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美国海军实验室粒子束聚变研究室负责人库珀斯坦博士在中国参观了中国同行的实验室，在听取了王淦昌先生等中国科学家在加速器的物理和工程设计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在实验现场观看了中国电子束打靶的结果后，称赞中国的加速器物理设计考虑得比较周到细致，把计算机的模拟计算方法也用于了加速器的设计。库珀斯坦特别说，美国虽然也建造了许多台比中国规模大的加速器，但在物理设计方面所做的分析和计算不如中国全面和深刻。

王淦昌对自己在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方面的科学成就也情有独钟。

1992年5月3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上，王淦昌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他的导师发言之前问道：“王老师，在您所从事的众多科学研究中，您认为哪项是您最为满意的？”获得世界上最高科学奖的学生向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老师问这么个问题，顿时引起了全场的关注。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王淦昌。其实会场上很多人心里帮着他们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回答了：“还用问，成功地研制了中国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呗！”但是错了。

只见王淦昌的脸上习惯地露了一下那孩童般的笑容，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自己对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因为这在当时是个全新的概念，而且这种想法引出了后来成为惯性约束核聚变的重要科研题目，一旦这个科研题目得到实现，这将使人类彻底解决能源问题。”话音刚落，李政道等科学大师们带头热烈鼓掌。是的，因为大家心里清楚，王淦昌作为中国“两弹元勋”，他的一生中最辉煌的和对中国作出特别贡献的，无疑是领导和参与了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而作为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早年在柏林大学提出的发现中子的建议、在抗日战争时的浙江大学里提出了中微子实验方案，以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都可以归为“满意”的科学研究工作。

1998年夏季的一天，王淦昌曾经说过，我一生重要的科学工作并没什么，对一名科学家来说，追求新的发明创造与新的发现才是真本事。王淦昌毕竟是位真正意义上的大科学家，他把人类研制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武器及几项有可能获得最高科学奖的发现和发明并没有放在“最满意”的工作成就之列。仅此，我们也足可以见到一位科学大师的宽阔、深远与慈善胸怀。

王淦昌自己讲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最早源于1934年世界上第一台加速器投入使用后不久便实现了氘的聚变反应，四年之后人类又实现了铀的裂变。尽管人类在裂变能源的发展方面超乎寻常的顺利，但裂变能源的探索却格外艰辛与曲折。就像一个彩色的谜，它既令许多有功利思想的科学家们想入非非，又使得那些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们无所适从。因为这一课题太伟大了，正如王淦昌说的，一旦被攻克，人类的能源问题将彻底被解决。这个贡献绝对比任何一项诺贝尔奖和任何一种核爆炸更荣耀、威力更大。

1952年，世界上第一例利用惯性约束的方式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但之后的科学家们试图用受控热核聚变来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努力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是世界上激光诞生的黄金岁月。而这段时间的王淦昌正在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后来回国后又投身到了秘密的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去。

有一日，上海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教授见到了王淦昌：“王先生，您最近关注过激光吗？听说这种东西在国际科学界成了热门话题。”王淦昌先是一愣，然后又异常敏感地反问道：“激光？我怎么不清楚？”谢教授这一问，使正在专注研制原子弹的王淦昌意外地萌发了一个想法，“激光不是具有强度特别大、方向性好、单色性和相干性好的四大特点吗，尤其是前两种，如果把它引用到核物理实验中，不就可以创造出更神奇的效果来吗！”于是不久，王淦昌便想出了激光打击氘化铀靶产生中子的想法，而这实际上就是用激光打靶实现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科学概念的雏形。

王淦昌的这一“奇想”是在1964年初，也正是前方原子弹研制的最紧要关头，手头的要紧事太多，关于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事不得不放一下。1964年12月，当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王淦昌等有功人员纷纷被毛泽东请到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有一天小组讨论，王淦昌回单位取资料，说巧也巧，中科院上海光机研究所的邓锡铭副研究员瞅见了匆匆而过的王淦昌，便一声“王老师”把他叫住了。

