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这个事件的经过时，除了审判方面的记录之外，我大致上还参考了“‘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发行的种种传单、追平雍嘉着的《白鸟事件》、高安的笔记，以及村上国治的“控诉申辩书”等等。

其实，我对追平所著的这本书是大不以为然的。尽管如此，这本书编得还是很得要领。

就这样，根据成田的供词，札幌委员会地区委员长村二治，指导部成员佐藤直道、追平雍嘉，军事副委员长宍户均，军事委员（北海道大学学生）鹤田伦也，联络员音川等都暴露到侦查面上来了，侦查班就集中全力来逮捕他们。

由于村上国治是指导部的最高负责人，又是地区委员长兼军事委员长，就成为首先逮捕的目标。正当他为杉之原舜一竞选众议院议员，到处活动的时候，被十几名警察包围并逮捕了。

村上出生于旭川近郊的贫农家庭，只念到小学毕业。他父亲早已亡故，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青少年时代他给地主家当长工，战败后农村发生混乱，为了实践自己一向学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加入了共产党。昭和二十四年前后他当上了日共留萌委员会的委员长，展开农民运动，进行抗税斗争。

昭和二十六年，日共北海道委员由子看中村上的斗争能力，就任命他为札幌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时，日共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提出了“军事方针”。

看来这种形势最适合于村上委员长了。他在每一个总支下面都布置了地下支部网，委派“军事委员”，并组织了“核心自卫队”。

被带到警察署去的村上顽强地行使沉默权，对任何盘讯一概拒绝回答，充分表示出委员长的气概。

另一方面，侦查总部专心一意地调查朕络员“音川”的下落。“音川”正是地下组织与合法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凡是共产党的机密，他全部都知道，因此也了解“白鸟事件”的真相。根据这种看法，侦查总部拚命搜捕他，但是白白耽误了两个星期，下落完全不明。

后来好容易才找到“音川”，原来他自从辞去党的专职联络员的职务后，就脱离了党的工作，正在某人寿保险公司跑外勤。

不仅如此，在这以前，“音川”还会被国警北海道方面的警备情报部门逮捕，在该情报部门所属机关的庇护下，提供了很多有关日共的情报。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国警方面的密探。

侦查总部竟粗心到不知道这些情况，为了查明他的下落，白白地耗费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从这里可以看出国警和市警双方的派系斗争。市警在拚命追查“音川”的下落，国警则冷眼旁观，一点也没有把“音川”的情况透露给侦查总部。

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国警的上司）和民政局（自治警的上司）之间相互倾轧的形势在日本警察的基层里也同样表现出来。

还有这样一桩事实：侦查总部对国警的做法深为愤慨，决定逮捕“音川”；国警警备科长却到高木副检察官那里去哀求说，暂时不要逮捕他。

国警马上把“音川”所提供的情报向国警总部汇报，但对“白鸟事件”侦查总部则严加保密。

“音川”的情报是准确的。在当局对日共地下组织的全貌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时，这个人是宝贵的。

但是就“白鸟事件”而论，市警与国警之间的斗争就到此为止。后来当局决定叫国警的警备科在地方检察厅安倍检察官的指挥下，到“音川”家里对他进行讯问。

“音川”脱离专职联络员的地下活动，回到十胜地方的乡下去，是三月底的事——“白鸟事件”发生后已经过一个时期。他辞职的理由是：要结婚了，婚后得养家，不想再当联络员了。

指导部会议决定对“音川”进行查问，但到了那天，他托人带来口信说：“我没脸见大家。”接到这个报告后，党给他以“停止党内活动”的处分，并同意他把户口迁到十胜。

党以为他确实回乡下去了，谁知这位“音川”联络员还待在札幌，而且与警察保持密切联系，向警察提供情报。

“音川”被传到警察署去，受到审问，这才第一次把日共地下组织的全貌供述出来。岂但如此，他还绘制了地下党组织的图表以及党员秘密住所和联络站的分布图，接着又谈了“白鸟事件”发生前后各负责党员的行动以及随着军事方针的发展，札幌委员会搜集并制造武器的情况。

负责的党员们就这样陆陆续续地被捕了，其中佐藤直道是在昭和二十七年八月、追平雍嘉是在昭和二十八年四月被捕的。不过有两个重要人物躲起来了。

那就是宍户均和佐藤博。

前面已经说过，宍户是军事斗争的副委员长，他又是“核心自卫队”队长。他来自全国电报电话工会支部，“赤色整肃”时当上了札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随着军事方针的推行，被选为“核心自卫队”队长。他为人勇猛，会在口袋里暗带手枪，尾随美国兵，想伺机狙击。另一方面，他又有细腻的感情，常把工作场所的青年男女召集起来指挥他们合唱啦，油印同人的新诗杂志什么的。

