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1931年6月的一天。

正当红一方面军在闽西、赣南几百里的战线上同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展开激烈鏖战之时，苏区肃反委员会打“AB团”的运动也在后方大张挞代。

原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萧连彬、县总工会委员长杨舒翘等地方党政干部二十多人，均被粗大的棕绳捆绑着押赴刑场，在震耳的枪声中，他们倒在殷殷的血泊中！肃反恐怖的阴云笼罩着苏区中心的瑞金，一个个饮辱而去的冤魂在红军后方的上空萦绕。

8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的邓小平和妻子金维映，顶着炎炎烈日来到了即将成为“红都”的瑞金。一到瑞金，他们便发现，这里的政治气候极不正常：原来在5月初，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根据肃反委员会的旨意，在瑞金大抓“AB团”组织——“社会民主党”，仅在两个月内，瑞金党政干部不少人被错杀，单位解体，大批干部、群众被迫离乡外逃，全县面貌死气沉沉。

鉴于当时红军主力反“围剿”战斗正酣，他们还没有与上级取得联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及刚从上海抵达瑞金的余泽鸿等人便决定罢免李添富等人的职务，由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邓小平走马上任，立即宣布停止乱捕乱杀，并审查了全部被捕和判处死刑人员的案子，遂派出一个调查组由金维映带队，深入到各区乡调查了解，弄清了李添富等人搞逼、供、信滥杀无辜和为非作歹的大量罪恶事实。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惊悉李明瑞被捕杀害了，红七军的一批干部战士也惨遭杀害 他愤懑难平，扼腕痛绝！

邓小平果敢下令，拘捕了民愤极大的李添富和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等人——尽管他们十分狂做而嚣张地宣称：有苏区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为他们撑腰！但新上任的这位小个子书记却着实硬起“铁手腕”，遂于9月底在瑞金绵江中学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李添富、谢在权等人，释放了大批无辜关押的干部群众。

十分奇妙的是，邓小平在纠正了瑞金肃反扩大化错误之后不久，事情就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随着中央机关人员不断地进入瑞金，临时中央领导者博古等人便把邓小平列入毛泽东周围的少数成员之列。他不得不把位子让给上海来的同志，因为他在上海向中央汇报红七军工作时，他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把邓小平调离瑞金，到距“红都”以南百里之遥的会昌担任中心县委书记，掌管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工作。

会昌位于苏区和白区的交界，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堪称重要，但“赤化”的程度远不及中心苏区。由于会昌刚刚在反第三次“围剿”后收复，城外一些小股国民党“靖卫团”和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而各县当时只有一个独立营，赤卫队的枪支也很少，商店大都关了门，经济萧条，群众生活十分穷苦。邓小平不得不从头开始，按照毛泽东的土地政策和做法，惨淡经营，不久也就有了政绩。后来，被调离红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在会昌搞调查研究，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以郁闷雄沉的心境赋诗称：“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而苏区中心的“风景”又怎么样呢？ 临时中央进驻苏区后，加强了他们对根据地的直接领导。他们像太上皇一样发号施令，要求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他们指责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并强令取消了总前委。毛泽东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务实主张被斥之为右倾保守、逃跑退却路线；毛泽东保护中农、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的温和政策被斥之为“富农路线”；毛泽东本人因“不尊重中央的领导”而被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只给他一个“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空头衔(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在党内军内毫无发言权。

然而，临时中央的“毛头小伙子”(毛泽东、朱德等对博古等人的戏称)虽然有共产国际撑腰，但要把毛泽东这位土生土长、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扳掉似乎仍很吃力。他们架空了毛的权力之后，并决定公开批判毛所犯的“严重错误”，欲开除毛的党籍或送其到苏联“养病”。可斯大林不同意，担心这样会导致红军分裂。但是，不清除毛泽东在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影响力，他们怎么发号施令呢？于是他们就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把斗争的火力对准毛泽东的追随者们，而对毛泽东暂且“不予深究”。

