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生命的沙哑呐喊

很早以前，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H·G·威尔斯曾这样告诫过我们：“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比赛。”我们都知道英国是个素有绝对化的经验主义传统的国家。而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能在这样一个传统的国度向全世界发出如此告诫，足以让我们振聋发聩。

灾难是什么？灾难就像1976年唐山大地震，人们在睡梦中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时，二十几万人就已经命归西天；灾难就像1999年烟台“大舜”号船被一阵狂澜掀至海底，二百几十号人倾刻间死于非命……

灾难是什么？灾难就像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千万人不得不把阳光与爱情抛诸脑后，去投身战争与死亡；灾难就像“文革”那场浩劫，无数善良的人被推到了审判台并且被处以死刑……

灾难有自然的与人为的两种。二十世纪后，人类面临的灾难越来越多。

威尔斯把教育同灾难联在一起，并宣称它们之间在进行残酷的比赛，确实有些耸人听闻。可是当我们回首今天我们正在恪守的那一套教育方式与方法时，就会发现，我们正在教育问题上不断地制造着与天灾人祸一样可恶的无数越来越严重的灾难！

可以置青春生命于死地的灾难的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受害者，便是我们的高三学生。

曾经，很喜欢在中午的阳光下，坐在学校的草坪上与学友海阔天空地神聊，高兴了，就去荡一荡操场角落的秋千。而现在，我早已习惯在曾是快乐闲逸的时光里，与同学们互相考着数不清的公式、定理和单词，而那秋千的影子，也不知何时已在我心里生了锈，因为我是高三生。

曾经，常常在抽屉里藏一本厚厚的小说，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翻看，也常常在晴朗的黄昏，邀伙伴去打乒乓球。而现在，我的案头和书架上，五花八门的参考书堆积如山，而我可怜的球拍早已尸骨无存，因为我是高三生。

曾经，每每迫不及待地复回远方一个飞鸿，也热衷于为了博取“寿星”的一笑，在朋友生日之际跑遍一间间精品店，去挑选合意的礼物。而现在，面对青鸟带来的问候，我的信笺一再空白，我的心底一直“SORRY”，也只能一次次用“生日快乐”的敷衍，代替往年带给友人的那一声惊喜的喊叫，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心中默念的是“友谊万岁”，此时心中脑中全是满满的语数外史政，因为我是高三生。

曾经，爱在窗外渐渐沥沥飘着小雨的夜晚，让我的小屋里回旋起儿缕柔柔的旋律，而我在音乐与细雨的感染下涂抹几行空灵的文字；也曾爱策划出一个个诸如“去看海”、“去听音乐会”之类的假日行动。而现在，我的磁带盒上已经积满了一层不薄的尘灰，我的诗干枯了，无法再浪漫了，因为高三。

曾经，我还有许多曾经，可是，我无法再想这些曾经了看看现在的高三日子，心中不禁掠过一丝丝怅然。失去的，好像很多，然而路却是自己选择的——“人生能有几惶飓”？……为了那一瞬的笑颜，我无奈依然紧锁那颗想飞的心，安安稳稳地在蜗居里苦读。只是偶尔有不甘心的瞬间，就狠狠地想一想：哼，等高考完了，我要游内蒙、下海南，疯狂地“报复”一下！

这是我正准备写处在高考最前沿阵地的高三学生的心态时，无意间读到的深圳实验中学心愿同学的一篇作文。

听听这个庞大群体的青春生命的沙哑呐喊，我感到的是一种与这位同学同样的无奈与沉重。我们的官员、老师、家长，还有所有以“有社会责任感”自居的人们，读此小文，也许会想起些什么，也许会明白些什么……

关于高三生，想说的话太多，也太多彩又多悲。平时，我们只注意了他们的升学率，却难有心思平静下来听听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我们就借这个机会一起来听一听吧，因为这对人们是有好处的。

作息表：我的“生死牌”

——高三学生诉说之一

其实，我的学习作息表在初三时就有，那是爸爸妈妈为我参加中考准备的。后来我考进了市重点，于是在进入高三后，爸像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前线指挥官似的命令我：现在的“战况”会比中考时要激烈紧张得多，你应该而且必须有张以分秒为计算单位的作息表。

于是我赶紧制作高三的第一张“作息表”，大体如下：

5点：起床。

5点10分：穿衣洗漱。

5点20分：吃早餐。

5点35分：离家骑自行车上学。

6点至8点：自习。

8点至11点半：上4节课程。

12点：自修。

13点至16点半：上完下午4节课程。

16点半至18点：两节强化班课程。

18点至18点半：自行车回家路途。

18点40至19点30分：吃饭外加看新闻联播。

19点30分至21点30分：做作业。

21点：休息10分钟。

21点10分至23点30分：自习。

父亲对这张“作息表”表示初步满意，末了他加了一句话：重在质量。他的话中有话，因为在中考时我也是用类似的“作息表”，结果常常在最后的一个多小时里实在困得不行，伏在书本上睡着了。

“高三了，一生的命运与前程就在这一搏上，你自己应该清楚。”父亲的话跟老师天天灌的一模一样。我感觉就像希特勒真的要打到斯大林格勒了！

但，大人们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时间表是死的，现实的许多情况是活的，就像战争一样，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决定能否取得战争预期胜利的最根本因素。比如我从家里到学校需要半个小时的自行车路程。可下雨怎么办？有一次长安街上的警察就是不让横穿，一定要等一队长长的国宾车队走过。整整二十分钟，我因为急着到校，差点让警察把我当作“破坏分子”扣到派出所。那天我心里堵了一肚子火，最后把一个老太太撞倒了，其实我明明看到她在我自行车还离她有一米左右的时候，就“啊呀啊呀”地先倒了下去。这个擦破了一点皮的老太太死赖着让我拉她到医院去看伤。我说我是学生，我要上课去，我把名字留给你，如果需要我出治疗费，我一定让我父母来付给你。可那老太太就是不放，说你留的名字和电话如果是假的呢？我的天哪，当时我真想哭，也真想跪下求她，但没有办法，她还是死死地拉住我的书包带不让我走，更可恶的是，在场的两个中年人也跟着起哄，不放我走。到医院一检查，什么伤都没有，只花了二十块挂号费和一点包扎费。这时老太太才放我走，可已经十一点了。半天课没有上，我就得利用其它时间补回来。

哪有时间补呀？我每天的二十四小时是严格地被安排着，就是拉屎刷牙，也都必须严格控制在五分钟内，否则老爸就会说我是有意磨蹭。那次为了补课，我不得不利用同学中午吃饭和课间休息的间隙，摘抄老师讲课笔记。谁知那几天倒霉事都让我碰上了，可能中午吃的饭冷了些，不争气的肚子就闹起来了。这一折腾我就开始发烧，一直烧到三十九度五。在医院一住就是三天，打针、吃药，吊葡萄糖，那几天里虽然我的脑子迷迷糊糊，但躺在病床上的感觉却是那样地好。因为多少年里，我天天都得无休止地早起晚归，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烈日暴晒，听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好像活着就是为了填海般地往脑子里装知识——谁知道这种知识以后还能否用得着。看样子爸妈都很着急，看得出，他们大半是怕我耽误太多的课程，而并非关心我的身体。第三天夜间，我的高烧实际上已经全退，老爸从我的饭量上判断我可以出院上学了，就对医生说，明天早晨再测一次体温，如果不烧了可以出院吧。医生说正好他们最近病人特多，床位很紧。我心想，见鬼，这么舒服的地方，我不多呆几天才亏呢。于是我想出了一个计谋……第二天8点左右，小护士过来为我测体温。几分钟后，她从我嘴里拿出体温表一看，那双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怎么，又三十八度四了？”说完，她过来用手摸摸我的头，而这一切，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嗯，这孩子是没退烧。”前来给我准备收拾东西的老爸傻眼了，也露出几分急相，他听完小护士的话后，连忙问：“能不能出院呀？”小护士不高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孩子的烧还高着呢，你怎么让他出院？”我听着心里不知有多高兴，脸上却装出一副极其痛苦的样子，把头紧紧地捂在被子里。当我的目光与老爸那双疑惑的眼睛碰到一起时，赶忙避开……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因为我又“合情合理”地躺过了三天的“作息表”，这是整个高中三年里最舒服的六天时间，也是惟一不用早起晚归的六天，然而我是在病床上争取到的。

你一定在想我的那张“作息表”上漏掉了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周末的两天。对了，这正是我要向你说的。如果说一二三四五的几天里，我是在靠那张用分秒来计算时间的作息表去生活的话，那么周未两天里我的另一张“作息表”简直就是一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战斗图。请看——

星期六：

6点起床（比平时我获得了一小时的优待）。

6点10分：洗漱穿衣。

6点20分：早餐。

6点40分：从家出发，倒三次车，赶到宣武东经路的育才中学。

8点30分：开始在那儿上三节英语补刁。

11点半：下课，在附近吃一顿便餐。

12点：乘车往西城黄城根的四中奔。

13点一直至20点：上完四中的“同步班学习”课程（中间有二十分钟休息，能吃一个热狗充饥）。

21点：回到家，半个小时吃完全天惟一的一顿踏实饭。

21点半至23点半：做两个小时的作业。

星期日：

6点起床（同样比平时多获得一小时的优待）。

6点10分：洗漱穿衣。

6点20分至7点20分左右进行一个小时的早自刁。

7点30分左右，与家人共进早餐（这也是每星期惟一能与家人共进的早餐）。

8点半至12点：完成两个补习学校的作业。

12点至12点半，与妈共进午餐，老爸为了我的学费和改进全家的经济落后状况，每周在一位开饭馆的东北插队战友那儿帮忙一天，早十点离家，一直到晚上九时左右回来。

12点半以后，开始做自己学校的作业，这个任务一般都要到吃晚饭后的前两个小时才能完成。

21点至24点：自习（这是老爸规定的每星期“法定三小时”）。

周末两日的“作息表”是雷打不动的时间，其单调与所付出的艰辛甚至超过平时。也许我的脑子里总有一种想偷懒的意识存在，周末的日子里，我常常有意跟好脾气的妈妈作梗。

一次是“鸡蛋剥壳”事件。

那天是周六，我依然早上6点起床，等洗漱穿衣完毕，便像往常一样收拾好书包，坐到妈妈已经准备好了的饭桌前。早餐基本是固定的样式：一杯牛奶，一个煮鸡蛋，两块面包。可是那天我“出奇”地发现了一个问题：每天由妈完成的一道工序，这天不知怎么被忽略了：鸡蛋壳竟然没有剥好！于是我便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妈，这让人怎么吃呀！快来快来！

