济发展了啥都好办。
我们连还有个张景波，班长，全团军事尖子。攻打者阴山16号高地，他第一个冲进敌堑壕，毙敌多名。荣立一等功。战后，我去过他家，问他双目失明的父亲有没有困难。因张景波生前讲过，他家受人欺侮，有家人常打上门来，家里来信不说，张景波有个女同学又是女朋友的气不过，写信叫他回去打转来。他回信说，国仇当前，家事只有先放一旁了。女朋友一气之下，和他吹了。他老父亲对我们还是不说受人欺侮的事，只问：“景波真的立功了吗，不是你们给我说宽心话吧？”
当我们提出要当地政府解决他受欺侮的事情时，张父说：不用了，不用了，我听说乡上在整党，整好了党，公道就自然明了！
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很深！这是一个深山老农对我们党的无限信赖与希望呵！
再说说我自己。我从小跟叔叔长大，叔叔其实就是我父亲，他是个老兵，后来是一个中学校长。
高考时，我考分较高本可上名牌大学，却分到最后一个志愿上——军事学院指挥系，我哭了一场。叔叔给我讲了中华民族悠远而伟大的历史，又给我吟诵壮烈雄浑的边塞诗词，说：国之不固，何以家为？鼓励我勇敢从军。
南疆的战事还在进行，但我们的部队撤下来休整了。不久我被派去贵阳接兵，把别人安顿下，我连忙往家跑，深夜十一时敲响了叔叔的门。我激动得呼呼喘息，眼泪也快掉下了。我心想：差点见不到你了！真是的，在阵地上作梦，也常常是敲响这扇熟悉的小门，一头扑在叔叔的怀里，给他讲战场的经历。没想到，叔叔怔怔地看着我，象不认识，突然地一声喝问：“你干什么？”我说：“么爸，我回来了呀，我出差回来的。”他不相信：“正打仗，出哪样的差？”我说：“我回来接兵。”他说：“拿你的通行证、介绍信我看！”“我没带，放在招待所提包里了。”他指着门：“你给我走！马上就走！回你的部队去！”我才明白了，他把我当开小差的了，立刻抱住他大笑，直笑得他看出来我不是个逃兵，也跟着我嘿嘿笑起来！
我们这个民族伟大呀！唐副营长的妻子，张景波的父亲，我的叔叔，他们各方面不同，但又都是我们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每一个人身上都体现了我们民族明大义、顾大体的传统美德。
我不赞成把战争写得凄凄惨惨的，英雄人物的下场都不好，这样的宣传好象是叫人家同情我们，理解我们。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国家兴旺，人民富裕，社会公正！这也是我们父老兄弟的希望。如果我们唐副营长家属所在的工厂能主动关心她，免除她每天背着孩子长途奔波之苦，如果张景波家乡政府能使他的瞎眼老父亲不致时时受到别人的威胁……这就是对我们当兵的最好理解，最大的支持了！
理解——我心中的诗河
——谭忠兴（战士，业余作者）
我是怀着没能进大学门的遗憾来当兵的！
现在我当了四年兵，我再无遗憾，只有庆幸。
者阴山战后，我写了《战士和母亲》，《薄情女》等，最近《滇池》《西南军事文学》等发表了我多篇小说和诗。
（与我同时采访小谭的一位总编辑看了他的一个长篇小说部分初稿，认为很有苗头，小家伙很有才华，并且决心抓出来，在他们那里出版。）
我庆幸，不是我写了一点东西，而是我心里有一支号，一面鼓长鸣不歇！
我理解我的战友。这是四年来在哪里也得不到的收获。
者阴山战斗是1984年4月30日打响的，29日我作为宣传科报导员到了一个尖兵班待机地。那天下大雨，地面是烂泥，战士们都斜躺在泥水里，雨衣都盖在弹药上。大家很严肃，不吭气。一个战士在吹笛，我是个“音盲”，但他的笛音不仅使我听懂了，动情了，而且落泪了。我似乎是第一次领悟出人间怎么会有音乐。那悠远而又恢宏的音响比一个交响乐团还使我震动，好象把天上地下都塞满了！