他又是“红灯事件”的主谋者。他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当载煤的列车经过石狩平原时，就摇红灯叫火车停下来。事先在线路旁边埋伏下的数十名共产党员一齐窜上货车，将煤翻在地下，让没有煤烧的民众捡起来，然后一逃了事。这个计划三次都失败了。

关于宍户的性格，追平这样写道：

“但是我们亲爱的宍户队长绝不是个喜欢幻想的、非现实派的党员。谁怀疑这一点，就请看看他作为组织者的活动吧。一小批没有力量的工人和农民，一旦和他接触，不是立即就变为一队精神抖擞的革命尖兵了吗！昭和二十七年春天，他一文不名，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什么也没有。他就那样跑到被日高海面的海啸袭击过的海岸上的村子里去。他一下子就发展了四五十个党员和同情党的人，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有时他在农忙时期到农家去，利用支持农民的运动来发展党的力量。他的活动引起全党的重视。”

当其他党员被逮捕时，宍户均却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六月九日，在离北海道旭川不远的名寄近郊的一家农户里，北海道大学学生，“核心自卫队”队员高安知彦被捕了。

他马上被押到札幌去。据说他“被捕后满不在乎，态度非常洒脱，负责的官员们一致深为感动”。

几天之后，他突然向审问官要纸笔，写了“退党申请书”。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个事件牵连到北海道大学的许多学生。据追平的记述，他们又都是所谓“核心自卫队”队员，以鹤田、大林、高安、村手、门胁等为中心进行了军事斗争。

军事斗争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把从旭川被押送到大村去的朝鲜籍党员夺回来，以及截住运煤列车的“红灯事件”。斗争十分尖锐，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抵抗自卫斗争，还准备了手榴弹。

那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些队员被召集到民主科学家协会北海道大学分会，委员长村上要求他们分担军事行动的任务。他说：

“在夺回被逮捕的党员的同时，要对以下三人——负责谈判的札幌市市长高田、逮捕他们的白鸟警备科长以及经手此案的盐谷检察官——展开反法西斯斗争。要往盐谷和高田家里扔石头。至于白鸟，等过了年再慎重而彻底地来对付他。”

从当天晚上起他们就开始行动，写了一百多张威胁性的传单，在盐谷检察官住宅的墙上贴了五六十张，还往他家里扔了石头。又以同样的手段袭击了高田市长的官邸。

昭和二十七年一月四日那天，村上又召集了队员，吩咐他们说，“要用手枪打死白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要去调查他的行动。”以上就是所谓的“共谋”，而当局就是根据这一点来判村上以杀人罪的。

队员们一致表示赞成。追平这样记述他们的行动：

“队员分成两班，一班守在中央警察署附近，另一班守在白鸟的住宅附近，从第二天起开始行动。这时，不知由于什么缘故，除了鹤田、大林、门胁、高安、村手之外，佐藤博也被列为队员。他和鹤田、大林一起组成在中央警察署附近守望的那个班。

“其余三个人在白鸟住宅附近负责监视。他们一早一晚在公共汽车站和电车站上守望。这期间，共见到白鸟三次，但因他骑着自行车，追着追着就不见了。就在这样朝朝暮暮从事调查活动的同时，他们还继续进行非常严格的训练。乘午间有空，就由宍户率领，到圆山深处去练习射击。高安只去过一次。

“穿过圆山公园，就来到泷泽，沿着通往幌见岭的小路爬去。爬到半路，又踩着没有人迹的二尺多厚的积雪，再走五六十米，就是一道长着一棵大菩提树的斜坡。以雪上的落叶为目标，队员们每人打了一枪。

“‘当’的一声，那震撼肺腑的枪响使人感到说不出有多么痛快。

“他们还作了两次投手榴弹的练习。是朝着溪流里的石头和坚硬的路面上扔的，但是真正爆炸的也不过两颗而已。因为手榴弹上只有一根触针，要是落的不是地方，就不会爆炸。练习之后，他们认为这东西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除此以外，鹤田、佐藤和宍户还曾屡次一起去练习手枪射击。在调查白鸟行动的期间，只有这两个人带着手枪。

“当时进行调查活动的人们都以住在南二条西二十一丁目的佐藤家为集合点。大家曾在这里研究手枪的构造，进行拆卸擦拭的实习。

“这种从早到晚的训练，一方面非常严格，同时也是一种恐怖行为。一月二十一日晚上，他们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宍户、鹤田和佐藤三个人一直坚持到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高安也高兴得仿佛是自己干的一样。第二天（二十二日）早晨，他和鹤田相见时，两人热烈地握手。

“从那天起，队员们继续展开活动，他们起草并散发了那个脍炙人口的传单——‘看吧，天诛地灭！自由的凶恶敌人，白鸟市警科长的可耻下场正是全体法西斯警察注定要遭到的命运。’同时还邮寄了以阻挠侦查工作为目的的明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