妈正在忙着给外出的爸爸找衣服之类的东西，被我这么一叫，便赶紧从里屋往小餐厅走。“啥事？”妈的神色显得很紧张地问我。

我像老爷似的伸伸脖子，冲着桌面上的东西说：“你看，鸡蛋壳还没有剥呢！”

妈突然感到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嘴里连声说着：“哟，我咋把这事忘了！”说着就动起手剥蛋皮。妈的手动了几下就又忽然停了下来，怒发冲冠地对着我大喝一声：“你死人啊？这么大的人怎么连个鸡蛋壳都不知道自己剥一剥呀？”

我呢，死心眼一个，眼睛瞅着墙上的那只挂钟，嘴里却不自觉地吐出了这句不该说的话：“我是死人吗？你没看时间多过了五分钟呀！我要迟到了你知道不知道？”

这时，我见妈一下像泄了气似的瘫倒在地，双手拍打着自己的双腿，悲切地哭嚎起来：“我这是作的什么孽呀！你这个臭小子，我、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呀？呜呜鸣……”

妈妈的哭声把我唤醒了：是啊，我都十八岁了，难道为了上大学而变成一个连鸡蛋壳都不会剥的寄生虫了？假如是这样，我上大学又有什么用呢？对得起辛勤的父亲和善良的母亲吗？我仿佛自己一下从多年养成的恶习中醒悟，抖着双手将瘫坐在地的妈扶起，并对她说：“妈，是我不对，以后我自己剥鸡蛋壳。”妈一听，愣了半晌，然后破涕为笑，说：“不怪你，是妈耽误了你的时间。”说着又站起身麻利地为我剥着鸡蛋壳。看此情景，我的眼泪忍不住哗哗落下，“哇”地一声扑在了妈的怀里……妈妈笑了，带着几分苦涩，然后指指墙上的钟表：该是上课的时间了！我低头“嗯”了一声，便匆匆吃过早餐去了学校，但从此，每当我坐在桌前吃起妈妈做好的饭菜以及剥光壳的鸡蛋时，心中自然而然地恨起墙上的那只钟表，以及我自己的那两张“作息表”，我无数次地撕毁过它，可又无奈地无数次重新将它贴到床头的墙上……当我无比愤恨它的时候，我又会突然想起妈妈的那次瘫坐在地上哭嚎和父亲每个星期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的情景。

我只想好好上完高三，争取考上大学，这也许是惟一能真正撕毁“作息表”的出路吧！因为我深深明白，那张不起眼的“作息表”，既是我命运的“生死牌”，又是爸妈对我的“希望榜”……

“我没病。为什么非要进医院？”

——高三生自述之二

我是个女孩，从小天真烂漫，爱说爱唱，但是考进重点中学后，我的“擅长”被无情地剥夺了，特别是进入高三后，那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家”——我们都偷偷地这样称那位年过半百的老师，就更不得了啦，几乎每天要在课堂上讲一通：“同学们，现在是最后的时间了。命运就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把一切爱好、一切性格全部埋藏起来，集中所有精力，学习、复习、复习、学习……”在她的严管下，班上的文学社停了，歌舞组停了，甚至连女生和男生之间的玩笑也停了。如果她见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女生在中午休息时说段开心话，也会板着脸过来训斥道：“有时间说废话还不如多养养精神！快，去午休！”

日复一日，我们往日充满活跃和朝气的班级，变得除了读书和回答问题时有声音外，仿佛相互都成了陌生人，除了埋头做作业，就各自捂头睡大觉。不是没有想说话的人，也不是没有想笑的人，只是那个“老人家”时时刻刻像幽灵似的站在我们身后。当我们刚想彼此说一句轻松的笑话时，突然发现她在身后站着，神经就会一下紧张起来，刚刚有的一份开心也随之消逝了……唉，我是个从小爱说爱笑的人，从小学到初中，如果一小时里没有从我嘴里说出一句逗得老师和同学乐弯腰的笑话，有人就会以为我是不是生病了。可是到了高中特别是高三后，“老人家”似乎对我格外严管，想必她早已从其他老师那儿了解了我的秉性，所以，只要有同学刚想与我说上一两句轻松些的话，又立马将后面的话咽回肚里，脸色也变得非常特别，这时我转过身，准会看到“老人家”就站在我身后。慢慢地，同学们远离我，仿佛见了我就像见了艾滋病患者。有一次我真火了，抓住一个原本与我很要好的女同学，抱住她就挠她痒痒。谁知那同学急得大嚎起来，她越嚎我就越使劲搂住她，谁知她竟用胳膊狠狠地捅在我的左脸颊上，在我“哇”地叫疼的那一瞬间，她逃跑了。我当时愣在原地半天没有动，我心头感到无比惊骇，难道同学们都因为迎接高考而变成连玩笑都不能开的小胆子“羊羔”了？当我再转过头时，我又看到了那个“老人家”——她毫无任何表情地告诉我：下午下课后，到她办公室去一趟……

从“老人家”的办公室走出来的那一刻起，我就发誓：高三里，我再不与同学们说一句话！

日子一天天这样过去，我发现，以往总跟在我身后的那个“老人家”也不再像幽灵似的盯着我了，而且那张古板的脸有时也朝我笑笑，可我觉得她的笑与狼嚎时的狰狞没有什么区别。

日子又这样一天天过去。母亲发现了我的问题，说丽丽你怎么啦？以前人没进家就听你嘻嘻哈哈的声音，现在怎么一晚上不见你说一句话？我挥挥手，朝她说：“别烦我，忙着呢！我要做作业。”

妈妈“仔细”观察了几天后，跑到了学校，找到班主任，问孩子怎么啦？是不是没考好被老师批评了？还是出了其它什么事？“老人家”这回可给我说了一大堆好话，说你孩子现在进步大啦，也管得住自己了，这样下去考大学一定不成问题。“我有经验，女孩子在高三时最重要的是把她那颗玩野了的心收回来，这就等于高考成功了一半。”那“老人家”非常得意地跟我妈侃侃而谈。

我妈将信将疑地在家静观了我一段时间后，有一天突然走进我的房间，说：“小丽，你明天别上学了，妈带你到个地方看看病。”我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妈说：“你别管，我已经向你们班主任请假了。”当时我觉得很生气，可一想也行，少上一天课，还可以轻松轻松呢！

第二天，妈妈领着我到了市第六医院。我一到门口，就不肯进去。因为我知道这是一所精神病医院，初中时我班的一个女同学在这儿住院时我来过，而今天我妈竟然也把我当作精神病来就诊！

我气极了，不管妈在后面使劲地喊，我气呼呼地只管自己一个人走路。

回到学校，“老人家”一见我就装模作样地过来关切地问我怎么样。我没有好气地回敬她：“什么怎么样？”

那声音肯定很大，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起来。我没料到的是这回“老人家”竟一点儿脾气都没发，还招呼班上的同学说，以后你们要对丽丽同学好一些。

这是什么话？我心头的火更大了。中午休息时，我想找要好的同学透透心里的火，不想同学们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连连摆手说好好，是你对是你对，便躲避到一边去了。

我想完了！于是就声嘶力竭地喊：“你们是不是神经都有毛病啦？！”说着，我就把一只茶杯摔了个粉碎，茶叶溅到了几个同学的床上，但是同学们谁也不发一点儿火。看到大家无动于衷、待我小心翼翼的样儿，我哭了，悲痛地嚎陶大哭了一场……

之后，妈妈又没让我上学，带我到了一所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那里有个“专家”，听说还是博士，我妈十分认真地对我说，一定要配合“专家”，问什么你就答什么。“我带你来之前就打听了，他们说这个专家治好了很多学生的病，人家还是北京心理学会的什么常务理事呢！”我妈已经“走火入魔”了，好像真的非要从我身上挖出点毛病来才是。那天我真急了，就在“专家”就诊的门口，跟我妈嚷嚷起来：“我什么病都没有，狗屁专家我都不看！”妈想不到我会当众这样向她大声嚷嚷，“啪”地给了我一巴掌。当时我的眼泪“哗”地涌出眼眶，心想这世上还有谁能理解我呀？妈，我恨你，恨你也不知女儿心！看着我妈那副后悔的样子，我也心软了，就想既然来了，我也好让“专家”证实一下自己没有病。

“专家”的诊室就是不一样，里外两间，外面的那间墙上挂满了各种脑神经结构图，大大小小的，还有外文的，他的书架里还放了不少诸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等书籍，给人感觉他很有学问也很“专业”。

“专家”见我后，先装作很随便地问我对当前的“小燕子现象”怎么看？

就诊就这样开始？我用眼睛瞪了他一下，心想谁有功夫跟你谈论“小燕子还是大燕子”，赶紧拿出你的真本事还我清白！

“专家”见我毫无表情，也不回答，便又发出了第二个问题：“你觉得未来的因特网是否可以与人脑连接呢？”

