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这是摘自《论语·季氏》中的一句话。

关于这句话的解释有多种版本，其中最易被大众认可的一种解释是：作为家庭、国家的领导者，不怕财物少而只怕分配不均匀，不怕贫穷而只怕不安宁不稳定。

为什么这样呢？

其原因就是：由于分配均匀就不会有人怨恨贫穷，和气融融就不会显得物资匮乏，安宁稳定就没有家破国亡的危险。可见，如果社会分配不均，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贫富差距”，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富人和穷人，就会产生贫富严重分化的现象。

如今，“贫富差距”已成为当前社会上民间热议的焦点。

千百年来，在中国大地演绎了一幕又一幕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无不是在“均贫富”的政治呼声中交替更迭。

历朝历代的民主思想者为之呼吁、为之呐喊，仁人志士们都把“均贫富”的美好理想当作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

在今天，孔老夫子当年曾关注的“贫富差距”这一社会问题，依然伴随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解决了世界最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但是，贫富不均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有人认为，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首先是政策均衡性问题。“政策均衡”的反面就是“不均衡”，而“不均衡”的政策必定是有“漏洞”的政策，比如当下一些人通过非正常手段取得收入，或者腐败性收入，这实质就是让这部分人钻了政策的空子。

其次，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涉及诸多不利社会和谐的“因素”，这主要是从政府角度来说的，比如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税赋政策调整等。

再次，是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发展问题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与“反平衡”此消彼长、角力博弈的过程，如城乡发展差距问题、地区发展差距问题和“政治性”发展差别（如“行政中心城市”与“非行政中心城市”的“差别性发展待遇”），等等。

最后，是公共政策、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地方各级政府如何促进低收入阶层增收，如何保护低收入阶层，保障其教育、基本医疗服务等。

今天，当我们把当前这种“贫富差距现象”还原为经济问题时，却发现我国资产千万以上的富翁已达345万多人，这其中有亿万富翁1万多人，百万富翁人群更大。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收入分配的“二八法则”日益明显，也就是说，80%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的集中到了20%的富人手中。也就是说，“均贫富”依然是我国亟待解决的国计民生重大的问题。

至此，我们认为，政府部门应该把当前社会存在“贫富差距”现象从简单的一个“经济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

就山西经济现状来看，社会不满的焦点就是像煤老板这样的富人拿得太多，像煤矿工人这样的穷人拿得太少。

专家分析认为，这说明问题根源还是出在煤老板与工人两个群体的收入无法合理地在“初次分配”环节取得平衡。

由此看来，公平合理地解决好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应该就是熨平贫富鸿沟的“绿色拉链”。

显然，政府应该把“公贫富”的思维重点放到初次分配环节。同时，为了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合理”，就应该“立法制律”，通过用法律、规章制度等手段来保证“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