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达铺获重要情报

党中央和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一、三军团，从巴西急走，脱离险区后，于9月12日在川北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中央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3日，率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16日逼近甘南重要关隘腊子口。

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咽喉。两侧的山崖近在咫尺，都是悬崖峭壁。右边的一整块峭壁，拔地而起，高达300多米，别说人爬不上去，甚至连山羊也无处插足。山口宽约30米，最狭窄处只有三四米。两山之间是一条水深流急的腊子河，河上架有木桥，对岸筑有坚固的碉堡工事。国民党新编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凭险扼守。腊子口后山没有仓库，囤积大批粮食和弹药，既可保证部队长期踞守，又可随时得到主力部队增援。

红军要北上甘肃，除通过天险腊子口外，别无他路。毛泽东决定，“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任务交给了红一军团二师的四团。红二师师长陈光和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亲临腊子口前沿察看地形，研究作战部署。

16日晚上进攻开始，杨成武带领一个连担任正面攻击，但由于敌人坚固防御体系的阻拦，5次进攻都未能奏效。王开湘率领的从右侧峭壁间迂回敌人侧后的两个连，用马匹将战士们驮过河，由一名会攀藤葛的苗族战士利用匕首、短刀，首先攀登上危险的山岩，在浓重的夜色掩护下，依靠皮带、绑腿、绳子连接，一批一批地把战士们拉上右岸峭壁的后坡。然后，战士们突然从敌军背后的峰顶，向敌人没有顶盖的碉堡里扔手榴弹，像神兵天降般地奇袭敌人。几分钟内，敌军便乱了阵脚，纷纷滚下山坡，狼狈逃窜。

9月17日凌晨，四团终于占领了腊子口，并乘胜追敌，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这些物资，对刚过草地、仍受饥饿威胁的红军战士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

红军过了腊子口，下一步去哪里？北上只是一个战略方针，究竟是到甘肃、陕西，还是去宁夏、新疆？当时，党中央对长征的具体目的地，尚未真正确定。过了腊子口后，毛泽东等便立即布置一军团，派出侦察连到哈达铺侦察敌情，待弄清敌情后再作决断……

哈达铺自古是甘南重镇，兵家必争之地。镇的外围历来有重兵把守，国民党政府官员和普通市民均认为短期内不会发生战争。9月的阳光普照大地，正是甘南最好的时光。红色或白色的野菊花，还有蓝色或紫色的牵牛花，争相斗艳，点缀着镇外的野地，增添了几份安宁的气氛。

这时，一小队国民党中央军正大摇大摆地来到镇上，为首的是一位中央军中校，还有少校以下10多人。突然得到消息的镇长、国民党党部书记、保安队长等一批镇上官员和有名士绅，立即出门欢迎，热情接待，生伯得罪这些骄横的中央军官兵。

正当这些中央军官兵在镇政府大堂里高谈阔论，要镇长们谈谈敌情和社会治安状况，享用着喷香的茶点时，又突然接到报告，说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的少校副官从兰州路经哈达铺，特来拜访。“自家人”见面，免不了称兄道弟，嘘寒间暖。分别时，中校对鲁大昌的少校副官说：“老弟先忙着，晚上定来下榻处拜访。”少校副官连说：“不敢不敢！”当晚，中央军中校一行人来到鲁大昌的少校副官下榻处“拜会”，发现他带着许多书籍、报纸和衣物，顿感喜出望外。原来这位中校正是红一军团侦察连长梁兴初，而那少校便是侦察连指导员曹德连。他们奉命到哈达铺侦察敌情时，毛泽东曾当面交代：“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近期的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搞几份来。”于是，他们便抱怨几天来执行公务，消息很闭塞，提出看看少校副官所带的近期报纸。他们边翻边看，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徐海东率领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立即在这条消息旁边画上了杠杠。同时，他们还从一份近期杂志上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画的刘志丹领导的陕北根据地略图，真是异常激动。少校向中校请示：“这些东西是否全部带走？”中校说：“连人一起带走！”开始，鲁大昌的少校副官还没有明白他们说的什么，正要发问，只见两个身高马大的士兵已一左一右将他捆绑起来。“你们是……？”“我们是工农红军！”中校威严他说。“啊？！”少校副官顿时吓得瘫软下来。

