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围歼杜聿明集团
1948年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全歼后，陷入重围的杜聿明集团还剩下第二兵团第五、第十二、第七十、第七十一军和第七十四军，第十三兵团还有第八、第九、第一一五军，总共8个军，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在以陈官庄为中心的南北宽5公里，东西长10公里的狭小地区，孤立无援，全军覆没已成定局。
粟裕挥兵对杜聿明集团实施合围
1948年11月30日，粟裕为防止杜聿明集团南逃，给华野各部下达了调整部署的命令：
1.江淮部队与先遣纵队仍跨浦蚌线两侧地区辗转破击该段铁道，阻滞敌之交通运输，配合十三纵正面阻击作战。
2.十三纵担任阻击蚌埠之敌北犯或西援黄维之任务，应在新桥站至曹老集铁道两侧及澥河以南河集、火星庙、张店子之间地区，选择要点，构筑阻击阵地，部署阻击兵力，并以小部队迫近曹老集东西地区，确实监视敌之行动，坚决歼阻沿铁路北犯或沿澥河以南西援之敌。
3.六纵在十三纵接防前，仍应以十七、十八师控制小卢沟、大吉沟村、高家湖地区，并先行接替苏北十一纵陶庄防务，以佯攻手段迷惑监视曹老集之敌，待十三纵接防后，再移至澥河以北固镇、连城、姚集地区集结，休整待机。
4.韦国清、吉洛率十一纵即于今晚开始经河集、瓦町集、湖沟集北移，以3日行程，于12月3日拂晓前进至宿县东北之灰古集、塔桥集、顺河集、二铺地区（二纵），及大店集东北之仁义集、王集地区（苏北十一纵），集结待机。
5.十纵亦于今晚开始经固镇、卢庄集、杨町集北移，以4日行程，于12月4日拂晓前进至渔沟集、朝阳集、湖集、路毛徐地区，集结待机。
6.本部今晚移嵩沟集附近指挥。
7.各部在交接防务时，应特别注意采取小部队佯攻，以迷惑敌人，免为敌利用空隙重占我之阵地。各纵转移行动，一律于夜间隐蔽行之，免暴露企图。（《粟裕军事文集》第432页）
尽管粟裕对杜聿明的撤逃有所准备，但杜聿明集团于11月30日晚上便开始撤退，却是粟裕始料未及的。
12月1日拂晓前，华野前沿部队及抵近徐州侦察的分队同时报告，邱清泉兵团主力已向徐州西南行动。白天，华野侦察部队接连报告，杜聿明集团正在破坏徐州的工厂、仓库，焚烧战略物资，中午有600辆汽车由徐州西开砀山方向。华野我军电台也监听到了敌军向阜阳开进的消息，粟裕判断杜聿明集团已放弃徐州，向徐州西南逃窜，于是立即下令组织追击。
粟裕明确认识到，华野我军主力位于徐南和东南方向，距杜聿明集团撤离的徐州西南方向已晚敌1天行程，必须想方设法阻击和迟滞敌人。于是，12月1日中午，他电令豫皖苏军区组织地方部队，立即在砀山、夏邑、商丘、柘城、兰封线布置阻击，并控制涡河、沙河船只、渡口，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障碍，阻延杜聿明集团向西南逃窜，以待主力到达为止。命令还要求豫皖苏军区地方部队除坚决阻击迟滞敌军外，应随时将敌军到达位置急电报告野战军司令部，以便组织主力会歼。同时要求华野追击部队采取尾追、平行追和迂回拦截等战法，昼夜兼程，追堵杜聿明集团。
12月1日下午4时许，粟裕等电报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报告了杜聿明集团的撤退情况及采取的战法和追堵杜聿明集团的部署。电报说：“现九、八、三、四、一、广、鲁中南、苏北十二、渤纵等部已向永城、肖县、夏邑及徐州、肖县间急进袭击。以渤纵由大许家进占徐州；十纵经宿县西进永城；另着苏北二纵、十一纵即由固镇、湖沟集沿涡河北岸西进，随占涡阳；十三纵尾后跟进，部署第二线截击。已令中原豫皖苏军区控制商砀陇海线，永城、亳县、太和及沿沙河周家口、界首各渡口布防截击。中野已令郑州城防部队乘车东开，控制商丘。六纵控制曹老集地区，警戒蚌埠之敌。”（《粟裕军事文集》第433页）
12月2日，粟裕电令华野一纵、四纵、十二纵、特纵，同时告三纵、八纵、九纵、鲁纵等部，并报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命令说：
（一）我九纵已攻入祖老楼西南地区与敌打响，并已令其继续向西北薛家湖方向截击；八纵向永城截击；三纵向瓦子口以西截击。今晚十纵可到百善集，二纵可到临涣集以西地区。
（二）你们当前情况如何？十二纵务必沿徐州敌向西的退路跟踪猛追，并防敌在无法西窜时再向徐州回窜；一、四纵应集全力由敌左侧后以勇猛动作，不怕伤亡，攻入敌纵深向敌截击，务将敌行军队形截成数段，而各个歼灭之，其动作越猛越好，不仅使敌无法站稳阵势，而且使敌无法整顿队形，则该敌易为我解决。一、四、十二各纵，仍归陶勇、郭化若指挥，如鲁中南纵队在其附近，亦归陶郭指挥，但陶郭仍归谭王指挥。望陶郭根据当前情况，机断处理。如特纵之坦克20辆到达徐州后，亦拨归陶郭指挥，参加追击。
（三）三、八、九纵应尽最大努力，以强行军速度，绕到敌之先头，以截住敌人向西逃窜，并于截住敌人后，即迅速没法分割敌人，如将敌行军队形截成若干段，这是最便于歼灭敌人的办法。而乘敌于夜间行军中，以勇猛动作截住，又是最易达成截断敌人的办法。望各纵注意采用此手段，但八、九纵则不应丧失绕至敌人先头的机会，务必尽办赶至敌人先头，而截住其去路。为便于行动迅速，各纵重武器及机关辎重行李等，可留少数部队掩护跟进（但亦不能掉队）为要！（《粟裕军事文集》第433-434页）
粟裕的命令所采取的战法是追击、截击、堵击，既明确了指挥关系，又强调了行动要求。关于指挥关系，分成三个层次，粟裕指挥华野全军；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华野分割截击、追击、堵击杜聿明集团的部队；陶勇、郭化若统一指挥华野分割截击杜聿明集团的部队。
关于行动要求，跟踪追击部队既要猛追，又要防止敌军回窜；左侧截击部队动作越猛越好，置敌军于乱战阵势，将敌军分割成数段；堵击部队要千方百计赶至敌军前头，截住敌军去路；指挥员要根据战场实际，机断处理。从下列所引国民党将领的回忆资料来看，粟裕指挥下的华野我军勇猛穿插，达到了设想的目的。
敌邱清泉兵团第五军四十五师是被我军最先追上的。
据四十五师师长郭吉谦回忆：12月2日凌晨二三点钟，“第一三五团的前卫营在襄山庙南边受到解放军阻击。这时，解放军愈来愈多，于是第四十五师即投入战斗，第二兵团的部队的‘剿总’指挥机关借第四十五师的战斗掩护，纷纷往西逃窜。”
12日上午，邱清泉指示，第四十五师改为后卫，待最后一批载重汽车和掩护汽车的第三十二师高毓民团通过后即行西辙。
下午，原和第四十五师对战的解放军往西去了。邱清泉指示，第四十五师和骑兵旅一起往西撤。“但该旅不等命令下达就撤退了。该师正在撤退时，不料追击骑兵旅的解放军已冲到眼前。我令各团立即重新占领阵地。第一三三团第一营在占领阵地中，一枪未发就被解放军歼灭了；第一三五团的重机枪还没来得及架起也被解放军夺去了；第一三四团正由襄山庙南向北调动途中，我只好让第四十五师从撤退中停下来，慌忙应战。”
晚上，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与一三五团对战的是华野三纵九师，与一三四团对战的是华野一纵，与一三三团对战的是华野九纵。3日晨，华野我军转移（实际上我军是为了赶至敌军前头）。
敌邱清泉兵团参谋长李汉萍也回忆了第四十五师被我军追歼的情况：“大约在（下午）3时左右，突然接到侧卫部队第五军第四十五师郭吉谦在襄山庙发出无线电紧急报告，说被解放军第九纵队三面包围，发生激战。邱清泉深恐郭吉谦被歼，当即电话命令第七十军第一三九师派出1个团前往增援。入夜后，解放军压迫更紧，激战通宵，郭师据守之阵地逐渐缩小，形势危殆。3日上午，邱清泉又命第七十二军余锦源派出1个师前往增援，攻击解放军的侧背，掩护郭吉谦从襄山庙突围。”
杜聿明回忆说：“3日晚，各部队按照蒋介石改变了的命令到达位置后，至12时前后发现解放军追击部队右翼已到达薛家湖，左翼已到大回村附近，形成包围态势。”“是晚全线皆有战斗，部分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混淆不清。如由肖永公路撤退之第二兵团一个后卫营，遇到解放军的一个大部队时，这个营长即冒充解放军而免于被歼。另有少数解放军深入国民党军内部到处打枪，弄得国民党军草木皆兵，敌我不分，各据一村，彻夜混战。这一军说‘当面之敌攻击甚烈’，那一军说‘共军已窜到我阵地后方，正在驱逐中’。甚至指挥部及第二兵团所驻的孟集内外亦发生混战，战斗一直打到我住的房屋门口，直到4日拂晓前后始渐形沉寂。检查结果，只发现几具似农民非农民的尸首及几个被打死的国民党军，此外并无虏获解放军的任何证据，这一晚混战究竟是国民党军自相混杀，还是真有解放军打进来，至今回忆起来还是一个谜。”
12月3日中午，粟裕决定：“即乘敌立足未稳阵脚混乱之际，坚决截堵其向西南突窜道路，压迫其向北、向西北，并先集中主力揳入其纵深，割歼其后尾一部，而后再分批逐次各个歼灭之。”粟裕给各部下达了第一步任务部署的命令：
在济南起义的吴化文部炮兵开赴前线，参加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
（1）“九纵即控制薛家湖至丁集（不含）间，八纵即控制丁集（含）、大回村（含）、菊集、大台楼之间地区，构筑阻击阵地。并以鲁纵控制永城及以北旱道口间地区，苏北十一纵控制大回村（不含）、菊集、新庄间地区，构筑纵深翼侧阵地，为九、八纵之预备队。以上各部，统一由苏北韦吉兵团指挥，全力担任坚决阻歼可能向西及西南突窜之敌，确保薛家湖、丁集、大回村、黄桥、铁佛寺至永城间阵地，而在阻击中予敌以重大杀伤，并设法歼其一部，以便第二步会合主力聚歼之。具体部署由韦吉决定。”
（2）“二纵即进至青龙集、黄桥（均含）、大回村（不含）地区，十纵即进至青龙集、黄桥（均不含）、五户、张集（含）地区，会同现在王砦、祖老楼以东地区之三纵，统一由十纵宋刘指挥，担任由襄山庙，经孙楼、袁圩、张大屯之线两侧地区集中并进，揳入敌之纵深，割断敌之东西联系，而后协同一、四纵、十二纵及渤纵主力，首先割歼祖老楼、王砦、大吴集、袁圩、孙楼间地区之敌。具体部署由宋刘决定。”
（3）“一、四、十二纵及渤纵主力，统一由四纵陶郭指挥，担任首先协同宋、刘所部割歼大川集、王砦、张新集、戴柿园地区之敌任务，应以四纵沿王砦、张新集之线，一纵及十二纵，最好分由东向西，及由北线至敌左侧后，由北向南分路突击，分割歼击该区之敌。渤纵除暂留1个师（待鲁中南警备部队到达后归建参战）协同鲁中南军区武装警备徐州外，其主力应即沿陇海路南、西南曲里铺、东镇店地区，向大吴集、张大屯敌之侧背攻击。以上各部之具体部署由陶郭决定。”
（4）“谭王即就现地（睢溪口西25里之后吕楼）依实情统一调整部署，并就近指挥各部行动，俟韦吉、宋刘、陶郭均与所属各部取得联系后，可与本部靠近，共同指挥各部作战。本部拟于明（支日）晚进至睢溪口附近指挥。”
（5）“广纵及冀鲁豫独一、三旅及冀鲁豫三分区武装由赵何指挥，经萧县、黄口间地区，进至韩道口、山城集、火神殿地区，担任由西北向东南钳制攻击敌之侧背任务，借以配合主力歼敌作战。”
（6）“各部可依此调整部署，各接替任务部队，宜先行派队接替包围（警戒）阵地。各部准备交接地区，应酌留部队控制，待接替部队到达后，再行交接，并应不放松对当面之敌各个歼击。”
（7）“各部队应以各种办法，切实注意掌握当面敌人真实动态及查明番号、位置及企图即时上报，并注意电台、电话联络。”
华野我军根据粟裕的命令，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顾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冒着天寒地冻，对杜聿明集团进行穷追猛堵。“4日拂晓前，九纵已达永城以北埋子集、薛家湖地区，并继向芒砀山攻击前进，八纵达永城、苗桥地区，鲁中纵达青龙集以南，三纵达祖老楼、王砦（歼七十军三十二师一个团）地区，四纵达张寿楼、张新楼地区，一纵达袁圩，广纵及冀独二个旅达张新楼附近及洪河集地区，十纵进至大回村以南，二纵达永城附近地区，十一纵进至涡阳以北地区。”
12月4日，杜聿明发现华野我军主力赶到，即缩集1团，采取三面掩护，一面突击战法，图向南突围。华野我军即采取一面阻击，三面攻击战法，坚决堵敌南窜，并求揳入敌之纵深，打乱敌人部署，分割歼灭敌人。谭震林、王建安指挥一纵、四纵、九纵、广纵及冀鲁豫两个旅由北向南向李石林方向猛力攻击，求揳入敌之纵深；韦国清、吉洛指挥二纵、八纵、十一纵由西南向东北攻击，并布置纵深阻击阵地；宋时轮、刘培善指挥三纵、十纵、鲁纵由东南向西北攻击，并布置纵深阻击阵地。至5日，华野我军对杜聿明集团形成了战役合围。
完成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后，粟裕才松一口气。几十年后，粟裕在谈到这次追堵杜聿明集团时还说：“尽管我们估计到了他们的撤退方向，却没有想到他们撤得这么快。万一让他们30万部队撤到淮南，问题就大了。”
蒋介石面对各个战场的败势仍举棋不定
黄维兵团被歼前后的12月中旬，全国军事形势正起着新的急剧变化。
在东北，东北野战军已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全歼了国民党卫立煌集团。在中原和华东地区，华野和中野发起的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已经胜利结束。国民党刘峙集团的5个主力兵团，3个已被我军歼灭，剩下的2个也已被我军紧紧包围，歼灭了一半，其余一半即将被歼。
在华北，分布在平绥线上的国民党傅作义集团的60万兵力，有的已被我军包围，有的正处在被包围之中。
在西北，西北野战军将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牢牢地牵制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
国民党华中‘剿总”的白崇禧集团，其主力黄维兵团已在淮海战役中被歼灭，所剩主力只有张淦兵团和宋希濂所指挥的几个军。而白崇禧集团的这些部队，一方面为我军所牵制，另一方面白祟禧自有打算，蒋介石指挥不动。
这样，蒋介石精心组织起来的5个战略集团，有的被歼灭，有的被牵制，能做战略机动的已寥寥无几了，蒋介石的“重点防御”战略计划破产了。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其军事部署，12月16日，即黄维兵团被歼后的第二天，蒋介石为了避免李延年兵团在北援中被围，遭到黄维兵团同样命运的危险，因此下令李延年兵团：“（一）迅速与共军脱离。（二）而后以有力一部守备淮河，主力集结淮河以南地区机动”。
李延年兵团接到命令后，迅即后撤，退至淮河以南。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则由蚌埠南移至滁县。这时，蒋介石已没有兵力再去解救杜聿明集团。
12月18日，蒋介石又电令刘峙：“（一）贵总部后方及不必要人员即移驻江南，贵官及作战指挥人员仍留驻蚌埠指挥。（二）六兵团指挥九十九军、九十六军、六十侂军与四十六军联系，担任女山湖至正阳关、淮河之防务，如遭受强大共军压迫时，则采机动作战逐次抵抗以争取时间，而后以有力一部固守桥头阵地，主力依计划转进至江南预定位置，守备江防。（三）五十四军、三十九军、六十六军（欠一八五师）即开南京”。
