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由彭德怀主持召开的党的秘密会议上，大家还认真分析了敌我斗争的形势，研究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具体步骤。

讨论时，张荣生说：“我们在一营的工作是有把握的。大家知道，一营士兵很仇恨县政府和‘清乡委员会’，他们对这群坏蛋杀害青年学生和农民的罪行早已忍无可忍了。”

李力说：“特务连和机枪连的情况也是这样，只有师特务营一点反应也没有，还是一块铁板。”

说到这儿，张荣生插了一句：“主要是没有人去做工作。第二营的士兵情绪差，也是没有做工作。”

黄纯一说：“第三营近月以来工作有很大进展，士兵们愤恨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派，革命情绪一天天上涨。现在白天县政府和‘清乡委员’不敢杀人，更不敢在柘树坪杀人。夜晚杀人，士兵们也自动组织巡逻去阻扰他们。大家对团长还有怀疑和埋怨：为什么团长不再出来干涉这样的坏事？为什么他不出来领导一团杀掉这些王八蛋？”

彭德怀问：“黄勃，这种反应只出于你的九连吗？”

黄勃是黄纯一的号。他很有把握地回答道：“不，十连、十一连、十二连也不相上下。有些人已经成为革命骨干了，现在准备介绍三个人加入共产党。九连有班长李聚奎。”

张荣生又说：“柘树坪杀害农民及青年学生的惨状，三营士兵愤慨阻拦杀人的情况，已经通知了一营、二营、特务连、机枪连，就是没有通知师特务营。” 这就足以证明，师特务营之所以是一块铁板，主要是因为那里没有“内线”上的人，对他们的工作也不够。

鉴于全师的基本情况，彭德怀认为：第二团驻北乡，主力离城50里，我团起义，该团会暂时守中立，不会马上配合刘济仁第三团来攻。第三团主力驻长寿街，离城有一日行程，这个团最反动，但战斗力很弱。在分析他所指挥的第一团的实力时，他又说：“第一营完全可靠，是基本力量。第二营六至七成可靠。第三营只有二成多至三成可靠。团特务连基本可靠。”

“那么，平江周围的敌情怎么样？”滕代远提醒道。

彭德怀的看法是：这方面的情况不算严重。在浏阳地区，有张辉瓒的一个团；在醴陵，有陈光中部；长沙呢，约有三个团；岳阳、湘阴一带，均无正规军；而在茶陵、安仁、攸县等地，吴尚的部队正在准备向井冈山发动进攻。因此，这次暴动只要“彻底消灭城内反动武装，就能争取时间，巩固胜利”。

根据《中央对于湘鄂赣总暴动和对平江问题的决议》精神，滕代远也最后下定了决心，表示坚决支持彭德怀领导的武装起义。大家听了，都深受鼓舞。

说到斗争策略，彭德怀又提出一个很好的办法：假闹饷，真起义。他说：“第一营、团直属队和秘密士兵会要主动自下而上的要求恢复士兵会。今晚召集秘密士兵会员，作好准备，说明要闹饷。”

大家一听，都说好。这一次欠饷，也是快5个月了，从3月份起只预支2元。士兵们对此早就恨恨不已了。

彭德怀又说：“闹饷是发动起义的主要手段，由秘密到公开，争取营、连、排长参加或同情，也可以说团长同意这样干。只有闹饷，才可冲破特务营这个堡垒，团结全团绝大多数人，才能有效地防御第二、第三团可能的进攻。”

这么一说，大家的脸上都有了笑意。情绪最高的，要算是二连长李灿和九连长黄纯一，两人说着说着就站起来在屋里转，大有按捺不住的劲头。

有没有在心中直打小鼓的呢？有哇。办事一贯精细的书记官邓萍，总觉得容易冲动的也最容易闹出毛病来，他在散会时有些不放心地问黄纯一：“你的那个九连，真的能够一呼百应吗？”

