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五将军

东北军入关之后，一路华北、华中、西北，屡次陷于内战的漩涡，但恢复故土的决心，却越发炽烈。战死在反攻东北路上的刘桂五将军，就是其中的典型。刘桂五将军，其名被记住的更多原因是在西安事变中执行了捉蒋的命令。

说起来，西安事变因为抗日而起，但令人气闷的是，因为抗战中东北军被分割使用，颇受歧视，特别是参加捉蒋行动的军官对蒋的报复心存疑虑，参与此役的东北军将领中，在八年中被迫投日的颇不少。比如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就是其中典型，此外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当时的激进少壮派军官也都曾降日。包括负责执行捉蒋任务的骑六师师长白凤翔也在作战中负伤被俘，被迫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后因试图反正被日军毒死）。

然而，在这些将领中，最直接的捉蒋部队指挥官，却在此后的抗战中战死沙场，而且死得相当刚烈。

这个将军，就是本文的主角，白凤翔的部下，骑六师骑兵十八团团长刘桂五。

刘桂五，河北建昌人，参加过抗日同盟军的活动，西安事变时，因为他和白凤翔都出身绿林，善于“掏老窑”，因此命令他所带的团，在西安事变中直接负责攻击蒋介石侍卫警戒的二道门和五间厅。为此，张还曾特别带白凤翔和刘桂五去见过蒋介石，目的是熟悉路径，认清人，对于当时官阶仅为上校的刘桂五，倒也是难得的“殊荣”了。

这段史实其实颇为值得玩味，因为张学良引见白、刘给蒋介石的名义，恰恰是因为要派他们两人深入热河日军背后开展游击战。想来若蒋对抗日完全没有信心或者兴趣，是不会召见这两个军官的。可能蒋对张学良来说，不是不抗日，而是抗日的招法太缓，太犹豫吧。

尽管有“掏老窑”的经验，由于天黑地险，蒋方卫士训练有素，攻打五间厅的战斗还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指挥抵抗的侍卫长钱大钧被弹穿胸部（后被部下扶到一个窑洞中抢救，被东北军俘获），才停止抵抗。这时，蒋介石已经逃入骊山，刘桂五没能将其生擒，后被刘多荃、孙铭九派人搜出（孙铭九对西安事变的描述多所闪烁，史家有疑）。

刘桂五和蒋介石合影

蒋介石被捉处，为捉蒋亭，萨曾经在游览西安的时候攀爬到此处，二十几岁还累得喘吁吁，遥想当年蒋介石年过半百，带伤而走，深夜中还能跑这样远，这份功夫硬是了得。旁边有铁索两条，通一石缝，据说就是蒋介石藏身所在。亭子的样式中西合璧，又名“兵谏亭”。当时下面有一算命人，倒是卦法奇准。

西安事变解决后，白凤翔被免职，但蒋方对团级军官表示既往不咎，因此刘桂五升任骑兵第六师少将师长，下辖两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命令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在大同组建东北挺进军，做出收复东北态势，其主力即为骑三师井得泉部与骑六师刘桂五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察绥大部失陷，靠东北挺进军杀回东三省的可能性显然太小。但马占山毅然向北移军大青山畔的哈拉寨，以游击战术纵横伊克昭草原，并不断率军翻越大青山，向日军腹地攻击，成为晋绥侧翼的一支重要力量。八年间日军始终无法在这个地区彻底驱逐马占山所部。

东北军骑兵部队在敌后的作战一度有声有色，马占山之外，白凤翔的热河挺进军也曾威胁多伦，辗转转战，1939年才在日军重兵攻击下于固阳兵败，地点和刘桂五战死处仅距离几十公里。

在几次穿越大青山的作战中，刘桂五利用绥远地广人稀的特点，充分运用骑兵快速、凶狠的优点，打了就走，屡立战功。1938年3月，为了配合傅作义部反攻绥远的作战，马占山部再次翻越大青山，在日军背后发动攻势，乘虚攻占凉城、河口、托克托等地，生擒伪蒙古军骑四团团长门树槐，刘桂五并率骑六师攻占萨拉齐火车站，活捉伪蒙康王（后作为俘虏送归重庆）切断平绥铁路。

傅的反攻和日军酒井师团在晋北发动的攻势恰好撞车，损失较大，但日军因为平绥铁路被切断深感震惊，主力掉头攻击马占山挺进军。由于日军吸取了和马部骑兵作战的教训，组建了大编制的摩托化部队，并在飞机配合下攻击马占山部，使主力是传统骑兵的挺进军陷入被动。此时，马占山为胜利所激动，一时贪攻试图收复整个绥北，还在继续向东方百灵庙和武川方向攻击，发现情况危急后回撤不及。4月20日，后退中的挺进军被日军截击战败。刘桂五率部断后，奋力阻击，激战两天两夜，22日，部队在黄油干子（今包头附近）渡河时，马占山司令部突遭日军战车袭击，刘师长率部就地抵抗，掩护军部撤离，不幸中弹殉国。

突围的马占山听说刘桂五战死，不顾危险返回后队，抚尸大哭（马与刘是东北军时代的老友，袍泽情深）。因为战况紧急，只能着部下暂时将其遗体仓促掩埋在河岸附近的乱石中。

当时的中国政府追赠刘桂五为陆军中将。一年后马占山率部再出大青山，为刘桂五重建陵墓，穿石为忠烈祠，并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以作纪念。

起于草莽，殉于国家，大概就是说的刘桂五这样的军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