20日，蒋介石再次指示刘峙：“（一）贵部指挥六兵团及八兵团部队继续加强淮河守备，阻共军南窜，如共军主力向我真面目进攻时，应依淮河地障抵抗，非万不得已，不得撤退。（二）该总部对诸后方交通路应迅为整备。（三）各部队笨重辎重得由该总部适时规定南运”。
蒋介石并指示华北方面的国民党侯镜如兵团（即国民党第十七兵团）：“俾万不得已时撤回江南”。
与此同时，蒋介石大力加强长江防务，积极准备把国民党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并且在长江以南，重新编组150万至200万军队，以加强江南的防御力量，为此在各地设立了许多新兵编练司令部。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黄维兵团被歼后，蒋介石眼看长江以北的败局已定，因此，一方面准备逐步收缩兵力，将长江以北的军队撤退到长江以南，加强长江天险的防务，确保南京和上海的安全；另一方面在长江以南地区，大力编组新的军队，加强江南的防御力量。
蒋介石调整军事部署的目的，是阻止人民解放军继续南下，以便争取时间，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卷土重来。
但是，蒋介石此时还下不了将军队立即撤退到江南的决心。他幻想长江以北的部队尚能够抵挡一阵子。因而在给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的电令中，强调“非万不得已，不得撤退”。这反映了蒋介石这时既想收缩兵力，将军队撤到江南，而又对江北形势抱有幻想，下不了决心立即撤退的矛盾心理。
至于对华北战场的国民党傅作义集团，蒋介石抱的幻想更大。傅作义集团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唯一较为完整的可做战略机动的一个集团，蒋介石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在江南重整军力；又企图将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到江南，增援华东战场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
所以，让傅作义集团继续守在华北，还是将它撤回江南，蒋介石举棋不定，决策难下。
如果让华北国民党军南逃或西撤，这将对全国战局不利，为实现将国民党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的目的，中央军委、毛泽东利用了华北国民党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会马上入关的错觉，又抓住蒋介石举棋不定，想将华北国民党军南撤，但还没有作出最后决策、没开始行动的关键时刻，在继续进行第三阶段淮海战役的同时，于12月5日及时地发动了战略决战的最后一个战役——平津战役。
毛泽东作对杜聿明集团“暂不作最后歼灭”决定之谜
黄维兵团被歼后，华野和中野可立即发起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准备歼灭杜聿明集团，但毛泽东指出“暂不作最后歼灭”，这是为什么呢？
有关内部资料披露了当时实情：
如果我军在淮海战场上迅速全部解决杜聿明集团余部，则国民党全局动摇，势必重新部署，蒋介石可能以在上海集中待命的数十艘船只突然北上，作接走华北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的计划。所以，淮海战场这时我军如何动作，对平津战役关系重大。
为配合平津战役之作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令淮海战场我军，对被围的杜聿明集团余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这样，可使蒋介石看到他的几十万大军还在，就不会马上决策让华北的军队南逃，可以达到稳住华北敌军的目的。
12月1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明确指出：“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14日，中央军委正式通知华野围攻杜、邱、李的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待黄维兵团歼灭后，集中较多兵力，再举行攻击。
华野接到中央军委指示后，鉴于敌人连日来疯狂南突，我军阻击任务比较重，所以报告中央军委，我军在阻击敌人南突的同时，设法以师为单位争取轮流休息。
16日，黄维兵团已经全部被歼，蚌埠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也已停止北援，杜聿明集团南突之势锐减，所以华野决定就现阵地休息3天，以小部队监视包围圈里的敌人。但是，中央军委考虑平津战场上分割包围敌军的行动正在紧张进行，所以当天指示华野：包围杜聿明集团的各纵队可休息10天，然后集中华野全力发起攻击。对杜聿明集团应不断进行政治攻势。
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为配合平津战役，令华野自16日起转入战场休整，并加强对敌围困，展开对敌政治攻势；中野全军位于宿县、蒙城、涡阳地区休整，并担任歼灭杜聿明集团的总预备队，视情况加入战斗或消灭突围之敌。如李延年兵团再次北犯，拟可就地歼灭。中野各部按照总前委的命令，均拟定了半个月（到1949年1月2日止）的休整计划。
17日，华野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和总前委的命令，即部署休整10天，规定了休整期间的4项中心工作：敌人突围则歼灭之、研究战术、整理组织和展开对敌政治攻势。
到了22日，平津战场的形势迅速发展。我军已完成了对华北敌军分割包围的任务，攻歼围敌的作战已经开始。22日当天，我军即全歼新保安之敌主力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这时，蚌埠李延年兵团五十四军已撤回南京，李延年兵团第三次向北增援的可能性已大减，刘汝明兵团已撤到合肥一带。所以，中央军委指示华野：可集中全军多休整数日，养精蓄锐，休息至下月初，约于5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
根据中央军委22日的指示，华野前委经研究，决定华野全军再延长休整10天，到1月5日左右，再开始攻击。25日，华野前委电示各兵团各纵队遵照执行。
至于休整期间的活动内容，华野前委向各纵提出几点：（一）加强攻击准备，政治上深入动员，总结政治上攻势经验，军事上研究经验，酌量调整部署；（二）继续巩固新兵，做好转化俘虏工作；（三）继续利用天气变化及敌人困难等条件，向被围困敌军展开普遍的、有效的、各种方法的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四）对部队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教育，注意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五）补足弹药。
从淮海战场来说，这时暂缓攻击，转入休整，不仅对提高我军的战斗力有利，而且对最后全歼被围困的敌人、夺取淮海战役全胜也是有利的。这时，徐州地区天气骤然变冷，风雪交加，天寒地冻，包围圈里的敌人粮草断绝，忍饥挨饿。对敌军延长包围时间，可以利用天时条件，进一步造成敌人各种方面的困难，瓦解其斗志，消磨其锐气，而我军则可以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做好最后攻击的充分准备，以较少的兵力消耗、较短的时间，争取更大的胜利。
淮海战役中总前委唯一的一次会议
12月12日淮海战场上战役第二阶段即将结束，黄维兵团所属4个军，已大部被歼，八十五军除少数人员外，已全部被歼，十四军所剩不过2000人，十军也已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十八军也已经被歼过半。黄维兵团全歼在望，杜聿明集团也投入罗网，插翅难逃。
淮海前线的指战员在作战间隙阅读《大众日报》刊登的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受到极大鼓舞
当天，中央军委给总前委5位领导成员发来指示电。指示电说：估计黄维数日内可全歼，邱、李则尚须较多时间才能全歼。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5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给中央。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至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希望伯承能于12月20日至12月25日间到达中央会谈。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胸怀全局，高瞻远瞩，正酝酿着下一篇宏文的腹稿。这篇腹稿的总题目，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我军如何乘胜前进，发展革命形势，进军江南，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为此，中央军委在给总前委5位领导成员的指示电中，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结束后，我军如何进入休整，进行江淮、平汉作战，渡江作战，以及渡江后各个野战军夺取和控制的城市分布等提出了初步设想，以征求总前委的意见。
在接到中央军委指示后的第4天，即15日，黄维兵团被我全歼，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了。这时，在北面陈官庄地区，华野正在压缩包围圈，粟裕、谭震林都在全力指挥作战。因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了不让粟裕、谭震林离开战场，决定将总前委会议放在华野指挥部驻地蔡凹村召开。
蔡凹在肖（县）永（城）公路南，距肖县县城约20华里，在总前委指挥部驻地小李家村的东北方向，相距100多华里。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将第二阶段结束后的工作作了安排后，第二天，即16日晚上，他们便驱车前往蔡凹村华野前线指挥部同粟裕会合。粟裕与刘伯承自在中央苏区分别后，已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在这十几年中，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浴血奋战，迎来了接近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在与国民党进行最后决战并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刻，战地会面，心情格外兴奋、激动。
17日早上，谭震林也由山东兵团驻地赶来，总前委5位领导人，第一次共聚一堂，商讨战事。这次会议，是淮海战役中总前委唯一的一次聚会。
会前，华野前委已向中央军委发出一份申请中央军委准予犒劳部队每人猪肉半斤、香烟5包的报告。中央军委回电说：“淮海战役已进行月余，前线将士浴血歼敌，辛劳备至。华野前委所提及应照准。兹有军委决定，凡我华东、中原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每人猪肉1斤，香烟5包，凡不吸烟者，得以其他等价物品代替。此项款物，由华东、中原两军区按所属范围分担。”会间大家看了电文，都很高兴，深感党中央对前线部队的关怀和爱护。
总前委会议，17日整整开了一天。鉴于杜聿明集团歼灭在即，未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主要是研究了淮海战役结束后的渡江作战建议与部队整编方案。
当天晚上，刘伯承、陈毅带着总前委5位领导人研究的渡江作战建议和部队整编方案，驱车北上，前往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邓小平回到小李家村，谭震林回到山东兵团驻地，粟裕仍留在蔡凹村，指挥华野部队进行战场休整和部署防敌突围的措施。
活地狱陈官庄
解放军的包围圈箍得如铁桶一般，杜聿明的两大兵团突围无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在这方圆百十里的土地上，人类历史上黑暗一幕延宕了30多个日日夜夜。这里，没有阳光，没有生气，人类社会最阴暗的、最无耻的动物性的荒淫、无耻、残忍、贪婪，都在这里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严寒和饥饿的威胁将国民党军官兵推到死亡的边缘。很多年后，经历了那场磨难的人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他们这样讲述道：
“那是一座活地狱，一个魔鬼的王国。”
以下是活地狱陈官庄当年留下的几个镜头：
镜头之一：“活人受罪，死人也不得安”。在陈官庄这座活地狱内，没有树木，没有五谷，没有柴草，没有屋顶，没有飞禽走兽，听不见鸡鸣狗叫，人们都生活在地洞里。下雪天，他们凄凉地撑起降落伞的白布来挡风雪，所有坟墓的棺材都被挖出来当柴烧。被国民党军挖开的坟墓周围散满枯骨，棺材板做了燃料，陈官庄一村民哭诉说：“他们扒了我的祖坟，活人受罪，死人也不得安啊！”
镜头之二：黑市与赌窝。贪婪成性的国民党军，竟在地狱里大作其黑市生意。当官的用机枪扫开士兵，把飞机上丢下的香烟、粮食、馒头、罐头、食品等抢过来，然后，以高价卖给士兵。于是，陈官庄北飞机场附近，出现了一个黑市场，满地都是摊子，人来人往，居然热闹一时。陈年古墓里的破棺材板，都扒出来搬上了市场，一麻袋碎木材可以换到两碗大米，一块大饼要换5块大洋，一块银洋只能买到一支香烟。
官员们搜刮的钱没处花了，便疯狂地赌博，赌风炽热，他们的地洞里，随处可以看到牌九、麻将、扑克。飞机场的那个黑市场也就充做了赌场，每天一聚就是二三百人，一注至少3块银洋或3万金圆券。
镜头之三：地狱里的野兽。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从徐州撤退途中路过肖县时，就向伪肖县县政府派了200名妇女来做军妓。在青龙集，全庄妇女被集中关在几间房子里，晚上匪军就拿着火柴、打着电筒去挑选年轻的出去“推磨”，以后就是十几岁的女孩和四五十岁的妇女也难幸免，到后来许多下级军官的眷属也遭轮奸之劫。投降过来的原国民党第五军第二○○师五九八团丁赛衡说：“一到夜里，各庄上娘儿们大哭大叫，十分凄惨，就像到了地狱一样。”