狗屁，你知道人脑怎能与狗脑同样思考一个问题吗？这话我是心里说的，但觉得很过瘾，因为我已经认定：这样的所谓“专家”也是无法还我清白的，或许更倒霉。

算给我说中了。在发现我几次毫无反应与厌倦之后，“专家”便让我妈在外屋稍坐等候，带我进了他的里屋。这是一间约十来平米的小屋，里面除白白的墙外，什么色调都没有，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而这位“专家”则颇为认真地又问了我几个诸如“你假如真的感到心头烦躁，就可以在此敞开心扉”、“或者你感到外面的世界对你很压抑，而在这里你用不着顾忌什么，大喊一声也行，高歌一曲也成”之类的话。听完他的话，我差点没笑出声，心想好端端的人，跟一个陌生人有什么可谈的，真要是在这儿大喊大叫不真的成精神病了吗？哈，看来所谓的“专家”才是一些有病要医的人哪！

上面的这些话自然没有说出口，我也没有在脸上表现出什么，只是依然一副冷漠。

“专家”像是使不出什么招，于是便让我出诊室，他有话要对妈单独说。

我在门外隐隐约约听到他在跟我妈说是“不轻的抑郁症”，“而且患这类病的人容易表现出冷漠、烦躁，严重的甚至还会自杀。我这儿有份国外资料证实：大约有百分之六十的自杀者都患有这类抑郁症……”专家的声音越说越小，像怕我听到似的，而我听着听着则越发感到好笑，终于忍不住在外面大笑起来。

妈妈赶紧从诊室走出来，急切地问是怎么回事。跟在她后面的“专家”则若有所思地对我妈说：“好哭好笑都是抑郁症的表现形式。”

我再也压不住心头的话，大声叫嚷道：“你才是抑郁症呢！妈，走吧，我什么病都没有，咱们回家吧！”

妈妈满心疑惑地看着我，又满心疑惑地看了看“专家”，然后抱歉地向“专家”说了声“对不起”。

本来我想在回家的路上跟妈好好谈谈，也借机想奚落一下那个所谓的“专家”，可是看着妈在半路上拿着“专家”给我开的方子走进药铺时，我的心彻底地冷了。

那一夜，我听爸爸和妈妈吵了很长时间，爸说我妈是神经过敏，妈说她宁可神经过敏一些，也不能因为孩子有病给耽误了高考的大事。我呢，心想反正自己好端端的，于是只管蒙头大睡……

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被妈叫醒，旁边还站着爸。

“丽丽，你说，今天是上学还是去医院住院？”妈非常认真地问。

我看看她，又看看爸。我发现爸在朝我笑，于是壮着胆子回答说：“妈，你女儿好好的，自然去上学。我又没病，为什么要去住院？如果你不相信，那么你还像以前让我痛痛快快地唱首歌……”

爸爸适时地从里屋将我尘封已久的吉他拿了出来。

于是我“噌”地从床上跳起来，像快乐的小学和初中时的样子，边弹边唱了首李玫的《好心情》：

我们都被祝福

常常有好心情

一见你就有好心情

像矿泉水清凉在心

溶化太多太多的情感交集

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言喻

有你就有好心情

像夏天吃冰淇淋

因为想法感觉都有了感应

每个眼神都变成了动力

我唱完时，见妈的眼里溢满了泪水，她紧紧搂住我说：“我们的丽丽没病，真的没病……”

“是的妈，我什么病都没有，只是到了高三后；学校不让乐不让笑，所以我才……”爸见我们母女俩抱在一起“犯神经”，便忙拉起我的手：“走走，今天我送你上学去，再跟你们老师谈谈。”

从这天开始，我终于结束了“有病”的日子，重新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紧张而又快乐的高考冲刺中去了……

我在乎分数，但更要自尊

——高三生自述之三

那天我跟父亲的争执发展到了极点。你们也许认为我可能是考得不好，老师找到家长告恶状，不是的，那天我考得非常好。数学得了少有的九十三分，而只比坐在我旁边的班里第一名少了几分。这本来是我从没有过的得意之作，可是老师偏偏让我伤心得差点跟他打起来。他说：“你能得这么好的成绩？不可思议。是不是偷看了旁边同学的？”他问这话的时候，班上有好多同学。我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怒火，说：“要是我偷看了别人的，我就是猪。可如果谁硬冤枉我，谁就是猪！”

好了，正是因为这句话，我的老师就破口大骂起来，说我存心欺负他，并把我曾经有过的所有“恶迹”——如进这个高中班是家里出了三万元钱才进来的，如在高一时曾得过四个“不及格”，尤其是得过一个“超级高分——7分”全都抖搂了出来。他好像觉得这还不够，便在我下课回家前先一步找到了我父亲……

“你小子丢人丢到我公司里呀！”一向在外对别人说一不二的父亲，回到家第一件事就让我“老实交待”：“你、你这个小王八蛋，用手指掐掐你的年龄吧！十八岁！十八岁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成人了！如果你自己还认为自己是个人，你今天就老老实实把事情说个清楚！”

当董事长的父亲很少能在晚饭时准时回家，今天必定要跟我“算总账”了，那架式使我马上意识到那个“猪”老师找过了他。说实话，从小我就畏惧父亲，他急了会真的朝我拳打脚踢。记得上初中时，我因为差了7分没考上重点中学，他就用铁榔头般的大拳揍了我整七拳，打得我以后每次考不出好成绩时都能想起那一顿狠揍。高中了，父亲的拳头不再落到我身上，可无数次在我眼前挥动过。说实话，我真的心里很害怕他。然而这一次例外——

“没什么交待的！”我自知没做亏心事，分数是属于我的。

“你混小子还嘴硬！”父亲的拳头已经到了我的鼻尖上，我知道这一次已经很难避过了，但仍然倔强地闭上眼，等待他不公的惩罚。

“你给我跪下！跪下——！”父亲突然像头怒不可遏的雄狮，虽然没有出拳，却抬起了他的脚……不备的我只觉双膝一软，“扑嗵”跪倒在地。

我的头依然倔强地昂着，但泪水再也无法控制地流淌在两颊。

“说吧，是不是偷看人家的了？不知道这比考零蛋更可耻吗！高三了，就剩下几个月的时间，难道你再让我用十万八万的血汗钱去为你买一个大学上？”父亲的眼睛里在燃烧火焰，声音一阵高过一阵：“知道吗？大学的门，不是能靠钱买得了入门券的！即使我拿出全公司的几千万元资金，我也没法为你这混蛋买回一张大学入学通知书！你知道我的钱……”

“我不要你的钱！不要——！”我至今也弄不清当时我哪来的勇气，我的这一声呐喊，把一向在家称王称霸的父亲也给镇住了。“钱钱钱，你就知道钱！难道不能相信你儿子一回！”说完，我只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整个身子便软了下来……我虚脱过去了。

那一天后，我在家里整整躺了三天。母亲找来医生给我挂了三天葡萄糖，但医生却无法痊愈我心灵的创伤。父亲从那一天起就不再回家，母亲说他懒得看到我，见了就会来火。我心想我不也是这样吗？也好，眼不见为净。从床上再起来的我，打定一个主意，我要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证明给父亲看：你的儿子不是孬种。

回到学校，我向班主任提出，或者给我单独安排在最后一排，要不就安排在第一排，因为这两处的座位可以证明我以后考试成绩的真实性。班主任还算通情达理，满足了我的请求，将我放在最前面的一个座位。

从此，我开始了为自我奋斗的新历程。两个多月后，期末考试如期进行，我的五门成绩都在九十分以上，尤其是数学，成为全班第一，得了九十五分。当同学和老师向我祝贺时，我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因为我要的不是赞美，而是别的。

“好小子，行啊！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呀！”那天，我的脚还没有迈进家门，就见日久未回的父亲从里屋向我迎来。我没有理他，只管放我的书包。父亲似乎并不在乎我的态度，只管高兴他的：“这回是你的那个数学老师跑到我公司向我报的喜。看来你小子不是朽木不可雕嘛！”

“好，照目前这样下去，你明年参加高考问题不会太大了。这下我为你准备的十万块上大学的钱，将来可以送你出国留学用了！哈哈。听着小子，一般来说，班级前三名的学生考大学是不成问题的。下一步关键的是你要保持目前的成绩。明白吗？”父亲仍在乐得开怀，并侧着身子津津有味地发“指示”。

“你真的认为分数那么重要吗？”我感到该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父亲睁大了眼，说：“那当然，对你来说，没有比学习和考试的分数更重要的了！难道你不在乎分数？”

“不。我在乎分数，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

父亲眨了眨眼，瞅瞅母亲，又不解地问我：“还有什么？”

“我的尊严！”我一字一顿地说完这四个字后，赶紧转身进了自己的小屋，把门重重地关上……我的两眼已经溢满泪水。

“这小子真成大人了啊！”门外，我听到父亲感叹地说。

“不离家出走，我就会举刀向自己的母亲砍去”

——高三生自述之四

你已经听说了？是的，也不是什么特别丢人的事，反正高中学生离家出走的不止我一个人，女同学中也有很多人。你问为什么一定要出走？自己家里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嘛，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到了高三，不知外国人是不是这样，反正我看中国人都是一个德性——人全疯啦！学生疯啦，家长疯啦，老师疯啦，总之全疯啦！

我是重点中学的，中考结束后以为到了重点中学就可以松口气，哪知“天下中学一般黑，重点中学更是黑”。我现在才不相信啥重点不重点，如果要说重点中学的优势，就是把全市全区我们这些从小学到中学更能适应应试教育的“做题能手”集中到了一起，培养成再高一个“段位”的做题能手而已。信不信由你。我到重点中学后的全部感觉就是这样，而且这里搞“考试工场”还给你高戴一只堂皇的帽子：你们在市“重点”，就是说你们是中学中的高才，大学的门对你们开得最大，多做题、做难题，是你们理当的任务。嘘，老师和校长们说这些话时从来气昂昂的，就像那些举着大刀砍人的刽子手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一样。

