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长征的总预演 中央代表在全州出走

红七军分两路撤出武冈,经三天三夜突围急行,抵达湘、桂边新宁地区。

一些红七军的老战士追忆起当时的情景说,武冈作战失败,部队士气大受挫折,在撤退途中人员又跑散了不少。谁知在新宁刚一落脚,又陷入湘军的包围圈。虽经奋力突围,击溃追敌和民团,但也使部队受到较大的损失。面对湘军的围追堵截,红七军前委和兵委决定:向桂东北的资源地区撤退。途经湘、桂交界之地“八十山”时,又遭到湘军重兵围堵,难以突破。于是红七军前委和兵委便又决定:绕开资源,翻过越城岭山脉,沿湘江北岸向桂境的全州突进。

1931年元旦,红七军进入全州境内,当晚在会龙铺宿营。经侦察,发现全州城守敌不多且毫无防备,红七军即于1月2日夜攻克了全州。

1月3日,红七军前委和兵委在全州召开会议,讨论红七军的前途。会议总结从河池出发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方案,围绕

“红七军发展前途”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红七军北上,本是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打柳州、打桂林的命令,以便最后夺取广州。经过桂、湘边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转战突围,屡屡与敌遭遇,战四把、打长安、攻武冈……虽打得英勇顽强,但因敌众我寡,粮弹匮乏,再加上地域生疏,情报不准,没能攻下一座城镇。而部队衣食无着,饥寒交困,加上长期行军和频繁作战,部队减员严重,开小差的很多,仅两个多月的时间,部队已由七千多人锐减到三四千人。

此时,部队中的失败情绪很深,对部队的行动方针和中央要求红七军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的命令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动摇:眼下,北有湘军虎视眈眈,南有桂军严阵围堵,在这种情形下,还有何言去攻打柳州和桂林?还有何言奢谈那个“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高调?

邓斌、张云逸、李明瑞等主张立即放弃攻打柳州和桂林的计划,此计划对于红七军已经根本无从实施无法实现。

邓斌说:“部队几经苦战,减员过半,而且粮弹奇缺,极度疲劳,若再照此计划,再长途跋涉去攻打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

张云逸说:“照此下去,用不了多久,红七军就会被拖光拼光!况且,原来攻打柳、桂之目的是开辟通往广州的道路,现已绕过桂林到达全州,可以穿过湘南进入粤北,故此攻打桂林已没有必要,而且是一步‘臭棋’。”

李明瑞说:“有兵有粮有地盘,什么都好说,也好办。而眼下我们只剩下三四千人了,再打回右江已不可能,但照这样既无后方又无兵源粮源的东突西奔也决非长法。当务之急,是要定准我们的去向。”

在严酷的现实和血的教训面前,实际上已过时了的“立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终于低下了威严高傲的头颅!

会上,委员们看到邓岗的脸上出现了难以想像的变化。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面色青灰,蒙着一层悲苦的暗云;干裂的嘴唇微微地颤动着,哆味着,扭歪着,饱蕴着一派莫名的羞怒;眼眶塌陷很深,布满血网的眼眸散射着黯淡的红亮;他倾听着大家的发言,像一位被提起讼诉者到庭听讯,却一言不发。

执行中央命令的挫败,给他这位年轻气盛的中央代表的打击多么沉痛是可想而知的。他隐约地意识到:这大概就是命运的作梗与嘲弄!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看来并不是单凭意志、忠诚和一腔热血就能强求其成的。作为中央代表来到红七军是要尽他的聪明才智,出色地完成组织赋予他的历史使命,除了他希望用自己的热血和号召力唤起红七军英勇奋战,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之外,他还有什么可求呢?当然,他希望荣誉、威望和尊严,只要努力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甚至成为巨人。但这些都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成就——伟大的成就,才能得到才能实现的啊!却没有想到开局不利,连连受挫, 这大概就是“命厄运蹇”之说吧?当然,“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者是不相信这个,但惨痛的事实不能不使他有点相信。

他明白,自从河池出发,打长安攻城失利后,他的中央代表的权威已经开始产生根本的动摇。无条件无保留地支持他的大概也就是陈豪人和龚鹤村,而陈豪人这位年轻的军政治部主任虽然当了兵委书记,但在军事上是无足轻重的。自打武冈失败,龚鹤村已开始转向,有时总眯起眼睛瞧他,眼神里隐含着一种酷似上当受骗后的悔恨之意。

他本想为自己辩解什么,把一切挫折看成意外的客观原因。但这时他稍稍有所顿悟:自以为是,自行其事,这是一般人常犯的错误,或者叫着通病,被这种错误或通病葬送的不仅是一般常人,而且还有许多伟大的人物。他把嘴绷得紧紧的,只有洗耳恭听大家滔滔不绝、多是批评甚至指责他的发言,他好像是一位列席会议的代表,又好像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他的心情处于极端复杂的状态,泛起一缕不可言状的失意、空虚和沮丧。

