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山西的人均GDP排在全国25名以后，可山西的世界顶级豪华车却排在全国的前列。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有媒体曾这样说，当煤老板们在北京一次购买一栋房子并且“一把清”的时候，他所在的家乡却每年都要发生数起煤难，使成百上千的矿工成为坑下冤魂。

而成就煤老板们的财富“梦想”的，就是一种在当前煤政机制和市场条件下严重错位下的“黑金”经济环境。

这与数理化公式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的道理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每生产1吨煤在一个特定条件下就能为煤老板们赚来数百元纯利润时，他们拥有的财富大厦会何等雄伟！

至此，当地煤政经济生活中的“黑金”现象开始悄悄浮出水面，从而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

我们在关注“黑金”现象的同时，首先还得认识这种现象的另一种版本：“官商勾结”。

有专家说，官商勾结自古有之，它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而在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者心中，再没有比“官商勾结”这种形式和手段更容易积累财富的了。在一些产煤区，这种“官商勾结”的“乳名”又叫“官煤勾结”。

“长期以来，我国对矿产资源的管理，大多数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无偿划拨给煤炭生产部门开采。如今，虽然现在矿产资源实行有偿使用，但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先开采后交费’的政策，这实际上就是降低了进入开采业的‘入行’门槛。”

一位长期研究山西经济现象的专家说。

于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煤老板们在这个“低成本洼地”里完成了“速成致富”，就有了实现自己“高收入”发财梦想的可能。

这意味着，谁拥有资源，谁就有“一夜暴富”的可能。

有了钱，事业就要有更大的发展，自己的小煤矿就要有个“名份”，于是煤老板们都会想法设法取得证照，而这时手中掌握相关权力的地方官员必然成为他们“寻租”的对象。

果不其然，煤老板烧的这一炷“香”还真“显灵”了。

也许是“天规仙律”的“法力”太弱，于是这些难耐寂寞的“神仙”，开始下界“思凡”了？

在当地，这些下界“思凡”的不是神，而是我们的“父母官”。

由于相关监督缺位或监督不到位，一些掌握资源配置权的官员得财后违心违德地对煤老板们言听计从，把党和政府给予的权力“私有化”了。

从对矿难频发背后的深层原因分析，我们似乎不难得到答案：许多煤矿矿主之所以敢于违规经营，不顾安全地超负荷生产，乃是因为他们的背后都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地方官员在暗中支持。

在当地，这些官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矿主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利益上的联系，不少政府官员甚至直接在煤矿拥有股份。

有了官员撑腰，煤老板就有了恃富欺世的戾气。

于是，在煤炭生产过程中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他们不惜牺牲矿工的生命，也不惜损害国家的利益。

在具体经济生活中，“官”、“商”二者“各取所需”，“权”、“钱”二者“互通有无”，这就是所谓的“黑金效应”。“黑金效应”的明显表现，就是煤炭财富与政府行政资源的“互补联姻”，由此导致煤老板在生产过程中铤而走险，恣意妄为。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他们对于煤老板的违规行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的还为煤老板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公然姑息、纵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些不法者的“事实帮凶”。

至此，我们可以认定，国家在行业管理体制方面的缺陷与漏洞，正是“官煤勾结”的滋生之源。

事实证明，“官煤勾结”的情况的“自然”出现，必然为“黑金经济现象”的“客观成型”提供了某种“催化作用”。同时，由于“黑金”现象的出现，必定会导致社会中一定范围内的群体组织思维和行为的“整体异化”。这种“整体异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个人或集体的财富欲望得到急剧膨胀和社会价值观的“绝对扭曲与变形”。

一切向钱看，一切向财靠。

人人以钻营投机、巧取豪夺为荣，人人以行特权事、以结交权贵为能，由此引发社会贫富不均、公共道德观沦丧，人生价值观扭曲。

让人揪心，让人郁闷。

当人们对这种“乱世乱象”状态下的“浮世绘”产生了极度的“审丑疲劳”后，就出现了一代“黑金”社会里的“成熟”民众。在当地，老百姓对煤老板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说不上“仇富”，更说不上“忌富”，更多的是一种漠然和麻木。

老百姓对身边这些富人的态度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在具体行事时，大家各行其道。你挖你的，我挖我的，我不“仇”你，你不欺我，脚下的、眼前的煤炭有的是，你挖我也挖，大家一起来，如此“成熟”国民成就了一个“万帮盛世”的社会。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山西式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