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的军队犯下那么多罪行，谁该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这本是无可置疑的事，然而在堂堂国际军事法庭审议的台前幕后却出现了一系列怪现象，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美英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留下的一些问题。我们慢慢来细述——

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事实与受害者皆在——尽管日本人也曾千方百计在占领南京后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粉饰和销毁所犯重罪的证据，几十万被害者的尸骨也被埋在深深的泥土里开始腐烂，但中国人民随手可拾身边的和记忆里的累累血债……人们在等待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一水之隔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给了中国人机会。

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是必然的。对日本人的犯罪清算也是必然的事。

不过，对日本国的战争犯罪的清算，时间是从他们策划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开始至1945年9月2日宣布正式投降那一天，此间日本军队在中国所犯罪行可谓罄竹难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南京大屠杀”事件作为对日本战犯的重点清算罪行之一，并且确定了以基南为总检察长的起诉团队，这中间也包括几名中国的法官。但由于当时中国政府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采用的英美法系不甚了解——这个法系重视证据和证人的作用，尤其是关键证人的证词往往能影响到最终的法庭审判结果。而我们中国一向采用的是大陆法系，这个法系的特点是偏重法官作用而忽视证据的收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其罪行世界有目共睹，因此认为东京审判仅仅是走走形式而已，判日本战犯死刑是十拿九稳的事。于是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我方派人去参加时，也仅仅派了一个人数极少的法官团队。连中国派遣法官倪征燠也说：“国民政府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有料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

但中国人估计错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非如此审判，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英美法系做法。整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主导权在美国人手里，同时还有一批英国法学家配合。

判处罪犯，证据和起诉书无疑特别关键。担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此项任务的是美国的基南先生，他既是检察局的总检察长，同时又是美国派遣来东京的重要法庭成员。在麦克阿瑟签发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前的一个多月——1945年12月6日，基南就抵达东京了。

57岁的基南，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1933年便担任联邦司法部部长特别助理，两年后被任命为司法部刑事局局长。此人办案果断且无情，故有“魔鬼检察官”的诨号。

日本侵略军是魔鬼，魔鬼的罪行由“魔鬼检察官”来审判，非常合适。但基南到达东京后，麦克阿瑟就对他明确指出：“关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我提出三点意见请你考虑：一是要尽快审判；二是将起诉日本战犯的理由简单化，可集中到屠杀这一点上来；三是珍珠港事件应为重点……”

基南听盟军总司令如此一说，心里有些嘀咕，但也只能点头示意赞同：“同是美国人，我会把将军的话牢记的……”

什么意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为他们美国人开设的？那么我们中国作为胜利国之一，作为抗日主战场，我们死伤了3500万人就可以撇到一边吗？或许是，或许不是。反正后来出现了许多怪事：

首先对亚洲的公敌——日本的起诉书，起草者竟是英国人。法庭检察局和主审官基本是美英人士。

中国检察团是1946年2月抵达日本的，领队的是著名法学家梅汝璈博士、向哲浚检察官。

2月底，11国参审代表聚集在一起，对起诉书内容作出定调与安排。担任起诉书起草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英国检察官卡尔居高临下地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鉴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影响大，工作量浩瀚，因此应从简从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把被告人数限定在15人以内，至多不得超过20人。

20人？这怎么可以呢？我们中国政府提供的日本甲级战犯名单就有33人之多，如果按卡尔先生的意见，那些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犯就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逃避惩罚了？

“对呀，我们如何向国人与政府交待？”

“不行！20人绝对不行！”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等表示强烈不满。

33人？你们中国人的胃口也太大了！知道纽伦堡法庭起诉德国纳粹战犯是多少人吗？是22人！这回是坐在基南和卡尔身边的国际检察局的卡本德很武断地插话了，瞧他那副高傲的样子，似乎根本就没把中国的检察官放在眼里。

向哲浚没买他的账，反驳道：阁下是否清楚一个基本事实：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和亚洲所犯罪行比纳粹的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道我们的审判一定要按某一个法庭的先例来确定自己所要起诉的人数而不是按照战犯们所犯的罪行审判吗？