“邓岗同志应该对七军受到的损失和挫折负责任!”龚鹤村的发言火药味极浓。

“现在看来,我们撤离右江根据地是个极大的错误!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此我做深刻检讨,我提出辞去兵委书记的职务 ”陈豪人又习惯地摘下近视眼镜擦来擦去。

李谦、许卓、余惠等委员的发言也火力十足。

邓岗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无法排遣胸中的郁闷,也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他怀着痛苦的心情愤然离开会场,他那似乎再也沸腾不起来的血液里浸透了失意的悲凉……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

一、放弃攻打柳州、桂林的任务;

二、迅速改变硬打攻坚的战略;

三、改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扩充队伍;

四、部队在全州稍事休整后,经湖华、江华出连州、粤北,至粤湘赣边与朱、毛红军取得联系。

会议还作出决定:撤销兵委。撤销对雷经天的一切处分,恢复其党籍。

清冷的月色给邓岗一种凄楚之感。他坐在荒凉而空茫的城垛上,对陈豪人说:“有时候,我觉得月色的善良温和像一个婉致的少女,而如今,这月色就仿佛一个年老的海盗,虽退守到这砖墙的角落,而他的眼睛冷森森地闪着幽光,手里还握着年轻时砍钝了的水手刀 ”

陈豪人听出了什么,便直白他说:“你的比喻看似优雅,却使人感到很冷酷。我在会上对你没有丝毫的恶意,我只是作自我检讨 ”

邓岗没有理会,继续谈他对“月色”的体会:“哦,那把水手刀!在夜幕下四处游动,终于把我的胸腹剖开,冷漠的月色夹着古旧的城他猛然涌进我的胸臆,五脏六腑纵是被扯碎,但流淌出来的却是鲜红的血 ”

陈豪人说:“是的,你来七军并没有错,只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我们执行中央的命令显然收获的不是成功啊!”

“也许,我根本就不该来。”

“也许,中央的决策确有失误 ”

邓岗怀疑地瞅了他一眼:“怎么,你由此怀疑中央?”

陈豪人脸泛愁云:“我只是私下这般琢磨,两年前,面对蒋介石的大清党和屠杀,中央上层不就出现过盲动冒险的错误吗?很快被纠正了。”

邓岗不置可否地沉吟了一声,然后又深长地叹了一声:“山重水覆,路途遥遥,与外界的一切联络全都断隔,中央一概不知七军的行踪和这里发生的一切 ”

陈豪人不禁惊异地问:“你想离开红七军?”

邓岗没有作答。

朦胧的月色里有一个人影由远渐近地晃动着而来,很快便听到登城垛的脚步声。是邓斌。

“噢,你们俩都在这儿赏月呀!”

邓岗沉默不语。 陈豪人也沉默不语。

邓斌直言不讳他说:“邓岗同志离开会场,要大家好难堪哟!面对当前的困境,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嘛!”

邓岗的脸上挂着掺有几分凄苦而又焦的的微笑,嘴角抽搐起来,散淡了的委屈、怨忿之情重又在胸中泛滥开来。他伸手将一根爬攀上城垛的枯藤折断,就仿佛听到自己体内纤维的断裂声。他终于开口说话:“我准备明天离开全州”

邓斌忙问:“为什么?”

邓岗说:“既然中央派我来七军,既然是这样一种局面,我只好回上海复命,作个交待。” 是啊,他初来乍到时的那种以勃勃雄心、激情满怀、刻意筹划、大刀阔斧地带领红七军要干出一番伟业的壮举,只不过是一场“空悲切”的梦境。

“是走是留,随你。”邓斌不便再多说什么。

此时,夜已经很深很深,半轮残月栽下了城垛,夜雾从旷野慢慢蒸腾浓重上来,渐渐把远的山峦、树木,近的古城楼、砖墙、连同仨人的身影也吞没了中央代表,邓岗离开了红七军,从全州走了。

不久,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也离开了红七军,走了。

据邓小平回忆说:陈豪人是在一次战斗后自己悄悄走了的,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邓岗和陈豪人走后,“立三路线”对红七军的指挥就此结束。

邓小平说:邓岗和陈豪人,对于在红七军中推行立三冒险主义,对于红七军的一再失利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不是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只是坚定的推行者。对于红七军的遭遇,他们要负责任,但主要责任在中央。

邓岗离开红七军,前往上海途中,被留在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秘书长,后任中共东江特委组织部干事、秘书、代理部长。1932年10月10日在大南山作战中牺牲,时年28岁。

陈豪人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此后便在上海、福州、香港等地从事中共统战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国民党军第七十军上校参议兼战时步兵于训班主任,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等职。1940年8月13日在福建崇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33岁。

历史应该是公正的。 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邓岗和红七军领导人的陈豪人,虽然在红七军推行“立三路线”,犯过错误,但纵观其一生,仍不失为革命的一生,有功于党和人民的一生,而且最后都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