镜头之四：强盗世界。地狱里的国民党军官兵各人都为着自己打算，要吃要钱，于是，互相间残忍地抢劫杀戮，造成一个恐怖的强盗世界。当地老百姓的财产早已被抢光，衣服都穿到军官身上，准备随时逃跑。柴草、家具、木柱、门框、屋顶被做饭烧光，粮食抢去吃光，一直到找不出一点东西为止。
自家人内部也一样地在拼你死我活。有一天，一辆汽车载着几个官太太驶过，车上有几罐饼干，一群士兵便一拥而上，把饼干抢光了。一个姓徐的营长见状，也脱下大衣挤进去，饼干没抢到，回头一看，大衣却被别人抢去。
哪里飞机丢下来粮食，大家便跑来抢，飞机继续丢下来便压在人堆上，天天压死人，在后面抢不到的，便用机枪扫射，然后将粮食抢去。
1月5日，在陈官庄空投场，八军和九军因抢米互相火并，打死几百人，白米和鲜血混在一起。
镜头之五：疯狂与空虚。12月19日，天降大雪，空投中断，外援的希望断绝，而官兵自动向解放军投降者又日益增多，邱清泉知道末日已经来临，便托付后事，指定他死后的指挥人选。当人选确定后，又自言自语地说：“我今年已经48岁了，看也看够了，玩也玩够了，什么都享受过了，就是死也值得了。”于是，每日在司令部里找几个女戏子唱《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狂笑痛饮，喝得醉醺醺。有时挎着女护士到各军去饮酒跳舞，直喝得昏天黑地，回来蒙头大睡，任事不管。
被围困的杜聿明集团在一个早上杀掉3000多匹战马分光吃光
被困在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陷入了与黄维兵团相同的困境：外无援兵，内缺粮草。没有粮食吃，是杜聿明面临的极大难题。国民党空军运输机一天空投的粮食，只够每人每天吃一顿的。由于包围圈狭小，加上空投的风向关系，空投的损失非常大，许多空投物资都飘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各部队为争夺空投粮食和物资而吵闹不休。
为了填饱肚子，国民党军官兵先是搜刮当地老百姓的粮食，然后是宰杀军用驮马，第二兵团一个骑兵旅的3000多匹战马，在一个早晨就被通通杀光分掉了，最后是吃野草、树皮。许多饿红了眼的官兵，为了一口食物，不惜大动干戈。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描述当时的惨景说：
士兵们只要听到收音机一响，什么也不顾了，向着投下的食物袋亡命般地冲去。我在观察所见到过，甲抢到一块大饼（因为当时投的是大饼）来不及吃，会被乙一枪打倒，乙将饼转夺过来，还来不及送到嘴内，又会被丙一枪打倒，再把乙手上的饼转夺过去。如此循环不断地你夺我争，为着一块大饼，牺牲几条命或几十条命。当时战壕内流传着这样一些话语：“见了飞机乱哄哄，甩了枪杆打冲锋，不要生命要大饼，求得一时饱腹中。”
杜聿明集团的第一次突围
12月4日，杜聿明集团采取逐次攻击战法，向濉溪口方向发起攻击后，进展缓慢。邱清泉兵团经过两天激烈的战斗，才推进到青龙集、陈官庄以西、以南地区。然而，在西北方面担任掩护的孙元良十六兵团的赵破楼、朱大楼等阵地先后被华野我军一纵等部队攻破，我军还于5日晚歼灭了归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指挥之“剿总”特务团，并乘胜尾追，突入至十六兵团阵地内，把十六兵团阵地打得一片混乱，在东北方面担任掩护的李弥十三兵团的阵地也被我军不断压缩，战斗不止。
杜聿明于6日中午率指挥部路过李石林附近地区时，邱清泉和孙元良仓皇找到杜聿明，邱清泉对杜聿明说：“孙副主任认为目前情况不利，要重新考虑战略，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请他再讲讲，我们研究一下。”杜聿明便与邱清泉和孙元良一起，赶到李弥司令部，召开会议。
杜聿明为前进指挥部主任，孙元良为副主任，会议开始后，孙元良说：“目前林彪已率大军南下，我们攻击进展迟缓，掩护阵地又处处被突破，再战下去前途不乐观，现在突围尚有可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目前只有请主任当机立断，才可以拯救大军。”
孙元良讲得十分动听，邱清泉在旁随声附和：“良公的见解高明。”李弥则保持沉默，在孙元良、邱清泉的竭力鼓动下，最后表示：“请主任决定，我照命令办。”
面对3位兵团司令官的意见和表态，杜聿明心情十分沉重。他左右为难地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3天以前大家按这句话办，就可以全师而归，对得起老头子了，今天做恐怕晚了。敌人重重包围，能打出一条血路还有希望，否则重武器丢光，分头突围，既违抗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呢？”
当邱清泉表示“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后，杜聿明接着说：“只要能打破一方，一个兵团突破一路，还有一线曙光，我也同意。万一各兵团打不破敌人，反不如照他的命令坚持打到底，老头子有办法就请他集中全力救我们出去，否则我们只有为他效忠了事。在我判断，林彪入关后南下，至少还要1个月，在这一月之内，我们牵住敌人，请老头子调兵与敌人决战，还是有希望的，如果目前林彪已南下，老头子调兵也来不及，关键就在这里。”
听了杜聿明的叙说，孙元良、邱清泉、李弥3位司令官都未表示愿意为蒋介石效忠，仍然讨论着如何利用空隙逃出包围圈，特别是孙元良极力主张突围。
见此情况，杜聿明只好说：“只要大家一致认为突围可以成功，我就下命令，但各兵团必须侦察好突破点，重武器、车辆非至不得已时，不能丢掉，笨重物资可先破坏。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下命令。”
会议至下午3时结束，决定分头突围，到阜阳集合，这便是杜聿明集团第一次突围的决策过程。
杜聿明集团的第一次突围以损失1个兵团而告终，孙元良兵团率先结束了在淮海战役中的使命。
孙元良兵团于6日晚20时，分成多路纵队开始突围行动，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却按兵未动。
李弥（1902-1973），云南盈江县人，黄埔四期学生，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供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投靠蒋介石，参加新军阀混战和对工农红军的“围剿”。1938年任国民党三十六军二六八旅旅长。1939年起，历任国民党第五师副师长、荣誉第一师师长、第八军副军长。
1944年，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任第八军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蒋介石的反共内战。
1948年7月，任国民党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十三兵团组建时，辖第八、第九、第三十军等3个军。淮海战役发起前，第三十九军在葫芦岛，后调至蚌埠归属第六兵团系列（虽然在淮海战役后期，在包围圈内又成立了六十四军和一一五军归他指挥，但这两个军是仓促成立的，六十四军由王洪九部及收编的散兵游勇组成，共4000余人；一一五军由第三十九师司元恺部扩编而成，所属的一八○师仅3000余人，这两个军没有多少战斗力），因此，李弥兵团实际上也只有两个军。
李弥于6日下午4时在司令部召开军、师长会议，传达突围部署：“3个兵团分西、南、北三面轻装突围，目的地为阜阳，于6日黄昏实施。”但“与会军、师长都一致表示时间过于仓促，部队都摆在第一线，不但突围困难，就是脱离阵地亦不容易。最早也要在7日拂晓，才能开始行动。如果邱、孙兵团要走，就让他们先走。”李弥本来对突围信心不足，遂同意军、师长们的意见。在与杜聿明接通电话时，报告了此决定。
杜聿明集团中，最具战斗力的是邱清泉第二兵团。
邱清泉第二兵团，辖第五军、第七十军、第七十二军、第七十四军、第十二军（在包围圈内又编成第一一六军）等5个军。这个最具实力的兵团，在邱清泉召集军长开会讨论部署突围时，气氛却很消沉。而邱清泉尽管在杜聿明召集3个兵团司令官讨论突围时主张突围，但会后一想，丢掉重武器突围对不起蒋介石，又犹豫起来，于是建议杜聿明参加第二兵团军长以上的会议。
杜聿明说明突围理由后，参加会议的其他人表示同意突围，而邱清泉却不表态。姗姗来迟的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听说要突围，极力反对，且咆哮如雷地说：“你们怕死，想突围逃跑，那是办法吗？怎么不集中力量，硬打出去？突围有被各个消灭的危险，应该考虑这个不利的后果，我第七十四军包打第一线。”
邱维达的意见给了邱清泉的支持，邱清泉遂明确表态不主张突围。
李弥兵团不突围，邱清泉兵团不突围，杜聿明只好改变突围的决定，令停止突围，然而孙元良兵团有意不与杜聿明联系，单独开始了突围行动，结果全军覆没。
杜聿明集团的第二次突围
孙元良兵团突围失败后，杜聿明仍然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争取在南边突破，与黄维兵团会合。他调整了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部署，邱清泉兵团集中炮火和战车，以1个军向南进攻；李弥兵团坚守李石林、青龙集地区。“两个兵团的作战方式采取‘滚筒’战术，邱兵团前进一步，李兵团就放弃原阵地紧跟一步。”
杜聿明在部署进攻的同时，还电报蒋介石，建议：“现各兵团重重被围，攻击进展迟缓，以现有兵力解黄兵团之围绝对无望，而各兵团之存亡关系国家的存亡，钧座既策定与共军决战之决策，应即从西安、武汉等地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共军决战。”
然而，蒋介石的复电是：“现无兵可增，望弟不要再幻想增兵，应迅速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期间，刘峙也乘飞机到陈官庄上空，令杜聿明赶快指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攻击前进。
可是，杜聿明集团的突围进攻一开始并不顺利，邱清泉在部署进攻时，因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在会议上曾坚决主张向南硬攻，第七十四军军长曾申明“包打”，所以在兵力部署上就以此两军为主攻部队，一同攻击，并肩前进。
照预定计划，7日两个军同时攻击。然而，邱清泉在具体实施攻击时，七十四军按时开始攻击行动，而七十军仅做攻击准备，至9日才参加战斗，比七十四军的攻击时间推迟两天。七十四军战斗力较弱，攻占不了一个小村庄。
于是这两个主攻部队之间相互埋怨起来。第七十军埋怨第七十四军战斗力太差，以1个军的兵力，攻占不了一个小村庄，实在太不中用。第七十四军则埋怨第七十军迟迟不开始攻击，使解放军的压力全部加在它的头上，使它挨打。
邱清泉兵团内部军与军之间相互埋怨，邱清泉兵团与李弥兵团之间则相互争吵。据敌九军军长黄淑回忆：“从7日到9日，3天战斗中，邱兵团的攻击进展甚小，伤亡极大，李兵团的防守阵地亦受到解放军强大压力，有的阵地为解放军所突破。邱、李二人此时则吵得不可开交，后来李弥根本不同邱清泉通电话，而要副司令官赵季平或陈冰代替。杜聿明只好又作第二次调整，即两个兵团各自掩护，齐头并进。”
杜聿明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经常相互争吵。杜聿明在回忆中也如是说：“国民党军攻击失败后，战车、步兵互相埋怨，内部矛盾重重，闹得一塌糊涂。同时李兵团官兵认为该兵团老担任掩护，被动挨打。还有，攻击部队每占领一个村落，尚可挖老百姓的粮吃，而掩护部队则吃不到，因此意见甚多，并认为我不公道，有私心。”
尽管杜聿明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但是应当说，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各兵团的攻击还是卖力的，七十四军攻击前进时，军长邱维达亲自指挥。十三兵团第九军守备魏楼的团长孔志坚和第八军守备新马桥的团长杨京，在我军的攻击下擅自撤退。李弥为整顿军纪，挽救颓势，将两位团长先后枪毙于孔楼村头，以儆效尤。第四十二师在与我军的战斗中，师长石建中负重伤，副师长伍子敬继续指挥战斗。
邱清泉兵团第七十军九十六师是一个攻击力较强的部队，师长邓军林回忆了当时激烈进攻的情景。
关于攻打鲁楼。鲁楼是杜聿明集团南下的要冲和必夺的目标，邱清泉奉命攻击鲁楼，令九十六师派兵掩护七十二军正面攻击，战斗至为激烈。
我军与被围之敌争夺7次才攻下鲁楼，这是我军冲入鲁楼的情形
邓军林回忆说：“第二八八团部队前进到鲁楼西南，靠近村沿，遭到土堤上的解放军侧击，打不过去，伤亡惨重，装甲车一部被毁。第七十二军虽一度攻入鲁楼，旋被击退，终未得手。邱清泉见鲁楼未攻下，大发脾气。指责第二八八团攻击不力，要法办团长周德宣。我向邱报告，第九十六师所担负的任务是侧面攻击，如果司令官指定第九十六师担任主攻鲁楼任务，我便立即部署，照令执行。这样邱清泉才不说要法办周德宣了，也没有要我去攻鲁楼，而把任务交予第一三九师。到12月中旬，第一三九师付出了极大的伤亡，拖延了不少的时间，才攻下鲁楼。”
关于攻打李楼。李楼村地势低洼，西南有较高土提做屏障，特别是土堤阵地有它地形上的重要性，杜聿明集团占领它，可掩护部队向南攻击，因而成为杜聿明集团的必争之地，邱清泉将进攻李楼的任务交给九十六师。
邓军林回忆说：“我为完成这一任务，派二八七团担任攻击，配合军部榴炮营、师部山炮营协同作战。上午8时，炮兵集中火力射击李楼及土堤阵地。经过激烈争夺，虽冲进村沿，但解放军仍坚守不动。第二八七团因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攻击。9日下午1时，邱清泉电话限令第二八七团以最大的决心攻下李楼和土堤。我令第二八七团以最大的努力继续攻击，并发挥炮兵的全部火力，彻底毁灭李楼村。战斗至下午3时，第二八七团在炮兵掩护下攻占李楼，但村南土堤解放军相持到黄昏后才撤退。”
关于争夺窦凹。窦凹是罗李庄南面的阵地，是杜聿明集团南下的必经之地。邱清泉将进攻窦凹的任务交给三十二师，并限期攻下，打开出路，同时令九十六师第二八七团部署在窦凹后面村庄，待攻占窦凹后，即迅速出动猛攻西南面村庄，一鼓作气打通南下道路。
邓军林回忆说：“邱清泉亲到罗李庄指挥榴炮营、山炮营和重炮营集中火力支援攻击，第三十二师在炮兵强大火力掩护下，向窦凹发动强大攻势，虽经两度冲进村庄，但均被解放军打退。下午邱清泉命令强行攻击窦凹，但刚攻进村庄，在解放军反冲锋下，第三十二师副师长贺知诗便狼狈潜逃，官兵相继回窜，解放军乘胜追击。在村后的第九十六师第二八七团见情况危急，迎头进击，解放军猝不及防，窦凹被我攻占。”但攻占窦凹后，仍不能继续扩大战果。
