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传道，又一位28岁牺牲在“11·27”大屠杀的革命志士。因为他生前有个非常特殊的公开身份——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所以关于他的“革命烈士”身份屡受置议。

发生在薛传道身上的事，有不少“红白”巧合颠倒：1949年7月27日，他在监狱里得知自己已被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除的消息。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还刊出了开除他的新闻报道，指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薜传道在重庆组织‘活力社重庆分社’从事反文化活动，参加共党，鼓动学潮，经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查明属实，应如何议处此案，决议薜传道永远开除党籍。”4个月后的1949年11月27日，薛传道与其他100多名渣滓洞难友被凶残的国民党特务们杀害于监狱之中。

1949年12月12日，香港《大公报》特意刊发了《薜传道先生烈士事略》的“代悼词”。全文如下：

薜传道先生，生于公元一九二一年，原籍上海，父经商，家本小康。薜先生已家道中落，故先生之历世，无异为一部奋斗史。六岁受书，十六岁时，国立中央工校成立，杜沪招生，乃考入土木科肄业。抗日军，入学一月即只身随校西迁。时先生在同学中年最少，天资聪慧，为一校师生所爱重。以家境清寒，复沦战区，生活异常艰苦，师友均乐为之助。先生愈益奋发，半工半读，孜孜不倦。肄业三年，考入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复攻土木，课余并发起组织活力社，互以革命救国相淬励。又二年，以经济情形过于艰窘，被迫休学，暂到云南滇缅路工程处及贵州农工学院服务，前后两年，公余读书，未常稍懈。一九四二年转入交通大学土木系肄业，一九四四年冬，投笔加入青年军，迨日寇请降，以青年军日趋腐败，乃慨然退伍，回中工校任教，并兼秘书。一九四七年与商育辛女士在渝结婚，感情弥笃。先生聪明过人，作事明快，除对土木工程有深邃研究外，并擅文章，下笔千言，顷刻立就。先生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曾主持办理“科学与生活”月刊，至第八期被封（该月刊社副社长成善谋先生于同年十月遇害蒙难）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沙坪坝中央工校办公室被捕，夫人商女士幸获保释。先生终遭严刑逼讯，当局以组织活力社重庆分社，参加共党，鼓励学潮加罪，并将党籍永远开除。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解放军迫近渝市之际，在磁器口渣滓洞“政治犯”监狱内，与数百志士同时殉难，年仅二十八岁。

薛传道，中央工校土木工程教授，一位具有政治信仰的典型爱国知识分子。入狱后，有一次特务分子对他用电刑达七小时之久。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据后来他太太告诉我说，他薛传道承认自己加入过共产党，并供出了几个到了解放区去的朋友。由于他所供出的人都不在敌占区，所以没有什么人受牵连。他太太同时被捕后，因不承认知道其丈夫的行为，并当时有孕临产，故获得取保外出。薛传道生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革命阵营里的人对他知之甚少，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生前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他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抱负。他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寻求新的教育思潮》文章，便是一例：

我常以为，中国的问题，看到底还是“贫”和“愚”二个字。救贫有赖生产的提高，医“愚”须待教育的普及；提高生产和普及教育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至于怎样才能使生产提高，怎样才能教育普及，那就牵涉到很多方面，需要从很多方向去研究。

说到教育，现在中国教育的情形，实在太不令人满意，不但广大的人民至今还没有能享受基本教育的权利，就是千幸万福已经进入学校的也未能真正得到教育的益处。数十年来零乱的教育制度，笼统的教育宗旨，留于中国教育界的可说只是一片荒无而已，这中间固然也有着不少赤诚献身教育的忠贞之士，凭其长期艰苦的耕耘，创造了若干点滴的成就，可惜人数有限，步调又未一致，并没有能真正表现出多少巨大的力量。频年战乱相寻，河山焦烂，使这一代中国人受着历史无情的磨难，这正是近百年来新教育的恶果。假如我们希望中国早日进入一个自由、平等、康乐的社会，我们就不能再让这样破产的教育，苟延残喘地继续拖下去；时代是不停留的，它不会等待落伍者，墨守成规、安于现状，那只是一条死路；唯有打开新的门径，才能找新的希望，横在今天中国教育家或从事教育者面前的首要课题，应该是掀起一股崭新的教育思潮。