当晚，侦察队把搜集到的报纸杂志和鲁大昌的少校副官，秘密押回了军团部。政委聂荣臻看到报纸后，十分重视上面的消息，立即派骑兵通信员把报纸送到了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见到侦察连收集到的报纸，看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陕北的消息，特别是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非常高兴。毛主席满面笑容他说：“好了！好了！我们可以到陕北根据地去了！”40多年后，李维汉回顾当时的情形时说：（红军）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同志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获知这些具体情况后，党中央才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李维汉的这段回顾说明，哈达铺获得的重要情报，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的目标定在陕北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因蒋介石一时摸不透北上红军的底细和意图，而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腊子口兵败心惊胆战，龟缩在岷县的敌十二师唐淮源部亦不敢轻举妄动，红军陕甘支队在毛泽东指挥下，于9月19日乘胜占领了哈达铺，21日主力部队全部到达。

榜罗决策落脚陕北

哈达铺的群众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这些跋涉了2万多里的部队，以笑脸、欢呼和各种食物犒劳这些疲惫憔悴但斗志旺盛的红军战士。

红军在哈达铺休整两天，让战士们洗澡、理发，增加营养，恢复一下体力。这是爬雪山、过草地以来第一次洗热水澡和理发，大家感到特别轻松、愉快。供给部门发给每个干部、战士1元大洋，让大家改善生活。当时只要用5元钱便能买到1头肥猪，2元买1头肥羊，1元买5只鸡，1毛钱买12个鸡蛋。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战士们每顿饭吃3荤2素，比过年还吃得好。

有的说：“在家里过年也吃不到这样好！”为联络地方人民群众，各伙食单位还办了一两桌客菜，请附近一二十个老百姓来会餐。有个老头感叹他说：“咱活了几十岁，没见过红军这样好的军队。”

两天以后，红军告别了欢送的老百姓，自哈达铺继续向陇东高原进发。

蒋介石得到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的消息以后，既恨又怕。虽然对部下无能非常恼怒，但也只能去电斥责；同时，对红军下一个目标十分担心，害怕红军进占天水、威胁西安。他急调胡宗南部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主力部队，结集天水一线，并以部分兵力占据渭河附近的武山、彰县两城，防止红军东进。红军则大肆扬言向东挺进，并作出佯攻天水的姿态，把敌人吸引到天水一线。然后，红军主力来个急行军，向北急进，一天行军90里以上，有时一天一夜走160里，不到3天，便于9月25日到达渭河边的鸳鸯镇。

渭河，是古代传说中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姜太公八十垂钓渭滨，被周文王发现了，请他出山，成为周朝开国功臣，传为千古美谈。有的战士一听到了渭河，以为有什么名胜古迹可以开开眼界，结果大失所望。部队来到河边，战士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条河面较宽、水流平缓的普通河流而已。红军队伍分成多路纵队，同时徒涉过了河。刚渡过渭河，忽然，背后追上来的敌军在对岸响起了枪声。战士们连笑带骂他说：“娘的，老子过了河你来啦，晚了！”也有的战士说起了俏皮话：“这不是枪声，这是放的爆竹声欢送我们哪！”过了渭河，红军部队从容地向山上前进，未再遇到什么敌情。有的同志议论开了：“既然这些地方没有敌人，前两天何必那样急急赶路？”话音刚落，突然左右两侧的机关枪、迫击炮响了起来。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等领导来到一个山坡上观察敌情。彭德怀手拿望远镜观察着远方，然后问毛泽东：“主席，你看怎么样？”“我看不是敌人主力，随便派两个连队出去放几枪，吓吓他们，他们不敢怎么样。”毛泽东胸有成竹他说。在场的同志，有的认为毛主席判断正确，有的心中想：“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但又不敢说出来。彭德怀派出小部队放了几枪，果然敌人被吓住了，枪炮声同时哑了。红军指战员们对毛主席十分敬佩，有的说：“毛主席真是料事如神啊！”有的说：“看，毛主席一句话，就把敌人治住了！”……

红军吓退敌人后，继续前进，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榜罗镇有一所小学，有不少报纸杂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报纸中进一步了解到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同时也了解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罪行。

