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石库门里的“花头” 2、凡事上档次

上海人是典型的“唯物质论”者,而且对货币有一种天然的眷恋和情有独钟。上海女人宁可每天在家啃咸菜馒头也要挎个LV包出门,这是事实。所以,如果当你在上海拥挤的地铁车厢里,听到某女紧张地呼叫:“不要挤我的LV包包!”请相信,那是真的LV。而且她那么紧张,也是真的啃了太久的咸菜馒头。

这就是上海人的“档次”,他们用消费来彰显身份。消费最初的意思是“耗尽”、“用光”和“摧毁”,这与上海人的精打细算是不吻合的。所以,上海人的“消费”更多的是一种表演性质,身份的表演。一场场消费的假面舞会,每天都在衡山路、淮海路、南京路和恒隆广场隆重上演。

消费表演

正因如此,才会出现这样有趣的现象:据世界奢侈品协会2009年的调查显示,上海的奢侈品消费额只占全国总额的9.8%,在城市中仅排名第五。蝶亿公关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陵坦言:“上海就购买力而言,确实不如其他一些城市。我们在北京做推广时,曾有煤老板一来就买下价值700万元的宝格丽珠宝,还有人一次买了500万元的礼物给太太。”但如此一掷万金的事在上海很难发生。“上海人通常很务实,这也使得上海人在购买奢侈品时更加精明,不冲动。”王陵说,但上海是最佳展示窗口,各大奢侈品牌争相涌入,“上海这个城市的开放程度非常高,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接受奢侈品的信息很快。而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办事风格也非常符合国际惯例。对奢侈品品牌而言,上海是他们最容易进入的城市。”

最佳窗口却并没有最佳销售业绩,这就是上海人的“消费演绎身份”。所以,网友们会对那些在星巴克里端坐一下午只为“凹造型”的上海小白领嗤之以鼻,他们也可被认为是在消费中寻找虚假的身份感,仿佛喝了星巴克就成了纽约人,或者和那些一样喜欢星巴克的华尔街名流成了同僚。

这就是为什么上海造就了中国最早的靠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发展了以大众趣味和市场导向的市民通俗文学,然而,这一传统却并无传人的原因。“上海的有些作家虽然生长于市民阶层,却不屑于对身边‘小市民’生活和心态的提炼、把握。诚如邓云乡先生言:一些普通而又十分丰富的生活场景,如乘电车、小菜场、居委会、荡马路等等,似乎都未被作家注意到。他们似乎更喜欢抒写上海西区的幽静、雅致,以及他们不太熟悉的新旧上海的‘上层生活’,从而标定自己‘中产阶级’的身份和品位。”(《城市季风》)

张柠于2001发表于《南方周末》的评论安妮宝贝的文章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安妮宝贝在《告别薇安》一书中采用了“一种‘市民细读法’,或者说一种‘症候阅读法’,就是通过生活细节来解剖你、确认你的身份”。而“上海市民最懂得这种细读法”。

“比如,尽管是名牌服装,但搭配不得体;比如,还用电动剃须刀,而不是用上等剃须膏和剃须刨子;比如,香水味儿太浓烈,而不是青草味的,等等等等,都要遭到蔑视。在这种种细读之下,他们用不着深谈,就能知道你是属于什么阶层、什么等级、什么品味;是住在杨树浦的还是西区的,收入属于什么等级,甚至你的家族背景。进而选择是否嘲弄或蔑视你。不在上海摸爬滚打若干年,你休想弄明白你的身体、行为方式中每一个细节与身份的关系,想打马虎眼是不成的。也就是说,等级、身份已经进入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气息和动作。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法,法兰克福学派那种简单的‘精英/大众’分类模式,对于上海市民是不完全管用的。”

《告别薇安》在讲述林的生活时,有一个重大的省略,那就是隐去了林的办公室生活:他的劳动方式和劳动环境,他在劳动中被剥夺或剥夺别人的具体境况。这是上海人最忌讳的东西。就像他们喜欢向人展示洋货,而隐瞒在国外打工的痛苦经历一样。

小说中的林过着一种非常精致的生活,咖啡的牌子,服装的样式和色彩,香水的味道等等,都十分讲究,像所有的上海市民一样。正所谓富有富的讲究,穷有穷的讲究。由于他们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强调,使得外来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模仿,从而使得文化身份长期保持在一种稳定状态。“这种生活细节的审美化,是文化等级对生活细节的扭曲。这种‘市民完美主义’是与‘市民细读法’相配套的”。

“‘细读法’使他们知道该省略什么、保留什么。他们将保留的那些高雅的东西,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东西,无限制地完美化、审美化、细节化,并向人炫耀。最后的结果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了一个空壳,里面没有人了。也就是说,真实的自我不在场,肉体感受没有了,被身份的幻觉所取代。于是,在这样一个伪消费的社会中,消费表演的剧目越是丰富多彩,生活的审美细节越是多种多样,他们越是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身份的假象与生活审美细节的梦幻合而为一。”

“上只角”和“下只角”

时间在流逝,时代在发展,但上海人的这种“消费表演”却从未落幕。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以上海滩为背景,充斥了各大名牌和高档消费品,以致被韩寒讥讽为“小时代”写的不是上海的时代,而是“恒隆时代”。但这套书确实满足了上海人以消费获取身份感的表演欲望,因而成为畅销书,受到年轻人的追捧。