“思潮”二个字粗看好像很抽象，实际是很具体的，它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的反映，在某一个时代某一种社会有某一类的思潮；换一种话说思潮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演进的，决不是一种空洞无所寄托的观念。“教育思潮”是整过（个）时代思潮的一环，当然也离不开时代和社会，两个基本因素；同时因为教育是一种承前启后的工作，它对于时代和社会更负有一种诱道（导）的作用；这是说教育思潮是应该追随时代，推动时代，适应社会，改造社会而具备种种连（联）系性和变化性。比如：封建制度日形崩溃、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期，教育方面即有所谓“人文主义”的生产，德国的爱拉斯摩，英国的阿斯坎，法国的拉布立都是阐述这种思潮的学者。这种思想对于摧废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曾尽了很大的力量，但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潮确渐渐的变成了“过时”，因为它原来是排斥中世纪流行的非实际的寺院教育，但结果流于侧重希腊文、拉丁文、只令学生诵古语、玩古典、记神学，而依然脱离了实际的生活，这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社会需要是不相容的；于是“实利主义”的教育思潮便应运而生，配合着哥白尼地动说树立的自然科学的新基础，培根首先举起了实利主义的旗帜，高呼“知识即力量”，猛烈地袭击社会上的偏执，独断迷信的偶像；夸美纽斯，总之而提出教育原理应顺从自然的主张，一时风声所向，群起响应，法国的孟坦、德国的拉托克、美国的陆克，莫不都是这一派的人物，他们认为教育的方法须顺乎自然，注重实用；教育的目的要使人立于社会上自管其生活、自殖其财产、自谋其识（职）业，以全其人类及市民的本务；教育必须挣脱传统的宗教羁绊，抛弃古典古语的教授，代之以mother Tohgue就是大名鼎鼎的卢梭，也没有跳出这个实利主义的圈子，其中原因无非是由于整个世界正在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型去改造，人与人的关系只结合在功利上面，实利主义的教育即以传授日常生活所必须的知识技能为目的，当然最适合于这种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然而等到资本主义盛积而社会渐渐的陷入彷徨不宁的时机，人们想找另一条新的出路，因此就有所谓“新人文主义”的渐次抬头，其代表的就如提倡“改善吾人的动物性”使行为臻于高尚的康德，如认定“教育的目的在使人类平均调和发展其天赋各种能力”的裴斯泰洛齐，又如以为在“教育上应发述儿童的知识，使能判断善恶，陶冶意志，以养成为善去恶的习惯”的赫而巴特以及主张“养护儿童使之自由发展，以自识其本性服从其本性”的福绿裴而，都是教育史上杰出的人物。从人文主义转变到实利主义，再转变到新人文主义的这一段史实，正是说明教育思潮追随时代，推动时代，改造社会而具有种种联系性和变化性的最好例子。所以要寻求中国目前新的教育思潮，必须先分析近百年来中国教育演变的历史和当前中国社会具备的特质，才能抓住要点，得到确切的答案……

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这是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基本信仰，他们在这种进步思想的引领下，有人开始接近中国共产党，并且成立自己的进步团体，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斗争。薛传道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然而，他在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和教育救国的道路上英勇牺牲后的几十年里，却受到了不白之冤，尤其是“文革”期间，他被戴上了“国民党大特务”的帽子，受尽了政治上的污辱。薛传道的亲和亲属们也因为他的缘故，几位在部队工作的侄女侄子，还有其他兄弟姐妹，皆因他株连而或提前转业复员，或从干部岗位上被揪下台，饱受政治凌辱。与他一起参加地下工作的妻子商育辛，更是因为丈夫的原因，几度被逼成疯。在红岩革命历史纪念馆里，我看到了薛传道的岳父、商育辛的父亲商荫荘老人在解放初期写的一份声讨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控诉书”，内容催人泪下：

……“中美合作所”（这个响亮刺耳的名词），当初我总以为是关于经济合作等类的机关，绝不想到这是一个由美帝和蒋匪帮用世界上最残忍的刑具和最厉害的杀人武器，残害我国革命青年和共产党人的杀人合作所，更不会知道这个合作所是惨绝人寰、使人不能置信的“人间地狱”，尤不会料及在那里曾杀死了我的大女婿、迫害了我的大女儿的血腥地方！