9月27日，红军部队在榜罗镇休整两天。利用部队休整的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常委会，讨论北方形势和当前任务，正式决定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去陕北，以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就从组织上作出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定在陕北的重大决策，从而成为全党的战略方针。

政治局常委会结束后，为了把党中央落脚陕北的重大决策及时告知全军，毛泽东等又决定召开了陕甘支队连以上军政干部会议。开会时正赶上天下雨，因开会的人多，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会议只能在露天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北方的严重性，解释了北上抗日的意义，说明了陕北可以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提出要迅速到陕北集中。他说：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要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为着民族，为着中国人民不作亡国奴，奋勇前进！……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以前如此，现在也如此！毛泽东的报告振奋人心，使与会者激情满怀，心潮澎湃，人人都为自己肩负着时代的重任而自豪，为革命胜利的前景而欢欣鼓舞。在连以上军政干部会上，到瑞金出席全国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后来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陕北苏区代表贾拓夫，还介绍了陕北苏区和刘志丹及他领导的陕北红军的情况，使大家对党中央把陕北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全国革命大本营的决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在榜罗镇，红军陕甘支队开展了群众工作，检查了群众纪律，对全体指战员进一步作了去陕北的政治动员，同时，部队作了一定的物质准备。随后，毛泽东、彭德怀率领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广大红军指战员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决心闯过蒋介石设置的最后一个关口，即国民党军队在固原、平凉设下的一条封锁线。

吴起镇步兵打骑兵

9月底，红军袭取通渭古城后，迅速向西兰公路前进，准备迎击静宁、会宁方向出来袭击和堵截的敌军。10月2日，右纵队在静宁以西击溃敌军一部，缴获汽车10余辆，控制了西兰公路东西10余里。3日，中路纵队进占静宁县的界石铺，左纵队进到了界石铺以西的公益铺。随后全军到达隆德县的单家集，5日便开始翻越六盘山。

红军一再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关口，使蒋介石大为吃惊。特别是当蒋介石获悉这一路北上的红军，就是从江西出发的红一、三军团组成的、由朱毛率领的中央红军时，更感到寝食不安、暴躁异常，慨叹“六年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他知道，毛泽东确有手段，从江西突围以来，行程24000多里，他苦心经营、围追堵截，一次次的希望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但直到这时，他又一直没有死心，非要置红军与毛泽东于死地不可。于是他急电毛炳文部、马鸿宾部以及东北军，一定要紧追红军不放，不让红军有喘息的机会，使红军增加减员，以达到削弱红军、不战而胜的目的。

红军越过六盘山主峰后，发现敌情有变。据确切情报，六盘山隘口下的青石嘴村，驻扎着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1个团，拦住了红军的去路。于是，毛泽东召集一、四、五大队的大队长、政委开会，向他们交代任务，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东北军骑兵第七师的第十九团，是刚从平凉开到青石嘴的，来到这里还不到2小时。该团号称王牌骑兵团，骄傲自负，目空一切，根本不把红军放在眼里。来到青石嘴后，既不派出警戒人员，又让所有马匹全部散在公路两边溜达、吃草，而骑兵们则无所顾忌地到村子里歇息、吃饭去了，毫无战斗准备。红军3个大队乘敌不备，从三面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受到突然袭击，惊慌失措，胡乱开枪，满村乱窜，马匹受惊后四散奔逃。当敌人看到他们四面被围时，只得乖乖地缴枪投降。

这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战斗不到半小时，骑兵团500多人，除击毙者外全部被俘，缴获战马100多匹，还有10多辆马车的子弹、军装、布匹等，不仅补充了红军的装备，而且积累了打骑兵的经验。

毛泽东与一纵队首长商量后，决定利用缴获的战马，组建中央红军的第一支骑兵部队，把原来一纵队的侦察连改为骑兵侦察连，第一任骑兵侦察连长就是梁兴初。被红军俘虏的敌骑兵团中的钉马掌士兵、修马鞍的士兵以及马医官、马术教官等，愿留下抗日的，都成了红军战士。