“那当然！”黄纯一的嘴巴挺硬，可心里到底有把握没有？不知道。

李灿在一旁听了，心里倒琢磨起来：我的二连究竟怎么样？再好好想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二连的情况，在一营是有代表性的。这一年春天，一营在南县九都山练兵，不用说，士兵们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没有饷钱，吃的不好，夜晚睡在祠堂和破庙里，自然是骂声不绝怨气冲天了。骂谁呢？谁不给钱骂谁，谁制造战乱骂谁，那又自然是骂老蒋，骂鲁涤平之类了。

在二连，李灿针对具体情况举办了读书会，果真对士兵们起到了因势利导的作用。士兵们读了一些关于马列主义的进步书籍，思想觉悟有了提高，那种“当兵吃粮管他娘”的说法听不到就在这时，李灿的妻子从湖南宜章县来探望他，护送她来的是李灿的弟弟。土兵便询问李灿弟弟：你们那边怎样？

“怎样？不得了！”李灿的弟弟说，“朱德、毛泽东的队伍闹得厉害呢，杀了许多人！”

“都是些什么人？”

“土豪哇，恶霸呀。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嗨嗨，硬是好得很喽！”

李灿听了也十分兴奋，就有意让弟弟到处讲。士兵们听了，免不了七嘴八舌地叫道：好哇！干得好！

每天吃饭之前，二连又跟一营一样，由值星军士领着大家高呼口号：

“弟兄们，我们吃谁的饭？我们穿谁的衣？”

“我们吃农民的饭，我们穿工人的衣！”

“我们不要忘记工友农友！”

“我们要为工农谋福利！”

这些口号，我们早已听过数遍了。在那些士兵的心底，打倒新军阀、为工农服务的观念已经扎下了根。

有时候，值星军士还在晚饭后带领大家到野外去做游戏。队伍解散了，就三三两两的坐在山坡上、或是走在河堤上闲聊。大家看到身穿绫罗绸缎，手拿文明棍的豪绅大摇大摆地路过，就气愤得吐唾沫，骂他们。有的索性喊道：“狗日的，神气什么！”那挨骂的不敢回骂，只能冷冷地冲他们瞪一瞪眼，继续走他的路。

长此以往，土豪劣绅们压抑不住愤怒了，就派代表跑到长沙去找周磐，哭丧着脸叫冤：“师长老爷，您的一营共产化了！请您……”

周磐呢，并不大理会这个，他手中有好酒，怀里有美女，麾下有军队，出门有汽车，这就够他享受的了。他不赏告状者的脸，便说：“什么共产化不共产化的，只要他们听我的命令就行。走你的！”那告状的又哭丧着脸跑回乡下，把这个倒霉的消息带给他的同类，这群家伙该怎么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我们只能想象了。

而彭德怀的一团，还在暗暗地积蓄力量呢。这是一个细雨迷离的晚上，恰好轮到李寿轩值星。李寿轩当时还是个军士。他走过连部的门口，听到连长李灿叫他，就走进门敬个礼，问：“连长，有事？”

李灿含着笑点点头，指着身边的一支盒子枪和两支长枪，说：“你把它们送到咱们打野外的那个土地庙去吧。”

李寿轩感到有些蹊跷，但也不便细问，就悄悄将枪送到围墙下的排水沟里，然后装作查哨的样子从大门走出去，再到那排水沟取出枪支，趁着夜色悄悄潜往野外。这些枪，是打败杨森的部队后获得的战利品。一路上，李寿轩生怕忘了联系的暗号，到了那个破土地庙后，就发现有两个人影等在暗处。

其中一人低声问：“喂，你从哪儿来？”

李寿轩也低声说：“有人派我来。”

暗号对上了。他将三支枪交给那两个人，听见他俩激动他说：“谢谢啦！请转告李连长，我们会保护好这些枪，会让它们发挥威力的。”