他们很快从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身上发现了毛泽东的影子——罗明在一份报告中对“左”的扩红计划提议，认为扩大主力红军应从实际出发，“上杭、永定等边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罗明说，在目前情况下，莫说我无办法，就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起来这里，大演说三天三夜，我看也不能解决问题。等等。

——这就是被临时中央狠批猛批的所谓的“罗明路线”。罗明被撤销职务，受到严酷打击。

这一路线斗争很快波及到邓小平所在的会昌——他们发现这里也有一条同“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区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他们联想到邓小平在广西右江“一贯右倾”、“推行富农路线”、“退却逃跑主义”等，再加上邓在会昌刚发生的“寻乌事件”(1932年11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位于赣粤闽交界的寻乌县城失守，被广东军阀占领)，于是邓小平被划进了毛泽东的圈子里。

不久，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兼红军独立五师师长谢唯俊、江西苏维埃裁判部长兼省党团书记古柏也被圈了进来。

这样，邓、毛、谢、古便构成一条“江西的罗明路线”，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而邓则是四人中的首要。

很显然，“罗明路线”即是毛泽东路线。临时中央领导者认为，只要把毛泽东路线的追随者在政治上置于死地，最后就可以把毛泽东彻底孤立起来并一举打倒。

这回，天塌下来不是由高个子顶着，而是先砸落到矮个子身上。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直到60年后邓小平还发出这样的感叹。

于是，对邓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他和毛、谢、古等人先受到公开点名批判，遂又被撤销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到江西省委审查办作检查反省，等候处理。幸好在省委碰上三位在巴黎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学：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省军区司令员陈毅和省委组织部长蔡畅(李富春的夫人)。他们并不认为这位当年的“小钢炮”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于是邓在失去中心县委书记后，又悄悄当上了省委宣传部长。按现在的级别，实为同级调动，没有降职处理。

这下更触怒了临时中央！

于是兴师动众、集中火力，以更加猛烈之势对“邓、毛、谢、古”开展批判斗争。在批斗会上，四人据理申辩，又被说成“公开在会场上进行反党活动”，罪加一等，当众缴了他们的枪，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责成他们去基层监督改造。

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还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 处分，并责令他作出深刻检查。邓小平被关押在一间阴暗潮湿的低矮房子里。在残酷无情的高压之下，他不得不违心地检讨自己对“国际路线”的意义估 计不足等等，作了自我批评，想以此过关。他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红七军千里转战到中央苏区，从瑞金、会昌直至“寻 乌事件”，一一详明事实，陈述自己的意见。他把“检查”送上去了。但在 “左”倾领导者看来，这哪里是什么“检查”，分明是一份“抗议书”！随即，他们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所负的责任”，责令他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于是，邓小平又秉笔直书写出第二次“检查”。但他的对手对他的检查仍然十二分地不满，再次责令他必须向党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过去，我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这样的态度写出的‘检查’”，再一次把当权者激恼了！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审讯室，拍案大怒：“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也没有承认！”邓小平申辩：“是啥子就是啥子么，我毫无掩饰。”

当权者说：“现令你向党写出第四次申明书，再不容许有任何隐藏！若是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强压着心中怒火，说：“该申明的我都申明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啥子再要说的了。” 说完，他转身走向自己的那间“拘留室”。 此后，每隔两天提审一次，他经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邓小平在政治上遭受到磨难，随之家庭生活也骤然发生变故——他的妻子金维映也离他而去。经受磨难和挫折，绝不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情。好在邓小平倒是想得爽脱，不为个人生活中出现裂痕而过分的在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

进而他想，人这一辈子真不知要经历多少悲欢离合，要经受多少事业和生活上的磨难，才算得“修成正果”，才能达到“四大皆空”涅槃超度的境界。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他都没有过多的责怪金维映，因为她的这一行动更多地是出于组织上的干预，他很能理解她的处境：不能因为自己落难而再连罪于她毁了她的前程，好合好散，离就离吧！