10月15日，红军陕甘支队来到了甘肃、陕西边界的分水岭。山顶上有块高大的界碑，碑的正面刻着“分水岭”3个大字。毛泽东来到山顶，看了碑文后，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聂荣臻回忆说：“长征以来，我们做梦也想找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一个落脚点了。长征以来一直使我们苦恼的这个问题，现在总算解决了。”部队刚刚下山，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忽然看到5个人骑着马朝他们奔驰而来。远远看去，5个人年纪不大，身强力壮，身挎驳壳枪，头缠白头巾。

战马飞奔到了面前，5个人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陈昌奉问他们是什么人，其中一个说：“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送交一封信，他在哪？”陈昌奉把他们介绍给毛主席，原来这5个人是刘志丹派来欢迎中央红军的代表。毛主席高兴地会见了这5个人，然后走向一些正在休息的红军连队，大声告诉大家：“同志们，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们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了。”毛主席的话音刚落，部队立刻欢腾起来。

10月19日，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这天傍晚，毛泽东率领的红军陕甘支队，穿过黄土山谷头道川，来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边缘的保安县一个小镇——吴起镇。这是一个小小的历史名城。相传战国时期，大将军吴起在此把守边关，为抵抗侵略，战死在疆场上。后人为了纪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便把此地取名为吴起镇。不知是毛泽东精通历史、熟悉地理，还是他敬佩吴起、“偏爱”吴起镇，反正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把吴起镇作为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站。随后又在这里打了一个漂亮仗，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镇的最高处。于是，当地群众又把“吴起”改称为“吴旗”，表示毛泽东从此地开始高举革命旗帜、领导陕北人民闹革命之意。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设县时，把吴起镇正式定名为吴旗县。

中央红军刚进吴起镇，宁夏的国民党军马鸿逢、马鸿宾和毛炳文的骑兵团便跟踪而来，就像一条讨厌的“尾巴”，不断骚扰红军的后续部队。毛泽东当即电请彭德怀于20日来吴起镇商量行动方针，一面派一纵队政委聂荣臻去了解敌情。聂荣臻到阵地观察后向毛泽东汇报说：敌人骑兵只有几千人，可以诱他们下马与我们打仗。他们一下马，既要招呼马匹，又要与我们打仗，战斗力就会下降。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决定采用这种方法打击敌人。

20日，毛泽东召开了陕甘支队干部会。他说，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到陕北，对我们很不利，总是被动。一定要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要想办法打他一下，而且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作为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见面礼。

吴起镇西面的头道川和二道川，地形险要，是歼灭敌人骑兵的理想阵地。

21日晨，红军主力便已在两边的山岭上和山沟里布置完毕，几百挺轻重机枪和无数步枪、手榴弹，专等着敌人的到来。

这时，东北军白凤翔的第六师和归他指挥的由副师长张得福率领的第三师从正面推进，以马鸿宾三十五师的马培清骑兵团为侧翼，企图从两面夹击红军。红军陕甘支队则以一纵队在正面攻击，二纵队在左翼出击。骄横的东北军，气焰嚣张，根本没有料到红军会伏击他们，正趾高气扬地向前开进。

当敌人前锋第十七团进到一座光山秃岭下的一小片草地时，彭德怀下达了“攻击”命令。顷刻间，红军的机枪、步枪一齐吼叫起来，手榴弹响成一片。许多马匹组成的马群一下受了惊，像野马一般根本不听指挥，在山间狂奔乱跑，大声嘶叫，敌军骑兵根本无法开枪射击。红军的火力非常密集，马匹成群地被子弹射中，有的骑兵被子弹击中翻身落马，有的坐骑被打伤把骑兵掀翻在地，有的连人带马滚下山坡。没有被击中的骑兵，勒转缰绳慌忙向后逃窜，一下冲进了后续的骑兵团中，正在前行的后续骑兵队列顷刻被败骑冲乱，也只得向后败退。红军战士们乘胜追击，打垮了后续的3个骑兵团。

这时，在两侧山岭上又响起了红军战士们的喊话声：“我们是工农红军，你们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敌团长马培清被红军强大威力和政治攻势所震慑，与各营营长计议后，决定立即撤离战场。他对各营长说：“如上级追问，就说子弹用光了，谁也不准走漏半点风声。”