从邓军林所回忆的3次攻击战看，杜聿明集团的攻击部队确实是卖力的，特别是邱清泉充分表现了顽抗性，邓军林在攻击战中也表现了顽抗性，因而于12月19日在决定突围时，被提拔为副军长。
杜聿明集团的顽抗性，从我军的部署及我军将领的回忆中，可见一斑。
华野十纵李曼村回忆：“8日，邱清泉孤注一掷，除七十军外又增调二○○师，并亲自督战，叫嚣：‘打下鲁楼回南京，打不下鲁楼别要命！’敌军在督战队威逼下，靠7架飞机和12辆坦克助战，疯狂地向我扑来，在所有阵地上同时展开激战。在五连和七连的阵地上，敌人冲到我战壕边，战士们与敌展开白刃战……鲁楼村北阵地几次失而复得，血战持续3个多小时，我六连阵地上，只剩指导员和3名战士，仍在浴血奋战。团政治处主任带领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勤杂人员赶来增援，八十七团一营也火速赶来。他们并肩作战，接连又打退敌人5次冲锋。下午1时许，敌人又发起大规模进攻，当敌人涌入我阵地时，营长赵明奎高呼：‘同志们，我们要坚决守住阵地，拼掉脑袋也不让敌人前进一步！’……在战斗危急时刻，三排谢副排长，拉响了集束手榴弹与一辆敌坦克同归于尽……这一天的血战，从早上9点半，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
李曼村的回忆，既体现了我军的英勇，也体现了敌军的凶残，悲壮激烈的战争场面尽收眼底。
毛泽东的劝降书及其战场外的六大政治攻势
当杜聿明集团被围后，华野在进行军事攻势的同时，也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12月7日，中野司令部和华野司令部联合向包围圈内的敌全体官兵发出劝降信。劝降信说：“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的像铁桶一样，你们再也逃不脱了，蒋介石叫你们突围逃跑，实际是要你们送死。现在你们的处境真是危险万分，比起当时的黄伯韬来还要更加孤立无援，你们真同掉在大海里一样，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
劝降信对他们发出忠告说：我们“现在围歼你们的一切布置都已经完成了，时机已经万分紧迫了，你们再不要梦想逃走和挣扎了”。“希望你们不要替蒋介石一个人作无谓的牺牲，立即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只要你们不破坏武器装备，有秩序地缴枪，从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起，不论官兵，本军将一律保障你们生命的安全”（摘自淮海战役纪念馆资料）。
8日，华野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再次写信给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劝他们有组织缴械投降。
劝降信写道：“贵军现已粮弹两缺，内部混乱，四面受围，身临绝境。希望增援乎？则黄维兵团已被歼大半，即将全军覆没，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已被我追奔逐北于蚌埠以南，南京方面，正忙于搬家，朝不保夕。希望突围乎？则我军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连日事实证明无望。继续抵抗乎？则不过徒作无益牺牲，必然与黄伯韬遭受同一命运。”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本军特提出如下忠告：希望你们立即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切实保护武器弹药资财，实行有组织的缴械投降。只要能如此做，我军当可保证汝等及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
“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贵军覆没命运亦已铸定，汝等又何必为蒋介石一人效忠，与人民为敌到底。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望三思之。时机危迫，希早作抉择”（摘自淮海战役纪念馆资料）。
华野全军转入战场休整后的第二天，即17日，毛浮东亲自为中原和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了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
毛泽东在广播稿中给杜聿明等指出：“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生路是有的，那就是：“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广播稿正告杜聿明等说：“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1949年元旦，即在华野实施总攻的前夕，华野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再次忠告杜聿明等“立即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切实保护武器弹药资财，实行有组织的缴械投降。只要能如此做，我军当可保证汝等及全体官兵的私人生命财产安全。”（摘自淮海战役纪念馆资料）
这些劝降书、劝降信，华野前线采用各种方式散发到敌军阵地，并及时广播出去，让敌军广大官兵都能见到、听到。对杜聿明、邱清泉、李弥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我军直接派人送去。
华野对杜聿明集团开展政治攻势，图为某部战士在喊话
杜聿明后来说，看了陈毅元帅的信，“中间有些话，我当时认为是威胁，思想上有抵触，但是有些话“倒对我有些启发，我想如能保全两兵团部队的话，也可以同意”。杜聿明是忠心于蒋介石的，所以他又说：“在蒋未下野以前，我绝不愿反蒋投共”。
与上述写劝降书、劝降信同时，华野前委还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大力开展一个群众性的火线劝降、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势。华野政治部拟写了各种喊话宣传材料，供各部队对敌喊话或散发传单使用。
战场休整期间，我军虽然停止了对敌军的军事攻击，但一个强大的政治攻心战却显示着它特有的威力。广大指战员在开展政治攻心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宣传形式和攻心战术。
喊话。这是当时普遍运用的一种宣传形式，办法是用话筒或广播将劝降书、劝降信等直接向包围圈内的敌军官兵播送。有的在阵地上设广播台，向敌军讲解我胜利形势、俘虏政策、交代投诚办法，指出敌军必然要覆灭的命运，只有投降才能保全生命，才有出路。有的采用了“吹箫散楚”的办法，组织火线音乐队，在风雪怒吼的黑夜里，向敌人演奏“白毛女”等歌曲，以瓦解敌军的斗志。每次演奏时，敌军阵地都鸦雀无声，随后就有一些军官和士兵跑过来。
喊话是瓦解敌人最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喊话轻而易举，容易成为部队的群众性活动；通过喊话，能够直接将我军的政策、主张，向当面敌人宣传；敌人也难于阻挠，容易接受；用投诚人员向敌军喊话，更适合情况，收效更大。
劝降。有组织地派遣敌投降人员或战俘，携带我部队首长或高级战俘的劝降信件，进入敌军阵地，送给敌军主宫，劝他投降缴械。
释俘。在战俘与投诚人员中选择在敌军中有关系、有活动能力的人员，给以劝降任务，在战役发动前或火线上释放，进入敌军阵地，进行宣传瓦解工作。
宣传弹。用六○炮将各种宣传品、传单以及“招待证”、“通行证”等射向敌军阵地，“招待证”上写着“持此证来降者，一律宽大”。有的用弓箭、弹弓将宣传品射向敌军阵地。
宣传牌。我军在阵地前沿，竖立了许多巨幅标语牌、宣传牌和各色旗子，上面写着醒目大字，如：“欢迎国民党官兵自动投诚”、“放下武器一律优待”、“死守突围都是死路”、“过来是生路”等，所起作用很大。
送礼物。即将各种食品、香烟夹带宣传品，在夜间放置到敌军前沿，上面写着“救命袋”、“救命符”、“新年礼品”等，天明后让敌军去取，在敌军粮食极度恐慌的情况下，这种送饭送食的办法效果很好。
为更好地开展这一运动，不少纵队、师、团都成立了政攻指挥所和投诚人员招待所，具体负责组织领导这一活动。投诚人员招待所，则负责收容敌军的投诚人员，及时照顾其生活，组织敌情研究，了解宣传对象，组织派出打入工作，争取训练投诚士兵，处理释放遣散工作等，各连队也成立了连队政攻小组。
为鼓励更多的敌军来降，华野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公布了《华东人民解放军对自动携械来归者奖励标准》，讲明对自动携械来降者的安排和处理，规定了所携各种枪械的具体奖励金额。
虽然敌军首脑机关，采取欺骗、恐吓、镇压等各种手段，阻止其部下向我投诚，但由于我军以上工作的广泛开展，每天都有几十甚至几百敌军，冲破敌人封锁，成班、成排前来投诚。有的在黑夜里偷偷跑过来，有的在白天公开过来。
从12月16日到翌年1月5日的20天中，敌军相继来投诚者，就有1.4万余人，约等于敌军两个师的兵力，平均每天有700人向我军投诚。其中不少人，在最后总攻杜聿明集团的战斗中，英勇作战，立了战功。这不但在数量上削弱了敌军，更重要的是瓦解了敌军的士气，动摇了他们的军心，为我军尔后全歼当面之敌创造了条件。
对此，杜聿明也承认：解放军在停止攻击20天里，进行了“政治攻势，广播、喊话、送信、架电话、送饭吃等等，也起了瓦解蒋军士气的作用。经常有整排整连的官兵投降解放军，弄得蒋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
围攻杜聿明集团的部署及其行动
杜聿明集团于12月5日被我军包围。6日早晨，粟裕制定了围歼杜聿明集团的部署，并电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和中央军委。电报说：
（一）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部由徐逃窜，遭我追击截击后，现收缩于永城、肖县边的锦州桥、孙楼以西，孟集以东，青龙集以北，王白楼以南，纵横约20里。两日来，我俘敌约2万人。因我由追击、截击部署调整为围攻部署，5日晚我依现态势调整，重点以不让敌向南、向东南突围，西面控制薛家湖、永城两点，无论如何不能在两点之间放松，我仅以小部队与之对峙。具体部署：
1.一、四、九、广纵及冀鲁豫独立旅由东北、北及西北攻击，求得首先歼灭孙元良、李弥兵团，尔后会攻邱清泉兵团。归谭震林、王建安指挥。
2.以三、十纵及十二纵于东南及正南于大回村、香山庙之线，以大部攻击，一部防御，以防敌人南窜。鲁纵于濉溪口西北、黄里以西地区为预备队。
3.二、八纵于大回村以东及大回村西北向北、向东北攻击。十一纵于永城及其以西地区机动，如敌西逃，拟待其进至永城北实行截击或参加总攻。统归韦国清、吉洛指挥。
4.为便于应付新的情况，已电令吴化文部于16日赶到宿县地区集结，必要时张克侠、何基沣亦拟令其南来参战。
（二）依目前情况，杜聿明向南突破可能不大，我调整部署后，本晚即实行攻击，各个歼灭当前之敌。使我耽心者，唯六纵正面太宽，有刘汝明、李延年突破该纵防线之虞，势将影响钧部对黄维之作战，因此，除中野二纵加强六纵外，建议张国华所率之5个团大部或全部南下，加入对刘李之阻击作战，如同意，请钧部直接令调。
（三）为防止邱、李、孙向西南逃窜，我追击不及，建议邓子恢、李达处所集中之部队能抽出5至10个团至商水、项城线待机，以防杜聿明、邱清泉向周口逃窜，以便主力赶到聚歼之。（《粟裕军事文集》第434-435页）。
华野各纵遵照粟裕的部署，分别展开攻击和阻击。
谭震林、王建安集团的攻击情况：
一纵5日攻占李楼、王白楼，6日攻占诸庙、杨庄、马楼，7日攻占高集、蒋庄、阎庄之线阵地；四纵5日攻占张庄砦、崔阵口、锦州桥、马桥，6日攻占赵庄、前平庄、周集、任庄，9日攻占吴庄、陶庄之线阵地；九纵5日攻占豆楼，6日攻占黄庄、孙庄，占领孟集，7日攻占孟小楼、刘河，8日主力撤薛家湖以东地区休整，留二十六师于孟集以西协同冀鲁豫独立旅（右翼）、广纵（左翼）继续攻击；广纵6日攻占王柳园，7日移芒砀山西南李里楼地区休息，8日进到孟集地区接替九纵二十五师防务；冀鲁豫独立旅6日西移张窝地区，接替九纵二十七师防务，正遇孙元良兵团向西突围，在李路口歼俘敌军数千人，8日攻击望庄未奏效。
韦国清、吉洛集团的攻击情况：
二纵5日接替十纵二十八师阵地，担任魏老窑、王庄线之防务，构筑坚固工事，阻敌南窜，后数日均与穆楼、李明庄、魏老窝之敌七十四军九十六师对峙中；八纵5日攻占王花园、史河、崔庄，7日在黄瓦房歼灭孙元良突围部队，8日凌晨3时突破刘集，未能迅速扩张，敌上午3路来援，刘集被敌夺去，十一纵5日由丹城集进至永城东北地区，为第二线阻击部队。
宋时轮、刘培善集团的攻击情况：
三纵八师5日攻高窑未奏效，后数日与敌对峙中也未有大进展；十纵4日攻占魏老窑、魏小窑、左砦、刘楼、张小楼、王花园、秦小楼后，5日将大回村、固上线之防务交二纵，东移青龙集以南以东地区接替鲁纵阵地，布置阻击阵地，坚决阻敌向五户集、苗桥方向突窜，6日敌向鲁楼阵地猛攻5次，8日敌又向鲁楼攻击3次，均被十纵击退；鲁纵6日攻占高窑、王楼、王药店后，7日南移铁佛寺、大小刘庄地区，作为第2线阻击部队。十二纵6日东移瓦子口地区为预备队，准备参加攻击；渤纵主力集结于徐州西南地区，其十一师于6日开始沿津浦线南下，参加蚌埠方面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战斗。
至10日早晨，华野我军不仅成功地不断缩小包围圈，将敌压缩在以陈官庄为中心的南北10余里、东西20里的狭小地区，而且还歼敌1个兵团（孙元良兵团）、两个军部（四十一军、四十七军）、5个师部，共计约27个团，8万人左右，杜聿明集团尚存两个兵团部，约45个团，16万人左右。
12月10日，杜聿明调整攻击部署。同日，粟裕总结前一段进攻的经验，考虑到歼灭杜聿明集团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于是主动提出建议，再抽调华野部队增援中野，首先歼灭黄维兵团。参谋长陈士榘率三纵、鲁纵驰援中野，粟裕即调整部署，对杜聿明集团采取攻势钳制。具体部署是：“以谭王指挥一、四、九纵、渤七师由北向南积极攻击；以宋刘指挥十、十二纵及冀独旅，以韦吉指挥二、八、十一、广纵及本部警卫团，采取正面阻击和东西两侧之夹击，坚决阻敌南窜。”
各纵遵照粟裕的部署，攻击部队采取积极攻势，不给敌军喘息机会；阻击部队在坚决阻击的同时，也采取局部攻势。
谭震林、王建安集团的进展情况：
