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我的一生都与中国农村有着某种牵连，与中国农民有着某种瓜葛。

我父亲来自中国山东胶东农村。他虽然小学没有毕业就去县城一家杂货铺打工，他虽然19岁就弃工从戎，他虽然一辈子是个军人，但他骨子里还是个农民。从我记事时起，我就知道，父亲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种地，工作之余，他在自家后院开拓了一块儿地，种瓜种菜，其乐无穷。后来离休，他索性成了“专业农民”：全天候种地，一直种到前些年干不动活为止。

父亲与土地的关系还不仅如此。他经常回农村老家探亲，并且带着我们兄弟几个人回去：用当时流行的话说，那是“忆苦思甜”，用现在流行的话说，那是“寻根”。我们老家确实很贫苦，爷爷、奶奶去世早，老家只剩姑姑、姑父一家人，姑姑生了14个孩子，但死了7个，只有一半活了下来。我童年和少年的回忆，自然少不了与姑姑姑父盘腿坐在农村土炕上吃海蛎子、与表兄表弟在海边钓鱼这类快活之事，但更多的则是听姑姑哭诉丧子丧女之痛、听姑父叹气没钱给结婚的儿子盖房、听表姐埋怨婆家待其不公这类伤心之事。

后来，我知道，老家清末民初闹灾荒，有很多人“闯关东”，后来定居在东北。他们的后代中，有不少人成了哈尔滨、沈阳、大连等东北城市的“城里人”。我回老家时，常常会看到这些东北“城里人”跟着父母或祖父母，提着大包小裹，坐着长途汽车，回胶东老家寻根探亲，一旦来到乡下，他们特别受到那些仍在老家务农的乡里乡亲们的尊崇和款待。

我没有赶上当时的“上山下乡”，但小学时，我们经常被学校组织集体去农村，帮助农民捡麦穗；中学时，我们除了每年夏收帮助农民割麦子之外，还曾全班一起去农村生活、劳动了一个多月，我们被分别安排在农民家里吃住，白天则跟农民一起干农活，美其名曰“学农”。那时，人民公社制度还没有废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农村生活的艰苦、农民对集体经济的漠不关心、以及年轻一代渴望离开农村的梦想。

中学毕业后，我当了三年兵。我的战友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兵。我与他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同被领导抓公差，我熟悉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就像熟悉他们的呼吸哈欠呼噜饱嗝。在那个年代，虽然中国已经恢复了高考，但农家子弟能够考上大学的仍属凤毛麟角，当兵大概是他们跳出农门的唯一可行之路。这些农家子弟兵最大的梦想，就是在部队提干，顺着军官的阶梯上往上爬；即使无法提干，也要争取入党，这样他们也许能够在复员后被安排进入城镇工矿企业内就业，转为非农户口；如果既无法提干，又未能入党，他们就只能重返农村务农，那他们在部队的这一圈就算白转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刚入伍的农村兵，为了争取早晨第一个抢到扫地的扫帚，为了给班长留下好印象，在起床号吹响前十分钟就提前起床，悄悄地穿好军装，再躺进被窝里，起床号一响，便马上箭一般地窜起，直奔放置扫帚的墙角……

李明（化名）是我当兵时最要好的战友，来自河南农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李明父亲赶上了少有的城市企业去农村招工的机会，成了洛阳一家工厂的工人，但父亲无力使老婆孩子都转为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家兄弟姐妹几个只能在农村老家务农。李明在家中是老小，当兵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入党、提干，永远离开农村。他聪明能干，在报务员教导队集训时每次考核都是第一名，集训结束前，他又被评为唯一的“优秀学员”，那时他对自己在部队里入党、提干的前景非常自信。

集训结束后，我们被分到不同的部队，但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李明表现非常突出，不论是发报还是收报，他一直都是技术标兵。谁知，就在我们集训结束一年之后，中国军队发生了一项重大变化：不再从普通战士中提拔军官，而从军校中培养军官，军校则与地方普通院校一样，面向社会招生，通过文化考试录取学员。这样，那些本来就升学无望的农家子弟，试图通过当兵跳出农门的路也被堵住了。失望之极，李明决定复员。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李明给我的来信中所流露的那种灰色的情绪。

那时中国的企业还时兴“顶替制度”。李明复员后，他父亲不想让家中最后一个孩子也困守土地，所以决定提前退休，让儿子进厂“顶替”。这样，李明父亲以自己提前回乡作为代价，让小儿子实现了进城当工人、户口农转非的梦想。

1980年，我也复员，并在同年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中，也包括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们学习最刻苦，待人最诚恳，成绩也最优异。但也有一个人例外。他叫赵启祥（化名），来自安徽农村。小赵性格孤僻，很少和人打交道，大学期间，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每次上课，他都躲在一个角落睡觉，虽然考试科科都及格，但成绩平平。最有趣的是，考试前的复习课，老师特意强调不记考勤，学生可来可不来，但每次小赵都来，但依然躲在角落睡觉。同学们戏谑地说，小赵需要老师那种催眠式的讲课声，才能睡得着觉。

