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村高夫（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73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是日本现代史上难以抹去的污点。《恶魔的饱食》于1982年出版，把它的内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给许多人以强烈的冲击。接着，根据从美国方面取得的资料出了第二集。后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出了第三集，构成三卷本。尔后又出了修订本。迄今，这套书产生了种种影响，它对历史学的贡献是极其重大的。一位推理作家通过“两人协作”，投入莫大的能量，进行采访和挖掘从未问世的资料，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这种做法迫使历史学家对自己以往采取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做出深刻的反省。

本书（第二集）主要是根据美国方面的资料来揭露731部队内幕的。第一章描写了1945年8月日本战败前夕，731部队为了消灭证据，炸毁平房的建筑，屠杀全部在押的“马鲁太”的事实。第二章是从1947年美国和苏联围绕着获取该部队细菌战研究成果展开争夺战开始的。美国采取了以免除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人战犯的罪责为代价，垄断全部人体实验研究成果的方针。盟军与美国之间往来的秘密文件，生动地显示出美国对苏联提出的审讯石井等人的要求百般阻挠，企图独占研究成果。这样，到1947年秋，美国成功地进行了“排除苏联参加的”审讯，（1947年12月12日）提出了一份调查报告，被称作“费尔报告”。作者在追查的过程中，发现诺伯特·H·费尔曾经访日，对部队人员进行过调查，是一位“重要人物”，接着又追查出调查时的翻译。进而，第三章在底特律克堡发现“汤普森报告”（审讯石井四郎的报告），收录了其大部分内容，并附上了详细的解说……不断挖掘出资料的过程，一直吸引着读者。

美国对731部队的调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开始进行。到1947年11月为止，断续进行调查达四次之多。来日本进行调查的负责人，从第一次开始，其顺序为：马里·桑德斯、阿沃·T·汤普森、诺伯特·H·费尔、埃德温·V·希尔。他们在盟国占领军司令部麦克阿瑟和威洛比（第二参谋部部长）的全面协助下，审讯了有关人员，并将调查结果（除桑德斯外）报告给美国国防部化学战部部长。其中，记录有关活体实验的都在I947年以后，即第三次调查的“费尔报告”（1947年6月20日）和第四次调查的“希尔报告”（1947年12月12日）。在此之前的“桑德斯报告”（1945年11月1日）和“汤普森报告”（1946年5月31日），由于被审问的部队人员彻底隐瞒，就活体实验问题没有提出报告。

可是，本书（第二集）是作者沿着挖掘美方资料的过程写成的，所以各种报告，是按照希尔、费尔、汤普森顺序出现的，实际上和报告形成的顺序恰好相反。另外，由于作者判断“桑德斯报告”没有“汤普森报告”那么重要，所以没有提及。当然，关于“费尔报告”的内容，本书出版时，尚未查清，所以未做记述。于是，在这篇解说中，我想把后来查明的事实补充进去，以完整地显示美方资料并说明这些资料在其中所处的地位。

1945年8月配属于菲律宾化学战部队的马里·桑德斯，奉麦克阿瑟总司令的命令调查731部队。同年8月下旬，他作为美国陆军太平洋部队科学技术顾问团的一员访问日本，和哈利·扬格斯一起着手开始调查，在九、十月间先后审讯了陆军军医学校、参谋本部、陆军医务局以及731部队有关人员，但是，由于石井四郎（1936～1942年、1945年3月至战争结束任731部队长）正在潜藏中，而北野政次（1942年～1945年任部队长）尚未回到日本，所以未能对他们进行审讯。调查报告，以“日本科学情报调查报告1945年9月、10月第5卷细菌战”为题，于1945年11月1日提出“桑德斯报告”的附录中有对9个人的审讯记录。在这些记录中，部队有关人员虽把活体实验这个最重要的部分隐瞒了，但是，却详细供述了731部队的组织机构和实验内容。

审讯时的翻译是在美国留学的内藤良一。后来，在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中，桑德斯对“何时同731部队人员首次接触”的提问回答说：“开始调查后，不久，内藤博士来当翻译，开始时，我不知道内藤曾是731部队的干部。现在回想起来，是谁叫他来的，真不可思议。后来，内藤博士当了绿十字会的社长。”（《朝日新闻》，1983年8月14日）接着，桑德斯这样说道，“深夜，趁内藤不在，731部队的干部及年轻的士兵们悄悄地到我这里来，有的人送来了细菌炸弹的设计图，大家都要求我不要把他们当作战犯。（内藤）不太合作，反而在试探我。大约一个月左右以后，我告诉他说：