我问班长：“你们不怕吗？”他说：“不怕！副团长和我们连在一起！”
他再没多说一句。副团长和他们在一起就能使战士们无畏，使战士们自豪。我多少希望我们所有的干部永远和大家在一起呀！尤其在危难面前。
（小谭翻开笔记本，我记下了他们班长叫蒋兴宽，吹笛小兵叫紫有和，彝族，当时十八岁。）
战斗结束后，我在机关分到六个苹果，请新闻干事孙大阳带去主峰，转送给这个班。不想，他们大都牺牲了！两个重伤员已送去后方医院，我再没见到他们。
但他们的名字我记着，他们的模样我也记着，那小兵的笛声将永远在我耳边震荡，在我心中长鸣！虽然我们从相识到永别只半个小时。
祖国亲人的理解也是我心中的长号与战鼓。
从贵州遵义来了一对老年夫妻，他们的儿子牺牲了。见到廖锡隆师长时，他们第一句话问的是：“我们儿子立功了吗？”廖答：“立了！”其实没立。老俩口笑了，虽然笑得很苦，但这笑容就象在我心上刻了一刀似的。老俩口到儿子坟前，拣了块石头，回去了。廖师长把他们送了很远，又派组织科长送到车站，给买了票又另三百元作路费。
××团一个战士，负了重伤，在昆明住院时家乡来了一位姑娘看望他。战士没钱，连津贴带补助一月只25元。姑娘每天只在街上吃一碗素米线，直到三个月后这战士痊愈。后来他们结了婚。
1984年8月，各地大学生组织“振兴中华旅游考察团”来到者阴山，上级叫我带他们上山。他们男男女女，穿牛仔裤，高跟鞋，一路欢欢腾腾。到了主峰，一下子庄严起来了。猝不及防的战士们也傻了，都“唉哟唉哟！”不知道该上前迎接还是赶紧躲藏。因为他们一个个都穿的短裤，长裤也磨得只剩了半截，破烂不堪，风吹来，有的屁股都露出来了。加上他们头发老长，胡子拉渣，赤膊上流着污黝黝的汗水。女大学生们流露出惊恐的眼神看着我，好象说：“你把我们领到什么人跟前来了？”幸好，指导员机灵，抓了顶钢盔扣在头上，向考察团长敬了个军礼：“报告团长，××团5连正在加修工事，请指示！”女大学生们“呜哇”一声哭了，主动上前抓住战士们的手：“同志，你们辛苦了！”战士们一个个后退：“不辛苦，不辛苦，等我穿好衣服啰！”
连队要给客人备饭，大学生们非要吃压缩饼干不可。后来和战士们开始交谈、照相。女大学生要给战士缝补，拉他们签名、合影，战士们都不好意思。
6时上山，到晚11时离开，大学生们不愿走，但我们怕他们万一遇上敌人炮击，坚决请他们当晚下山。
下山一路，我再没听到他们嘻哈打笑，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不断重复几句话：“真没想到！”“真了不起！”“令我们终生难忘！”
女大学生戴华，给我送了一个书签。说：“我是个学生，送不起别的，只有这……”书签上翱翔一只搏击长空的鹰。这礼物我视为珍宝，决不是别的意思，而是这礼物代表着同代人对我和我的战友们的理解。
我后来也给她寄去了一块弹片，一张越币。我写道：“感谢你对前线战士的理解！那只鹰将永远在我们阵地上空翱翔，告诉我们人民的期望和鼓励，也带给了我一条长流不息的诗河……”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我们。四川资中籍战士李大辉，排雷牺牲。他父母是退休工人，原叫他回去顶替，他把顶替名额让给了妹妹。未婚妻有意见，和他吹了。作战期间，他父亲去世，哥哥来信要他分担安葬费二百元，他把烟断了，到死时积攒了一百元。我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他哥哥的信和这一百元钱，才明白别人打仗拼命抽烟，他却把烟断了的原因。后来他母亲和他哥哥来队，为分配一千元抚恤金他哥大闹，提出要分五百元……全连人听了都很寒心。
沈阳来了个李教授
——普友福（师医院院长）
