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长征的总预演 “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未可预卜的征程

蒋介石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赤匪”的兴起。在新军阀混战之际,中共已在全国建立了大小十五块革命根据地,正规红军发展到十多万兵力。其中,江西的中央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等,距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近在飓尺,像一把把尖刀对准了它 的前胸和后背。

这对蒋介石来说,“赤匪”的兴起,比任何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都要可怕千百倍。不除掉这一心腹大患,“则国无宁日,民不堪命,祸患无穷”。当中原大战的帷幕刚刚落下,他即调遣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1930年10月10日,蒋介石为纪念双十节发表《告父老文》,向全国发出“全面清剿共匪”的动员会。同时,他秘密派人组织了湘、鄂、赣、豫等省的地主绅士,冒充乡民代表,打着请愿团的旗号,到南京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政府发兵剿匪”。蒋介石接见这些“民众代表”时声言:“四中全会后本人即湘、鄂、赣督剿共匪。”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召开。蒋介石要求全体党员要做到“讲团结,讲宽容,肯退让”,“为了实现团结,一致剿共,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忍受”。他首先以“宽容”、“忍让”的表率,“虔诚悔过”的楷模,颁布大赦令,宣布过去四五年来先后以“附逆有据”、“弄兵作乱”、“叛党卖国”、“危害党国”、“勾结反动”、“设小组织”、 “破坏编遣”、“反抗中央”、“忤逆总理”等等二十余种罪名而被开除党籍的481人,一笔勾销,统统恢复党籍。

蒋介石称那些被开除党籍的人,“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个人而造成。假使无我,各同志或不至于如此分崩离析,而帝国主义者亦或不至如此压迫。”“使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之状态,使国民革命的生机几乎断绝,连已经统一的局面都不能保全 ”“故对党内同志,对总理,我承认是有罪之人。而今忏悔, 愿牺牲一切,贡献于党国,赎我罪恶。”

继而,他恳请中央取消对阎锡山、冯玉祥的通缉令,还请孔祥熙当调停人专程去山西面陈阎、冯;同时打电报给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恢复李、白等人的党籍;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副总司令,汇拨军费1500万元,令其镇守东北,接管平津、河北。

待这一切“安抚”妥当,蒋介石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偕夫人宋美龄一行乘坐“美龄”号专机飞抵南昌,督率“剿共”。他在南昌召开“剿共会议”,特悬赏五万元缉拿红军统帅朱德、毛泽东、黄公略、彭德怀等。

不消说,蒋介石对这些予以缉拿的“赤匪”首领们曾怀有过某种同行间的尊敬。当年,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并肩行进——用蒋的话说,“在一个锅里耍勺子”的时候,他就结识了其中的很多人,他认为他们确实是一群杰出的人物。正因为如此,他不能低估他们,一定要置他们于死地。

1930年11月下旬,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调集十万大军,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围剿”。

南昌市中湖畔,矗立着一座高大森严的楼房,楼里有一个身体消瘦、穿着考究的光头男人。此刻,他正坐在精美的红木写字台后面,手里拿着当地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挂着一丝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过当日的主要消息,掠过刊登的上海十家商厦联袂大甩卖的新年贺礼,掠过春药、妇科良药和珠宝等杂乱无章的广告,然后集中在当日的主要社论上——这是1930年岁末最后一天发表的元旦献辞。它在恭贺新年到来之际,却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忠信党国,拥戴领袖,崇尚仁义道德,戒酒茶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社论又要人们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数日之内即可肃清,他们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绳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土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报的人轻轻舔了一下嘴唇,对报上的言词感到满意。其实,这些话都是在他亲自授意下写的。

此刻,他正在等待从“剿匪”前线传来的捷报。然而,在这辞旧迎新的最后一天,给蒋介石送来的并不是吉祥如意的佳音,而是“赣省剿共军失利”的坏消息: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俘,一个半师被歼灭,首次“围剿”被朱、毛红军粉碎。噩耗传来,南昌乃至南京的欢乐气氛顿消。蒋介石哀叹道:“呜呼石侯(张辉瓒别号),魂兮归来! ”