‘这样，我不得不委托别人来进行严厉的审讯了。’于是，当天，他彻夜赶写出报告，送到我这里。根据这一报告，我才掌握了整个情况，并能依照名单逐个审讯部队的干部们”。

彻夜赶写出来的这份报告（只写1945年9月写，没有日子）交给桑德斯保存下来了（《每日新闻》，1985年12月7日晚刊）。报告的一开头，内藤写道：“为了对阁下的调查做出真挚的努力，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细菌战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你。作为一名科学家，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他介绍了部队以天皇为首的组织机构示意图，石井、北野部队长的姓名以及构成哈尔滨部队的八个部及其任务等。他向神林浩（军医中将、陆军省医务局局长）谈到提供这些情报一事，神林说：“我曾努力争取参谋本部的批准，但是尚未批下来。”他又写道：“我非常害怕我的这一行为，也许会同我们参谋本部发生对立。我希望阁下阅读后，立即销毁。我还希望这些情报不仅对参谋本部，而且对神林也要保密，并希望阁下能够理解，我提供这些情报，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如果有人知道我提供了这种情况，我必会被害无疑。我唯一的希望在于拯救这个可怜的战败国家。”由于他感到本身有危险，所以提出了希望销毁的请求，但是，桑德斯并没有这样做，所以，这份报告作为资料而保存了下来。内藤的这份秘密报告，恐怕是向美方供出731部队组织系统最早的一份资料。在报告的附录中写道：“桑德斯问内藤博士是否把俘虏当作实验用‘土拨鼠’使用过，内藤发誓说，从没做过那种事。没有进行过活体实验，是虚假的回答。后来，知道了这种情况以后，桑德斯说：‘内藤对我多次发誓说没有进行过活体实验，我相信了他的这种说法。谁知道，近来我弄清楚了这件事，受到很大的冲击。内藤已经死去，但是，他背叛了我。’”（《朝日新闻》，1983年8月14日）桑德斯真不知731部队搞过活体实验。

在活体实验问题上受到欺骗的桑德斯，是通过内藤的报告首次掌握了731部队的全貌，才可能陆续地审讯部队的干部。9月9日在盟军总司令部，对陆军兵器行政本部的新美清一就化学武器问题进行审讯。同月27日，在陆军军医学校的审讯中，取得了芥子气和路易士气等毒气治疗法的报告（《每日新闻》1984年8月16日）。同月20日，在军医学校审讯了出月三郎（防疫室室长）和井上降朝（细菌学教室室长）。得到的回答是：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负责防卫方面的任务，配置在哈尔滨、北京、南京、广东和新加坡的固定防疫给水部的任务，如同招牌上所写的是防疫给水。而对于细菌战武器及其研究，一无所知。对桑德斯来说，“这虽是关于细菌战问题最早的审讯，但这种回答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出月等人不仅没有供出日本军医学校与哈尔滨(平房）731部队的关系，而且连进行过攻击性细菌实验也未交代。10月1日再次审讯细菌战防御负责人井上降朝时，他说，军医学校的研究记录在遭受空袭中90%以上业已烧毁，巳不可能找到。但是，到了11月，新潟支部送来了记录的复制件，弄清了遗留下来的问题。1988年8月，山中恒先生发现了《陆岸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中的第二部10号至947号，共61册（《朝日新闻》，1988年8月21日）。报告包括大量培养霍乱、鼠疫菌以及大量提炼河豚毒等内容，揭露出隐藏在731部队后面的防疫研究室的真实情况。此外，《研究报告》中包括了石井四郎于1940年3月30日在军医学校召开军医药物学会议上所作的演讲记录（第99号）。据此，认定固定防疫机构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哈尔滨部队长石井四郎，在编人员为1836人，1936年8月11日组成），除此之外，还有五个机构：华北防疫给水部（北京）、华中防疫给水部（南京）、华南防疫给水部（广东）以及“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给水部研究室”（部队长石井四郎，东京在编人员310人，1933年4月1日组成），从而弄清了东京防疫研究室和防疫给水部的关系。另外，还有22支机动防疫机构，其中一支就是参与诺门坎事件的加茂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在编人员为995人，1939年6月21日组成，已复员）。