卡本德沉默了。只见卡尔双手一摊，朝身边的基南耸耸肩，意思是：还请阁下定夺吧！

会议出现了暂时的冷场。

现在又轮到美国人上场了：太平洋战争是因珍珠港事件而爆发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毫无疑问应当把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战犯作为严厉惩罚的对象，而其他的日本战犯都可以从轻发落。

如此奇谈怪论！中国检察官一听，更加愤怒：日本侵略者在亚洲犯下的罪行，在时间上远远超过德国纳粹对欧洲疯狂犯罪的时间，而犯罪的严重程度更是远远超过偷袭珍珠港，因此所有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犯下罪行的日本战犯，都应严惩！

“你们的严重，难道他们偷袭珍珠港就不严重了？”美国人从椅子上站立了起来。

“那也不能以偷袭珍珠港事件作为起诉主体嘛！”中国检察官绝不让步。

“好了！好了！先生们说的都有理，然而整个案子过于庞大复杂，且时间不能拖得太长，起诉的人数应适当限制，至于第一案没有来得及起诉与审理的战犯，第二批或第三批起诉也可以。另外，相关国家也可以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授权设独立的战犯审判法庭。这样就可以解决诸位和各国提出的要求，你们认为此建议如何？”老道的基南最后提出平衡性建议。

“OK，我们同意这个方案。”

“那——我们也不反对。”中国检察官虽觉无奈，但还是对这一折中方案举了手。

那么，谁该成为押上历史审判台的罪犯呢？一场新的激烈争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审前开始了——1946年3月11日，东京明治生命大厦议事厅再次召开由国际检察局执行委员会主持的全体检察官会议，11国检察官围成一圈，讨论决定对日战犯第一批起诉的被告名单。

东条英机——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被全票推举为受审的首位战犯。能获得此份“荣誉”，是因为美国检察官列举了一批铁证如山的证据和证人。

其他亚洲国家的检察官跃跃欲试，都在期待自己国家的意志获得所有检察官的支持。

中国怎么啦？中国检察官向哲浚这一天就坐在总检察官基南右边的第三个位子上，很醒目之处，但会场上他却有些焦虑不安，时常走神。

“现在讨论松井石根，请中国的向检察官宣读你们的起诉内容吧。”基南点名向哲浚。

“谢谢总检察官。”向哲浚似乎有些慌乱地拿起起诉书，开始宣读。

读毕。基南扫了全体检察官一眼，然后喊了一声：“请中国的证人提供证言。”

此刻，早已等在休息厅的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以军人的严整姿态，大步进入会场，出现在众国际检察官面前。秦的一个标准军礼，又加之早有所闻的“南京浩劫”事件，立即让会场格外兴奋起来。

秦德纯胸有成竹地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提前拟好的证词，像小学生朗诵似的读了起来，那内容中频频出现诸如“日军到处烧杀抢奸”、“罪恶滔天”等词汇，洋洋洒洒，十几分钟过去……

“不不不，亲爱的中国检察官先生，这是法庭，不是你们的课堂！请你们出示日军杀人放火的实证！明白吗？我们要实证，而不是空洞的文字！”突然，一位美国检察官打断秦德纯的话。

会场顿时“叽叽喳喳”地窃窃私语起来，众检察官纷纷附和美国检察官。向哲浚等中国检察官的脸全都涨红了——我们政府怎么会派这等笨人出庭？中国怎么会让这样的人当军政部次长？

唉！向哲浚的手有些抖动，事先他曾与秦次长交流过，哪知这位次长一副高傲姿态，说“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凭我一说即可将那些大战犯送上断头台！”“也怪我太相信他了……”向哲浚暗暗自责，可为时已晚矣。

“秦德纯先生，你带实证或者具体的案子了吗？”主持会议的基南说话了。

“这个、这个……”秦德纯不知如何回答，竟然一下连说了好几个“这个”。好家伙，这下引来其他国家的检察官的一片嘲笑。

“证人无实证，来东京是观赏我们美军的炸弹威力？”美国检察官得意忘形道。

“你们中国人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没有证人和证据，我们的法庭不成了你们的戏台了吗？”