这些话，李寿轩当时听起来似懂非懂的，他点点头，便立即转身跑回去。到了连部，见李灿正坐在桌前等着他，就将送枪的经过说了一遍。李灿放心地笑了，又压低声音说：“李军士，这件事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李寿轩答应一声，从屋里走出来继续去查哨，他心里还不住地猜测着：那些枪支是送给谁的呢？送给共产党的游击队啦？那么，李连长是共产党？一定是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猜测一点没错。当时，他一边查哨，一边想象以后会发生的事，心里真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

说话间到了5月中旬，便发生了那次大规模的闹饷风潮。闹饷斗争胜利后，李寿轩随着部队离开南县来到平江。又是一个不寻常的晚上，彭德怀、滕代远、黄纯一、邓萍等同志在李灿家里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发动起义的准备工作。会后，大家立即分头到各个士兵委员会去动员，气氛显得既神秘又紧张。

据李寿轩的回忆，彭团长来到二连讲话时，对大家这样说：“弟兄们，上级命令我们到平江来‘剿匪’，其实是让我们杀害共产党人、工友和农友啊，咱们能干这种事吗？这些人，如同咱们家乡的父老兄弟一样，都是咱们自己人啊。想想看，这种受人驱使违心做事的日子，还要忍受到什么时候？这个黑暗的世界还不该起来砸碎它吗？”

听了团长彭德怀和特派员滕代远等人的活，士兵们的心里不能不激起一阵阵波澜。有人当场就忍不住站出来大叫：“团长，你率领弟兄们干吧，你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的确，在那些非同寻常的日子里，几乎每个人都感到一个伟大的变革就要到来了。自然，也有一些人开始惶惶不安。

暴动的时限，已经精确到7月22日（阴历六月六日）下午1时整，就趁敌人午睡之机。也就在这一天，反动县长刘作柱要为他的母亲祝寿呢。

具体的分工是这样的：

李力负责发动和组织机枪连、特务连，并派出士兵代表与师特务营串通闹饷；

李灿、张荣生负责领导一营并串通二营闹饷，同时组织士兵委员会，争取营长和连长的参加或同情，此外，张荣生还要组织团直属队、第二团和第三团留守处人员闹饷；

李光当晚赶赴嘉义镇送信给三团三营营长黄公略，通知他于22日下午1时率部起义，只可略迟，不能提前；

以闹饷的名义派席洪全去岳州，送信给随营学校负责人贺国中，只说师部命令全校人员火速开赴平江；

滕代远负责起义队伍的政治工作，也负责与地方党组织进行联系和成立人民政府的工作；

彭德怀负责指挥部队消灭反动民团、清乡队、警察、县署的坏人，也负责抵抗来攻击起义队伍的国民党军队；

邓萍负责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起草有关的标语、口号、传单、布告等；

黄纯一发动九连（尽可能争取全营参加）去收拾县警备队和警察，放出监狱里的犯人，并且负责看管师司令部，逮捕反动的机关人员；

团特务连和机枪连起义的时候，要对师特务营严加监视；

与此同时，写信通知平江县委，要求他们组织武装力量协助这次起义，镇压土豪劣绅、挨户团和清乡队，解除 他们的反动武装，以便在起义胜利后在全县建立苏维埃政权，并请平江县委秘密通知浏阳县委，希望他们给予大力协助。

还有，对于独立第五师的第二团和第三团，由彭德怀以第一团团长的名义，在暴动快要打响的时候分别致信，申明大义规劝他们采取同一行动。

一切起义的准备工作，要求务必于20日午前完成。各方面的计划，也务必按时送交团长彭德怀审定，并作出必要的调整。

为了便于起义的领导工作，滕代远当天就离开了镜中天旅馆，住在李灿的家里，和他同住的还有邓萍。自此，起义前夕的一切秘密会议，都在这屋里召开，各种起义的宣传品也在这屋里油印。实际上，这个房子已经成了起义的临时指挥部了。

应该说，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人是十分重视思想发动工作的，他们很清楚：这次起义的胜利与否，极其重要的一环就是能否将全团士兵和基层军官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本来，第一团已经有了士兵委员会，现在又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活动，逐级重选了班、排、连、营、团的士兵会代表，以此作为团结士兵群众进行起义的骨干力量。