我的大女儿叫商育辛，大女婿叫薜传道，他俩一块儿在重庆国立中央工专教书，因为他们的政治认识比较清楚，思想比较进步，对美帝和国民党反动派常表不满，他们凭着青年人的热情组织了“活力社”这样就引起了美帝和蒋匪帮的注意，这样就被抓进中美合作所里去。当1949年4月我们的百万雄师横渡大江的晨光，重庆的形势随着严重，在5月25日的晚上，我的女儿和女婿，正在校内的小家庭里度着美满甜蜜的生活，重庆警司令部大批武装突然间把学校包围，又突然间把他俩抓去，马上送到所谈中美合作所里去。当晚我的女儿就在阴森森的、黑沉沉的一个庙里度过。在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中，我的女儿开始尝到了美国刑具的滋味，这样死去活来的严刑询问了几个月，她吐血了，本来她已有五六个月的身孕，到这时是再也不能坚持下去，而且不久就要生产。匪特们为这，才叫我女儿女婿所在的工专校长出面保释，说等孩子生出后再关押。我女儿因饱受严刑，即发生难产，好不容易由医生施用手术，母子才得以安全，就在这时重庆解放了，我女儿的命也就从敌人的刀下被留下来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我女婿就没有这样运气了。他被捕后饱尝了各种刑具和监狱的折磨，实足过了六个多月，也不像人样了。到这年的11月27日晚上，被凶狠的特务们用卡宾枪扫射而死在渣滓洞内……

集体大屠杀后，我女儿抚养着从苦难中生长的孤女，在泪与血的生活中，差不多渡过了八个月的光景，身体更不行了，神经也失常，因为这样我就电促其回浙江老家。当重庆轮在上海码头靠岸时，我即见到脸黄饥瘦、形容憔悴的女儿，她手上抱着孤女，蹒珊地走过来，开口叫着“爸爸”时，我心头有说不尽的痛苦！从她的手中接过孩子时，我就觉得这个孤女已失去了她的爸爸，当时我要流泪，又怕伤了女儿的心，强忍着。

后来我们匆匆地到了北火车站，谁知火车已开出，我们只好就在候车间的地上把孤女安放好，我和女儿便在地上对坐着。女儿开始用嘶哑的声音向我诉说她的遭遇了。她说：“爸爸！现在这个情况，正如我在八九月前有一次去中美合作所会见他（指薛传道——笔者注）的样子，他倒在乱草中，像猪崽一样，要不是从他的声音里辨别，简直认不出是他呀！他见了我，把感情尽力抑住地说：‘育辛，看上去，我是不中用了……’他的眼睛向我注视了一回，接着说：‘希望你把腹内的孩子养大，将来替我报仇。’”说到这里，女儿哽咽着说不出话，一个劲地流泪。片刻，她又接着说：“爸，传道告诉我，有一次，匪特们把他押到一个几丈见方的池边。爸，你晓得这个池里放着什么呀？是美国运来的硝酸呀！匪特们逼传道说：你要交待，否则就将你投进这硝酸池里。爸爸，他们要传道说出什么秘密，传道自然是不说的呀！这帮野兽就当着传道的面，把几个革命青年投进池内，天啊，爸爸，进去后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浮在上面一茸茸的头发……爸，他们就是这样杀人的呀！”女儿又哭泣不止起来。我只能在默默无言地陪着她流泪。后来她又接着说：“不到多久，传道被惨杀了。几天后，我们去埋殓传道的尸体时，只见到焦黑的一堆，头和手足都已烧去，根本无法认辨。如果不是从烧焦的尸体下找到他未被烧去的那副眼镜架子和胸腹下的一小块毛线衫的话，我怎么可能辨认出他就是我的丈夫呀！爸，我把这两件物品保存着，我还在他腹下拾到了一颗曾经穿过他胸膛的美国子弹头呢！这三件纪念物，我都随身带着，将来要交给这个孤儿，使她长大时可以明白她的爸爸的一切和为父报仇呀！”说着，女儿要去拿取这三件东西给我看，我极力阻止她，不要这样。停了片刻，她又对我说：“在重庆渣滓洞这个人间地狱，当我们为传道的尸体收殓后，想给他一个安身之地，爸你能想到吗？用锄头一掘地，你知道泥土下面看见的些什么呀！都是白骨呀！一连掘了好几处都是这样……好容易后来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一块地方，才把传道的棺木埋了。爸，那个地方，我们走进去真的感觉阴风惨惨，真的是一所人间地狱啊！”女儿愈说愈悲伤，引得其他旅客们和维持秩序的警察同志都惊奇，都为之心痛。这时我再也不能听下去了，悲愤地阻止女儿说：“育辛，不要再说了，不要这样悲伤了，我们要化悲伤为愤恨，为新中国多做些事，让传道九泉之下安息。”女儿听了，很快回答道：“对，爸爸，我一定好好工作，把孩子抚养大，让传道放心。”