“哎，小邓呀！你最近在做什么？”王淦昌到过中科院上海光机研究所几次，知道邓锡铭这位年轻有为的光机专家。

“我们刚刚进行了一次钕玻璃激光器试验，发现在激光束的聚焦点上，空气被击穿后光轴上出现了一连串火球。我们不知道那是种什么现象，正想请您帮着解释呢？”

“真的？”王淦昌一听惊讶地叫起来，“这是个新奇问题。太有趣了！来来，我们坐下来谈。”王淦昌随手把手中的一份报纸往旁边的一个石阶上一放，自己先往上一坐，随即招呼小邓：“你知道嘛，我最近正在设想用激光束打击靶子的实验方法，如果这个方法在实验中成功，热核聚变问题将得到解决，那将又是一大科学贡献！”

“王老师，请您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们一定按照您的要求完成好。”邓锡铭听后特别激动。

王淦昌看了看他，信任地点点头：“你晚上到我办公室，我把已经写好的一份论文稿给你看，它会帮助你指导实验的。”当晚，邓锡铭从王淦昌手中拿到了一份20页的论文稿。几天后，邓锡铭把王淦昌的建议直接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同志作了汇报。

“王淦昌先生的建议可是件大事呀，咱们得抓紧办！”张劲夫同志当即表示赞同。中国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工作便迅速得到了重视和开展，而此时的美、英、法、德、日等国还没有想到此事呢！

次年，邓锡铭等人在王淦昌的指导下，利用一个四级平面波放大钕玻璃激光系统产生的激光束照射平面靶获得成功。这可以说在世界上完完全全的第一例实验成果。

“王老师，我们的实验有结果了！我给您带实验报告来了！”这天，正在“灰楼”进行核弹紧张测试工作的王淦昌突然接到邓锡铭的电话。他忍不住丢下手中的急活，说：“今晚你在宾馆等我，啊，什么地方都不要去。”邓锡铭想说一声“还是我去见您”，王淦昌电话已经挂了。“那是个异常寒冷的冬日。当时王淦昌先生已经年近花甲，但他蹬着自行车从中关村来到友谊宾馆。外面下着雪，他进门时浑身上下都被雪水淋湿了。让我好感动。”邓锡铭在几十年后回忆与王淦昌共同战斗的岁月，历历在目。“我们在王淦昌先生的指导下，利用我出差住的友谊宾馆为基地，召集了当时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几位研究人员，开了几天专业座谈会。白天王淦昌先生很忙，我们只能凑他晚上时间。那段时间也怪，天天下雪下雨，特别寒冷。但王先生天天晚上自个儿蹬着自行车跑到宾馆来，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教育极深。根据王先生的建议和意见，我们很快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打靶试验不断由实验性转向运用性方向发展，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进步。”然而由于体制上的分离，上海光机所的激光打靶实验受技术与条件设备的影响，王淦昌得知后立即提出与他所在的二机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进行合作，并一针见血指出“合则成，分则败”，“中国的科学研究条件达不到西方世界，因此我们就要学瞎子背瘸子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激光聚变方面的实验也是这样，我们可能将来不及人家的多和快，但技术上我们要超过人家，特别是牌子上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中国牌！’”而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王淦昌一边埋头于祖国的秘密核试验研究，一边始终不放松激光打靶的前沿科研。

1980年，在他和另一位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的推动下，中国第一台大功率激光装置成功，并又经3年的运行调试和打靶实验，于1987年获得国家级鉴定，正式命名这个在国防和现代科研技术上有广泛用途的装置为“神光”。