据滕代远同志的回忆：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各级士兵代表都选出来了。

全团士兵的总代表是李灿。李灿连里的主要骨干是班长李寿轩；黄纯一连里的主要骨干是班长李聚奎。这两个人都被选为连队的士兵代表。

彭德怀和滕代远经过商议，还决定：李灿不仅指挥他的第二连，还要指挥一营的其他两个连，主要攻击目标仍是城内的县署、监狱和民团，解除其反动武装并抓住他们的头子；黄纯一不仅指挥他的第九连，还要指挥三营的其他两个连，主要的攻击目标就是独立第五师的师部及其特务营，务求解除他们的全部武装并逮捕主要长官。彭德怀还向李、黄两人强调：一定要事先做好侦察工作，弄清楚主要攻击对象的人员、武器和战斗力，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听取士兵委员会代表汇报的时候，彭德怀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建议：起义后官兵平等，军官包括团、营、连、排长均由士兵委员会选举。用彻底的民主方式，打破旧式军队的习惯统治制度，洗刷反动军官，以便改造旧军队。他还要求士兵委员会立即研究应选的和应洗刷的军官，随后拟成两份名单， 准备在21日的团党委会上讨论通过。

士兵委员会还开展了政治教育活动，通过控诉土豪劣绅对劳苦大众的剥削和欺压，来激发大家的革命义愤，通过揭露国民党军阀和地方反动武装杀害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的罪行，来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

提起官府的苛捐杂税和豪绅恶霸的高利盘剥，士兵们真有说不完的恼恨倒不尽的苦水，他们大多来自穷苦人家，是没了活路才背井离乡出来当炮灰的。一开诉苦大会，台上的人说着哭着，台下的人听着哭着，整个会场哭声一片。说到激愤处，就有人高喊：“打倒土豪劣绅！”“穷人要翻身！”“工农兵联合起来！”“推翻旧世界！”

接着，士兵委员会把大家控诉的内容进行整理，登出广告在各单位张贴，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派人在平江地区进行深入的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有关数据之后，又利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宣传。对平江地区这方面的情况，他们了解得相当详细，那残酷的剥削和欺榨真令人触目惊心——

在平江的土豪劣绅中，拥有田租几万担的有十几户，几千担的有几十户，而几百担的就数不胜数了。这些田租，养肥了一大群不劳而获的家伙。此处仅提那个大地主周先荣吧，他的祖父周子卷竟拥有二十余个庄园，袖手坐收田租达两万多担，囤积竟有十万担之巨。也有那既霸占良田又霸占山林的土豪，譬如长庆黄泥塘的李海屏，拥有田地二千八百余亩，山林两万余亩，佃户四百三十多户，每年剥削农民的稻谷不下七十余万斤，油茶三千多斤。这一类为富不仁的家伙，还有清水的凌家湾、栗山的陈介渔、新田的李先尧等人，哪一个不是阡陌广阔，田租万担呢！

这些家伙都变着法子吸农民的血汗——

—是田租剥削：这就是以租佃的形式实行剥削。最普遍的办法是迫使农民交全租，譬如出租100担谷田，就要交50担谷租。全租之中，又分为活租和死租，活租可分年成的好坏适当减低租额，而死租则不论天灾人祸有收无收都要按原定契约收缴。

交不出的或交不够的怎么办？那就得去给地主打短工，或是出长工。此外，还有一些明欺暗骗的勾当：新谷上场的时候，“抱土鸡”送礼呀；办宴席请地主一家来“吃新”呀；将一些稻草作为“纳秆”呀；替地主做无偿的 “帮工”呀，等等。而地主反过来又怎么办？他可以“架税”，也就是将田亩以少充多出租给农民，如二亩地当作二亩半出租，到秋来你就得交二亩半的租子；他还可以在收租时“大秤进”，借谷时“小秤出”，反正是里外都要盘剥。