吴起镇这一仗，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以数千步兵打国民党部队的骑兵，干净利索地消灭敌人1个骑兵团，打垮3个骑兵团，缴获了大批轻重武器和马匹。战斗结束，大路上挤满了白色的、黄色的、黑色的、棕红色的骏马，马背上驮着一捆捆的枪支和弹药；一群群的俘虏垂头丧气，在红军战士的押解下，有气无力地走进吴起镇。镇上的群众，手拿红绿色小旗，敲锣打鼓，欢庆红军的胜利。敌人这次被打垮以后，好一段时间没有敢再来侵犯。毛泽东紧握着彭德怀的手说：“步兵追骑兵，只有我们红军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呵！”红军陕甘支队在吴起镇休整7天，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整顿。

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也在吴起镇召开了扩大会议，再次讨论政治局在榜罗镇提出的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的问题，正式作出保卫与扩大陕甘根据地，以及在这个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决定。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正式宣告结束。

直罗镇粉碎敌“围剿”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前夕的9月下旬，在陕北发生了两件大事，造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第一件是9月26日，蒋介石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率东北军主力及陕、甘、宁、晋、绥等地方军计10万人，向陕北和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第二件是9月底，正当陕北军民紧张地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之际，中共陕甘晋省委中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个别领导人，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严重危害了反“围剿”斗争，陕甘革命根据地处于极端危险之中。

危急时刻，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到吴起镇的第3天，毛泽东在会见两位陕北地方领导人时，得知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情况。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立即找来两名可靠的干部——贾拓夫和王首道，派他们带上电台，率领一连行动迅速的战士作为先遣队，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窑堡（陕甘晋省委所在地），营救刘志丹和其他党政军干部。

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搞肃反的人左得出奇，已经作好了准备，将对刘志丹等人下毒手。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50年后回忆说，一天，她和母亲一道去看瓦窑堡城门附近挖好的大坑，听人们说，犯人将会活埋在这里；有的则说把他们枪毙或砍头之后，这个大坑将成为他们的集体墓穴。……贾拓夫、王首道赶到瓦窑堡了解情况后，立即用电报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了汇报。党中央接电后，觉得陕北的肃反问题严重，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处理。随后，党中央组成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为成员，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党务委员会执行中央决议，经过紧张工作，召开了一次平反会议，基本纠正了陕北的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这一件大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较好地得到解决。

10月下旬，党中央在开始纠正陕北错误肃反的同时，决定陕甘支队迅速南下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共同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彭德怀当即率领陕甘支队经保安到达甘泉县的下寺湾（又称下石湾），11月2日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3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局、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在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的名称问题，此时才算得到解决。为什么叫西北局和西北军委呢？这是毛泽东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思想的体现。因为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团南下以后另立“中央”和“中革军委”，朱德是经过选举的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是副主席，贺龙、萧克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不了解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所在等，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中国革命的整体利益，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才将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等，称为中共西北局、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同日，西北军委发布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以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主任。恢复红一军团建制，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红十五军团编入一方面军建制，军团领导不变。全军共有14000余人。这样，为红军统一领导和组织指挥打下了基础。

中央红军主力与红十五军团的会合，给敌人很大的威胁。“西北剿总”决定，以5个师的兵力首先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沿洛水的南北封锁线；而后采取南进北堵，逐渐向北压缩的方针，妄图消灭红军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红一方面军领导根据敌人的部署，准备打一个漂亮仗，为党中央和红军立足西北打下基础。方面军领导要求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对直罗镇地区的地形、道路、民情、敌情等进行周密详细的调查，抓紧军事上、物质上、组织上的准备，通报敌情，发动群众，并专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作战部署。毛泽东在干部会上深入浅出他讲解了直罗镇战役的具体打法。他说：

林冲在柴进家打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避其锋芒，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要害。我们现在的打法，也是如此。他强调这次战役一定要打歼灭战。毛泽东的讲解，为师团干部打好直罗镇战役增强了信心。

11月20日下午4时，敌一零九师沿葫芦河由西向东进至直罗镇。红军当夜迅速将其包围。战斗在21日拂晓打响，红一军团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展开猛烈攻击。战至下午2时，将敌人大部歼灭。此时，敌军援兵分两路逼近直罗镇，红军便采取围镇打援的战术，各个击破敌军。至24日，共歼灭敌军1个师又1个团，敌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战败自杀，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这一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