当时主管国防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得知此事大喜，特意挥笔写信给王淦昌和王大珩：“在建军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感谢你们又告诉我一个喜讯，激光核聚变实验装置已经建成。这对我国国防和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很值得祝贺。所有整个工程体现了自力更生和勤俭节约的原则，更值得赞扬。你们和许多同志多年来为祖国的科技事业的发展，为国防力量的增强，精勤不息贡献殊多。现在又在高技术领域带头拼搏，喜讯频传，令人高兴。请转达我对同志们的敬意和祝贺！”王淦昌在激光核聚变上的研究一直到他去世前从未间断过。在他的建议下，这项工作还列入了“中国863计划”的前沿项目之中，全国上下有1000多名科研人员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与实验工作。这些都是后话。

让我们还是回到当年王淦昌他们进行原子弹等核武器研制的惊心动魄的秘密历程吧。

“咚——！”

“咚咚——！”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在河北怀来县的燕山脚下，周围的百姓突然每天都能听到这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着隆隆爆炸声，总有一条“火龙”带着长长的尾巴蹿出古长城，直刺天际……直到八十年代，这里的百姓才知道，原来当年一声声奇怪的爆炸和一条条“火龙”，都是科学家们为了进行原子弹试验的“小爆实验”。燕山脚下的这块当年的神秘爆炸地就是中国核试验历史上有名的“十七号工地”。

王淦昌和他的手下曾在这里前后进行了数年的几千次核“小爆试验”。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镜头中看到原子弹那巨大杀伤力时，很难想象得出最初的核爆炸竟与“囡囡玩爆竹”（王淦昌语）没什么两样。但研究原子弹的专家们知道，要成功进行杀伤力巨大的核爆炸之前，这种不装核材料的“冷爆炸”是必不可少，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在神秘的“十七号工地”上，王淦昌指挥着中国核试验前的一系列土法“冷爆炸”。“我们开始什么都不懂，就知道按王淦昌先生他们提出的方案在沙丘上一次次地刨坑、装炸药，然后引爆……粗看看不出那是什么伟大的核试验，就跟我们打日本鬼子、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干仗差不了多少。”一位参加引爆工程的老战士这么说道。其实，这些看起来很土的爆炸试验，科学家们心里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时，负责核心技术的科学家们进行着两大系统方面的决战：一是原子弹的整体理论设计；二是王淦昌他们的实际爆炸试验。“十七号工地”是完成后一任务。统率这支“爆炸队伍”的除王淦昌外，还有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和苏耀光等人，都是实验物理学、炸药学、爆轰学、电子学方面的权威人物。在他们手下，有方正之、钱晋、任益民、陈党宜、刘长禄、林传骝、孙维昌等数十位有专长的年轻人，组成两个小组进行操作性的爆炸工作。工作条件的艰苦程度难以想象。大家都吃住在帐篷里，工地又正好在风沙口上，有时一顿饭会逢上几次刮沙，一碗饭里半碗是沙。可小伙子们谁都没怨言。为啥？一方面他们知道这是在为国家从事一项最光荣和了不起的事业，一方面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与他们同吃同住，甚至有时比他们过得还要艰苦，还说什么？

然而核试验毕竟不是“囡囡玩爆竹”，特别是原子弹爆炸实验中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就是怎么实现炸药的内爆问题，即如何使外层高能炸药爆轰后所产生的冲击波符合内爆的要求。这中间会涉及流体动力学等其他学科，王淦昌是实验物理的高手，但流体动力学等毕竟不是专长。作为总技术负责人，他必须对每一门所涉及的技术有足够的熟悉和运用能力。

“王先生，今天我们的爆炸试验比前几次有了大的进步，但似乎仍不能达到特别的效果，我以为由于内爆的时间差的要求极高，必须制造出一种平面波和曲面波发生器，这样才可能使内爆的时间差得到相应控制和把握。”王淦昌对助手们提出的问题认真地思索着，这个问题使他整整几天没有停止过一刻的分析和思考。“啊，有了，我们可以采用‘炸药透镜法’，即高低爆速法。简单地说，就是用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把发散的球面爆轰波高速为平面波，再使爆轰波从平面变成曲面。你们看……”王淦昌拿过一支笔，随手就在一张纸上画了起来。