李教授60多岁了，他是听英模报告得知老山这地区湿气大，战士长期住猫耳洞，风湿病、皮肤病很普遍才主动请求到我们师来治病的。他带来了几种外用药，一试果然见效。
他来的第一天，听我讲起前线作战，救护的艰苦情况，非常感动，从怀里掏出了介绍信，说：“院长，我原来只想送几副药，告诉他们用法就走，现在我决定留你这儿当战士了，请收下我吧！要看我没用，你再叫我走。”老教授站起来给我敬了个举手礼。我说：“老教授，我早就久仰大名了，我不敢说收下你，请受我一拜，收下我当徒弟吧！”我向他三鞠躬。
军区卫生部和我们军师首长都闻讯赶来看他，他更感动。不久，他把带来的一个高徒打发回去了。我不理解，问他：“老教授，就身边有个年轻人不是方便得多么？”他说：“不瞒你，我已教了她几手，还有几手我在学院都没露过，我不传外人，只传给你这个解放军。”我说：“我要给你拜师费，要重谢你。”他生气了：“那我就不传了。我要你报酬干啥？我只要你好好为你部队治病，也济世救民，医德为上，不计钱财。”
他先带我在驻地附近治病。在华宁，一个多年偏瘫病人，他给扎了针，吃了药，病人自己走回去了。一个地区公安处长，多年胳臂抬不起，他一针扎好了。他每到一地，病人半夜开始排队，有爬着，抬着来的，一个个都走回去了。
他毫无保留，对我无方不教，手把手教我配药，研制、做丸、炼膏。360高温炼膏炉呛得他咯血。他说：“只要老山战士日后说我的药对他们有用，我就死而无怨！”
他也对我无话不说，曾告诉我，他这一生很苦，少年时起就跟一个中医学徒。师傅没儿子。后来他结了婚，送了一个儿子给师傅，还签了字契，儿子跟师傅姓，名字也改了。师傅见他心诚，传给了他几样秘方。也传下一个规矩——不传外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觉得自己真正翻身了，各方面都改善了，还得了个过去连做梦也做不到的教授名号。他想了好久，决定把秘方献出来，但不知献到哪里好。听了老山的英模报告，他决定来看看试试。最后下决心把秘方传给我，还不是第一天来听我介绍情况，也不是后来首长来看他，是看了我们医院战地抢救伤员的录相，他当晚没睡着，眼泪跟着流，他对自己说：“我再有一丝一毫保留，我就不是个中国人！”
老教授不但教给了我秘方，也教给了我无私奉献的精神。你看到了的，我们医院现在开设了十几间治癫痫病的病房，全国来的病人都有，还来过一位从国外回来的华侨，他几十年的病，在许多国家都没治好，我们给治好了，《春城晚报》登了他给我们的感谢信。这门技术也算我的“拿手戏”、“看家本事”。原先地方有人高价聘我，还许我盖一个专门医院。我也想走，感到在部队没搞头。我在前面打仗，读小学的儿子叫同学扎瞎一只眼，那家人是“地头蛇”，派出所断了个“自己打着的”完事。我爱人在城市，一家住两间小房，别人搬新房她没份，原因是“你爱人是军官，部队解决”。部队上哪解决去？还有一些别的事，让我心灰心凉。老教授来，我不能不想：人家与我非亲非故，无私教我，不就看在我是个老山战士么？人家老远赶来为老山战士献医送药，我怎忍心凭自己一技之长调头走开呢？人家爱我这支攻下老山的光荣部队，我是这部队培养大的，不是应当加倍热爱她么！我向老教授表示：“只要部队需要，我决无二话，干到老干到死都行！”
（我在这个师医院，看到了李云德教授，后来在师里又看到他。但我们只在饭桌上见面。他早出晚归，归后屋子内外又有许多病人，没能找他深谈。我从老山下来，半路上遇见由普友福陪同上老山的李云德教授。1988年6月，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老山前线某部授予李云德教授军功章，李教授在授奖会上受到战士们热烈赞扬和欢呼的消息。李教授，我也在这里向你表示祝贺，向你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