由于对陆军军医学校有关人员的审讯“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桑德斯又审讯了陆军省医务局局长神林浩和海军省医务局局长保利信明。在9月25日的审讯中，神林给桑德斯留下了“非常合作的强烈印象”。事实上，10月2日他提供的731部队的基本资料：即部队的规模（本部、支部的驻地）、命令系统图、部队任务、本部组织机构图（731部队（平房）各部部长姓名以及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大连各支队的支队长姓名），还有疫苗和血清的生产能力等，给人的印象是“在整个日军中细菌研究只不过是没有价值的小规模”而已。没有提出超过防御性实验的资料。内藤良一在10月6日的审讯中最早说“平房研究所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将细菌战武器作为实战武器来研制的”。同时，结合示意图说明在平房建立这支部队的经过，以及“宇治”型炸弹、“波”型炸弹、“吕”型炸弹和母子炸弹等细菌武器的种类，桑德斯评价说：“这是初次揭示了日军细菌战计划的规模”，“今后的课题在于能否取得这些资料”，从而产生了获取这些资料的积极性。10月7日又就各种炸弹详情审讯了金子顺一。金子是一个到1941年为止在平房工作了三年半，后来又调至东京军医学校工作的人物。

1945年10月8日，增田知贞从哈尔滨回到东京。审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开始摸到部队的核心部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增田是石井四郎的心腹，如果日本没有战败的话，继石井、北野之后，他会成为731部队的第三代部队长，是一个了不起的干部。10月9日，增田在接受桑德斯审讯时交代说，“在731部队秘密地进行细菌战的研究”，“研究攻击性细菌战的部门为了保密，相互之间是不能进行协作的”。从增田的经历来看，在军医学校任教官（1931-1932年，1941-1943年）和在731部队（1937-1939年，1945年4月至战争结束）工作，是交叉在一起的，说明平房的部队和东京的军医学校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由于增田患急性疟疾，使第一次审讯陷于中断。三天以后的10月11日和16日又进行了审讯。增田本人吹牛说：“只有石井和我，才了解有关细菌战活动的全貌。”（10月8日）增田的口供成了“桑德斯报告”的核心。也就是说，他详细地供述了在平房用于实验的病原体种类、培养基、大量生产的方法、生存能力的研究、水井污染、动物实验、细菌喷雾（烟雾剂）、从飞机上直接撒布以及部队感染事故等有关情况和在实验中使用的病原体肠伤寒菌、副伤寒菌、赤痢菌、霍乱菌、鼠疫菌、炭疽菌、马鼻疽菌、破伤风菌等，以及在炸弹的野外实验中，使用了灵菌和炭疽菌两种等情况。另外，还供认在炭疽菌的研究中，两年内共使用了100匹马、500只羊。他初次供称，平房的研究费，1944年度为600万日元；部队人员数1939-1940年期间，最大规模时多达3000人，1945年部队崩溃之前为1500人。这样，于11月1日提出了“桑德斯报告”。

“桑德斯报告”总结了上述两个月审讯的情况。报告说，细菌战的中心机关设于平房，最多时拥有3000名部队人员，其重点放在制造实战用的细菌武器，研究过8种特殊炸弹，尤其彻底研究了“宇治”型炸弹，曾在野外进行过2000多枚的实验。但是，在这里没有交代在安达进行野外活体实验的事实；同时，报告的“结论”中认为，日本细菌战计划未能制造出实用武器，而且还指出，即使手中掌握了细菌、化学武器，但由于担心美国用细菌、化学武器进行报复，所以，没有用于攻击（作战）。