在他要被发配到乐安县南村区去当巡视员的临行前，他在金维映写的离婚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南村人从未听说区里有个巡视员的职务，那么邓小平来此干什么呢？人们疑惑不解。熟悉他的人仍亲切地与他打招呼道：“首长身体可好？” 他似乎并不感到窘迫和沮丧，直率地说：“啥子首长啰，同志们好。”在南村“巡视”不到十天，上级又令他卷起铺盖回到江西省委所在地宁都。据说这是因为乐安的南村是边区，怕出问题。

出什么问题呢？整他的人当然不会担心他的个人安危。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怕邓携带党的机密投敌而去；或者天高皇帝远，怕他在此煽动谋反。

回到宁都的日子当然更不好过。整他的人要他接受更严峻的考验：到宁都附近的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开荒种地。挥锄开荒他并不在乎，早在法国的哈金森工厂他就练就了一副硬身板，率红七军千里转战又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但是，人是铁，饭是钢，吃不饱肚子差点要了他的命。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邓默默地挖山不止。他对突然来看望他的蔡畅以近乎哀求的口吻说：“蔡大姐，我饿极了，给我弄点吃的吧 ”

“好，好 ”蔡畅看着他又黑又瘦的脸色，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在巴黎时，邓是最受她喜爱的小弟弟。

蔡畅叫他中午到她家吃午饭。蔡畅叫人去买回两斤猪肉、两把大蒜和一些辣子、水酒，烧了三个菜，煮了一锅饭，要让邓小平来家里饱餐一顿。邓小平已有好几个月没尝肉味，没闻酒香，听说有好吃的，喜不自禁。

但他怕连累老大姐，来的时候把草帽压得低低的，几乎遮住了眼睛。这位“劳改犯”趁午休无人的机会，悄悄从省委后门溜进蔡家，着实饱餐了一顿。临走时大姐还让他带回一些酒菜，嘱咐他要保重身体，再坚持一下。因为李富春到瑞金汇报工作去了，到时会向有关领导反映他的情况，为他讨回公道。

军委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那里得知邓小平的处境，说：“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埋没人才，真是偏见！目前正值敌兵大军压境，怎么能让邓小平这样的人才去开荒呢？！”为了拯救被“埋没”的邓小平，王稼祥想出一个办法：他以总政治部秘书长杨尚昆上了前线守边境无人为由，要求把邓小平调上来当代理秘书长。经过王稼祥多方努力，邓小平终于结束了劳改生活，重返赤都瑞金。来到总政机关，邓小平十分珍惜王稼祥给他的这个机会，把个《红星报》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正因为《红星报》主编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才得以随军长征。试想一下，如果邓小平当时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那么他的人生道路会怎样呢？同他一起被撤职处分的毛泽覃和古柏都是留守人员，大军西去不久，这两位蒙冤受辱的革命者和许多年轻的生命都葬身在被敌占领的青山绿林之中。

长征的开始，意味着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在他和周恩来的影响下，邓小平重又当上了中央秘书长。党史资料中没有为邓正式平反的记录，但是当他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时，他头上的“右倾”、“反党”帽子无疑是取消了，而且不仅仅是取消。

他的第一轮人生低谷从落到起，整整经历了三年。

邓回忆说，遵义会议时他和毛泽东住在一起。这两位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个子”和“小个子”，终于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相遇了。

两千多年前的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30年代在中央苏区挨整对邓小平来说是“祸”不是“福”。但40年后， 这个“祸”却成为决定邓小平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且是好的因素，关键性的积极因素——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决定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批示中写道：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

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这是毛泽东的指示，在当时是多么权威多么神圣的最高指示啊！从这个批示开始，邓小平遭受彻底批判的政治命运开始得到转机，并于1973年3月从江西农村的“牛棚”里回到了北京，重新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又回到周恩来身边，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1975年，邓小平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他开始逆当时“左”的疯狂的潮流而动，开始 了对于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的整顿。

小平在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毛泽东的批示中所谈到的和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人才难得”等因素以外，30年代的“邓、毛、谢、古”事件，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邓小平当时挨整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当时执行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政策和作法。

30年代党内残酷激烈的政治斗争，把邓小平划进了毛泽东这一派里面。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铭记于心的，而且记了整整40年。这对于当时挨整的邓小平来说，恐怕是他连想也没有想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