一纵十三日占领夏楼、李石林，15日占领吴墩、朱墩，曾一度突入夏砦敌外围工事，但未能站稳脚，于16日凌晨3时撤出；四纵11日攻魏楼，占孙阁（拂晓放弃），12日攻占陶楼、吴庄、杨李庄，13日攻占孙阁、于庄及李石林，14日十师、十二师南移蒋楼、森楼、香山庙、张楼、潘楼地区，十一师待渤纵接替后南移；九纵12日占苗庄、继攻望庄，14日肃清郭营外围工事之敌；渤纵七师11日进至瓦子口、三里庄地区，12日进至瓦子口、祖老楼地区，14日接替四纵十一师防务。
韦国清、吉洛集团的进展情况：
二纵10日范庄阵地被敌占领，12日魏窑敌出犯，被击退，晚上二纵组织攻王庄、郭窑、魏小窑均未奏效，13日白天，敌向我军阵地郭楼猛攻5次，均被击退；黄昏时十纵李楼阵地被敌攻占，郭楼三面受敌，但二纵六师坚决阻击，终将敌击退；晚上二纵四师将大回村、张大楼、张石桥阵地移交八纵二十三师后，进至苗桥西机动。八纵10日王花园阵地被敌攻占，12日击退刘集出犯之敌后收复王花园，15日攻占刘楼。十一纵10日移五户、张集以南大梁家地区，13日进至苗桥地区构筑防御工事，15日反击耿庄以西野外工事之敌。广纵12日进至菊集西北王庄地区，14日进至苗桥以西之魏楼地区。野直警卫团10日进至永城构筑工事布防。
宋时轮、刘培善集团的进展情况：
十纵10日击退敌向窦凹之进攻，11日又击退犯窦凹敌两次猛攻；12日，敌向窦凹阵地猛攻8次后占领窦凹，13日，敌占领我鲁楼阵地后又向李楼阵地进犯，经14个小时的激战后，于14日凌晨又占领我李楼阵地，继则占领我徐小凹阵地；我十纵确守张庄、耿庄、后刘园之线阵地。十二纵14日攻入陈阁、王林庄、吴楼；冀鲁豫独立旅14日接替十纵刘小庙、后刘园之线阵地。15日，敌占领后刘园后，继续进犯刘小庙、张庄、耿庄、孔楼阵地，均被我军击退。
对杜聿明集团的总攻
粟裕12月31日向毛泽东建议：“华野应乘敌人还未能得到充足粮弹补给，且疲惫动摇恐慌之际，发起总攻，首先解决李弥兵团，并乘势扩张战果，攻歼邱兵团，以获淮海战役全胜，并上报了总攻的决心部署。”
1949年1月2日，毛泽东复电粟裕等：“同意你们12月31日23时电所提关于围歼杜聿明集团取决先歼包围圈东部之第十三兵团，再歼西部第二兵团的作战方针，望即照此实施。”
1月2日24时，粟裕下达了总攻杜聿明集团的命令。
命令指出：为贯彻战役决心，乘敌人还未能得到充足粮食、弹药补给，且疲惫动摇恐慌之际，争取迅速解决该敌，全歼杜邱李匪部，以获淮海战役全胜，决首先分割攻歼十三兵团残部，压缩对敌之包围圈，而后乘胜扩张战果，攻歼邱兵团残部。兹将第一步作战部署、各部任务区分于下：
一、以三纵、十纵、四纵、渤纵、一纵担任分割攻歼十三兵团残部之任务，其动作任务区分：
三纵首先攻歼窦凹之敌，而后继续攻歼陆菜园、刘庄、陈楼、王刘庄之敌，得手后并继续向罗庄、竹安楼扩张战果，向北与一纵打通联系，以割裂邱、李兵团联系，坚决阻止邱兵团之东援，保障十纵、四纵作战安全。
十纵首先攻歼后刘园、李庄、赵园之敌，而后主力继续攻歼小新庄、小丁庄、张庄、朱庄、孙庄、崔庄之敌，得手后，应以一部监视青龙集之敌，先以主力向西攻击，协同三纵作战；或以四纵加入，协同该纵攻歼青龙集之敌，视战况发展再定。
四纵首先攻歼鲁老家、藏凹、吴楼之敌，而后继续向耿庄、邱庄、夏凹、胡庄、贾庄之敌攻击，协同渤纵、一纵攻歼八军及五十九军残部。
渤纵除以一部包围监视陈阁之敌外，首先攻歼万庄之敌，而后继续向王庄、孔楼、马庄、陈庄、周庄之敌攻击，协同一纵、四纵攻歼八军、五十九军残部。
上述各纵组成东攻击集团，实施主要突击，分割围歼李弥兵团，归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指挥，具体部署由宋时轮、刘培善决定。
二、谭震林、王建安集团各部任务动作区分：
一纵首先攻歼贾庄之敌，而后继续攻歼朱小庄、朱楼、竹安楼、邓楼之敌，并向南与三纵打通联系，割断邱、李兵团联系，协同四纵、渤纵攻歼八军、五十九军。
十二纵攻歼夏砦之敌，而后继续向丁枣园方向发展，协同一纵作战，保障该纵右侧作战安全。
九纵以一部佯攻钳制刘集敌人，其主力攻歼左砦、郭营之敌，或争取敌人投降起义，而后继向王大庄、刘庄、赵庄方向发展。
三十五军除炮兵附属渤纵作战外，其余部队仍位现地点集结待机。
上述各纵组成北攻击集团，由北向南攻击李弥兵团，积极歼灭当面之敌，以策应东集团之作战，统归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具体部署由谭震林、王建安决定。
三、韦国清、吉洛集团各部任务动作区分：
八纵以一部协同九纵佯攻钳制刘集之敌，主力首先攻歼魏老窑、魏小窑之敌，而后续向宋小窑、陈官庄方向发展。
二纵除主力固守现阵地，防敌向南突围外，以一部攻歼范庄、李明庄之敌，协同八纵、十一纵作战。
十一纵首先攻歼徐小凹、李楼之敌，而后向鲁楼、乔庄方向发展，协同三纵作战，保障三纵左侧作战安全。
上述各纵组成南攻击集团，自南向北攻击李弥兵团，积极歼灭当面确有把握之敌，以策应东集团之作战，统归韦国清、吉洛指挥，具体部署由韦国清、吉洛决定。
八纵、九纵、三纵、十一纵除主力攻击外，并应切实注意防敌在十三兵团大部被我歼灭和陈官庄纵深受我严重威胁后，邱兵团乘机大举向西南、向南、向西突围，免临时措手不及。
四、外线堵击部队任务区分：
鲁中南纵队（仍归韦国清、吉洛指挥）、豫皖苏独立旅、野司骑兵团（仍归鲁中南纵队司令员钱钧、政委张雄指挥）、广纵、野司警卫团、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仍归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指挥）及十三纵，均仍于原阵地执行原任务不变，七纵仍位于现地集结待机。
六纵限于5日拂晓前进至百善集、濉溪口、古饶集之间地区集结待机。
冀鲁豫军区赵健民、何光宇所率之独立旅，待三纵接防后，移铁佛寺为中心地区集结待机。
以上各部，除主力控制现阵地集结待机外，应各向前面友邻部队直接保持密切联络，掌握被围敌人情况，以便及时发现向外突围之敌，并适时配合第一线部队协力截歼之。
五、特种兵纵队除注意指挥各兵团、各纵队炮兵协同作战外，其直属重炮仍编成4个炮兵群，分别位于李石林以北的后平庄、崔口、张庄地区，苗桥西三里庙、李里楼地区，刘河地区和耿庄、骑界沟地区，以有力炮火支持东、南、北3个突击集团的作战。
六、决定统一于1月6日16时发起战斗（如阴雨天气则提前于该日13时发起战斗）。
七、作战分界线遵附图执行，但担任攻击各部在纵深发展中，应依战斗进展，积极扩张战果，并注意与友邻主动协同配合动作，不要机械受作战分界线之束缚。
粟裕的作战命令明确指出了各纵的作战任务和行动方向，以及各纵协同中应注意的问题，同时给各攻击集团领导人赋予了根据敌情制定行动部署的权力。
杜聿明集团最后的突围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提出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杜聿明对此回忆说：“我这个从来不主和的好战分子，也被解放军打得垂头丧气，觉得只有和平才是出路。”杜聿明希望蒋介石“和谈”尽快成功，以保全他的数十万兵力。
然而，1月3日，蒋介石又电告杜聿明突围，并告之“自五日起投足三日粮弹”，指示舒适存返回陈官庄时，随机带回约800套防毒面具，供突围时施放毒气用。
1月5日，蒋介石一面派空军投放粮弹，一面令杜聿明照令突围。但杜聿明以“粮弹未投足，将士饥饿无力，无法执行命令”为由，再次去电请求继续大量投放粮弹。
杜聿明在回忆录中没有谈及突围计划的具体部署，据一些将领的回忆，杜聿明的突围计划是12月19日制定的，并没有因时间的推延、战场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当时研究的突围计划是：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黄维兵团被歼灭后，被我包围的杜聿明集团覆没的命运已成定局。为了配合平津战役的发起，我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争取了百余名敌人来降。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过4天激战，于1月10日全歼该敌，生俘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官杜聿明，击毙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这是华东野战军总部指挥员在研究最后歼灭杜聿明集团的作战方案。左起：张震副参谋长、粟裕副司令员、陈士榘参谋长
突围方向是向西突围，但是有分歧，有的认为走一个方向易被解放军截击，而主张四面开花，同时突围，杜聿明据此只作概要规定，待突围命令正式下达时再作具体规定。
突围部署是杜聿明将坦克、炮兵分给邱清泉、李弥兵团使用，邱清泉兵团在左，李弥兵团在右，并肩同时突围。
突围方法是空军掩护，准备动员100架次飞机掩护地面部队的行动。
掩护方法是：地面部队按时准备好，将联络符号标示在第一线，此时飞机临空先使用甲种（毒气）弹轰炸敌人阵地，轰炸完后，带有防毒面具的第一线部队即向预定方向突击，打开1个缺口后，第二线部队即跟着突击，以后使用战斗机群分批掩护。部队突到哪里，机群即掩护到哪里，一直到达安全区为止。
这个突围计划因漫天大雪而推延至12月29日才送报蒋介石。12月29日，“董明德飞返南京时，曾约定1月10日以飞机掩护，实行突围计划。”
邱清泉兵团第七十军副军长兼九十六师师长邓军林却认为，“形势一天比一天紧急，已不能等到那个时候”，“应尽量争取时间，提前突围，或者还可以侥幸冲出去”。
邓军林一再陈述利害，希望提早突围。然而，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告诉他：“司令官考虑到如果实行突围，官兵每人至少要准备两天粮食，部队才能行动。同时又估计空军投粮10日方能完成补给任务。”
由于杜聿明一直考虑1月10日实施突围，因而以后他只是要求蒋介石投足粮弹，而并没有对突围计划作出修改和形成具体的突围计划。
1月5日，蒋介石复电：“准再投3日，务必遵照实施。”杜聿明才开始考虑实施突围，然而，杜聿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突围计划还来不及实施，华野我军的总攻便开始了。
国民党李弥兵团第九军军长黄淑在回忆我军总攻时的情况时说：“元月6日起，解放军发起全面总攻，炮火之猛烈为前所未有，青龙集被轰成一片火海，尸横遍野。第九军之青龙集、大小李庄外围据点全被解放军所拔除，师、团长亲自率队出击亦无法夺回原有阵地。解放军以坑道作业接近军师指挥中心，杜、邱、李在此紧急情况下，不得不将突围计划提前实施。”
然而，杜聿明所谓的突围计划并没有形成突围的具体部署。
1月6日我军发动总攻，打得杜聿明措手不及。当天，我军便攻占了夏庄、何庄、窦凹、李楼、魏小窑、郭营、李明庄等村落据点13个，歼敌近1万人，其中击伤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俘九十六师副师长田生瑞、一八○师参谋长何觉哉以下约7000人。
1月7日，杜聿明慌忙部署突围。据敌第九军军长黄淑回忆：“杜聿明鉴于元月6日以前作战的教训，乃将突围攻击任务由两个兵团轮流担任。
第一天邱兵团由张庙堂（邱兵团第一军第二○○师周朗所占领的阵地）之线，向解放军阵地进攻，李兵团在后掩护。李弥命令第八军及第一一五军（系在包围圈临时编组成的，军长司元恺，归第十三兵团战斗序列）在大荒村等地担任掩护，第九军移至张庙堂附近准备邱兵团突围奏效后接替第五军阵地。
第二天，第九军越过邱兵团8日所攻占之阵地继续向解放军攻击，如此更替跃进。杜、邱、李认为这样部署避免了两个兵团之间的矛盾。”
我部向杜聿明部发起总攻
李弥根据杜聿明的部署，下达了十三兵团准备突围、转移阵地的部署和作战命令：“第十三兵团7日转移阵地，8日做攻击准备，9日开始突围。各军编成突击队攻击前进时，第1天由第九军、第二天日由第六十四军、第三天由第八军、第四天由第一一五军担任攻击任务，轮番攻击互相掩护前进。”
然而，李弥兵团是华野我军决定寻歼的首要目标，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李弥感到末路来临，突围部署尚未实施就开始逃窜。至上午9时，其在陈阁、马庄等8个村庄阵地在华野我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弃守，驻守阵地的官兵分别仓皇向西、向南逃窜。
按照部署于黄昏时转移阵地的官兵也变成逃命，纷纷逃窜到邱清泉兵团防区。
因此，便有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淮海战役经过概述》之说：“7日上午9时李兵团在陈阁、马庄等8个村庄之阵地整数弃守，分向南及西仓促逃窜，当我继续攻击之准备尚未完成之前，李匪各部盘踞之11个村庄如像青龙集等要点均不战而逃，20时即开始向西收缩至邱兵团之防区，我23时尽占其所被迫逃弃之各村庄，至此杜集团之防御整体为我打破。”
1月6日、7日华野我军的猛烈进攻，迫使李弥兵团慌忙逃窜，同时也把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打得垂头丧气，信心尽失，使得杜聿明的突围计划成为泡影。
据第二兵团参谋长李汉萍回忆：“6日，解放军全线开始猛烈进攻，炮兵火力发挥到最高度，对国民党军炮兵行制压射击。这是国民党军同解放军作战3年来第一次所遇到的情况，使国民党军所恃的陆空军联合炽盛火力的‘威力’完全丧失效用。因此，官兵情绪更为紧张，士气更为低落。当天激战结果，据不完全统计，邱、李两兵团被解放军击灭击溃共约13个团的兵力。
这样一泻千里似的崩溃，不仅令所有国民党军的指挥官心惊胆战，也使平时狂妄不可一世的邱清泉恐慌万状，终日呆坐在敌我态势图前垂头丧气，自言自语地说：‘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
到第二天晚上，战况发展到最激烈的时候，他索性喝得醺醺大醉，用被子蒙着头睡在床上不闻不问。我恐当晚崩溃，向他请示办法。他怒气冲天地说：‘让它崩溃好了！’”
据敌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将领的回忆，杜聿明于1月7日部署突围，然而1月8日、9日两个兵团根本没有实施突围部署的具体行动。
两个兵团的敌军拥挤在第二兵团的狭小地区，而兵团司令官和杜聿明则思考着如何逃命。
1月9日黄昏时分，杜聿明与邱清泉到陈官庄第五军司令部，命令指挥部直属部队及战车等部队，在陈官庄以西集结，归副参谋长文强指挥，还幻想10日在空军放毒掩护下，实行突围。
被围困之敌向我施放毒气，妄图阻击我军攻击，我军战士带上防毒面具继续进击
杜聿明和邱清泉一到陈官庄，解放军的炮弹也跟踪追来，他们赶紧躲到掩蔽部去。李弥及第五军军长熊笑三随后也来了，他们都要求杜聿明在当晚作夜间突围，但杜聿明仍主张照蒋指示，在10日上午白天突围。
李弥、邱清泉和熊笑三都不同意杜的意见，认为白天突围无希望，且认为不能再等，力主当夜即行突围。杜聿明无法，便说：“如果你们要走的话，你们先走，我一个在这里守到底，以免耽误了大家！”双方由商量发展到争论，直吵到晚上10时左右，熊笑三不高兴地走了。