桑德斯生病回国以后，盟军总司令部查到了潜伏在千叶县的石井四郎，把他带到东京。1945年底至1946年初，石井和盟军总司令部之间进行交易（所谓“镰仓会议”），以换取细菌战情报为条件，盟军司令部免除731部队有关人员的战犯罪责。关于这件事，石井本人曾向若干人说过。免除战犯罪责一事，早在1945年秋麦克阿瑟、威洛比和桑德斯三人就巳做出决定。桑德斯在接受记者采访，回答“你是否知道免除战犯罪责的交易”的提问时说：“是的，那是1945年秋天，我和盟军总司令部的上司威洛比少将进行商谈之后，两人一起来到了总司令办公室。我们坐在麦克阿瑟两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交谈的内容。威洛比说，如果不保证不追究他们的战犯责任，就不能顺利地查明731部队的情况，是否可以由桑德斯中校出面做出这一保证呢？麦克阿瑟回答说：‘可以这样做。’威洛比问：‘桑德斯中校可以说是您的意思吗？’麦克阿瑟（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为了接办桑德斯的调查工作，底特律克堡的阿沃·汤普森来到日本。他从1946年1月11日起至3月11日为止，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这就是第二次调查。汤普森的调查，瞄准在石井的审讯上。对石井的第一次审讯是1946年1月17日在东京进行的，直到2月25日，期间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审讯。1月9日，另一个部队长北野政次独身从上海乘美国飞机回国后，对他每周进行一次审讯。对石井的审讯，作为“关于日本细菌战活动的报告”，于1946年5月31日提交给化学战部队长。这个“汤普森报告”收录在本书第三章和资料一中，已有详细说明，在这里予以省略。但是，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都不仅隐瞒了进行活体实验的事实，而且有关731部队的其他情况，也作了谨慎的供述，使之不超越“桑德斯报告”的内容。这一点有必要加以注意。

对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调查，是以1947年初苏联要求允许审讯原部队人员开始的。国际检察局1947年1月7日打电话给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说，苏联代表要求批准他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进行关于细菌战的审讯。过了两天，乌西里耶夫（苏联副检察官）发出了致威洛比（第二参谋部）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说，731部队进行细菌研究，其实验的结果杀害了许多人。为了就这一问题提供证词，希望审讯石井四郎、菊池齐（第一部细菌研究部部长）、太田澄（第二部实战研究部部长）等三人。1月15日9时起，在东京陆军省召开了包括来自美国和苏联和翻译在内的7人会议。在会上，苏联斯米洛诺夫内容充实的说明，使美方惊叹不已。他说在平房的731部队中，进行过细菌战的大规模实验，杀害了2000人，还说在安达有一个野外活体实验场。这一情报是关押在苏联的两名原731部队人员提供的。斯米洛诺夫这样说道：“在平房，他们把人关押在监狱里。为了提供研究所制造的各种培养菌效力的数据，以各种方法使这些人感染——或者以密封汽车送往安达，把他们捆在木柱上，以种种方法让他们暴露在从飞机上投炸弹和通过喷霁扩散撒布的细菌之中；为了对牺牲者进行观察，又把他们带回平房……日本人杀害了2000名满洲人和中国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都同石井将军、菊池大佐和太田大佐有关系。”

提供这一证词的是拘留在苏联的两名原部队人员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川岛是该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柄泽是第四部细菌制造班班长。斯米洛诺夫说：“我们原来以为这一证词的内容是毫无道理的，所以请苏联的细菌武器专家（对川岛和柄泽）再次进行了审讯，并对平房废墟进行调查，确认了这一情报。”

以川岛和柄泽等原部队干部的口供为契机，苏联向美国提出了审讯石井等人的要求。美国开始对活体实验进行调查，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在1949年12月苏联举行的哈巴洛夫斯克审判的公审记录上留下了川岛、柄泽等12名被告的审讯记录和法庭上的证词。正像在本书第一集中描写的那样，他们生动地供出了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实际情况。哈巴洛夫斯克法庭的公审记录，是苏联非公开的审判（实际上是公审，有许多市民进行了旁听。《朝日新闻》1989年10月4日、1990年2月5日）。有人对被告的证词内容的可靠性提出疑问，但是，美国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审讯，完全证实了哈巴洛夫斯克审判记录。不消说，美国并非意识到这一点才进行调查的，也并不是为审判石井等人的战争犯罪而进行调查的。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美国免除石井等人的战犯罪责，是为了以此换取731部队活体实验的全部技术成果。其目的在于：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收集细菌、化学战的情报。因此，“费尔报告”、“希尔报告”中的审讯内容极其详细。这些详细的报告，结果有力地证实了哈巴洛夫斯克审判中被告证词的内容，这可以说是历史的讽刺。本书第一集使用了哈巴洛夫斯克审判的记录，又根据美方的资料写了第二集。如上所述，两者具有国际上相互论证的关系。