老上海都知道上海分“上只角”和“下只角”。“上只角”和“下只角”是上海人独创的语汇。这对词盛行在20世纪80年代。据说早在20年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上只角”指的是地段繁华、环境幽静、住宅高档以及所住居民收入、职业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此相反,就是“下只角”。在上海南面比北面好,西面比东面好,“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是老上海的地域写照。

实际上在张爱玲、王安忆、陈丹燕和程乃珊笔下的上海,只是上海的“上只角”。两排茂密的法国梧桐,天空中爬满的黑色电线杆,摇摇晃晃的有轨电车,电影《色·戒》里王佳芝一路走过来的都是上海当年最时髦的路和店。南京西路、摩西路、福开森路,平安大戏院,对面的凯司令咖啡馆、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考究精致又海派的“上只角文化”。“东方巴黎”的摩登只存在于上海极少的地盘之上。

实际上,上海人在自己内部进行地域的划分,创造出“上只角”和“下只角”,说到底也是一种“消费表演”,他们试图将自己归入名牌、名流的聚集地,以显示自己与之般配的身份。

一对上海新人。新郎住在“上只角”,徐汇区复兴中路、乌鲁木齐路一带,原来的法租界。新娘住在“下只角”,南市靠黄浦江边的一个棚户区。对于那里的人口密集度,当地人开玩笑说:张家宅前宅后宅左宅右宅中宅,五个宅子可以征兵一个师。

来自“下只角”的新娘说:“我一定要寻一个有本领、有地位的爱人,我寻到了。‘上只角’就是地位。”生长在“上只角”的新郎讲:“原来是一百个人里面也不一定有一个能嫁到我们‘上只角’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打乱了。有些‘下只角’的人和我们结婚,现在又没有了。”

新郎的父亲解放前是银行的职员,有钱也有地位;而新娘的爸爸是街道运输合作社的工人,踏黄鱼车的。新郎的父亲是竭力反对这门婚姻,他们是在老人故世后才结的婚。违抗父命的新郎对我朋友说:因为女的漂亮,而且他比老婆要长得矮一点。这身高的“残疾”程度,按上海人的戏说,不是二等也是三等。这样的条件找老婆,尤其是要找个容貌出众的,的确是有困难的。要说其中的门槛,那就是一有自知之明,二是懂得如何以己之长克己之短。

戏剧大师萧伯纳有句名言,“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这就告诉我们,经济不仅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是个天性活跃的分子。因而,在结婚这一件人生的大事上,上海人肯定不会让它袖手旁观、默默无为,无疑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让“下只角”的漂亮新娘提升社会地位,让“上只角”的丑新郎利用“身份优势”找到美娇娘。

陈乐(化名)是新上海移民的代表,她1999年从安徽考入上海某高校,毕业之后留在上海工作至今。陈乐说:“我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上已经越来越多地沾染上了上海文化的气息,很多东西甚至是我非常不喜欢也很警惕的。”

有一次妈妈走亲戚带回一张表,是上海远亲们的联络方式,大概有那么六七个人。陈乐看了那张表一眼就断言,混得都不怎么样啊。妈妈问,你怎么知道?

陈乐指着表说:“你看,杨浦的、闸北的、普陀的,没有静安、徐汇、黄浦的。你再看住的地方,404,604,没有高层的,都是老公房。都是04的,说明一梯四户,一梯四户的房子都很差啊。”(杨浦、闸北、普陀三区在上海传统中穷人为多,而静安、徐汇、黄浦则相反,是上海的“上只角”)那次,陈乐的母亲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是标准的上海人的精明。如果不在上海生活这么多年,我绝对学不会这样的思维方法。上海的肌理已经深入了我的思维。”陈乐笑得很无奈。

正因为上海人有如此鲜明和强烈的物质和消费表演的欲望,而且自成规矩。所以,如果想在上海滩上混出点名堂,就必须让上海的肌理渗透进你的思维,让上海改变你。

上海是滩,滩没有空间阻隔,它不是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易中天所言,“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别的而且是出出进进的人,很难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松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终会被‘滩’消解。”

所以,不同于北京人的“圈子意识”,上海人身上体现的是鲜明的“滩涂意识”。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各类圈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并无统一的社区性。

上海文化则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却把他们统一于上海的社区性。精英分子固然难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风’,中小市民却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体面和雅致。结果,上海人无论职业阶层、社会角色如何,都会多少有些‘上海味’。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高度社会化和高度一体化的上海滩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当然也就难免大体一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称也没有北京那么五花八门,它们往往是真正的‘地名’:东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则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总弄文弄则标以数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作为一个外来者,融入上海,就意味着放弃从前的生活,甚至是过去的自己,你要学会和上海人一样思考和生存,有时这种放弃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潜意识作用,就像陈乐一样——变得世故和会算计,只是在这座城市里待久了,势必要付出的“代价”。而这是好是坏,全无定论。就像有人拼命挤进上海,有人却背着行囊悄悄离开,你们只是各自计算了一下得失,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那些离开的人是觉得这种“消融”的代价太昂贵,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生生在你身上灼烧出一块属于它的印痕——这个实在太贵了,他们舍不得那块单纯、完好的皮肤。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