烈士的妻子在解放后一直在杭州市的一所中学教书，年年月月，尽心尽职，可是她的丈夫、为中国革命惨死在敌人屠刀下的薛传道因为头上戴了一顶“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的头衔，一直没有被列入“革命烈士”行列。尤其是“文革”中，他又被扣上了“国民党大特务”的帽子，彻底地被排斥在“革命烈士”之外……

与薛传道同样命运的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双枪老太婆”邓惠中，还有连同两个孩子皆被双双杀害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等100多人遇难人士被排挤在“革命烈士”之外。这份纠结的情怀，深深地剌伤了烈士们的亲属和战友们的心灵。为此，他们一直通过不同的方法在向政府和组织反映，许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文革”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重庆和全国各地与“红岩”革命烈士相关的干部群众不断有人向当时的四川省委和中央写信反映，强烈要求重新审核“11·27”大屠杀中那些遇难烈士的真实身份，并给予公正的政治待遇。中央对尚未定性的“红岩”遇难人士问题也非常重视，责成四川省委加快复审工作。1982年，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专文给中央组织部，汇报了如何落实中央精神的专题报告，全文如下：

《 关于“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中尚未定为烈士的情况报告》

中央组织部：

遵照中央组织1981年12月10日关于“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中，尚有一百多人至今没有结论，要责成有关部门查处的指示，我部立即作了研究，普派员赴重庆对在“中美合作所”被害人员的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现将情况和意见简要报告如下：

“中美合作所”于1949年11月27日（又称11·27惨案）下午开始屠杀被关押人员，根据死难遗体计算，前后共屠杀331人。1950年2月至1979年，重庆市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和重庆市民政局已经定为烈士的208人，尚有93人没有办理。

据初步了解，在没有定为烈士的93人中，有三种情况：一是有姓名、地址，或基本上有被捕前工作经过、狱中表现、被难情况等材料的43人（其中共产党员17人）。在这43人中，四川籍的有35人，湖北、上海的各2人，东北、广西、河南、江苏的各1人。1950年被审定为叛徒17人，自首4人，殉难志士8人。二是，有姓名、地址只注明某省，材料很少或基本无材料的22人。其中四川籍14人，湖北、内蒙古、河北、上海、浙江、江苏、湖南、南洋瓜哇的各1人；三是，只有姓名，无其它任何材料的28人。

1950年，这部分被害人员没有定为烈士的因案是很复杂的，主要是时间短促，重庆刚解放不久，就召开了全市性的追悼大会，工作做的不细，离重庆较远的来不及调查了解，致使一些应该定为烈士的没有认定，或者在无任何材料情况下只凭某个人的一句话，就被定成为“睚首”、“叛徒”、“不列名”等。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四川地下党的诬陷，那些尚未结论的被害人员受到了种种诬蔑，其家属、子女长期受不白之冤。他们对此反映强烈，要求重新复查审查定。因此，落实好他们的政策，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工作。鉴于此案已事隔30多年，材料不全，情况复杂，政策性强，还要和一定调查后才能结论的情况，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1950年没有定为烈士的93人中，注有省市，或注有省、县、乡的65人，其中四川49人，外省16人。对我省的49人，我们确定从有关地区抽调十名左右干部，组成专门班子，在我部统一领导下，逐案进行复查，按照党的政策，做出正确结论。

对于外省的16人，由我省负责复查困难较多，为尽快处理好他们的问题，建议中央组织部责成有关省、市负责复查结论。如同意时，我们将把现有材料和线索报送中组部转各有关省、市、县。

二，对只有姓名，没有具体材料的28名被害人员，我们已将名单印发我省各市、地、州、县组织部门，找寻他们的籍贯和知情人员，然后再根据情况，研究开展复查工作。现将名单送上一份，建议印发有关省、市查寻。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1982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