但是，根据斯米洛诺夫的报告，则不得不说美国在以往的桑德斯和汤普森进行的两次调查中，在活体实验问题上完全受骗了。感到十分困惑的盟军总司令部和美国本国（华盛顿陆军部联合参谋总部）之间，围绕着如何对付（苏联提出的）审讯石井等人的要求频繁来往秘密电报。如上所述，美国的想法是，如果可能的话，不让苏联审讯石井等人，而由他们自己再次进行审讯，以独占活体实验的成果，这是自不待言的。麦克阿瑟于1947年2月10日再次致电陆军部参谋总部，要求就是否应允许苏联审讯石井等人问题做出判断。尽管苏联连日进行催促，但是（美国）本国一直没有复电，处于无法答复苏联的状态之中。至3月21日美国才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发给麦克阿瑟（W94446）。同时，威洛比于3月30日发出致撒克斯顿上校的文件。4月10日约翰·B·克里上校发出了致对日理事会苏联代表德尔毕扬柯的电报，通知说，不能把石井、太田交给苏联。

这样，诺伯特·H·费尔于1947年4月16日抵达日本，开始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关于“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调查。到1947年2月为止，盟军总司令部和第二参谋部（G2）收到了主要是原731部队人员的许多匿名信，也有人通告他们在平房进行过活体实验。费尔抵达日本以后，同意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看法：即认为这些信件可靠，有必要再次审讯原部队的干部。于是，立即开始进行调查。在四五月间，费尔在审讯中，当然包括苏联要求审讯的石井、菊池和太田等人，此外，还包括了龟井贯一郎、荒卷广户、增田知贞、金子顺一、内藤良一、村上隆、碇常重、若松有次郎等人。在本书中，据审讯石井时担任翻译的U·U先生说，在1949年6月左右（无准确的月日记录）费尔于5月8日、5月9日两日审讯了石井，把龟井称作是一位全面协助调查的一位“有影响的日本政治家”。其间，让19名细菌战研究骨干用英文写出了细菌、化学方面的人体实验报告。这一报告共60页，记述了利用炭疽菌、鼠疫菌、肠伤寒菌、斑疹伤寒菌、赤痢菌、霍乱菌等进行活体实验的情况。编写这份报告花费了1个月的时间。历时9年之久的灭绝谷物研究问题，由八木泽和滨田提出了10页的报告。此外，还有细菌炸弹、利用喷雾撒布细菌的报告（可能是在安达进行的实验），对对于中国人进行的12次野外实脸、气球炸弹，对家畜进行的细菌、化学研究也进行了调查。

费尔回国以后，于6月20日由底特律克堡向化学战部队长提交了一份“关于日本细菌战活动的新情报概要(英语写成，共11页）”。这相当于“费尔报告”的概论部分。迄今，尚未找到这个60页的英文报告，也未找到“费尔报告”。也有人认为，只要未找出这一报告，就无法依靠美方的资料来弄清活体实验的情况。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顺便说一下，四次报告的形式都是有相当于总论的部分，接着是分论，包括单个调查、审讯记录或附录补遗。相当于总论的部分，是分论的要点或者概要，有的还包括了结论。费尔在6月20日的报告中写道：“凡没有加以特别说明者，本报告所列资料，全部都来自对人体的实验。60页英文报告的摘要，详细地介绍了对上述炭疽菌、鼠疫菌等问题的审讯结果。对石井四郎的审讯，是在5月8日、5月9日进行的。让石井在上述60页英文报告之外另写一个报告，说明石井将军20年来在细菌、化学领域中的经验概要，估计7月10日可以取得。”但是，这个报告实际提出与否，现在无法确认。同样，20名原部队人员正在写有关驻长春的“100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报告，原定8月底可以取得，但是究竟结果如何，也未得到确认。