如果让我现在选择高中的话，我不会满怀激情地选市重点了。近三年的经历，我体会到：“重点”就是比别人更残酷地摧残我们这些花季少年而已。十分可悲的是，不知上面的教育局、市领导和社会上对我们这样的重点中学还那么吹着捧着是为了什么？高一高二两年，我们的所谓“重点”就是要用两年的时间赶出高中三年的课程来。进入高三后，整整一年时间便是没了没完地做题。什么叫没完没了？生活中有人对重复三遍以上的事就叫“没完没了”。我真想对电影导演冯小刚说一声，你应该拍我们中学生的考试，那才真正叫作《没完没了》呢！

中国的什么族最大？是我们“考试族”啊！世界上什么人最辛苦？是我们“考试人”啊！

每天全市百姓还在呼呼大睡时，大街上有两种人在奔忙，一是打扫大街的清洁工，二是我们这些背书包的高三生。你6点进校门别以为就是早的了，比你早的已经在教室里上了近一个小时的自习了——老师天天表扬这些同学，就是为了提醒那些6点后才到的同学。6点到8点间的两个小时，常常显得精彩：老师进门看一眼，就溜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小憩去了，而我们教室里也总能听到那些惊天动地的呼噜声……哈哈哈，开始我们都会取笑打呼者，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变成“打呼族”，不再有人取笑了，倒是大家一旦听到某某人呼噜震天时，便悄悄向周围的人“嘘”一声：轻一点，别吵醒他（她）。瞧，我们多团结一致！这是逼出来的，因为老师家长不会关心我们这些最辛苦的“考试人”。

8点以后开始上课了。于是，数理化文史地的任课老师，便一个比一个能说会道地开始向你轰炸。这个说数学是所有高考中最重要的科目，数学学好，理化就能自然而然地带起来；那个说语文是高考成败的关键，很多单科成绩特别优秀的考生之所以没有考上重点大学，原因就是被他们的作文分拉了下来、所以语文课抓得好不好，不仅是文科生的重头戏，更是理科生的关键所在；这个说数理化靠的就是多做题做难题，那个说文科的关键是背课记题；这个说世界上没有哪种考试不是靠做题来判别考生优劣的，那个说大学录取的重点与非重点就在于考分的高与低……所有的话语组成一个意思：考试做题是你们惟一的选择，也是惟一的出路。

开始的一两个月里还真有些临战的感觉，但我们渐渐发现，之后的几个月里，老师除了把已经做过的难题卷子或者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怪题卷子让我们重复再做外，并没有什么新鲜玩艺让我们觉得有十分必要去努力，无非就是熟之又熟，剩下的就是人为造成的那些高考紧张空气。什么这个月搞“倒计时”，下个月搞“最后冲刺”，再下个月就搞“决一死战”……黑板报、操场上、饭堂内、广播喇叭里，还有宿舍走道，到处贴满、写足、喊着有关时刻准备高考的口号标语，使你如临战场，甚至像是进入火葬场的殡殓馆，一听那哀乐就深感悲切一样。

从6点进校到下午6点离校的十二个小时里，我们所有的感觉就是在监狱或者说是在有监工的资本家厂子里服苦役。总算回家了，可是高三生的家比监狱和有监工的资本家厂子还黑暗。吃饭时本想轻松一下，顺便了解了解国家大事，刚刚把电视打开，母亲就瞪着眼睛：“不是说好了，高三时天塌下来也不要管外面的事吗！”在这样的管制下，去年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的天大新闻，就有很多中学生根本不知道。“谁轰炸谁啦？是不是我们跟台湾打起来啦？”我们班就有好多同学在几个月以后才关心起这件事，而且闹出了不少笑话。你瞧我们的家长怎么说的，我那个亲爱的母亲就这么说：“天塌下来，有我们顶着，缺粮了，也有我们去张罗讨乞，可是高考的事只能靠你自己，我们没法替你。你不专心准备高考，对得起谁？”

在母亲的严管下，我在家里的另十二个小时，被囚禁在自己的小屋里。那小屋原来还让我感到非常温馨和舒服，因为那是我的小天地，可以在这八平米的空间里拥有属于我的全部欢乐与秘密。但高三后，一直认为我“不老实”的母亲，特意让人在我木门上方挖出一个见方的小洞。我看到后就伤心地对妈说：“你这么搞不是把我当监牢犯吗！”

母亲说：“你要是安安心心在小屋里学习、做题，还怕别人老来瞅你？”

我无言以对，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从此，我所有的行动都处在母亲那双严厉而不可抗拒的目光下。而我的所有行动也是由她统一布置：吃完晚饭，喝一杯奶，吃一块水果，然后开始做作业。22点，休息十分钟，然后再进入复习做作业，到夜里十二点熄灯睡觉。一二三囚五是这样。周六周日的安排，便多了一个上午和一个下午的做作业时间，除了多吃两顿饭外，没有改变任何内容。

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小学时母亲就和我爸离婚了，原因之一就是父亲认为母亲缺乏知识和修养，为此母亲发誓要把我培养成“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她对我的关心超过了她自己，特别是在我进入高中后，她除了上班外，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为我服务，围绕我的学习和考大学转。这是我深切感受到的，也真是看在母亲含辛茹苦的份儿上，我默认了很多事。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不能在所有的事上都由她主宰我的一切了。因为我也是人，一个活脱脱的人，一个活脱脱的年轻人。

我们的争执开始时常常在一些小事上，比如我好困睡着了，她就在外面使劲敲我小屋的门。每次她敲门我就一惊，便嚷起来：“你干嘛不能轻一点？”

母亲说：“轻一点你能听得见吗？”

她的话让我感到无奈而又愤怒。

我从小爱听音乐，随身听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伴侣，上学路上，睡觉之前，甚至看书之中，它都是我忠诚的伴侣。但母亲特别反感我带着它。几次警告说高三后不能再听了。我表面上答应，可行动上很难下决心，主要是随身听让我感到枯燥的学习生活中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快乐。

我依然改不掉在做作业时戴着随身听的习惯，尤其是感觉疲乏时，耳边能有它优美的歌声相伴会稍稍舒心一些。但母亲并不同意我的观点，她坚持认为我是在有意“分心”。

“怎么又戴上了？告诉你，你再不听我可要把它扔到楼底下去了啊！”母亲不是在门外敲了，而是走到我跟前，拉着嗓门大声说话。

我只好暂且收起来。枯燥而又疲惫地重新伏到桌上做那没有尽头的卷子。不知什么时候，我觉得眼皮在不停地打架，抬头一看时间，才晚上11点。我庆幸方才小憩没有被母亲发现。为了能够坚持最后一小时的作业，我下意识地从枕头底下取出心爱的随身听，哇，感觉好多啦！

哇，是林志颖的《就是这一天》呀！于是我一边做题，一边跟着欢快地哼了起来：

对你的爱恋永远不变

每天每天你总在我的心田

对你的诺言不会改变

我把握未来每一天

天天灿烂天天思念从现在到永远——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天天灿烂，天天思念’法！”突然，我的耳机戛然而止。原来母亲像个凶神似的站在了我的身后。坏了！我刚要收起随身听，却早已被手脚麻利的母亲用力一夺，转眼间，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便把窗子打开了……

“别扔——！”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赶紧起身想夺回母亲手中的随身听，可为时已晚。只听楼下的水泥地上沉沉的一声“啪啦”，那声音使我不由得大喊大叫起来：“你想怎样啦？你不把我也扔下去呀！呜呜……”

我又是跺脚又是伤心地哭了起来。然后不顾一切地冲下楼……当我捧起散了架的随身听时，我的心也跟着碎了……我跪在随身听“牺牲”的地方哭得格外伤心，惊动了全楼的人，最后是母亲硬把我拖回了家里。

从那天的事件后，我跟母亲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凡是她让我做的事我都跟她顶着干。而她也怪了，似乎我不愿意做的事或者反感的事，她偏要我按她的意思去办——我们母女俩成为“死对头”。

时间到了1999年的初夏，这个季节应该说也是我们高三生最紧张的时间。不知电视台怎么安排的，她是不是对我们学生一点也不了解，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在电视里推出了《还珠格格》！这电视一放，赵薇演的“小燕子”把我们中学所有女同学都给吊疯啦！当时学校里除了高考的复习外，最让我们兴奋的就是“小燕子”的话题。“小燕子”真的让我们好爱好爱呀！大人们其实太不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了。根本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太浅薄的缘故，实在是“小燕子”那无忧无虑、敢作敢为的精神太让我们这些深深压在学习和做题的苦海里的中学生羡慕了！可以说，“小燕子”精神，正是我们渴望而又得不到的、疾呼而又呼不来的形象！“小燕子”的出现，让我们感到了一种解脱，一种希望，一种追求！

大人们，你们现在明白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小燕子”了吧！

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追星族”的一员，但我对“小燕子”的喜爱超过了所有同学，因为我感觉自己受到学校特别是家庭的压制太多太重了，所以我更加喜欢“小燕子”。从我虽然没看一次电视《还珠格格》，可同学们的言谈中感觉比看过的还强烈几倍，仿佛“小燕子”就是我性格的化身，我追求的影子。我因此向母亲“友善”地提出允许我看一次《还珠格格》，而且我还认认真真地写下一份“保证书”——保证以优良的高考成绩来换得我的这样一次权利。

“你别给我玩小孩把戏了。我怎么可能相信你这样的保证？看电视就会分心，尤其是我不让你看小燕子这样半疯半痴的丫头，浅薄得不能再浅薄了。我正准备给电视台写信呢，他们放这种节目到底是什么意图啊？引导孩子们都去学些什么呀？真是的！”母亲好像对“小燕子”早有一肚子气。真倒霉，我算是哪壶不开偏提哪一壶。

那天是星期天，母亲说她单位里要加班，她把饭菜准备好后，吩咐：老老实实在家做作业，什么事都甭想。我一听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这下总算有机会目睹“小燕子”的风采了！

“哎，你去上班吧。我保证就在家好好做作业，今天的作业比哪一天都多！”我特意这么说，后来想想，这话等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母亲用特殊的眼光重重地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便出了门。