熊笑三走出掩蔽部不久，一时四周机关枪、大炮、手榴弹之声大作，熊跑回来对杜说：“敌人已经打到司令部来了，要下决心突围，再迟了就出不去啦！”
杜聿明听到枪炮声只在一边响，知道是熊笑三有意弄把戏，迫使他决定当夜突围，就说：“这是你们部队自己打的，你出去看看，为什么这样？”邱清泉明白杜聿明已看破了熊的诡计，就说：“笑三出去看看吧！”即与熊走了出去。他们出去不久，枪炮声就停了。
邱熊两人回来，再次要求必须当晚突围，杜执拗不过，只好说：“既然都这样主张，那就分头突好了。”但李、邱、熊3人都要同杜聿明一道走。杜说：“这不是让敌人一网打尽吗！我们就这样走，如何对得起部下！赶快通知他们自找出路。”
当邱、李等人走后，杜聿明向蒋介石发出最后一次电报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夜分头突围。”并通知文强将直属部队及战车集合待命。
当蒋军首脑纷纷做鸟兽散时，解放军已以猛打、猛冲、猛攻的动作，迅速插入蒋军中心阵地，迫使敌人无法再行调整一切，于是被俘的被俘，逃跑的逃跑，乱作一团了。
到午夜12时左右，李弥的十三兵团已全部崩溃，青龙集、鲁老家、朱楼集等地，均被解放军攻占了。残余溃兵，均涌入第二兵团阵地。
在第二兵团阵地上的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这时突然接到兵团司令邱清泉的电话：“李弥兵团垮了，共军已占领投掷场，请你注意！杜聿明已到黄庄户准备突走，我不能统一指挥了，请你自决。”从此之后，电话再不通了。
邱维达立刻召集五十一师师长王梦庚，五十八师师长王奎昌，参谋长江崇林等，欲决定突围部署，但当时情况已十分紧急，溃兵乱作一团，要作有计划的突围已经不可能了，只能匆匆规定于深夜2时突围，集合目的地是阜阳。
届时，邱维达本人跟着五十一师主力由刘集向西南方向突去，但刚走出战壕，就受到当面解放军密集火力的阻击，五十一师师长王梦庚当场中弹毙命，军队无人掌握，即时溃乱了。至天明战斗结束时，邱维达本人也做了俘虏。
再说由“剿总”副参谋长文强指挥的一路，于12时接到杜聿明的最后一次电话，要他们到第五军军部随他一起行动。可是，等到他们在炮火中赶到第五军军部所在地时，杜聿明和邱清泉等人，连踪影都不见了，只见杜的机要秘书冯石如从公文包中取出机密文件，慌慌张张地赶快加以烧毁。
群龙无首，大势已去，各自逃生，部队溃散。文强等也追随于乱军之后向着东南角逃奔。到天色微明时，解放军清理战场，文强，这位国民党军中将副参谋长，也成了俘虏。
邱清泉、李弥、杜聿明这些蒋军头目们跑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杜聿明总部在各自逃散时，最后一个走出陈官庄掩蔽部的，是邱清泉兵团的参谋长李汉萍。他出了掩蔽部，一直向东跑，跑到飞机空投场附近，见一掩蔽洞，乃钻进去，坐以待俘。
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却带着特务营向北狂奔，指望趁混乱抢先突出去。哪知，解放军虽突入蒋军阵地中心，但在陈庄外围仍有阻击阵地，当邱清泉跑到陈庄西北张庙堂西南400米处，正想喘口气的时候，突然碰上解放军一阵机枪扫来，身中6弹，立即倒地，两腿一伸，一命呜呼。
这个外号“杀人魔鬼”的邱清泉，在两天前还一直强迫女戏子在床前唱贵妃醉酒，抱着青年女学生取乐。这时，仰面朝天，胸口和肚子五六个弹洞在冒血，手枪扔在田野，连一枪也没放，就遭到人民的惩处！
第二兵团的第五军军长熊笑三，同负伤的第七十一军军长高吉人、副军长唐化南等人，化装伤兵逃出包围圈，最后逃到了上海，算是侥幸漏网。
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从陈庄五军掩蔽部出来后，眼见自己兵团阵地已经全垮了，自己成了光杆司令，乃夹在乱军之中，化装逃出包围圈。后来，于1月底逃到了青岛。
李弥兵团的第八军军长周开成，第九军军长黄淑，第一一五军军长司元恺等，都夹在乱军中逃跑，最后都一一做了俘虏。
这时，从陈官庄到陈庄，里里外外，到处是人山人海，到处都撒满了撕毁的“总统文告”、蒋军名册、军人手册、步兵操典、蒋军的金元券、信件、相片等，随风在田野里飘动。
在杜聿明逃走后的陈庄总部里，十几根电话线和十几部电话机，都在大掩蔽部安置着未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仍整齐地挂着，满地都是军师级机密文件、文稿、照片等，狼狈不堪。
成群结队的俘虏群一批批地从村庄或田野穿过。他们一面走，一面啃着解放军给他们的馒头。有的说：“活遭罪啊！这一下总算熬出来了。”有的说：“蒋介石是中国人的灾星，好日子不过，硬要打内战，真是祸国殃民啊！”
由于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至1月10日上午9时，徐州“剿总”杜聿明所部基本上被歼灭，只剩残部万余人退守在陈庄西南刘集圩里，仍在抵抗。
解放军的大炮正从四面八方向刘集轰击，浓烟滚滚，尘土冲天。
经过1个多小时的炮轰和拼杀，残敌无力再抗击，终于纷纷缴枪投降了，唯独九军三师师长周藩不愿出来，他哀求天黑一点儿再出来，不然不好见人。
解放军一位团长笑道：“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还怕丢什么脸！”随告被俘的九军参谋长殿隆筠：“你去告诉周藩，赶快投降！”殿去后一刻钟，周楼村里哗然涌出1000多名饥饿不堪的蒋军官兵，走在最前头的是满脸受伤的师长周藩。他率残部走到解放军指挥员面前举手敬礼，口中说道：“报告，九军第三师师长周藩率部投降！”
李清叙述第七十二军投降经过
在淮海战役中，李清在副军长谭心主持下叙述了第七十二军向解放军投降的真实经过。他说：
1949年1月9日午后，当我们到达陈官庄时，受到解放军很猛烈的炮击，我们和胡庄方面的电话线不时被打断。傍晚，我接到副军长谭心电话，叫我通知已经先到陈官庄的全体人员不要再行动了，赶快回胡庄去，另有出路。谭所谓的另有出路就是向解放军投降。
回头再说胡庄方面（根据余大英，杨法治等对我口述的材料），副军长谭心出面邀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渔浦及第二三三师师长徐华商量后，先派出第二三三师特务连连长杨法治带两名通信兵打着白旗，拉着电话线到解放军阵地要求解放军派谈判代表来，本军愿放下武器。
解放军的首长从电话里答复“可以”，但认为派个特务连连长不够庄重，于是，谭心便改派第二三三师参谋长余国勋到解放军阵地迎来一位纵队的蔡副政委（当时解放军说，在你们放下武器前不能知道纵队的真实番号，所以只知道来的是蔡副政委）。
解放军的蔡副政委进入军长余锦源的掩蔽部谈判时，余曾要他的侄儿，本军司令部警卫营长余大英注意警卫上的安全。
参加谈判的解放军方面是蔡副政委一人，本军方面有军长、副军长、参谋长及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渔浦、第二三三师师长徐华及各师的参谋长等。
当蔡副政委同意余锦源的要求，对连长以下官兵由解放军处理，营以上官佐全部释返国民党统治区，新华社不刊登本军投降消息（以免他们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受害）。但余锦源还不肯签字，参谋长许亚殷则一言不发。
蔡副政委当即说：“时间不多了，我们的炮兵早就等得不耐烦了。”说毕他起身就走。
副军长对在场的人大声说：“再不和平，就大家都吃炮弹，不愿达成和平协议的只有喊卫士绑起来。”蔡副政委又回头催促，此时余锦源才勉强签了“全军放下武器”这几个字。
余锦源签字后仍由余国勋把蔡副政委送回解放军阵地，从此解放军停止了对胡庄的攻击。许亚殷走出余锦源的掩蔽部后仰天长叹说：“茫茫黑夜，几时才得天明。”（部队投降时他化装逃跑到四川去当郭汝瑰的第七十二军的参谋长，郭起义后他又逃掉了）
该军全部按解放军规定的路线于9日深夜至10日拂晓前进入解放军阵地缴械，受到解放军的欢迎。团长以上均住到解放军招待所，其余的各级军官与在陈官庄未参与起义的人员连同在山东膝县解训第二分团的人员，一起学习了一段时间即被释放了，释放证上注明了是在战场参与起义的。
邓军林、邱维达、黄淑被俘记
10日拂晓，陈官庄一带枪声渐稀，战斗已近尾声，这时有一股敌人从成万的俘虏群中死命地窜出来，向王白楼村南逃去，解放军骑兵连战士陆尤富等发觉后就紧紧追赶，逃命的敌人迅速被截成了两股。
一个大胖子独个往南逃奔，扭着粗腰大屁股只是跑不快，眼看快给陆尤富追上了，胖子慌忙扔下1支汤姆枪，接着又扔下1支左轮枪。
陆尤富想：“枪等会儿来拿，先捉你当俘虏要紧。”便奋力追击，快追上时胖子也停了下来，脸色死白地喘着气。陆尤富把枪对准他的大肚皮喊：“赶快把枪缴出来！”
大胖子急得两手在大腿上直拍，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我没有枪啦，没有枪啦！”
陆尤富看他高鼻梁、肥下巴，满头大汗，戴着士兵帽子，却穿着卡叽布军装和高筒皮鞋，举着两手，两条腿不住地抖着喊：“优待啊，优待啊！我是个上士。”陆尤富把他交给后边的同志，继续去追击其他逃跑的敌人。
胖子衣服和裤子口袋里全塞满了50元一张的金元券，另外还有一大包金戒指，他打开一个纸包对边上的解放军说：“这是金戒指，你要吗？”但被押解他的解放军战士李振亚严正拒绝了。
胖子被送到庄上后，又改说自己是特务长，一会儿要喝开水，一会儿在人堆里打听这里有没有他的广东老乡，他慌乱地打着转，大脑袋上冒着汗，从地上拿起一把雪块就往嘴里塞。
解放军副政指李德和从胖子的玻璃皮夹里找出一张卡片，上面印着：“陆军第九十六师师长兼第一快速纵队司令邓军林”，胖子无可抵赖，只好说：“这就是我。”（七十军军长高吉人负伤后，邓即升任为七十军副军长）
10日薄暮，战斗已完全结束，前线第四批俘虏群在解放军某部解放官兵训练处的庄西场园上集合点名，正在忙乱时，俘虏群中一个中年汉子偷偷向场外溜去，正想拔脚逃跑，就被边上的解放军战士抓住了。
这个汉子身穿士兵大衣，戴一顶破棉军帽，面色黄白，眼光失神，眼角皱纹很深，嘴部阔大，嘴唇薄而红，他窘迫地用一口湖南腔急忙向大家解释：“我……我是被炮弹震昏了，老像是面前有一个人拿着手枪要打我，所以我吓得跑了……”这个“震昏”了的俘虏就是蒋匪七十四军少将军长邱维达。
他在坦白了自己的职级、姓名后的次日供述他的被俘经过说：“9日晚上10点钟，从陈官庄逃到陈庄的邱清泉打电话叫我马上就去，我冒着流弹从飞机场穿过，赶到兵团司令部。眼看司令部里已乱成一团，邱清泉只向我讲了两句话，一句话是：‘你们自行突围吧’，一句话是‘再会’，不由我再问，他就转身冲出了兵团部，我派了个参谋尾跟他出去，可是也一去不回。
我又连忙摇军部的电话，但电话线也很早被炮火打断了。这时我真走投无路，一想十二军的军长舒荣还住在附近，连忙摇电话，好容易打通了，他答应我到他们那里去，当我赶到王大庄附近时，他们的队伍也早已乱哄哄地像一团蚂蚁似的往西面挤，什么军部、师部都找不着了。
这时我仅有的一个卫士也不知去向，只剩我一个人在黑夜中乱摸乱撞，一路上跌了三四回跟斗，也不知走了多少庄子，只知道跟在队伍后而往西挤，挤呀挤的，前面枪声一响，队伍就四处乱跑，我和一部分人跑不动了，解放军一到面前，就都举起手来当了俘虏。”
10日，押抵解放军某部解放官兵训练处的又一批俘虏群中，有一个矮个子的中年人，自报是十三兵团六十四军军部中校课员王等，但许多迹象都说明他不是一个小军官，同时被俘的敌十三兵团参谋长吴家钰、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跑去对他说：“解放军早知你是谁了，为什么还不坦白？”
这一说，他突然赖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邱、吴两个人怎么拉他也不肯起来，后来好容易把他架到另一间屋里去，一会儿才抹着眼泪承认他是十三兵团九军军长黄淑。
他供述他被俘经过称：9日上午，解放军已四面八方攻进来，他带着已被解放军打得稀烂的第三师、一六六师和军部慌忙退到五军二○○师驻地张庙堂。庄子里二○○师的队伍住着，他们只得在野地里的交通沟内，等候着兵团司令李弥的命令，这时四面都是溃退下来的部队，五军、十二军，各部都有，乱成一团。
李弥跑来看了一下，说到杜聿明那里开会，就一溜烟跑了，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眼看解放军的炮火愈来愈猛，愈来愈近，抬不起头来。
晚上，五军二○○师师长周朗慌张地跑来递给他一张五军副军长和参谋长签名的小纸条，上写：“请贵部各自向西南突围，到汉口、安庆集合！”周朗把条子一丢，向西就走。他也就把纸条分别告诉他的两个师长，叫他们各自行动，他和副军长带了一个连就往西逃命；谁知没跑几步，解放军已四面八方冲过来，他和他的一连人就服服帖帖地缴了枪。
邱维达叙述其七十四军再次被歼
在淮海战役中，邱维达是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七十四军军长，被俘后叙述了该军第二次被全歼的经过。他说：
国民党第七十四军在1947年5月16日鲁南孟良崮战役中曾经被歼（当时称整编第七十四师），是年夏，该军重建后，又参加了淮海战役。兹就淮海战役该军再次被歼经过，忆述如下。
1948年1月15日，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来电称：“奉总统面谕，着通知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即来京一见。俞济时。”
1月17日上午10时，我先到总统府军务局，见到俞济时，我问蒋介石召见我的目的是什么。俞说：“知道你这个军整顿的不错，战力恢复很快，校长可能要使用这个军。”
当日下午3时，我到黄埔路蒋介石的官邸报告。侍从武官引我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蒋问我部队补充训练情况，接着又问装备情况和作战技术方面的情况。最后他提出：“准备使用你这个军参加前方战斗，你回去要做充分准备。”我退出后，转到国防部去打听，得知正将第七十四军列入徐州陆军总部指挥序列，但使用于何处尚未确定。
1月20日，我接徐州“陆总”顾祝同的电报，其内容是：“为防堵大别山、伏牛山区共军窜扰，清剿皖北地区零星共军，七十四军即开皖北布防，以一部兵力进驻阜阳坚强守备，主力集结蒙城附近地区机动。”
7月10日，正当黄泛区国民党军又被歼两个军，徐州以西防务空虚时，第七十四军又奉徐州“剿总”命令，移驻商丘、砀山地区集结待命，正式隶属第二兵团，归邱清泉指挥。
淮海会战爆发前夕，国民党军统帅部作战方针迟疑未决，指挥混乱，部队调动频繁。1948年10月下旬，我在砀山得知郑州已经放弃，开封做撤退准备，列车满载着部队和物资，向东行驶。邱清泉假装镇静，粉饰太平，还在其商丘驻地大演戏剧，饮酒作乐。
11月3日邱清泉对我说：“蒋介石派顾祝同来徐州研究作战部署，你我一同参加。”当日下午我们同赴徐州参加5日召开的军事会议。
会上，参谋总长顾祝同发表了他来的徐州的使命，并关于各兵团的部署和任务，作了口头分布。
从徐州会议形势看，由于解放军从各个方面调集大军，节节向徐州迫近，迫使国民党军统帅部不得不在徐州地区采取决战防御。这种态势是完全被动的。在决战前，战场指挥负责人员具有重要意义，蒋素知刘峙忠实有余，能力不足，故派其亲信顾祝同代为策划布置一切，企图保住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