“哎，圆乎乎的，正像个‘胖子’。”不知谁说了一句，惹得大伙都把头凑到王淦昌笔下，“这不，还真像个胖子哩！”

“嘿嘿。有趣，是有点像。”王淦昌又一次露出天真的笑容，说：“那就叫它‘胖子’吧！”其实，像这样在一个个实验中创立的新技术、新方法，后来连王淦昌自己都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了。原子弹太复杂，从孩子那样捏泥团团到将几十吨的庞然大物送入高空成功爆炸，王淦昌和无数科学家所付出的艰辛和探索不计其数。

“王先生，十七号的实验进展如何？能不能跟上前方需要？”1963年初的一天，王淦昌再次被周恩来请进西花厅。

“报告总理，我们刚刚完成一次微缩原子弹模型爆炸试验。一切正常。”王淦昌习惯地拍拍身上的尘埃，用科学家的准确语言向周恩来报告。

“好，太好了。看来我们有希望按照毛主席要求的时间完成原子弹的成功试验嘛！”周恩来兴奋地握住王淦昌的手，“下一步王先生看来又得让你更辛苦了。中央已经正式决定，你们在‘十七号工地’上的试验要搬到西边去了……”王淦昌听了很激动，他明白周恩来所说的“西边”，就是原子弹的引爆地——他和千千万万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们向往的地方——罗布泊。

大爆炸“老太婆，快帮我把衣服准备好，要带些棉的。”王淦昌回到家里，便冲着正在为孩子们准备饭菜的夫人嚷嚷道。

“天都热了，你要带棉的干啥呀！”夫人一边忙着自己手头的活，一边不解地回头问王淦昌。

“这次我要去西边。那儿天凉嘛！”

“西边！西边是啥地方？大姑娘、二姑娘和遵明都说今年要回家看看，你不是说好，在家等他们吗？怎么说话老不算数？没见几个囡都对你意见大着呢！”夫人吴月琴心里有气这是自然的。因为在她的生活中，她这一辈子似乎嫁给了一个只知道在外跑而连家都极少呆得住的丈夫。刚进王家门那几年，当时仅17岁的她，稀里糊涂地嫁给了还是“学生囡囡”的王淦昌，一守就是好几年空房。先是他上清华大学，后又到德国留学，这一晃前后就是六七年，可她却在这期间由一名小媳妇变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叫吴月琴哭笑不得的是，她的有博士文凭的丈夫留洋回家一看到自己的孩子抢着叫他“爸爸”时，竟然躲在一边满脸的不好意思！吴月琴出生在乡下一个医生家庭，与其他农家姑娘没有啥不同，不折不扣地按照旧式家庭的要求做着一个贤惠妻子应该做的一切。与别人家小媳妇不同的是，她的丈夫是个有大学问的教授，而且定期给她和孩子们寄钱。这使得她心里感到有种超越于别的女人的优势。她因此也就任劳任怨地把家里所有的活全包在了身上。都说南方的女人能干，可吴月琴不干行吗？

丈夫一年四季没几天在家，即使回家也等于多了个连喝茶端碗都得伺候的“少爷公子”。后来孩子大了，对他们的妈说：“爸的毛病都是你给惯出来的，你要不给他泡茶看他渴了怎么办？”吴月琴偷着笑了，心想你们知道啥？你们爸是有学问的人，在外面教书做事都是用脑，回家还不让他静静心。

“你到底去什么地方呀？”吴月琴有些急了。

王淦昌随口说：“西安。到西安去。”其实这是王淦昌瞎编的，因为铁的纪律不允许他把实情告诉家人，多少年来王淦昌一直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守口如瓶，就连在夫人吴月琴及子女面前他也从没透过一个字。