在“费尔报告”中说，获得了8000张显微镜用标本。细菌战用的病原体是利用200多名死者制成的。这些标本秘藏在寺院或日本南部的深山里。我们看到并巳经取得了这些标本印刷品。同时，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麦克尔上校已将它装船，“在极为良好的状态下运抵美国”（费尔6月22日信函）。在制作这些标本时，请来日本病理学专家，让他们从事整理标本内容、实验说明以及病历等方面的作业。“费尔报告”的结论是：“……恐怕在分析了各种报告之后，我们能够进行得到解答的特定审讯。在大量生产、气象学研究以及实战用武器方面等，我们显然比日本高出好几档……然而，活体实验方面的资料，如果把它同我们及联合国动物实验的资料联系起来使用的话，那将是非常有价值的。病理学研究和人类疾病方面的其他情报，对于研制炭疽菌、鼠疫菌、马鼻疽菌等真正有效疫苗的尝试也许很有价值。”

为了扩大费尔对活体实验调查，“分析各种报告之后进行特定的审讯”，埃德温·V·希尔和约瑟夫·维克托于同年10月28日抵达日本。希尔从10月29日至11月25日进行了审讯调查。其结果于1947年12月12日向华盛顿国防部化学战部队长奥尔顿·C·维特提出了“关于细菌战调查的概要报告”。正如报告中记载的那样，先后审讯了研究喷雾的高桥正彦、金子顺一和研究斑疹伤寒的笠原四郎、北野政次和石川太刀雄以及另外两人，还就25种细菌审讯了石井四郎、太田澄和增田知贞等共22名医生。报告中写道：“被审讯者主动地提供情报这一点是值得注目的。在审讯中，没有人提出免除战犯罪责的要求。对于石井四郎同美国的交易——即如果美方用文件保证石井及部队人员免除战犯罪责的话，他们就详细地供述细菌、化学战研究计划，围绕着细菌战情报是否作为战犯的证据问题，最终美国本国于9月8日致麦克阿瑟的电报中，传达了下述事实：‘为了安全保障，不应追究石井与有关人员的战犯罪责，也不应留下许诺，而应按照以往的方法，一个不漏地获取全部情报，务必继续进行工作。’”

“希尔报告”在“各项结果”的项目中一开头说：“在日本细菌战报告中，我们不仅获得了有关以前提出的主题追加情报，而且还收集到日本彻底研究过，但尚未报告的许多有关多种疾病的情报。”强调不仅获得了费尔调查的追加情报，而且还收集到了许多费尔没有报告过的关于利用细菌进行活体实验的新情报。本书虽然没有收录在内，但在费尔的调查中，“业巳报告过的”有炭疽、喷雾（烟雾剂）、霍乱、马鼻疽、鼠疫植物疾病、沙门氏菌、孙吴热、破伤风、肠伤寒、副伤寒；“没有报告过的”有肉毒杆菌、布鲁（杆）菌、消除毒气、河豚毒、瓦斯坏疽、流行性感冒、髓膜炎、粘蛋白、天花、森林壁虱脑炎、肺结核、野兔病、恙虫病等。在总论之后，还附有相当于分论的按细菌分类的69页审讯记录，本书巳将其部分要点收录进来。这些单个的审讯记录中，有的还记录了在活体实验中死亡的人数。在审讯记录中技术上的详尽程度令人吃惊。美国究竟为什么要做如此详细的审讯，那就不言而喻了。

本书在第二章中指出的问题，集中体现了对活体实验审讯调查的目的，这一点尤为重要。也就是说，“希尔报告”是作为“由注射细菌性传染病的病原菌而显示的人体患病率的结果而得出的”情报，“关于活体实验受到的良心谴责，我们在实验室里是没有的”，“获得这些数据所花的费用为25万日元”，而“日本科学家们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和数年的研究才能取得。我们以极为便宜的‘零头’就取得了”。这样，通过美方的调查，731部队活体实验的研究成果一点不漏地全部到了美国人的手里。

以上证明了出现在《恶魔的饱食》（第二集）中的美方资料在美国整个调查中的地位。同时，再次确认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研究工作受到制约的条件下，挖掘和选择出了极其超前的资料，并进行了卓越的分析。本书通过731部队人员的供述，说明活体实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美国方面以免除石井等干部的战犯罪责为条件，为获取活体实验的成果不遗余力。这已为庞大的美方资料所证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本书对历史学家也提出了忠告。他们首先必须向许多读者说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恐怖，同时让他们重新下定决心，必须防止它的重演［本稿的出处全部省略，但可参阅松村高夫、金平茂记著《〈希尔报告〉——关于731部队活体实验的美方调查报告》（上），《三田学会杂志》，1991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