他上课睡觉时，偶尔会发出浅浅的呼噜声，坐在他附近的同学可能会相互会心一笑，但不会报告老师。但有一次，他的鼾声可能过响，终于被老师听到，老师走到他面前，喊了他几声，他才醒了过来，在同学的一片笑声中，他揉了揉眼，仿佛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此后，他上课时依然故我，继续躲在教室角落睡觉，但大概因为明显改善了睡觉时的呼吸方式吧，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鼾声。

后来，我们发现，小赵绝对不是那种混日子的人。他白天上课时睡觉，但他晚上一宿不睡，自修更高深的课程，自读许多课外书，更重要的是，苦修英文。毕业时，别人都忙着活动管分配的辅导员，力争分到一份好工作，但他却凭着夜晚自修的专业课知识和英语能力，考上了北京一所名校的硕士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后不久，他又以很好的专业成绩和很高的托福分数，被加拿大一所著名法学院的研究生院录取，并赋予全额奖学金。

小赵是我们同学中第一个考取研究生、第一个出国留学、并第一个在海外定居的人。后来我们同学聚会时谈起他，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赵是我们班里最有野心、最有远见、但也最会伪装的人，他的野心和远见都伪装在白天上课时偶尔发出的呼噜声中了……

八十年代中期，当我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工作时，正好赶上中国农村改革不断出新、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的时刻，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乡下人比城里人富、农民比市民“牛”的时期。

就在那个奇特的“城乡倒挂”期，有一次，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农民，因经营鱼虾养殖业赚了钱，受到当地政府无理刁难，一气之下，开着自家的面包车，从山东胶东的牟平县，一直开到北京告状，他的举动打动了诸多中央级传媒的记者，于是，一批京城记者，其中也包括我，坐着这位山东农民的面包车，又浩浩荡荡地开回了山东牟平。

我还记得，我们在山东牟平采访时，为当地农民的富裕、自信、牛气深深震撼，我根本不敢相信，这就是我儿时见过的贫穷衰败的胶东老家！这位与地方政府打官司的农民，仅仅靠养殖业和副业，就盖了在我们这些京城记者看来属于“富丽堂皇级”的小楼，买了当时城里人根本不敢想象的数辆汽车，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富裕程度，在当时胶东那一带的农村中，根本排不上号，因为真正富裕的，还要数那些经营乡镇企业的农民企业家。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这一罕见的“城乡倒挂”期，比当时媒体上吵得纷纷扬扬的“脑体倒挂”期还要短暂。至于中国农民为何由相对富裕转为相对贫穷、乡镇企业为何由相对繁荣转为相对衰落，海内外已经有大量的分析，不需要我再赘述。

大概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兴起了当时被官方称为“盲流”的民工潮。本书便是描述和解读中国民工潮及其带动的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尝试。

这场被后来的学者称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是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国农民自下而上推动起来的，它使中国的城市人口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净增四亿。但究其实，它不过是中国北方农民“走西口”、“闯关东”、中国南方农民“下南洋”、“漂美洲”的延续，是我的战友李明、我的同学赵启祥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们那样的农民子弟梦想和拼搏的延续。

20年前，我从事新闻工作一年后，曾有一次机会去洛阳采访，我专门去拜访了老战友李明。那时，李明仍然在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工厂工作，在保卫科做一个普通的科员；那时，他刚在洛阳结了婚，成了家，厂里给这对儿新婚夫妇在工厂宿舍楼中分了一间房，房间面积虽然不大，但他很满足：他告诉我说，我们当时在教导队一块儿集训的战友，因为赶上中国军队干部培养制度改革而无法直接提干，绝大部分人都复员回乡务农了，像他这样能够进工厂的农村复员兵寥寥无几。

李明还像当兵时那样，工作之余爱好打打篮球；与穿军装时唯一不同的是，他在工厂宿舍楼背后的乱草中开辟出了一块儿菜地，种上了萝卜和大白菜，用他的说法，“省点儿买菜钱。”

“你这么喜欢种地，为什么复员后不回农村？”我开玩笑地问。

他的回答没头没脑：“真要让我回农村，我倒没有那个闲心种地了。”

我一直在琢磨李明这句话的确切含义，琢磨了20年。

一直到我这次去中国采访了众多的农民工和农民工出身的企业家，一直到我就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疑问走访了众多中国一流的学者、专家，一直到我与平素鲜言寡语的父亲有了那番交谈，从而第一次知道了我父亲的身世和我祖父的经历，我才觉得，我大概搞懂了20年前李明说的那句话。

我写这篇文字之时，除了上述的20年，也是新中国建国58周年，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启动近30年。此刻，英国伦敦秋风袭屋，阴雨击窗，我在地球的另一端伏案疾书，再次把我的真诚感谢，赠给这次中国之行中曾经接受过我采访或为我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把我内心的深切祝福，献给那些闯进城市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国农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7年10月1日深夜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