这是纪律，铁一般的纪律。

临出家门时王淦昌像往常一样，觉得自己欠了妻子和孩子很多，可他又似乎习惯了，而且把这个“欠”字看得一点也不重（他子女的话）。

王淦昌女儿说：“年长后的父亲有时坐下来在我们几个儿女面前叹气说，咱们家的后代没出一个杰出的人。他一说这话就立即受到了我们几个子女的反击。我们告诉他，我们家也不像别人家那样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父亲呀！老爷子一听，问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告诉他，就是说你也没有一点像做父亲的样。父亲一生是个天真的人，他听了我们的话愣了半晌，很不服气地说，我怎么不像父亲嘛？我一直做得很不错嘛，虽然我知道在外面时间呆得长，可那是工作，是国家交给我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呀。我们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在为国家做重要工作，可你还是个父亲，还要对家庭和子女负责！你这方面做好了吗？老爷子听了后就沉默不言了。有时对我们的话还特别生气。不过隔了几天后他见了我们又露出一副很天真的口吻说：‘嘿嘿，真有趣，看来我在家里对物理现象的对称性实验做得太差了，实在太差了！’这就是我们的父亲。一个把一生心思全部扑在事业和国家利益上的科学家。”在王淦昌子女印象中，父亲不是出国就是出差，一年到头没几天能在家里见得上他的影子。

王淦昌女儿说：“他还挺厉害，我们小的时候，他动不动就打。我们见了他很害怕。其实我们知道父亲很忙，但毕竟我们那时并不知道父亲是在为国家搞原子弹等核武器，就知道父亲平时很忙，可在我们上学读书等问题上关心甚少呀。我们的母亲是个旧式妇女，文化不高，怎么可能帮助我们的学业呢。父亲不是大学问家吗，怎么就不能像别的家长一样抽点时间辅导辅导我们呢？特别是在考大学等关键时刻，我们多么渴望父亲能在身边帮我们一把，哪怕是站在我们身边鼓鼓劲也是好的，可父亲没有那么做。

“他不是几年不着家门，就是进了家门也是一个人关在屋里忙他自己的事。而且一回家我们还得跟着母亲为他准备这准备那的！最让我们接受不了的是，在我们5个兄弟姐妹结婚时，当父亲的他竟然没有一次在我们的婚礼上出现过，我们能对他没有意见吗？唉，我们的父亲真是一生从不知家是个什么概念！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因为在我的大哥大姐出生以后，父亲其实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学生。

“家的概念和当父亲包括当丈夫是怎么回事，他自己都不清楚。从德国留学回来后紧接着是八年抗战，那段时间是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生活得最长的日子，可那是战乱，我们跟着父亲随浙江大学迁移了多少次，国难当头时的父亲一方面为了帮助学校坚持上课，一方面以极大精力投入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科研工作……解放后，父亲上调中科院工作的前几年，我们全家还在杭州，等全家后来搬到北京没多少日子他又经常出国访问。1956年他又受中央派遣到了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一去又是4年。1960年回国后，父亲马上投身到原子弹研制中，那几年别说一年见不了他几次回家，国家让他隐姓埋名，连真名都不能用，本来就不管家的父亲还能对家和我们几个子女做些什么呢？唉，父亲就这样度过了他的六七十年。等‘两弹’上天后，他老人家仍然又十多年承担着原子能研究的领导工作，当他在80多岁时退居二线，有时间真正回家与我们一起生活时，他发现他不仅当上了爷爷，而且还当上太爷爷了……父亲曾感慨地说，这辈子他真没有体味到当一个完整的父亲和完整的丈夫是个什么样。他说他一辈子都献给了教育别人的后代和国家的科学事业了。”