二是高利剥削：对于那些饥寒交迫难以生存的农民，地主便借钱、借谷、借棉、借油给你，你不要以为他会有什么良心发现，还债的时候就要了你的命。瞧瞧——钱利：你借他一元，他每个月加上一角，这叫“大加一”；你借他九元，他要你到期还十元，这叫“九挽十”。谷利：春夏之交借他一担谷，秋来要你还一担半，也有要还两担的。油利呢，一般都是一年的期限，借一斤到时候要还两斤。这种剥削方法，地主叫作“滚绣球”，而农民叫作 “驴打滚”。

三是囤谷闭粜：这是最普遍也最毒辣的剥削手段。每当收谷之际，总有许多穷苦人贱价将新谷卖给地主，地主便将这些粮食囤积起来，到了来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又总有许多饥饿的人们要买谷，地主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闭粜”，有意制造粮荒，进而抬高粮价。穷苦的人们要活命，也只好忍痛乞粜买回高价粮来。这样，农民卖谷时是低价，而买谷时却是高价，一低一高，大量的血汗钱都被地主剥夺去了。

四是各种苛捐杂税：什么屠宰税、烟税、酒税、田亩税、印花税、财产登记税；什么厘捐、门牌捐、清乡捐、枪支捐、团防捐、学捐、赈灾捐、车船捐、公安捐、盐捐、油捐、房捐、茶捐、纸捐……尤为可恶的是人口捐和百货捐——不论男女老少，每人每月抽双铜一枚，是为人口捐；处处设关，层层设卡，一双草鞋乃至几个鸡蛋，都逃不了“抽筋扒皮”，是为百货捐。

五是典当和抵押：当时平江的当铺最多。无数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穷苦人，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无奈地将各种物品当出去，“夏天当絮被，冬天当蚊帐”。本来值一元的东西，典当时要折价一半，这叫作“当半”。典当家私的穷人，总是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最甚者就只好插上草标卖儿卖女了。

在官府和土豪们诸如此类的层层盘剥之下，平江农民贫困和凄凉的生活可想而知。在东乡，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吃的薯拌菜，穿的露脊背，夏日睡门板，冬天睡秆堆。”

有这样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献钟乡1750户农民，做长工的671人，做月工的507人，讨米的253人，逃荒的939人，被抽去当壮丁的524人，卖儿女的184户，被逼死和饿死的384人。

这些铁一般的例证，不能不让士兵们义愤填膺，有的人联系自家情况而悲痛欲绝，有的人举起枪大叫：“老子不能不造反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到，平江地区的穷苦老百姓真的犹如遍地干柴，就盼着像秋收暴动那样的火种了。这情形，使大家增加了胜利的信心。倘若平江 暴动后，国民党反动派不是围追堵截得那么紧，起义军必然沿途发动起更多 更广泛的劳苦大众来，那又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现在，第一团的官兵们正在忙忙碌碌，紧紧张张。从决定起义到起义爆发，时间不足一周，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悄然而紧张地进行着。到7月 22日前，起义的宣言早已拟就，标语口号也都写好了，那面红五军的军旗也赶制出来，连那么多的红袖章也缝制好了。

的确，就在短短的三天里，各级士兵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把全团的士兵和基层军官鼓动起来了。这时候的士兵们情绪激昂，强烈要求上级补发欠饷，要求枪毙那个霸道而又反动的三营营长金光侠，要求消灭当地的反动军警和挨户团，并且解散欺压和残害老百姓的“清乡委员会”，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还拟定了应该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名单，其中有反动县长刘作柱和杀人不眨眼的“清乡委员会”头子张挺，等等。 甚至，连县挨户团和警备队的部署情况及其岗哨位置，他们也都摸清楚了。

总之，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20日早饭后，在团长彭德怀的授意下，一封密电以副师长李慧根的名义发给独立第五师师长周磐：砥公师座，巧电奉悉。三人已遵示逮捕，随校已令开来平江，请勿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