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将星闪耀——长征中的部分著名将领 第三章 几多沉浮的“军神”——刘伯承

敢怒也敢言,顶撞“洋顾问”的刘伯承被降职

“现在请刘总参谋长讲话。”主持会议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说。

这是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夕的一天下午,红五军团在一座庙宇的大殿里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对战略转移进行动员和部署。

戴着眼镜的刘伯承略微迟疑了一会,因为他现在的身份只是红五军团参谋长,而不是董振堂介绍的“总参谋长”。他想先对此作个说明,但转而一想,这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弄不好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不利于团结和稳定;现在最需要的是让干部们认清形势,振作精神,做好长途行军作战的准备。

“同志们,”带着四川口音的刘伯承开始了动员讲话:“这次反‘围剿’失利了。认为我们没失利,那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但是,如果说我们红军完全失败了,那也是不对的,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接着举例说明,我们红军广大指战员是英勇善战的,失利是因为战略战术有问题,这次进行转移,到外线去作战,就是要改变死守硬拚,“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打法。他特别强调,军委把转移中殿后的任务交给了五军团,大家肩负的担子很重,一定要在精神上、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

对于刘总参谋长被贬到五军团当参谋长,参加会议的干部们已有所闻,不少熟知内情的人为此愤愤不平,在他们的心目中,刘伯承是智勇双全的“军神”,是非常出色的总参谋长。

说到“军神”,有一段流传颇广的传奇故事。那是1916年春护国战争中,刘伯承率部攻打丰都城,不幸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太阳穴”一侧射入,穿透右眼而出。他的部下救起了倒在血泊之中的刘伯承,辗转送到一家德国人开办的私人诊所医治。由于当时医疗设备比较简陋,德国医生一刀一刀修割伤口上的赘肉,每一刀都使人疼痛难忍。但刘伯承泰然处之,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手术中紧咬牙关,一声不吭。手术后,德国医生见患者坐椅上湿漉漉汗水一片,随口问道:“疼得厉害吧?”刘伯承笑答:“一共才割了70多刀,小意思!”

德国医生惊讶患者在如此疼痛难忍的情况下,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毅力,敬佩不已,再三询问患者是何许人也。

当得知刘伯承是川中一名将时,跷起大拇指连连称道:“军神!你真是个军神!”至于被贬,更折射出“军神”刚正不阿的性格。那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对“洋顾问”李德瞎指挥不满,几次提意见都没用,便对李德那一套不参也不谋,致力于总结推广前几次反“围剿”的游击战术经验。李德大为恼火,训斥他:“白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几年,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刘伯承对这位也曾在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喝过墨水的“洋顾问”的训斥不以为然,但有一次终于怒不可遏地给予反击。事情的起因是:李德在一次到总参谋部来的路上,以挡路为由,行发泄无名之火为实,一脚把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的饭锅踢翻了。刘伯承见了,禁不住用俄语大声痛斥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亏你还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是帝国主义行为!”李德自知理亏,无言以对,但跑到中央局书记博古那里告了一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再当总参谋长会妨碍他的工作。唯“洋顾问”为是的博古马上找刘伯承谈话,撤销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降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

作长征动员讲话,是刘伯承到红五军团上任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丝毫不因个人被贬而消极不满,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更赢得了大家的敬重。

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既为刘伯承受贬而不满,又为能与这样一位智勇双全的帅才共事而高兴,增强了完成殿后这一艰巨任务的信心。

有勇更有谋,东山再起的刘伯承屡建奇功

1934年12月18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放弃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重新起用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东山再起的刘伯承,以非凡的智慧和胆略,为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屡建奇功。这里略选几个镜头:

镜头之一:架浮桥,乌江天险顺利过。

黎平会议后,红军主力直插乌江南岸,准备北渡乌江,进军遵义。

滔滔乌江水深流急,江岸陡峭。南岸的村庄已被国民党军队烧毁,江边的船只也被一劫而尽,敌人的追剿部队日益迫近。刘伯承于危难之际,从毛泽东那里接受了控制渡口、架设浮桥的艰巨任务。

刘伯承带领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等,来到江边进行实地侦察。渡口北岸敌人已重兵防备,而渡口上游几百米处地势险要的小道,敌人却疏于防范。

“佯攻渡口,主攻小道,一旦得手,抓紧架桥”,一个周密的计划在刘伯承脑海中迅速形成,又变成一道道命令部署到部队。

“怎么样?架桥的办法想出来没有?”刘伯承感到渡江的关键在于浮桥要架得又快又好,便深入工兵连,询问正在开“诸葛亮会”的干部战士。大家献计献策,有的说,没有木料可以用竹来代替;也有的说,没有铁锚可以用竹筐装填重石代替;还有的说,要利用两岸的大树作支撑,并在江中以多层重叠的竹筏充当桥墩,然后把竹排一个接一个地拴在一起……

刘伯承听了连声说:“好哇!好哇!‘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我们这里人人都是诸葛亮!”为了抢时间,前卫部队强渡和工兵连架桥几乎同时展开。当前卫部队牢牢控制北岸渡口时,一座宽约5米的竹排浮桥也已经从江中向北岸延伸……

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走上浮桥时,用脚使劲跺了几下,高兴地赞叹道:“了不起,真是了不起!没有材料,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桥,又快又好,应当嘉奖啊!”