王淦昌的女儿其实并不太了解他的为人，在核试验的千军万马中，他是一个最有人缘的大科学家，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都说：“王老先生是个大好人。”几乎在王淦昌手下当过学生和助手的人都能回忆起几件难忘的事，无论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和同样排在中国“两弹元勋”之列的朱光亚、周光召、邓稼先这样的杰出科学家，还是曾经担任过王淦昌秘书、司机一类的普通工作人员，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告诉我：“王先生对我们的帮助，绝对不仅仅在事业和学术上，他平常对大家的体贴关心的程度胜过对他自己。”曾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与原子弹打交道的人，每天都在与死神拥抱。”这是说由于核物质很多是属于放射性的，做实验和研究的工作人员确实难免会患上各种恶性疾病，比如从事过核工作的人患癌症的比例就相当高。英年早逝的邓稼先便是一例。

其实为了祖国的核事业而献身的，又何止邓稼先一个？在中国核研制工作中与邓稼先齐名的丁大钊院士，也由于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劳累导致了肾功能严重衰退。王淦昌得知后比丁大钊还着急，那时王淦昌自己快80高龄了，为了丁大钊的病东奔西走，亲自给彭真、张爱萍写信求助，还特意找到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同志，直到盯着中央决定批准给丁大钊进行换肾手术。事后有人说丁大钊的命是导师王淦昌给争来的，王淦昌听后说：“我和祖国已经失去邓稼先这样的好同志，不能再让另一位杰出科学家英年早逝了。”跟随王淦昌进行核科研的同志们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当年王淦昌先生在进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时，认识了上海光机研究所从事X光光谱工作的助理研究员小卢。那年小卢不幸也患了肝癌，而且是晚期。王淦昌闻讯后及时与上海光机所的领导通话，要求一定要想法全力抢救小卢。他后来出差到上海，办完事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小卢住的医院。生命垂危的小卢情绪波动很大，但他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王淦昌竟然亲自跑到医院来看望他。

“王先生，您能到我的病榻前站一站，我就感到自己这年轻轻的一生献身给祖国的核科学工作没吃亏……”小卢拉着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手，泪流满面地说道。

王淦昌一面安慰小卢，一面找到医院领导，希望他们尽力抢救年轻科学工作者的生命。为了让小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感受到中国核物理同行们的关怀之情，王淦昌特意多留一些时间在医院，陪着他聊天，给他剥香蕉……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深为感动。几天后，小卢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特意让家人拿来录音机，向他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录了一段充满深情的告别话。王淦昌后来听了小卢用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说的话，长长地叹了声：“为了中国的强大，多少人在他们不该离别人世的时间走了，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怨言的呢？努力吧！”努力吧，这就是王淦昌一生的座右铭。

虽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距今已30多年了，但只要一提起“王老头”，当年参加核试验的官兵和科研人员，可谓无人不晓。当时赴青海戈壁滩原子弹试验基地工作的数万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力壮的部队官兵。上年岁的都是些科技人员，数千人的科技队伍中，王淦昌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王淦昌57岁，彭桓武、郭永怀50刚出头，王淦昌的部下邓稼先、周光召才40来岁。当第一次在实验场上听到有人叫他“王老头”时，王淦昌抹抹自己微秃的后脑勺，不无惊诧地叫了一声：“呀，我真的老了！”为了纪念自己为中国原子弹试验而献身的沧桑岁月，他拔下一根银丝，悄悄地藏在试验场的一道石窟里，然后逢人便说：“嘿嘿，真有趣，我都成老老头了！”

“老老头”就是常熟话“老头”的意思，王淦昌的骨子里减不掉好多小时候的习惯，比如他的乡音。

其实在王淦昌的性格里，似乎很难找到他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浪漫情调。书本、图纸、公式、实验，是他全部的生命内容和兴趣所在。从不张扬自己，从不挑剔别人，从不计较组织，在无形的生活空间正正规规地要求着自己，在枯燥乏味的公式里寻求和丰富着自己人生的乐趣，以及在奥妙无穷的科学世界里不断探求未知与发现新奇，这是他生命的全部特征。王淦昌一生活了91岁，组织上和他的学生多次为他祝过寿，但在所有的祝寿中，都没有比得上他在80寿辰时那个热烈而隆重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