11月5日晚，我从徐州回到砀山驻地。6日下午邱清泉约我去商谈兵团内的部署和任务。邱清泉说：“顾老总说老头子（指蒋介石）对我们这个兵团寄予极大的希望，要我们在这次会战中建立功勋，做全国军队的榜样。目前情况，敌人企图仍未完全明确，兵团仍集结徐州以西地区作积极准备，各军集结地区和任务暂作以下调整：
第七十四军：转移于丰县、沛县、黄口地区，对鱼台、单县方向严密搜索戒备；
第五军：转移于砀山、黄口以西地区，对曹县方向严密搜索戒备；
第七十军：转移于夏邑、永城、黄口以南地区，对亳州方向严密搜索戒备；
第一八一师米文和部向商丘转移。”
最后，邱清泉提议：“这次作战，关系整个国家命运，我们要效忠党国，忠于领袖。为了表达我们的决心，我提议明天（7日）在黄口驻地举行誓师大会，全体军官和士兵代表一律参加。”
11日，第二兵团全部向徐州以东增援，参加解黄伯韬兵团之围。第七十四军为第二兵团第二线部队，转移到徐州机场和潘塘镇地区，做机动准备。
11月22日，黄伯韬兵团被歼以后，会战形势急转直下，悲观失望的阴云笼罩着整个国民党军。他们都明白，下一步就会轮到徐州，能否固守，大家都没有信心。这时，刘峙的徐州“剿总”要搬到蚌埠，由于首脑指挥部乱作一团，更使徐州市人心惶惶，逃的逃，溜的溜，一片混乱状态。
23日，杜聿明飞南京请示。返徐后，遵循蒋介石的意图，决定以一部兵团防守徐州，主力沿津浦两侧地区向宿县方向进攻，企图与蚌埠北上兵团（第六、十二兵团）会师，打通津浦路。执行向宿县进攻任务的是第二、十六两个兵团的主力。第十六兵团展开于铁道以西地区，第二兵团展开于铁道以东地区，并肩向宿县方向进攻。
25日晨，第七十四军接受邱清泉向宿县进攻的新任务后，决定如下部署：
（一）以第五十八师配属炮兵1个营、工兵1个连为右翼展开于刘塘东西地区，右与第七十军、左与第五十一师协同向阚疃、宿县以东地区重点突击；
（二）以第五十一师（含第一五一团）配属山炮兵营、工兵1个连为左翼队，展开于张集以东地区进行突击，该师左侧自行保障；
（三）以第五十一师第一五一团配属工兵1个连为预备队，在第五十八师后机动前进；
（四）榴弹炮营在张庄占领阵地，以主火力支援第五十八师，一部支援第五十一师战斗。
8时左右，第一线部队准备完毕，依兵团规定信号，向当面解放军阵地发起攻击，战斗机群在上空穿梭掩护，待国民党军接近阵地时，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冲锋、反冲锋，发展到最高度。逐点逐村争夺，寸土不让。甚至在一个小据点中就拉锯四五次，有的达六七次之多。
国民党军遭受解放军火力杀伤损失特别惨重。经过一天战斗，只前进仅3公里。当晚，略加调整补充，准备次日再发起冲击，但当晚第五十一师第一五二团有1个营受到突入阵地内的解放军袭击，营长易学勤被击毙。
26日晨，仍以原来态势继续发起进攻，由于前日部队伤亡惨重，战斗能力大为减弱。邱清泉还一再用电话催促：“要不顾一切牺牲，要拚命攻！这是最后一着。”尽管我亲自到第一线指挥督阵，经过一天的苦战，才前进了1公里。
28日，第二兵团第一线各军仍停止于四堡、石官庄、褚兰、张集地区，再也无力前进了。此时，从“剿总”通报得知蚌埠方面李延年兵团受到解放军第三野第二、六两个纵队阻击，前进受挫，已向淮河南岸撤退，黄维兵团进攻顿挫，也已向后撤退，被围于双堆集附近。至此，国民党军企图南北夹击、在宿县会师的目的，又成为泡影了。
11月28日，杜聿明由南京接受蒋介石的指示后，飞回徐州，指挥徐州各兵团撤退。
29日午后4时，邱清泉在徐州机场附近召集第二兵团4个军长当面赋予撤退任务，指出：“杜老总已接受了老头子新指示，决心放徐州，所有各兵团都向徐州西南转移，绕过津浦正面敌人的主力，向永城以南实行机动，以便与黄维兵团会师，这样我们的力量就更大了。”
邱接着把军用地图打开，用红蓝铅笔在图上接着说：“现在我把全盘撤退部署给你们说说，要严守机密，不再下达笔记命令。”（一）第十三兵团担任掩护全军撤退。该兵团有一部在柳八集，荆山铺地区占领后卫阵地，掩护本兵团撤离阵地，它的1个师准备在黄昏后到达肖县，占领该地要点，掩护第二、十六两兵团主力通过瓦子口、岱山以后，向永城以南转进。（二）本兵团第五军派1个师在徐州东南水口、张集附近掩护主力撤退，尔后在兵团后尾沿兵团前进道向永城方向转移。（三）第七十四、七十、十二军各自派出掩护部队，占领后卫阵地。各军主力均在29日午夜11时整开始转移，经徐肖、徐永公路向永城以南转进。”
邱清泉将友军和本兵团的撤退目的和部署交代以后，军长们纷纷提出伤员和多余军用物资如何处理，他干脆说：“这些问题我没有办法处理，你们自行决定吧！”
2日晚，第七十四军先后到达杨双楼、鲁楼地区。到深夜12时左右，前哨发生战斗。据侦察部队汇报：永城方向发现解放军纵队向北挺进，3日晨，准备继续向永城前进已经不可能，但尚未被解放军完全合围，还有一定空隙。我正准备变更战斗队形、交互掩护前进时，忽接邱清泉电话：“第五军第四十五师在瓦子口以西襄山庙附近被共军第三纵队包围。”
邱问我能不能派出1个师去驰援，我说：“第七十四军正面已经打上了，撤下来需要一些时间。”他说：“等不及了，我派第七十二军去。”他最后又补充说：“第四十五师未接出去前，第七十四军暂缓前进。”
邱清泉这一决定，主要是怕把他的基本部队第五军消灭。当第四十五师被包围后，邱要杜下令全部停下来。因此，外围的解放军获得从容的时间，构成了严密的包围圈。等到4日我军想继续前进，已经不可能了。至此，徐州撤退企图与黄维兵团会师的路已行不通了（杜聿明说，3日正准备继续向永城前进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向濉溪口攻击前进，遂将撤退改为向东南攻击了）。
12月4日晨，邱清泉找我到第二兵团部研究新部署，接受新任务。
4日下午，第七十四军根据新任务决定以下布署：
（一）以第五十一师配属山炮营，工兵1个连展开于胡庄，杨楼以南地区，向铁佛寺东侧突击，右与第五十八师，左与第七十军密切协同；
（二）以第五十八师配属野炮营和工兵1个连，展开于刘集、鲁楼地区，向铁佛寺西侧进行主要突击，右与第十二军，左与第五十一师密切协同；
（三）搜索营配属工兵1个连为预备队，在杨楼以北地区集结，准备机动；
（四）军炮兵队（野、榴各1营）配属在杨楼附近地区，以主火力支援第五十八师，一部支援第五十一师；
（五）军指挥所在杨双楼（据查，当时杜聿明是决心向东南方向攻击前进，而本文的部署和攻击方向是向南的，本文记述展开地区各个村庄，12月3日尚未到达）。
当日部队调整完毕。入夜后，依规定信号发起进攻。
由于当面解放军到达不久，尚未构成坚固阵地，炮兵火力不大强，第七十四军颇有进展，以第五十一师正面进展最快，开始突破5个村庄，打开了一个缺口。该师师长王梦庚向我报告战况，似乎有把握继续推进。他说：“请你预做推进准备，我师进到铁佛寺以后，准备向东南快速推进，不能再等待了。”
我听他这么说，当然十分高兴，便对他说：“请你放心，我完全同意你的处置。现在我以全部炮兵大力支援你，必要时预备队归你使用扩大突破口。”
又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了几个小村庄。由于该师右邻第五十八师及左邻第七十军进展较缓，翼侧已经暴露，战至深夜2时许，解放军第九纵队一部由接合部突入到第五十一师的侧背，将该师第一五一团的一个营打残破，副团长和营长均阵亡。进攻受到顿挫，双方均呈胶着状态。
5日，天转阴雨，国民党军飞机停止活动。解放军已经明了国民党军力图脱逃的企图，实行由东南、东北、正北、西北4个方向进攻。当日第二兵团第七十、七十四军的进攻，进展甚小，充其量也不过四五公里。
6日，天气转晴。战斗机掩护进攻。第七十四军仍按原态势继续进攻，但进展很小。
7日下午，我将部署略加调整：（一）将配属的坦克大部交给第五十八师使用，一部控制做预备队；（二）榴弹炮第五团以及军炮兵，统由军副参谋长统一指挥，支援第五十八师；（三）第五十八师在坦克、炮兵掩护下，先从刘集打开一个缺口，再将军预备队投入扩大战果；（四）开始行动时，第五十一师配合牵制当面敌人。
8日晨，我令参谋长江崇林在指挥所负责，我率参谋二人到刘集第五十八师指挥所督战。激战4小时后，由于坦克与步兵协同太差，相互指责，毫无协调，纷纷向我告状。步兵指挥官说，坦克未冲进敌阵地，就迷失方向，把自己的人当做敌人打。坦克指挥官说，坦克冲进敌军阵地，看不见步兵跟上来，让他们暴露挨打。矛盾解决不了，坦克部队仗恃太子（蒋纬国）势力竟把部队开走了。第五十八师战至下午2时，仅占领刘集西南小刘集一个村庄，但部队伤亡很重。此时，解放军第十一纵队一部，向第五十八师反冲击，又将小刘集夺回去，双方激烈争夺时，国民党空军飞机4架而来临空助战，始将刘集阵地稳定下来。
经过4天的战斗，第七十四军伤亡惨重，实力已经消耗一半以上，企图“与黄维会合”毫无希望。
9日，解放军已获得5天时间的准备，构筑了完整的防御工事。从这一天起，第二兵团全线受到猛烈的攻击，特别是各军接合部曾数次被突破。第七十四军使用了自己全部的预备兵力，才勉强维持住阵地。
10日到17日，第七十四军方面虽无激烈战斗，但从各处传来的消息表明，外围据点频频告失，包围圈逐渐缩小，第十三兵团阵地岌岌可危。增援既不可能，会师又成画饼。此时已迫近严寒，在饥寒交困的情况下，官兵意志消沉已达极点。
18日，我得知杜聿明派参谋长舒适存飞往南京向蒋介石请示机宜。舒返回陈官庄后，对我说：“蒋介石指示，调援军来已是没有办法了，准备用飞机补充3天粮弹，要杜聿明指挥两个兵团，在空军施放毒气掩护下突围。”我听他这么说，感到大失所望，但又把命运寄托在空军掩护上，只不过是绝望的挣扎而已。
接下突围命令后，回到指挥所，我当即召集有关部队长商讨以后办法。我对他们说：“孙元良、黄维兵团都垮了，南进会师已绝望，固守在这里也非长远之计，现在唯一的一线希望，就是准备使用大量空军掩护我们突围。”
我列举突围成功的战例给他们打气说：“只要有充分准备，确实掌握部队，事在人为，还是有希望的。”经大家研究，决定向西和西南方向突围，集合地点是阜阳和周家口，要大家回去做好准备，听候命令实施。
19至29日，连下大雪，战地积雪很深，人车都难行动，加之云层低，飞机活动受到限制。美国协助蒋介石使用陈纳德的运输机（一说陈纳德的运输机未参加）在空中盲目投掷粮弹，结果大部分随风落到解放军的阵地内。包围圈内粮弹恐慌仍无法解决，饿死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此时解放军在周围火线上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喊话、广播、送信等活动进行劝降，他们还将国民党错投的粮食，甚至把自己的粮食送到国民党军阵地，这使国民党军士兵深受感动。有的国民党士兵说：“只要有吃的，咱们就跟他走。”此时军心更加瓦解。
有一天晚上，正下着大雪，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奎昌在电话中对我说：“在刘集阵地前方，哨兵发现一头大肥猪，而且是宰好的。战士们好久未曾吃到猪肉，于是急忙抬回，发现猪肚内装满了宣传品，其中有致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和各军、师、团长的信。”这些信传开以后，一时各个阵地上的国民党军战士和下级军官，只要离开了指挥官的掌握，就纷纷携械投到解放军那里去了。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在这里完全证实了。
被我击毙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邱清泉
1949年1月9日，天已转晴，9时许，国民党空军飞机数架临空盘旋约10分钟，撒下一些烟雾。据联络台说，这就是飞机按计划施放的毒气，由于事先地面部队没有得到通知，因此，所有地面部队既无准备也无行动。由此可以证实，国民党空军所谓动员100架次飞机掩护地面部队的突围，完全是一套骗术。
9日晚，已休整20余天的解放军对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发起了全面的声势浩大的攻势，压缩包围圈，动摇了国民党军内部的指挥系统。到晚11时，第十三兵团全线崩溃，青龙集、朱楼都被解放军占领。此时，第十三兵团已无立足之地，残部纷纷溃散于第二兵团阵地附近。
第七十四军指挥所门口已发现乱枪声。我要江崇林向第七十二军联络，由于电话线已经割断，所以派作战科长去联系。据说：第七十二军副军长谭心正和解放军通电话，讲缴枪条件，不让别人进去。我知道有异，叫特务营加强戒备，并将道路封锁。
12时许，我突然接到邱清泉电话，他说：“李弥兵团又垮了，共军已突到投掷场附近。请你注意，我以后不能统一指挥了，请你自行决定。”这是我和邱清泉最后的一次通电话。
我接此消息，知道情况已经十分危急，随即召集王梦庚、王奎昌和直属团营长以及各处负责人，研究如何突围，但此时阵地前后都发现枪声和手榴弹声，要想突围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仅向各级指挥员扼要规定：
（一）第五十八师仍守住原阵地到天明，掩护第五十一师从刘集向西突围；
（二）突围成功后，按以前规定的路线、方向前进，到阜阳集中；
（三）突围时间：10日凌晨2时开始；
（四）突围前，炮兵部队应以主火力向刘集以西地区进行压制，掩护第五十一师行动，然后随第五十一师行动，并归其指挥；
（五）第五十八师在第五十一师后交互前进，军炮兵受其掩护；
（六）一切文件应予销毁，笨重行李器材一律不带。
我下达突围指示后，令参谋长江崇林随第五十八师前进，我随同第五十一师先头行动。10日凌晨3时，我和王梦庚通过刘集时，部队和解放军发生了激烈战斗。半小时左右，虽然突破了从刘集到杨双楼解放军的阵地，但被解放军从杨双楼西侧进行阻击，王梦庚率特务连反扑，在解放军猛烈火力射击下，王梦庚中弹身亡。师长一死，部队失去掌握，该师第一线部队发生混乱，再无法前进。第五十八师在刘集阵地顽抗，挣扎到10日晚，战斗结束。至此，国民党第七十四军第二次被解放军歼灭了。
化名“军需处长”的杜聿明被活捉
淮海战役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了，但在俘虏群里没有找到敌人的总指挥杜聿明，他究竟到哪去了？
经过查问，才知道，当杜聿明从陈庄掩蔽部向北逃的时候，因为跟不上邱清泉的特务营，乃留下来自己想办法逃走。他想：跟大队逃跑，不如人少夜间好钻空子，只要能钻出包围圈就好办了。
于是，他带着副官、卫士13人，先向西走出村庄，再转向东北，沿途见枪声渐停，四面沉寂，便钻入壕沟里隐蔽起来。这时，副官尹东生给杜聿明剃去了小胡子，换上普通士兵的服装，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等解放军大队过去后，他们继续向东北走了20多里，到了黎明时分，正在两个村庄之间行进，被一个老乡发现了，那老乡把见到的情形向驻在华东野战军十一师卫生处报告，该处就派了两个通信员去察看，在答问之中，那两个通信员觉得他们有问题，立即拿出武器来，把他们俘虏了。
杜聿明一行就被带到这支部队的政治部去了，杜聿明自称是“军需处长”，他的副官尹东生自称是“随军记者”，政治部主任陈茂辉将军对这位“军需处长”上下打量了一番，发现他鼻子底下有一小块残余的胡须，显然是一个八字胡没有刮干净；又想到有那么一批随员和记者跟着，估计至少是个军以上的官儿，绝不会只是个军需处长，接着一场有趣的谈话就开始了。