“万岁——”我放纵久被禁锢的心，估计母亲已经下到楼底时，便在屋里大声欢呼了起来。赶紧，先打开电视装置，然后接上电线……呀，楼道里突然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坏了坏了，母亲返回来了。我赶紧神速地将插销拔掉，又将电视装置重新恢复原状，然后再飞步回到自己的小屋拿起书本……是母亲进门了，是她在电视机那儿停下了脚步，然后在电视机上扒拉了一下，好像检查有没有我动过的迹象——我根本没有回过身，眼睛盯在书本上，可我能感觉到母亲在外屋所做的哪怕是最细微的动作。此时我的心怦怦跳得不能再快了！

母亲终于走了，屋里恢复了平静，只有我的心与墙上的挂钟在跳动。我像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一样，忍不住自己对着镜子笑了起来。

我知道母亲的精明之处，所以第二次想打开电视时，就有意等待了一段时间。我知道从钟表上的时间证明这回母亲真的去单位上班了，这时我才去打开电视。

“解放了——！”我伸伸懒腰，极为自在地从小屋走出，毫无顾忌地走到电视机前，掀开布罩，插上电源，点动电视上的按扭……嗯，奇怪，怎么电视没有图像？

我急了，左看右看，电源、天线都是好的呀！是坏了？不对，早上还听到母亲在看天气预报么！这是怎么回事？我毕竟是学过不少物理知识的高中生，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叫我气得直咬牙的事：母亲把连接电源的那个双脚插头中的一根拔掉了！

我的妈呀，你这是干什么嘛！那是个无法用其它东西替代的玩艺。面对母亲的“聪明”和眼前的无奈，我狠狠地敲了敲电视，一个人在屋里哭了起来——同学们在前一天就告诉我此时此刻正是《还珠格格》痔欹的时间呀！

我正在欲哭无泪、不知所措、强烈地想看一眼“小燕子”的时候，楼道里不知谁家的门内传来《还珠格格》的电视声音：“小燕子！小燕子”——那陌生而熟悉的声音直灌我的耳朵，可很快声音消失了，是出来倒垃圾的邻居把门拉上了。

哇，“小燕子”的声音太刺激我了！在家惴惴不安的我终于想了个办法：到邻居家看一眼“小燕子”！

用什么法子敲开邻居家的门呢？对，就说我家电插头坏了，借把钳子什么的。

我撒谎敲开邻居门时，心头好不激动，但表面上装出十分镇静的样子。好客的邻居哪想到这是我一手“策划的阴谋”，当我表示对他们正在看的《还珠格格》也愿意看一眼时，他们全家人便热情地邀我坐下一起看。接下去的时间简直可以用“大大过瘾”四个字来形容了。在这个家庭里，“小燕子”不仅吸引了与我差不多大的一个女孩子，也吸引了她的父母和姥姥，我真羡慕他们全家。让我想像不到的是，他们在看完当时痔欹的两集《还珠格格》后，听说我从没有看过以前的《还珠格格》，就慷慨地拿出了录制好的两盘录像带又放给我看……

我完全沉浸在“小燕子”的狂热之中，发现邻居家准备吃饭时，才想起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对不起，打扰你们好长时间。谢谢！”我不好意思地起身告别，三步两步地回到楼上的家。

当我用钥匙打开防盗门时，发现锁是开着的，心蓦然紧张起来：坏了，妈已经回家了！

“你到哪儿去了？”母亲早已站在小厅中央，等候对我进行审问。

“没、没到哪儿……去楼下邻居家借钳子去了。”我恨自己语无伦次。

“借钳子？那钳子呢？”

我傻了，到人家里半天什么也没做嘛！邻居对我借钳子的事怎么也没提醒一声呀！真是。

“你那点花花小肚肠，还想瞒我？”母亲早已气不打一处来：“我知道你不等我出门，就急着想偷看电视！哼，真有本事，自己家的电视不会捣鼓，还想到邻居家借钳子来！去呀，把钳子借来呀！”

“我知道是你存心把插头搞坏的。”我觉得不能不说，尤其是想到邻居家的那种温馨快乐情景，以及我与母亲之间的不平等。

“知道了你还跑到人家家里去看？难道你永远管不住自己偷懒？”母亲又开始没头没脑地骂起来，她骂人时的那种尖嗓音最让我感到刺耳，而此时我感到的不仅仅是刺耳，是刺心，深深的刺着我的心！

也许是积压在心头的怨忿太多大久，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的声音会大得甚至有些歇斯底里：“我不偷懒！我从来没有偷过懒一一！”

母亲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反抗，她一愣，火更大了，使出她认为大人惟一能制服儿女的手段——抄起一把铁棍朝我砸来……我真的惊恐得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我想像不出我的亲生母亲会用铁棍向她的女儿砸来！

我被求生的本能唤醒了！我退至不能退却的地方，我的手下意识地抄起放在桌上的一把菜刀并且高高举在空中……

母亲惊呆了：“你你你想杀你妈呀？”

“我就想杀死你——！”我的声音几乎使全楼的人都听到了，于是我家的房子外传来无比猛烈的敲门声。

就在这一夜，我离家出走了，什么都没带，便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一个人在我们小城的一条河边走了五个多小时，在这阴雨绵绵的五个多小时里，我呼天不应，唤地无声，无数次想向湍急的河水中跳去……那是我一生无法忘却的黑夜。现在我回想起那一夜的情景，我真庆幸自己那一夜没有做两件事：一件是我没有留在家里，假如真的留在家里，我难以压下举刀杀母之心；二是那五小时的漫漫长夜，使我有机会渐渐梳理我并不成熟的心路。

你们一定很想知道我以后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们：去年我考大学的机会失去了，但我和母亲都不感到后悔，因为我们母女和解了。后来母亲在我出走几个月回家后，重新找了一个中学让我去读，我和母亲对今年我考大学都充满了信心。回想起那段难忘的经历，我只想对所有的家长说一句话，那就是：请在严格要求您的孩子努力学习时，不要忘了给他们一点起码的自由，这样不仅不会影响他们的高考成绩，相反有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认为这绝对没错。

“逼子成龙”的恶果

为了“高三生的独白”部分，我采访过各地的几十名学生，在所有接受我采访的这些高三生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他们对现行的教育，特别是“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以及高考前的学校教学模式提出了最严厉的意见也是最恳切的希望，那便是请求社会、学校和家长们给予他们最基本的自由空间、最基本的人格尊重与做人的权利。

“我们大部分人都过了十八岁的成人年龄，不能因为高考而剥夺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基本的权利。我们要求有人权——不是西方政界指责我们的那种人权，是我们作为新世纪一代中国青年人应有的那种既有严格要求，又能体现我们健康快乐与自由个性的人权。”一位现在就读于北京某著名学府法律专业的学生如是说。

关于学生的人权概念，我问过不少家长，他们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下的回答显得很空泛，可真正接触到自己子女的实际情况时，其回答又让我感到吃惊。

“孩子的人权必须建立在一种有所约束的条件下，比如他们应该在完成学校和家庭对他们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才能谈论此事。”——这是一位在大学当人文教授的学者的回答。原因是他的儿子也是位不安分守己的逃学生。这位教授是在恢复高考后圆了大学梦的“老三届”生，他的体会非常深切：“我的结论是，在中国尤其是现在或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高学历，就意味着你失去社会对你的尊重与选择。设想一下，一个没有高学历的人，想让社会来重用你，那除非在你通过无数次、无数年的艰苦拼搏后才有可能，而有高学历者可以在走出校门时就获得社会给予你的种种机会。难道我们作为家长，有谁真心想让自己的儿女在无尽的努力与等待中来让社会承认和选择他吗？不会的。那样的代价不仅仅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而且也是整个时代与民族所不允许的。”

不能不说这位高谈阔论的学者的话没有道理，但谁又能为我们的孩子想一想呢？

“剥夺了权利，剥夺了自由，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我们不就成了一种机器吗？一种让家长、让学校、让一个用先前的那种模式制造出来的一代吗？这就是你们大人们天天说的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吗？再说，当我们一个个变成考试机器后，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创造、我们的幻想、我们的灵智，还有我们的爱情都被混灭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是可以吸引我们生命活力的源泉？死吧——做一具还有心跳的僵尸吧，阿门！”学生们这样告诉我。

我想用实例来回答不少家长和老师在这一问题上的某些固执之见，它们实在值得大家深思。

实例之一：《贵阳都市报》刊发的一位中学生

留给父母的遗书：

敬爱（的）爸妈：

我已不存在，请不要悲伤。我很对不起你们，请原谅。

我知道你们把我养这么大很辛苦。但是呢，我又没有报答过你们。我的成绩从来没好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有想死的念头，我曾经有过几次想死，但是我还是不愿意过早地死去，但是这一次，我已经彻底地绝望，并不是什么原因，而是我己感到，我是一个废物，样样不如别人。而且由于没有交成绩册和补课本，（老师）没有（让我）报到，也没有（发给我）课本，今天我们班上来了个新生，侯老师对他讲：“后面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差生……”我想，我已被老师列入差生行列了。我也感到很绝望。下午，我去问老师，星期一交行不行？据同学说，他假期作业有两道数学题没做（没有通过小组检查），老师说：“不行，今天不交星期一就不准上课。”我真的绝望了。

我也想过，我一死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呢？有坏处、有好处，我一死，会给你们精神上加了不少压力，好处是我一死，你们可以节约一大笔钱，你们可以不用愁我的开支，你们可以尽情地游玩，坐飞机、坐火车、坐轮船，而不用为我担心。我死了，也不要传开来。因为会带来别人所讲的闲话，使你们很不好。如果真的很想我，便给我写信，你们尽情地玩乐吧，你们也不要想不开，存折密码是1122。来生再见。