“……”还有更难听的话，尽在众检察官嘴里频频说出。会场气氛又一次破坏。

“诸位安静！安静！”基南有些不满了，双手示意大家。然后他将脸侧向右边的向哲浚：“向检察官先生，真是遗憾，贵国没能提出足够的实证，我们无法将南京大屠杀罪犯松井石根列入第一案审理。请你尽快向贵国政府转达现在的法庭准备情况，我充分理解你们深受日本侵略之苦，作为胜利国的代表，相信你们知道如何行事。”

向哲浚频频点头，就是不敢把头抬起来。他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太丢脸了。这何止是丢脸！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杀了那么多人，却没能拿出实证将罪犯押上审判台，这不是奇耻大辱吗？“作为一国之代表，我们这些人不要被四万万国民骂死吗？”

向哲浚不知自己是如何从这一天的会场里走出来的。

晚上，中国代表聚集帝国饭店的梅汝璈房间，你一言、我一语，个个既生气又愤怒。“国弱受人欺啊！”梅大法官数度长叹。

“现在有啥办法弥补？得赶紧想办法呀！”

“啥办法？赶紧回国找实证呗！”

“对啊，这边我们向国际检察局申请重议，另外必须马上派人回国去取证！”

“向检察官，你说呢？”梅汝璈征求向哲浚意见。

“我也是这个意见——得有人马上回去取实证！”向哲浚说。

“我回去吧！”33岁的裘劭恒主动请缨。

“好！劭恒啊，你的担子重如泰山，我们在东京等着你回来！”梅汝璈和向哲浚拉着裘劭恒的手，千叮咛、万嘱咐。

“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裘劭恒说。

说干就干！身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官们开始兵分两路：一路是裘劭恒回国取实证，一路是以向哲浚为首在东京找证据——盟军攻克日本首都东京后截获诸多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机密文件！向哲浚他们收获颇丰。

再说裘劭恒回国后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后，受到重视。听说要为“南京大屠杀”举证，首都南京人民立即自觉自愿地站了出来。所以裘劭恒这次是带着许多实证回到东京的。

另一方面，国际检察局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也感觉不能轻视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否则有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声誉，所以决定由基南亲自到中国走一趟，尽管这位总检察官忙得不可开交，但为了把日本战犯送上法庭，他必须亲自出马。

基南到中国的时间是1946年3月16日，仅距开庭一个半月时间。基南带着霍克斯、赫斯特、洛克、李佛等几名国际检察局成员，匆忙而行，他们乘坐盟军飞机先到了上海，一路又转至南京。在中国检察官向哲浚陪同下，他们先后见了十几位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同时获取了一些实物，便回到东京。虽然短暂而仓促，但基南一行所获证据仍被国际检察局认定为“做得最有成绩的”。

4月1日，国际检察局召开最后一次关于确定起诉战犯名单的会议。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被列入第一批起诉的战犯之列。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等总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现在距计划中的5月初开庭还有一个来月。基南指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有一场持久的大审判，时间会很长，因此在向法庭列名的战犯提出起诉后，各国仍可根据情况继续收集实证，以便在法庭上更有效地审判战犯。据此，国际检察局也再次向中国派出了他们的检察官劳莱。

美籍检察官劳莱到中国走一趟后，带回不少新证。然而基南看后，仍觉不满，便再度派出自己得力助手萨顿。就这样，萨顿于5月31日下午，带着助手卢克·李上尉、乔·亚历山大少尉和随员道格拉斯一行4人抵达上海，重点调查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在中国推行鸦片等罪行。

6月3日，萨顿到达南京。

“有一个人你们能够找到他，对法庭审判必定特别重要。他叫菲奇，日军占领南京时，他一直在这座城市。现在菲奇先生还在中国工作呢！”在联合国救灾总署驻中国总部，有美国朋友给萨顿提供了一个令他兴奋的线索。

“请中国政府帮忙，马上约见菲奇先生，最好让他跟我们到东京去。”第二天，萨顿立即约见中国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希望他帮助将菲奇从河南开封调回南京。