就在朱、毛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欣然挥毫以挥洒夭地的狂放墨迹写下“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豪迈词句之时,远在南国边睡的红七军已经踏上了千里转战的漫漫征途。

红七军从河池出发后,仍按照原来的计划,攻下北进途中的小镇怀远之后,再攻龙江南岸的大镇庆远,然后直攻柳州。部队进驻怀远时,获悉敌人在庆远驻有重兵,并在庆远附近的融县、独山一带构筑工事,做好了防御的准备。

对此,红七军前委和兵委内部产生了不同意见:邓斌认为,庆远乃敌军重镇,敌人必下死力固守,此时强攻是没有把握的,应立即东进攻占渡口。据此,他不同意攻打庆远,也不赞成攻打庆远附近的融县。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央指示集中攻坚,红七军就应该攻打庆远,不必躲闪。——不难看出这种意见里多少有点消极、抵触的情绪。似乎只有吃点苦头,才能使中央代表和某些人的“狂躁病”有所收敛。

当然,张云逸等也认为庆远不易打,至于攻不攻融县,等到了天河再作定夺。

最后,争论的结果,决定采纳张云逸等人的意见,放弃打庆远,部队继续向天河进军。

占领了天河,获悉庆远、融县均有敌重兵扼守,兵委和前委同意了邓斌的意见,决定不攻融县,而是经过三防地区转移敌人的目标,然后再进占长安(今融安)。但第二天得知,融县有一条小河可以涉过直达长安,于是,兵委和前委又决定进攻融县。

11月18日,红七军离开天河四十余里,就在天河县的四把(今属罗城县)附近,与从宜山方向赶来阻截的桂军罩连芳师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敌我相持了三日之久,这时,敌韩采凤师又从怀远方向追来,企图与覃连芳师合围夹击红军。

红七军被迫撤出战斗,乘夜暗甩开敌军,向北面九万大山的三防地区疾进……

11月25日,红七军到达三防(今属融水县)。三防地处大苗山腹地,没有敌军困扰,又因霪雨绵绵,难以行军,部队便在此休整数日。期间召开全军党员和排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从河池出发以来与敌交战的经验教训。为此,兵委和前委先召开会议,统一认识。

邓斌在会上发言:“我们离开河池已经十多天了,却才仅仅推进了不到一百公里。四把一战,歼敌近五百人,而我军也付出几乎对等的代价。但是, 敌人可以拉丁补充,我们却无法补充。即使敌我伤亡比例是三比一,甚至更多,这对于我们也是不太合算的。从面临的情势看,我军能否打下下一个目标——长安,决定下一步能否打下桂林 ”

他的发言,立即遭到中央代表和兵委的反对。

邓岗指责:“仗没有打好,是谁的责任?”

邓斌反问:“你说是谁的责任?”

邓岗满脸温怒:“责任就在前委某些人右倾,对中央的命令执行不力!”

邓斌冷冷一笑:“自你来到以后,全军的一切部署和行动都是执行中央的命令啊!”

“这么说,责任在我,在中央喽!”

“我还是前委书记么,责任当然由我负。”

这时,陈豪人按捺不住,站起来说:“前委最初的估计就是错的嘛!本来是要我们先打柳州,后攻桂林,可邓斌同志则主张先打桂林后攻柳州。当然喽,现在‘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如陆放翁《剑南诗稿·秋兴》所云:‘惩羹吹齑岂其非,亡羊补牢理所宜。’我提议,我们还是执行先打柳州的方案。这样既能变被动为主动,同时也给敌人造成一个错觉,打它个措手不及!”