李渊

97．2．20 10：17

另加一句：妈妈，不要责怪爸爸，爸爸也不要责怪妈妈。

记住。

据贵阳的市民讲，李渊死后八天，报上刊出了这封遗书，几乎所有的贵阳人都为如此懂事的小李渊惋惜和痛心。李渊是位中学生，他的遗书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的死因并不复杂，但却令人深思。那个老师简单而又残酷的一句“差生”和一个“不交作业就不让上课”，使早已对死读书和以分数论优劣而绝望的小李渊产生了想死的念头。而李渊对死所表现的那种冷静和死之前周到地为父母考虑的那种成熟，更使我们为失去这样的好孩子而痛惜万分！

我们从遗书中不难看出，虽然李渊只是个中学生，但他有思考和处事的成熟的一面。同样，在他的眼里，人生尽兴地玩乐是最大的难得、最大的幸运、最大的幸福——他因此用一句听起来十分幼稚却无比真诚的“你们尽情地玩乐”来祝福自己的父母。读到这里，我们都能感到中国的孩子们因为上学而受到的心灵创伤是何等的严重！

实例之二：见《北京晚报》1999年1月26日报道（记者张鹏）

高三生杀死亲生母亲

本报讯：一个十九岁的中学高三生在没有深仇大恨和严重矛盾的情况下，竟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后碎尸抛入湖中。昨天下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朱字故意杀人案带给人们深深的思考。

在昨天下午的庭审中，旁听席上座无虚席，被告人朱宇被带上庭后，人们发现他还是一个脸上显露着稚气的男孩，然而当他用平静的口吻叙述所做的一切时，人们被深深震惊了。

今年十九岁的朱宇正在上中学，面临着高考，他的家庭物质生活优裕，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对他寄予了厚望。然而去年3月，朱宇萌生了杀母的恶念。朱宇说他对母亲的不满是从1996年开始的，当时他父亲因肝病住院，后来终因病重去世，他认为父亲的病本来可以救治的，但母亲怕花钱多没用好药，所以父亲才死。父亲死后，母亲与一个男人来往密切：朱宇认为母亲就是为了这个男人而不去救父亲，平时因朱宇的母亲对他学习管得很严，母子俩经常争吵。去年3月25日，朱宇交女朋友被母亲反对，两人又爆发了一场争吵，朱宇在这一天起了杀心。

朱宇找到同学崔楠，把杀母亲的想法告诉了他，让他帮助一起干。由于两人是好朋友，崔楠同意了。于是两人开始了周密的准备工作，朱宇翻阅了一些案例资料和有关人体生理解剖方面的书籍，接着买了一瓶镇定剂和一盒感冒冲剂。3月28日中午，朱宇的母亲匆匆从外面赶回家中，不顾自己感冒，准备帮助儿子温习政治，准备考试。朱字佯装关心母亲，就去冲了一杯感冒冲剂，他把碾碎的镇定药放在冲剂里，母亲喝了药，不一会感到很困，就进屋睡了。朱宇在屋外耐心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母亲睡得完全没有知觉了，他和崔楠用早已准备好的尼龙绳猛勒母亲的脖子，又割开了她腕上的动脉，杀死了亲生母亲。

朱宇和崔楠将他母亲的尸体肢解了，第二天早上抛入一公园湖中。然后朱宇到派出所报案说他母亲失踪了。接着他找人打开了母亲放在家中的保险柜，拿出一张八万元的存单，兑换了现金，给自己买了BP机、手机等物，并且筹备着用这笔钱开一家咖啡厅，直到去年4月16日，他被公安机关怀疑并拘捕。

在庭审中，北京金桥律师事务所的何桂深律师担任朱宇的辩护人，他认为由于父亲过世，高考紧张，和家长缺乏交流，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等原因，朱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人格障碍，使思维意识逐渐偏离了现实，导致了他杀母的罪行朱宇的事同样引起了北京市广大市民的强烈反映，《北京晚报》在披露此事的那几天里电话不断，因为法庭审理此案时正值当年高考生紧张复习的最紧要关头。据值班编辑介绍，市民们的来电中，除了一部分人觉得朱宇这样连亲生母亲都要如此残忍地杀害，且杀害之后又采用恶毒的手段，必须严刑制裁外，很多人指出：朱宇杀母的根源正是朱宇的母亲太看重和逼迫儿子的高考学习。有位与朱宇同时正准备参加当年高考的学生在电话里对编辑说，像朱宇杀亲生父母的心他们同学中不少人都有。“因为大人们为了让我们考上大学，简直把我们当作牲畜一样对待，我就被父亲用皮带抽过好几回。当父亲在空中挥动皮鞭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真想拿起刀砍断他的手，并且在他知疼的那一刻再问他一声：我是不是你的亲生骨肉？如果是，你就不应该对我这样狠毒；如果不是，那你这样打我，我就可以杀死你，公安局找我算账时我不怕，因为我是在自卫……”一位高三同学用亲身的感受谈了自己对朱宇事件的看法。

在写到朱宇这件事时，朱宇这位只有十九岁的高中生，已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我与审理朱宇一案的法官和熟悉他的人进行了交谈，问他们朱宇杀母与他母亲对他的高考期望值太高，有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法官的回答非常肯定，因为朱宇自己“悔悟”时曾谈到，他母亲平时工作比较忙，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学习要好。母亲在朱宇的父亲死后，有自己的生活打算，今后不可能跟儿子过一辈子。但作为对前夫的一个交待，儿子必须考上大学，也只有儿子考上大学，她才能既对得起死去的丈夫，也好重新安排自己后半生的生活，因此她对朱宇上大学的事逼得特别紧，甚至有种非考上不可的强烈和迫切的愿望。邻居介绍，朱宇从小聪明，脑子反应快，学习也不错，但因为他在交女朋友后成绩有所下降，他母亲就大发雷霆，不是采取正确的引导，而是逼得更紧，不许他放学后随便乱跑，星期天也不能随便出家门。朱宇认为，母亲这样对待自己，如果一旦高考不能录取，他不就成了母亲生活中永远的绊脚石了吗？母亲不就会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对付自己吗？与其母亲不要我活，还不如我先不让她活。就这样，在不懂法的前提下，朱宇便有了常人不可理喻的极端行为。

然而，“朱宇事件”并非个别例子。就在我即将对本书“封笔”时，2000年2月25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均以非同寻常的声势，特别报道了浙江金华第四中学十七岁高中生徐力因不堪忍受学习成绩徘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竟然打死了母亲。

报道说，徐力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母亲吴凤仙是金华县食品公司职工。由于徐力的父亲长期在外地火车站工作，徐力从小到大基本靠母亲细心照料。徐力的母亲工资不高，便靠帮别人加工点毛衣赚些钱供儿子读书，让孩子过着“吃穿全包，一心读书”的生活。徐力也很努力，一直是个好学生，初中升高中时还考进了一个重点班，也就是学校为那些有希望在高考中跳过“龙门”的成绩好的学生准备的班级。但在强兵之林中的徐力，学习逐渐有些吃力，高一上半学期排名全班倒数第二。母亲为此对他严加要求，徐力也算争气，下半学期的成绩一跃升至第十名。母亲吴凤仙喜出望外，便要求儿子从此每次期中、期末考试都要排在全班前十名。然而也就从这时候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去年11月底，吴凤仙参加家长会时得知，徐力这学期期中考试的成绩排在班级第十八名。当天晚上回家，她便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徐力喜欢踢足球，吴凤仙就对儿子说：“以后你再踢足球，我就打断你的腿。”徐力感到母亲的压力无法承受，委屈的泪水直在眼里打转。

今年1月17日中午，徐力从学校回家，吃完午饭后，想看一会儿电视。在一旁的母亲板着脸说：“还有工夫看电视？期末考试快到了，你能保证前十名？”徐力说：“很难考的，我看不太可能考得上。”“考不上你还有心思看电视？”母亲就开始嚷嚷起来。儿子再也忍不住了，心头久压的怒火仿佛一下子奔涌而出，绝望中的他从门口拿起一把木柄榔朝正在绣花的母亲吴凤仙后脑勺上砸去，直到致死。打死母亲后，徐力感觉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当时他确实也很紧张，但又感到从此可以不受人高压了。为了怕人查出自己是凶手，徐力立即进行了移尸灭迹的一系列手段，还写字条欺骗父亲说“妈妈去杭州看病了”。之后，他居然还照常去参加了期末考试。

然而徐力打死母亲的事件很快败露，并立即在当地和浙江全省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一经媒体报道，全国上下为之震惊。《人民日报》于2月12日发表了《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教育事业》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也于2月13日、2月14日分别发表了以《不能“逼子成龙”》和《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为题的评论员文章。《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等各大媒体也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如此一个“学生杀母”事件，有这么多中央媒体连篇累犊地报道评述，足见这样的事已经惊动了我们的中央领导层，而且正如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所说，“近年来，因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出走、轻生；家长施加压力，教师体罚和殴打学生，甚至造成学生致残、致死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到了‘刻不容缓’需要制止、刹禁的堤旖”。

实例之三：笔者保存的《落泪是金》读者信札87号——

“集中营”里的那个空位

附言：在笔者的“大学三部曲”之一《落泪是金》发表后，收到过数以百计的各界来信，其间中学生占了相当一部分，他（她）们作为未来的大学生，看到我书中有关许多贫困生的坎坷读书经历后，奋笔给我写了很多信，表达了他们对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命运的担忧，同时也向我倾吐了自己的很多“青春苦恼”，突出的是学习上的压力。在这些可怜的学生群体中，我发现了与高考命运誓死决战的“特别一族”，这就是学生们自称“高四”、“高五”、“高六”的学生们。

高中三年制，何来“高四”、“高五”、“高六”生？第一年高考没考上又复读再参加高考的学生是也。

原来如此。

高四生，是复读一年者；高五生，为复读二年者；高六生自然就是复读三年者了。在采访这个群体后，我才知道，中国的高考大军中，复读生是每年杀向“独木桥”上承担和付出最多的考生。他们那满肚子的苦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苦大仇深”得几天几夜也倒不完。