“你是哪个单位的，担任什么职务，叫什么名字？”
“我是十三兵团的，任军需处长，名字叫高文明。”
在淮海战役最后阶段被我俘虏之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官杜聿明
“高文明？这个名字倒起得不坏！十三兵团有几大处，请你把各处长的名字写下来。”
“十三兵团有6大处，至于各处长的名字吗……”
想不到这个问题把他难倒了，杜聿明从口袋里掏笔，掏了半天，掏出来的是一包美国香烟，再一掏是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笔。但是，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手在发抖。
“怎么？难道和你在一起的几位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只是一时记不起来了……”
站在旁边的那位“记者”急了，拿起笔来想替他写，被陈茂辉主任制止了。
“你老老实实说你是干什么的就对了，不必顾虑！我们的俘虏政策是宽大的，除了战犯以外，只要放下了武器，不论大小官员，一律优待。”陈茂辉主任说：“蒋介石是失败了，黄伯韬被打死了，黄维兵团也被消灭了。黄维想逃走，可是没逃得成，也被活捉了，想混是混不过去的！”
“可否让我休息一下再谈？”
“也好，你休息后再给我谈！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
不料，黄昏时分，在广场的俘虏群中，突然轻声传开了一个消息：“总司令死了！总司令死了！”
这位解放军某部的政治部主任，闻讯连忙派人去调查。原来那位“军需处长”趁着看守的哨兵离开哨位去小便的时候，他用一块碎砖砸破自己的额角，弄得满脸是血，躺在地上装死，显然，他是想叫解放军把他送到医院去，以便蒙混过关。
陈主任查清了这个情况，一面派人用吉普车把“军需处长”送到卫生处去，指定专人看守，一面叫人把那个自称“中央日报记者”的俘虏带来，严厉命令他交代：“高文明是什么人？你自己是什么人！现在限你立即交代！你如果坚持反动立场，不肯坦白，马上就要严厉惩办！”
“我交代！我交代！这位“记者”立刻战战兢兢地跪下来说：“他是杜……杜长官！小的是他的随从副官，请求长官饶命！”
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争罪犯杜聿明，他的“军需处长”的西洋镜就这样被彻底揭穿了。
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作为重要战犯被关押，1959年，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被特赦；1961年，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当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逝世，叶剑英送了花圈，邓小平、邓颖超还参加了追悼会。
杜聿明夫妇战后尝遍人间冷暖
杜聿明被俘的消息传出后，他的妻子曹秀清从上海赶到南京，要求见蒋介石夫妇。蒋介石未予接见，只批示：“杜已被俘，着速厚慰其家属。”
曹秀清未得到蒋介石的接见，十分生气，便在总统府吵闹，不管曹秀清如何吵闹，总统府里大小官员龟缩在屋里，没有一个人出来理她。
此举引起小报记者的兴趣，于是“曹秀清大闹总统府”的文章在南京、上海的小报上广为传播。
上海解放前夜，蒋介石派人送来手谕，下令曹秀清务必带着子女和婆婆，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去台湾，并保证他们全家的生活费和子女的学费。蒋介石的目的显然是要拿杜聿明一家做人质，使共产党不便利用杜聿明，也使杜聿明自己心存恐惧。
关于曹秀清到台湾以后的情况，台湾政论家李敖记述道：
杜聿明（右）及其夫人曹秀清（中）、女儿杜致礼（1932年）
“曹秀清遵令到台湾后，发现一切都是蒋介石的骗局，房子没有衣食无着，全家只有一点点生活费，但是上有婆婆，下有5个儿女，7口之家，又何以维生？她无奈之下，只好找宋美龄、找杜聿明的老朋友、找杜聿明的老部下、找张群等等，奔走求职。”
最后，她总算在台北烟草公卖局制品厂找到一个管内部收发的差事，月薪100斤米，3000元台币，用微薄的工资，维持全家，她每天8点钟上班前，给全家做好饭；10点钟人家休息时，匆匆忙忙跑回家照顾婆婆，再匆匆忙忙赶回工厂。年复一年的，过着惨淡的岁月。
即使在惨淡的岁月中，家中的不幸还没有停止。婆婆由于念子心切，病体终告不治；长子杜致仁也自杀了。自杀的原因之一是：他在美国白天上学，晚上打工，后来生病，无法再打工了，他求妈妈想办法。曹秀清向蒋介石申请补助，蒋介石批了1000元，还规定分两年给付。但学费一年就是3000元，当然相差甚远。
杜致仁非常气愤，认为爸爸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承诺的子女学费，原来如此。气愤之下，就吃安眠药死了。
曹秀清的岁月虽然惨淡，不过一件意外的姻缘，改变了她的劣势。她的大女儿杜致礼1949年嫁给了物理学家杨振宁，杨振宁在婚后第8年（1957年）得了诺贝尔奖。这下子一切都有了微妙的改变。
1958年的一天，忽然，宋美龄又认识起曹秀清来了。突然派车去接。要见见面。见面以后，宋美龄满脸微笑地握住曹秀清的手，说：“啊，杜夫人，你胖了！上次见你，你是很瘦的。”曹秀清想起宋美龄口上的“上次”，那正是这位贵夫人佯装不认识她的那一次啊！
宋美龄又说：“杜夫人，恭喜你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荣获诺贝尔奖金，你应该去美国看看他呀！”
曹秀清答道：“我是很想见女儿女婿的。”
宋美龄问：“你去美国怎样和杨振宁说？”
曹秀清回答：“我不知道。”
宋美龄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大陆。”
在谈话中，蒋介石居然穿着长袍，悄然而至。几年前，曹秀清求见蒋介石，他拒不接见，如今却也不期而遇，曹秀清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在谈话中，曹秀清表示愿意影响杨振宁回台湾“帮助蒋校长反攻大陆”，宋美龄喜不自胜，她亲自为曹秀清点烟。就这样的敲定曹秀清离台赴美。于是，当年的人质，摇身一变，成了说客。蒋介石的势利眼，真令人哭笑不得。
1957年，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金。蒋介石闻讯在台北召见曹秀清。几乎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派杨振宁当年的老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到功德林与杜聿明联系。
在功德林的会客室里，张文裕告诉杜聿明当时还没见报的关于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消息，敬请杜聿明以岳父大人的名义给杨振宁写一封信，由他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授奖仪式上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祝贺时面交。
杜聿明自淮海战场被俘后，先是被集中到山东济南军官教导团，1950年11月，又由济南市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杜聿明直到张文裕会见他，方才知道自己的女婿为何许人。他为大女儿高兴，也为自己高兴，更为中华民族高兴。他用毛笔在一张16开的无格信笺上写下了如下文字：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你要注意政治。
这封信被带到远方，不久，杜聿明收到了杨振宁的复信，末句是：“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关怀！”这以后就是1971年杨振宁博士回国讲学和探亲。
杜聿明在功德林写给杨振宁的信，语短意深。信中“政治”二字，一字千钧，那是杜聿明被俘8年时间，思想发生巨变的结晶。
杜聿明是带着镣铐走进新中国的门槛的。那时，杜聿明头脑中的政治是忠于蒋家王朝。在杜看来，蒋氏在师道上是自己的校长，在职务上是自己的最高长官，何况又是他倚为登龙发祥的靠山，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利害上，杜聿明都对蒋介石有着深厚的情感，认为义不可负。
后来，他的思想渐渐发生变化。他的部下，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与他同在功德林，杨写的一首诗，用在他身上也是恰当的。
祸国殃民近廿秋，滔天罪恶往事稠。
得施宽大沐教化，盛世顽石竟点头。
杜聿明（前）、王耀武（后）在北京北郊战犯管理所参加劳动（1957年夏）
功德林的漫长岁月，怎样使杜聿明这块顽石点头的呢？说来话长，这里只举两件事。
杜聿明原来身体状况不佳，患有多种疾病。初到功德林时，患有4种病：胃溃疡、肺结核、脊椎炎、肾结石。
多年来，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对他精心治疗和护理。医治结核病的特效药是链霉素，可是我国当时不能生产，为了挽救国民党战犯（除了杜聿明，还有黄维、康泽、文强、范汉杰等）的生命，人民政府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不惜重金买回一流的药物。
特别是对他的脊椎炎的治疗，人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的人力和财力，医务人员除投以药石外，还为他特制一具合身的石膏板，使他能够舒服地安眠入睡。就这样，杜聿明的多年痼疾，终于好转、康复直至痊愈。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件事使杜聿明对共产党的看法，从心坎里萌生出一种孩童式的好感。他曾拉着管理所负责人的手深情地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救命恩人啊！”这件事不仅杜聿明本人铭感不已，其他战犯也都感同身受，为之动容。
另一件事就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对杜聿明有巨大的影响。朝鲜战场上的硝烟弥漫到功德林的时候，杜聿明居然从病床上走下来，破天荒地主动找共产党人说话了。
他告诉管理所负责人说，美国人的武器是好的，火力是强的，但是由于训练简单，特别是缺乏战略战术的研究，美国人并不是从敌情、地形、敌我兵力对比及士气等有形无形要素而策定他们的战略战术，因此，整个战斗力是不行的，尤其是步兵最差云云。
杜聿明又下断语说：“只要中国将领指挥得法，士兵浴血奋战，中国有可能击败美国。”杜聿明的这个断语是留有余地的，他对共产党能否打败拥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军是持怀疑态度的。
抗美援朝的胜利，一扫国内一部分人中存在的崇美、恐美思想，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也震荡着杜的心灵。他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从以上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杜聿明头脑中的政治，已经由效忠蒋介石、敌视共产党转变到对共产党有好感，开始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了。到1957年，他能给大女婿杨振宁的信中写出“这是民族的，你要注意政治”这样的嘱咐来，绝不是偶然的。
1958年曹秀清由台赴美，这时杜聿明已与妻子取得联系。
曹秀清到美国1年多，传来杜聿明出狱的消息。曹秀清久冷的心又燃烧起来了，但她陷入很大的矛盾。她在大陆有丈夫，可是在台湾有4个儿女，她不能不替儿女设想，这一亲情的吸引力，对她构成拉锯战……
经过年复一年的内心拉锯战之后，1963年，曹秀清终于回到了大陆。和15年不见的丈夫重聚，乱世情缘，丈夫58岁，太太59岁，两人一起辛苦成巢，做饭、洗衣、参观、访友，小日子过得倒也惬意。杜聿明还为她做过几件衣服。曹秀清说：共产党把她丈夫的脾气也改造好了，他这个带兵打仗的，从前脾气可大了！
杜聿明及其夫人曹秀清与其女婿——著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中）在北京住所会面（1972年7月）
曹秀清刚回大陆的时候，中共中央给杜聿明的身份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专员。她回来的第二年（1964年），杜聿明就当上了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可以参与讨论国家大事。得到这种荣誉后，杜聿明写信给他黄埔时代的老师周恩来，表达他的百感交集之情。
再过7年（（1971年），杨振宁回到中国。又过了一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杜聿明且应邀参加了两度国宴。曹秀清感慨地说：“我丈夫吃的是国民党的苦，享的是共产党的福……”
1980年11月，杜聿明75岁，他当年为国民党打天下，失去了一个肾，如今另一个肾支持不住了，他住进医院里。在医院里住了半年，于1981年5月7日病故。死前以不能重见在台湾的4个儿女为憾。
他最后说，若生不能见，死后儿女能来奔丧，也是好的。可是，在他死后，这一最后希望也被无情的国民党粉碎。国民党不准他在台湾的儿女出境，什么生见一面，什么死后奔丧，都成泡影了！
……
杜聿明1981年去世后，国民党见机会又来了，认为曹秀清在大陆已无亲人，4个儿女都在台湾，大可把老太太接回来。于是，国民党同意杜致义、杜致勇、杜致廉出境，目标：香港；命令：统战杜老太！
1982年，80岁的曹秀清，到了香港。她在香港和阔别20多年的子女相会，但不肯回台湾。
1983年，大家又在香港聚首，曹秀清还是没有归意。
1984年，她再来香港等子女，未及见面就病死在那儿。杜家姐弟奉母心愿，空留遗憾；国民党的统战杜老太计划，也如一纸空文付诸东流。——老太太“此度见花枝，白头逝不归”，她恨透了蒋家天下，她再也不回去了。
淮海战役结束后，杜聿明夫妇遍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蒋介石、宋美龄对他们用着时视若珍宝，用不着时弃之如敝屣，杜聿明夫妇的心凉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