张云逸俯视着铺在桌子上标志着双方态势的简易地图,在听完了陈豪人的发言之后,抬起头扫了大家一眼,说:“目前,我们与外界联系己隔绝,但从侦察到的情报看,李宗仁已派重兵占据了各个重要城镇,并派罩连芳部、韩采凤部为流动师,阻截追击我军,不让红军在广西有立足之地。按豪人同志的意见,变被动为主动,果能‘枉尺直寻’的话,我们岂不是‘亡羊而得牛,则莫不利失也!’但现在看来,不论打桂林,还是打柳州,我们都不易得手。”

“由此看来,势态是严重的、复杂的,但也是明显。”龚鹤村以参谋长的口吻说,“我们除了主动出击,坚决战斗,别无他法!”

“变被动力主动,不仅需要条件,而且需要时间 ”邓斌微带沙哑的声音说,“如果说仗没有打好,是军事指导思想有问题,我可以承担责任, 大家不必要再争论了。目前最当紧的是要根据我们所处的境地,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

他的语气里蕴含着一种暗自隐忍的无从解脱的苦楚。一个善于引咎自责 的人,内心常常陷在痛苦之中,正所谓“巧者劳智者忧”了。

邓岗将含有强烈芒刺的目光投射到他脸上:“中央的方针已定,中央给七军的任务已定,这还有什么可动摇的吗?刚刚举步,就畏首畏尾,就打退堂鼓,还有何颜面奢谈革命,奢谈奋斗,奢谈建立苏维埃政权?”

陈豪人马上以兵委书记的身份表示:“大敌当前,若有半点动摇,便是对党的不忠诚,对革命对红军的背叛!”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大家也就停止了唇枪舌剑、无休无止的论战,表示服从中央的指示,坚持攻打柳州的方案。

邓斌深感在会上的孤立。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的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在凹陷的眼眶里闪烁着幽亮,扫描着在场的兵委和前委的委员们。他似乎对身处的这种孤立丝毫没有感到难堪不安,似乎对在坐的每一位充满着一种深挚的体谅:党,毕竟很年轻!红军,毕竟很年轻!大家,毕竟很年轻!

探索前人未走过的路,是艰难的。这种艰难,往往是常人无法理喻的痛苦!

客观上彼诡云橘,变幻莫测,主观上受着革命理论的盲从与思考的局限。

在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严峻地摆到这些“激情有余、 活力充沛、但并不成熟”的革命者面前,一切都是未知的,一切都隐在云里雾里,一切都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很难说走进峡谷是绝对的好,也很难说攀上悬崖就绝对的坏!也许,认定的平坦大道上突然会出现不可逾越的鸿沟;也许,在山重水覆疑无路时会出现柳暗花明的境地。

啊,在未可预卜的征途中,环境和势态已不允许征战者作从容而周密的思考。革命理论水准的提高与实践经验的丰富都需要时间乃至沉痛的代价!进而他又想:在茫茫的深夜中探索,一步迈对了,也不要看作无上荣光;一步迈错了,也不能看作终生耻辱。那种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把一方升上天堂而把另一方踩入地狱的偏颇,既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于是,他平静地说:“我服从大家的意见。在此我提出一个请求,愿辞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建议由邓岗同志或其他同志来担任。” 他话音一落,立刻遭到大家的反对。一阵哗然。

邓岗拍了一下桌子:“邓斌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想撂挑子?我千里迢迢而来,难道就是要取代你的前委书记吗?”

邓斌说:“我并不是撂挑子,前委书记也并不是非我当不成,我是建议由最合适的同志来担任。”

邓岗说:“大家总结经验教训,并不是非要撤谁的职,罢谁的官嘛!前委书记还必须由你来当!”

陈豪人附和:“就是嘛,就是嘛!争来争去,吵来吵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把仗打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龚鹤村站起来和稀泥道:“嗨!你们二位都是中央先后派来的钦差大臣,而且同姓,都被大家唤称‘邓代表’。这前委书记由二位谁来当,我都赞成, 没意见。”

张云逸马上发话:“战前换将,乃兵家大忌!不论怎样,打完仗再作定论!”

邓斌见此情形,也就只好服从大家的决定,继续当他的前委书记。

——邓小平回忆说,在这个漫长而艰苦的征途中,红七军前委内部,从未停止过争论,从未消除过分歧。“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

三防会议之后,红七军即向东南而下,去攻打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