浙江金华某中学的一位“高五生”现在成了我的一位小朋友，经常与我通信。他第一次写信给我时，就非常直截了当地倾吐了他对现在大学的一些看法，尤其是他“非北大不考”的决心，让我看后十分佩服。这个学生虽说是落榜生，但其思想与文笔绝对不下于一位在校大学生的水平，他悄悄告诉我，去年他高考时已经过了录取线，由于他“非北大不考”，自愿放弃了上大学，走进了复读班。这事因为他不敢告诉盼儿上大学不惜卖猪卖牛的老父亲，所以我要遵守我与他达成的协议而不透露他的真名。他告诉了我好多有关他们复读班里的事，引起了我对这个群体的特别关注。

复读班是什么样？

复读班是所监狱。

监狱关的是犯人，

上复读班的人说宁可到监狱，

因为犯人在监狱比复读班更快活。

于是我给复读班起了个名，

说它是希特勒的集中营……

把复读班比作“集中营”的说法，几乎是“高四”、“高五”、“高六”生的共识。每一个复读班的学生中都有自己对复读班的一些幽默诙谐的描述，而这些“黑色幽默”背后，正是学生们欲恨无奈的辛酸与苦水。

有人以为复读班的学生都是高考落榜生，其实不然，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仅不是没有通过高考录取线，相反他们是些已经闯过“独木桥”且成绩突出的小状元，他们没有跨进大学门有三种情况：一是填志愿出现的问题，如在河北燕郊中学有个同学去年考分超过600分，但因为他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某专业，他被挤了下来；他的第二志愿是东南大学，分数上不会有任何问题，可偏偏命运不佳，东南大学的第一志愿已经录取满额，因此这位高材生在轻松闯过“独木桥”后，却被意外挡住了路。当然，复读班里这样的学生是少数，他们是复读班里的“王子”，像神一样被老师们供着，因为再经过一年的练兵，来年他们很少不是出类拔萃的顶尖状元。关于他们的故事很少有苦可倒。复读班的多数同学说：这些占总数百分之一的“王子”不代表他们。第二种情况是因为头年录取的专业不理想便放弃入学而复读者。第三种情况就像金华的那位“高五生”，他只认名牌大学，其它院校一概不为所动。然而绝大多数复读生则是从“独木桥”上掉下来的落榜生。

“‘复读班’的名称，就像犯人胸前别着的标牌，它耻辱地钉在我们的脸面上，你一抬头便会迎来无数歧视与刺心的目光，于是你只好低下头，直到有一天你冲过独木桥后，你也不敢但露曾经有过的这段经历……”这则“散文诗”是一个“高六生”写给我的一封长信的开头语。他说他是“集中营”里的“老囚犯”，因此对复读班的情况最有发言权。我也因此知道了许多关于复读生们的事。

大城市里的复读班已经取消了，这是“上头”的指示（国家教委有规定，尤其是省市重点中学不得设立高考落榜生的复读班，一方面是为了使每年的高考大军能够合理分流，如让一部分考生进入职高，一方面是促进学校现有教学质量的提高一一笔者注），但是在中小城市，特别是县级下面的中学，复读班之多、之盛行，既是当地家长、落榜生的急切需要，也是地方教委创收的一大渠道。每年百分之八十八左右从高考“独木桥”上被挤下来的学生，正是处在那些教育质量相对低的“穷山恶水”之地，然而立志“走出大山”、“跳出农门”的愿望最强烈的正是这些学生！路，只有一条——大学，便是这些孩子和全家人、全村人、全乡人甚至全县人的全部希望。

读，一年不行，两年；读，两年不行，三年……直到走过“独木桥”。复读班的琅琅读书声里，不仅有孩子的理想，家长的希望，村长的企盼，乡长、县长的寄托，更有老师校长的脸面与梦想。

一位现在在北京大学就读的甘肃学生说，他上高中时，那个县城里还没有一个能上北京大学这样的著名学府的人。当他的老师和校长发现他是位学习成绩突出的“奇才”时，那种兴奋，那种执着，非言语形容。就在老师和校长认为的“奇才”第一年高考差几分达到省高考分数线时，老师和校长依然欣喜不已：“再好好下一年功夫，明年你准成！”于是他们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他的本不想再让儿子上学的父母，恳求他们把儿子送回学校。于是他就进了复读班。进复读班后的一切都不再是属于他自己的了，老师和校长专题研究了关于他高考的特殊安排，抽出的顶尖老师都有一种光荣的使命感，因为他们中间不少人从来就没有踏进过大学门，把自己久远而崇高的梦想化作努力奋斗的决心，使这些人甘愿自我牺牲许多许多。这位学生的二十四小时都被特别安排，并有专人负责管理，就是上厕所、洗澡一类的事也要有人专管，以免他中间开小差而影响“正常”的教学安排——他成了“高级囚犯”。当这位学生在第二年一举考成全省第一名时，全校放假一天，欢呼“历史性的胜利”和“史无前例的成果”。校长和老师们都哭了，他们比这位进北大的学生还要高兴。

……一旦佩上北大校徽，每一个人顿时便有被选择的庄严感，因为这里是一块圣地。从上个世纪末叶到如今，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集合和呈现。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这校园中青春的精魂，曾为之点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走向未来，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赴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这里绵延着不会熄灭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较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种物质的遗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传播。生活在燕园里的人都会把握到这种恒远同时又是不具形的巨大的存在，那是一种北大特有的精神现象。这种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北大永存的灵魂！

就是这样一段“北大招生简章”的开头语，这个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能倒背如流，且吟诵时的那种激情与神圣，可撼天动地。

从此，这所中学便成了名校。他们的复读班也就成了出状元的“熔炉”。

中国的复读班不少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更多的则并非是制造状元的熔炉，倒是专门陶制泥瓷的“冷狱”。

说“冷狱”是因为进复读班时所看到的都是一张张冷面孔：家长把自己的儿女送进来时是副冰硬的冷面孔；校长在开学典礼（一般这种典礼会被取消）上扔下的也是一堆冷冰冰的话：从今天开始，你们只有加倍再加倍、努力再努力，除非明年不再见到你们，否则别给我笑出一声！老师的脸更冰冷，每天都有这样的话：你们这些学生就是笨！笨到家了！我教的学生就没有像你们这样的！笨，出奇的笨！学生们整天见到这些比欠他账还冷酷的老师，还能有什么欢笑可言？

不会有。学生自己心里清楚，当他们踏进复读班的时候，就已经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比别人矮一截的差生，是在高考中落榜的耻辱者，是可以被人讥笑为“没出息”的低能儿。你家里再有钱，你长得再帅再美丽动人，你性格再高做也没有用，你失去了你自己的全部，仅保存了你作为来年参加高考并努力获得成功的躯壳而已！

你不可以言辛苦。早知辛苦你为何不在当初好好学习？你不可以言单调，早知今天别人已经在天堂般的大学校园里丰富多彩时，为何在不该多彩时你却盲目多彩了？你不可以言无止无休的考试考试，早知今天那么多考试为何对以前的考试不放在心上？

你什么都不可以言。这就是进复读班后的你。

在同一个学校里上课，在那些比你小的高三生面前，你不可以言。那些骄做的应届生听说你是“高四”、“高五”、“高六”甚至“高七”生时，瞧那小脸笑得都歪斜了！

受不了？那就回你自己的教室。

教室里也不会有人跟你说话。每一个人都想隐瞒自己的那份耻辱与惭愧，隐藏得越深，也许越能梢稍放松一下自己。

回到家你更不可以言了。如果是很富裕的家，财大气粗的老爸或老妈开口就把你所有的话噎回去：你有什么能耐？我大把大把的钱扔在海水里了？就是喂条乌龟也该卖出个好价钱了！你算什么？连只乌龟都不如！如果是很贫困的家，看到父亲母亲还有一大串连裤子都穿不起的兄弟姐妹为了你上学在拉犁、卖血和啃野菜，你还能说什么？

默默地回校吧。把头低得再低些，直到把所有的卷子，所有的难题，所有的泪水，所有的伤痛处理好后，你再去表现你曾经想表现的疯狂与骄傲吧。

复读班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许多学生相互间几年下来仍很陌生，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我在河北省一个县中的复读班了解到，他们那个班的六十一名（通常复读班都是大班，人数极多）同学中，竟然有十儿名是外县甚至外省来的。同学之间都相互不十分清楚底细，连班主任对有的学生情况都了解甚少。“他们有的是自己私自出家门来求学的，边打工挣钱边进行学业，考好了回家再挽回那份屈辱，考不上家里人也不知道，因此也不丢脸。有的是某某县长、乡长或者什么处长的公子、千金，他们的家长怕在本地丢自己的脸面，就关照学校不要说出是他们的孩子，以防传出去败坏了他们的名声。总之，复读班里什么事都有，你想不到猜不到的事，在这里都有。”这个复读班的班主任对我说。

大家还是来听听给我写信的那个“高六生”讲述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吧——

我是复读班的“座底生”了，也就是老师嘲讽的那类“范进”式的人物，也许是考到孙辈一起进学堂的时候才能中举的蠢才。不过我知道自己并不太笨，只是心有些高得不够现实，才落得是个三年未挪动一个座位的复读班老生，那些应届小弟小妹们则称为前辈或“高六生”。凡来复读班上课的同学都有些怪，除了那些高分未被录取的高考不走运者和个别硬是被有钱有势的父母推进来补课的公子哥外，绝大多数人有共同的境遇：成绩平平，智力一般，于是这些人就像老师说的，不靠“死做题做死题做了死题做难题，难题做完做偏题，一直做到录取线”的笨办法和硬性强制的规定，是难以闯过龙门的。