“虽然这事有些难，但我们会积极配合。”翁文灏抿抿嘴，用英文回答萨顿。菲奇此时是联合国救灾署驻中国河南地区办事处主任，他的岗位显然如果不是特别的需要，是不可能离开的。

萨顿听了翁文灏的话，便立即通过美军驻中国司令部调一架飞机，专程将菲奇从开封找到并带回南京。

“去东京法庭作证？没问题！日本人在南京干的事太可恶了！我义不容辞！”菲奇与萨顿见面后，当即表态。

“本人早听说教授先生在当年南京大浩劫时与一批美国教授和医生及传教士们，为中国人做了大量救助工作，现在你能再出庭控诉战犯们的罪行，我代表美利坚和远东法庭感谢教授先生！”萨顿给了菲奇一个热烈的拥抱。

“你还应该找到一个人，他很重要。我们当时建立南京安全区时，他是我们的秘书，负责所有日军犯罪事实的调查与材料整理……”菲奇说。

“他是谁？”

“斯迈思教授。”

萨顿大喜：“听说过此人的大名！这位教授现在在哪？”

“就在南京。”

“太好了！马上去找他。”萨顿如获至宝。

萨顿与斯迈思见面后，满怀信心请他与菲奇一起到东京时，斯迈思则泼了他一盆冷水：“我与菲奇先生同是金陵大学的教授，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俩同时离开岗位是不可能的事。”

“你？！”对日战犯审判牵动全世界的每一根神经，却在中国受到冷遇，这是萨顿所想不到的，他的脸一下涨红了，可在教授面前他强压心头怒火，平静几分后，说：“日本发动战争，不仅对中国和亚洲，而且对我们美国也造成巨大伤害，珍珠港事件就是一例。教授先生应当清楚，基于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去法庭当证人，清算他们的罪行。”

“检察官先生的话没错，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工作脱不开身。”“智多星”斯迈思以他一向的作风对来访者说，“这样吧，我一定写一份详细的证明材料，记录所知的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为你们所要的证据之一，检察官先生看可否？”

“很好。教授能这样做我们就很满意了。”几天后，斯迈思的一份很有分量的证词交给了萨顿。

“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德国的拉贝先生，在日本进入南京前后的时间里，他可是个大人物，领导我们国际委员会开展了卓越的工作，他也是一位重要的见证人。”斯迈思对萨顿说。

“这个人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国际检察局曾经通过纽伦堡法庭的检察机构向德国有关方面要过此人，但据说因为他有纳粹党员的身份，后来取消了他的证人资格。”萨顿回答。

“原来如此。”斯迈思听后长叹一声，“遗憾的事。”

遗憾的事还很多。萨顿离开东京时，基南给他的时间也仅为一周左右，谈何容易！

也不知是中国人的习惯，还是东方人的性格，萨顿实在弄不明白一件事：明明日本人的罪行滔天，人人对其咬牙切齿，可一说让其到东京出庭作证，又有那么多顾虑和躲闪！难道你们忘却了痛苦？难道不是你们失去的亲人？还是你们生来就没有正义感与责任感？面对血迹斑斑的中华门，萨顿多次感叹，无从回答。

他没有多想。东京在等着他带回证人。

6月5日，萨顿通过中国军队参谋总长陈诚先生找到王冷斋。5日萨与许传音相见，许是金陵大学教授，许愿意出庭。陈福宝和尚德义是6月7日才找到的。8日，萨与市长马超俊见面，又找到梁庭芳上尉。

10日，经过做工作，这些人才同意去东京。官方代表秦德纯有了第一次出丑的经历，表示不愿再去东京。但萨顿按基南之意，还是想请他出庭，于是让陈诚参谋总长出面劝说秦，最后秦勉强同意。

12日10时15分，萨顿带着许传音、梁庭芳、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王冷斋和贝德士、秦德纯等15名证人，乘坐盟军军用飞机，从上海江湾机场离开中国，于当日下午4时20分抵达日本厚木机场。他们与由国际检察局找到的马吉牧师等其他证人一起汇合，组成了中国的证人团。

此时的东京，已是炎热之季，海风吹拂着这个城市，一切令人心烦意乱。然而只有一个地方保持着异常庄严而肃穆的气氛，它就是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