同学们说复读班像“集中营”是有道理的。首先是这里的恐怖。我第一年进复读班时，一进教室就一眼看到了墙上那几幅巨大的标语：“决一死战在今年”、“进龙门者为王，怯龙门者为鼠”、“血洗屈辱”、“誓死一搏”等等，那一个个“死”与“血”字读后感到格外的心惊肉跳，浑身冷汗。再看看我坐的座位上、破旧不堪的桌椅上也都刻满了“前辈们”一行行用血泪铸成的斑斑痕迹。我的桌于正右方有一行用刀雕刻得特别深的字这样写道：500分生，499死。开始我不懂其意，便问旁边的一位老生，他告诉我，500分是前几年我们省的高考一本录取线。原来如此。

“499不也可以录取二本嘛！”我不解地问。

那老生听后谈谈一笑，说“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进这儿的人都是疯子，他下的血书，发的誓言，死也要现实。差一分也不干，说死就死”。

有这么严重？我半信半疑地等待“疯子”的出现……

复读班开课了。校长专门来讲话，他说今年这个班是请示市教育局才同意继续开设的最后一期复读班了，同学们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我后来第二年再上复读班时，校长又这么说，到第三年进复读班时他还是这么说。有一次我问校长，复读班真的以后就不办了？我们为什么年年还在办？他说你知道啥？上面对办复读班是有不同看法的，市教育局也是今年不知道明年的事，所以我必须每年告诫同学们：这是最后的机会。

噢，校长可谓用心良苦。

学习开始了，老师并没有先上数理化，而是先开“誓死会”。几位同学像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一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自己由于没有听进老师的话，或者是把父母的话当了耳边风，结果害得自己高考落榜，以及由此而承受的种种屈辱与辛酸……那眼泪、那控诉，太容易引起我们这些高考失落者的同感了，于是全班特别是那些刚刚从高考中退下阵的“高四”新生们，常常哭得泣不成声，我亲眼在两年的“誓死会”上，有女同学哭得最后连气都背了过去，其中的一位甚至经医生抢救才脱离了危险。

“誓死会”后就有了“实际行动”。同学们个个要表态，开始写决心书，但写在纸上字太小，大家必须在很近的距离看才能知道你写了些什么。不行，决心书不足以表达大家的“誓言”。于是有人就用大标语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决心，我开始写的诸如“努力刻苦”、“争取考好”之类的词，马上被班长和组长们指责为“太软”、“太平”。

那应该写什么？我问。组长看了我一眼，从桌子抽屉里扯出一张白纸，又从笔盒里取出一把三角形削笔刀，就在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时，那把雪亮的刀已经扎进他胳膊的肉里，随即我看到一股鲜红的血溅满刀刃……我吓得几乎要叫出声来，但我的嗓子像被什么塞住了。

我看到组长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浸了浸自己的血，然后在白纸上“刷刷刷”地写下了五个血字：生死看今年。

“来，现在看你的了！”班长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对我说。当我抬头看见自己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时，心跳得不得了，浑身热血顿时涌至头顶。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和力量，抢过组长手中的那把雪亮的三角刀，也在自己的胳膊上划出道口子，于是鲜红的血也蓦然涌出。我没有犹豫地把流着血的胳膊凑到桌前的正右方，对准那行雕刻得很深的“500分生，499分死”的字沟里注下我那滴滴鲜红的血……

“万岁——！”“英雄——！”“必胜——！”全班的同学们顿时为我欢呼，并且那一张张兴奋和庄严的脸上挂着对我的敬佩之意。而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伤口的疼痛。我想我也疯了。

事后，每每看到那行被我用血注红的字时，我心头都会不寒而栗。关于“发誓”的事件中我还不算是最疯的，有人为了一句所谓的“誓言”，真的做出了疯事。有位男同学在班里许下“誓言”说，如果再考不上，他就从四楼跳下去（我们复读班所在的楼层）。去年他真的没有考上，当时高考成绩下来后，大家各怀心事，谁都没有特别注意他。那天，老师召集我们复读班的同学通知高考分数和录取情况，上课的铃声响后，大家发现那个男同学没有进教室。就在这时，楼底下传来…快救人哪！快救人的呼救声。教学楼里顿时大乱，当我们走下楼一看，吓坏了：那位男同学站在四楼拐角的一个窗口正要往下跳……这情景把全校的师生们惊得不知如何是好，楼丁的人在校长老师的指挥下组成了人墙，一些老师乘机又纷纷从宿舍里抱来棉被，另一些人在楼下做劝说工作，而欲往下跳楼的男同学，则旁若无人地仰视着蓝天，不知在作何逻想。正在大家不知所措时，警车到了，那个男同学仿佛一下从梦幻中醒来，在他欲跳不能、欲生又不成的犹豫时刻——他的脚下已经铺满了软垫和师生们组成的人墙。有经验的警察同志把他救了下来。

这一场虚惊给整个学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好几天我们感觉心头像堵了棉团一般喘不过气来。

每届复读班里，都会冒出几个让你听来不信的疯子。有个女孩长得很漂亮，是原来中学的“校花”，可惜她的高考成绩不好，落榜后她也没有马上进我们的复读班，一直等到12月才与我们一起上课，据说在前三个月里她家托了很多人，也花了不少钱，想等机会看哪个大学愿意出钱收她，结果落空了。“校花”起初进来，从来不跟谁说话，看样子既有那种美人特有的傲气，也有些抬不起头的自悲。时间长了，她慢慢就跟同学们说话聊天了。大家议论说，上大学也就是那么回事，现在研究生毕业都不好找工作，即使我们将来费尽心思考上了大学，出来还不是做“高级盲流”，与其这样，倒不如男的现在就去做生意，女的找个大款嫁嫁算了。于是有人就对“校花”说，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读什么大学，大学毕业证能值几个钱，你的脸蛋就是最高的“文凭”证书。那女孩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现在想明白了，要是今年再考不上就嫁人，只要谁有钱，我就嫁给他。谁知她这半真半假的话不知被哪一位传出去后，以后常有那些长得肥头大耳或者瘦如猴狲的小老板、大款爷来学校观摩窥视。来年高考，这位女同学很不走运，差几分又成了落榜生。一般来说，在复读班里，头年差几分落榜者，来年都能考个好成绩，甚至还有进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可能！可是就在我们一批落榜者重新踏进复读班时，这位女同学却穿着异常鲜艳的衣服，手挽着一位长得特别难看、年纪也显得很大的男人，走进了我们的教室。她乐呵呵地向我们大家宣布：她已经跟这个男人订婚，并马上准备出国旅行。说完，她朝我们甩下一把把各色各样的喜糖。可是我吃着她给的喜糖，怎么也觉不出一点甜味。当这位女同学挽着男朋友离开教室时，我看到她已经是泪流满面……

复读班里还有一个人的事我必须对你讲。你们外人一定想不到，我们对座位还大有讲究。比如像我这样的“高五”、“高六”生，我选择座位有两个地方，像我去年高考考的比较差，通过一年后我的考分一下上升了几十分，那我一定要坚持坐在原来的座位，因为这样的座位被认为是“元气较足”，用教师的话说是“只要再坐热一点就开锅”。还有一种座位是上一年考出状元水平的“金座”和“银座”，这种座位是幸运座位，留有“仙气”。你们听起来觉得我在宣扬迷信，其实开始我也不信，但随着“高四”、“高五”生一年年“升级”，你对这些事不信还真不行。我旁边的一个座位就“风水”好，在我“高四”时有人坐在那里，当年就考了个重点。第二年这个座位的同学又考了最好的大学。后来我问老师是怎么回事？老师笑着说，这个座位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占得住的，若非校长熟悉，或家里是头头脑脑的，还不让你坐呢！我仍不太信，可在我当了“高六”生参加第三年高考时，我本以为此次班上最高分非我莫属，但最后还是坐在那个神秘座位上的同学抢走了第一名。你说怪不怪！

信不信由你。我们复读班上的人以及他们的家长都很信佛，家长时常会烧香磕头求菩萨保佑儿女上大学。也有些同学自己每天在观音娘娘面前拱手祈祷。

于是，有经验和听说过座位之灵验的学生和家长们，每年在复读班开学时，便展开“抢座位”之争。复读班教室里年年满满当当，但我们的班上总有一个座位醒目地空在那儿，并且已经空了好几年了。据老师说，原来那个座位也是不错的“幸运座”。但有一年来了一位外地的女同学，她当时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抢占了那个“幸运座”，可是这位同学不幸运，高考时就差两分没被录取，第二年她本人还要求进复读班学一年，就在她重新上课不到一个星期，突然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说她母亲急病让她回去。她急急回到家时，母亲已经断了气。三天后这位女同学搭一辆拖拉机返回学校，不想在半道拖拉机翻倒在山沟里，她当场身亡，书包里的高考复习书撒了一地，上面还留下了点点血迹……后来有人说，这位女同学在复读班没有考上大学后，母亲就不让她再进复读班了，可她瞒着母亲又报了名，当地老人说，这女孩子命不该是读书人，她是“水蛇命”，克龙门的。于是接下来，她坐过的那个座位再也没人敢坐上去了。有一年，一位天不怕堤旎怕的男同学说我才不相信鬼话呢，便勇敢地坐到了这个座位。半年不到，这位本来身体好好的同学竟然一病不起，自然不用说考大学了。第二年养好身体后他再进复读班时，有人间他敢不敢再坐那个座位了？那同学连连摆手，说我可领教了，那座位一坐上去，便有种透凉的感觉，直冷到你脚底心，你想摆脱也摆脱不了，还能念好书吗？

他的话后来成了历届复读生的“经典传世定理”，再也不敢有谁拿这个座位来赌自己跳龙门的命运了……

高三生是中国高考的“主力队员”，他们每人都必须上场。关于他们的故事，每一个人都能说得极其生动、形象，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有人说，高考是高中生们获得再生机会的龙门或丧失理想的“鬼门关”，也是一生荣华与低贱的分水岭，这话看起来说得重了些，其实在中国的现实社会里，就是这么回事。

然而高考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直接参战”的高中生们的韦，他们的家长付出的代价和寄予的希望也许更大，因此表现出的种种心态，也就更显得似乎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