渡过乌江天险的红军主力一路西进,攻占了遵义城。在那里,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伯承以总参谋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发了言。会议期间,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的刘伯承,精心布置设防,为会议的顺利进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镜头之二:占渡口,金沙江畔“龙下凡”。

位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江水从深山峡谷中咆哮汹涌而出,既不能徒涉,又难以架桥,只有靠船摆渡。数万红军要北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的追剿,谈何容易。抢占渡口,搜集船只,成了红军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军委纵队以刘参谋长率干部团1个营及总部工兵营1部,于4日上午到皎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1935年5月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命令。刘伯承受命后即赴干部团,经与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研究,挑选第三营执行抢占皎平渡的任务。

一支穿着国民党军队服装的小分队,大摇大摆地沿江边疾速行进。沿途,时常有民团巡察人员点头哈腰地打招呼,领头的小分队长官对此不屑一顾,据说上司交给他们的任务很急。当来到皎平渡附近时,驻这里的国民党区公所的一个胖乎乎的区长殷勤地前来迎接。领头的长官仔细打量着这个胖区长,冷冷地问道:“上峰烧船封江的命令接到没有?”胖区长急忙从抽屉里取出一纸公文,说:“接到了,我们正在执行。”“这么说,你们船还没有烧?难道不怕红军来偷袭吗!”那位长官严厉地斥责道。胖区长的脑门上顿时沁出点点汗珠,哆哆嗦嗦地解释道:“刚,刚接到,公文,长官……”“交给我们办吧,还不快带我们去搜船!”那位长官不耐烦地打断了胖区长的话。

熟悉当地情况的胖区长领着这支小分队,来到江边。江岸上停泊着两条船,船上的团丁远远望见区长和几个大兵,以为他们要过江办事,急忙解开缆绳。只见两个大兵扑上前来,用枪顶着团丁的腰部:“不许动,我们是红军!”那位长官也迅即拔出手枪对胖区长说:“放老实点!”胖区长吓得张大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

原来,这支小分队正是红军干部团三营的先遣分队,领头的“长官”不是别人,正是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刘伯承一同带领这支小分队的宋任穷政委,随即命令前卫连乘船渡江,把对岸30多个团丁收拾了,控制了渡口。

经过缜密勘察,刘伯承确认这里无法架桥,唯有找到更多的船只。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又找到了4只船。

一份急报发至朱总司令处:“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朱总司令大喜过望,因为原定分别在龙街和洪门渡过江的红一、三军团均受挫,唯有皎平渡可乘船摆渡。于是,朱德下令红三军团6日拂晓前赶至皎平渡过江,红一、五军团七、八两日赶来渡河。

获悉全军将从皎平渡过江的刘伯承,早已拟好了《渡河守则》,组织了渡江委负会,以便有条不紊地实施渡江行动。为确保渡江行动万无一失,又命令第三营连夜出发,翻过山头抢占有利地形,压制可能进犯的敌人。

果然不出所料。敌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塘闻江防有失,带了两个营来企图袭占渡口。宋任穷率领的三营已严阵以待,等敌人靠近时突然吹响冲锋号。刘元塘损兵折将,逃了回去。

红军指战员兴高采烈,议论纷纷:“要是让敌人翻过山,居高临下打我们,那我们损失就大啰!”

“刘总参谋长真是用兵如神啊!”毛泽东对刘伯承组织指挥有方,使红军巧渡金沙江赞不绝口。过江时,他乐呵呵地对周恩来副主席说:“怎么样?恩来同志。原来有些同志担心我们过不了金沙江这一关,被人家挤上绝路,我当时就讲,没关系,四川人称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能挡得住龙呢?这不,他把我们带过江了嘛!”“主席说得没错。我们胜利了。”周副主席说着,爽朗地笑了。

在场的刘伯承也笑了,似乎还有点不好意思。

镜头之三:晓大义,一封书信退万敌。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不久,在会理城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讨论了下一步行动计划,任命刘伯承为先遣司令,作全军的开路先锋。

刘伯承既熟悉下一步长征沿途的地理风俗民情,又在前来堵截的川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担任先遣司令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5月16日,红军进抵四川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曾参加过沪州、安顺起义,是刘伯承在川军时的老部下。刘伯承书信一封,派人送进德昌,先叙旧谊,再晓大义,奉劝许剑霜勿与红军为敌,让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派亲信副官将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建议给红军让路。刘元璋耍了个滑头,不置可否,许剑霜视作默许,于当日黄昏指示所部装着抵挡一阵,即撤出德昌。

这时,刘元璋为保自身,调驻冕宁的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率部前来西昌增援。邓秀廷手下正规军不多,仅两个团,但在彝民中有较大影响,能调动附近彝民武装近万人。当他率部赶到西昌以南黄水塘时,收到了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信中提出,红军不以彝民为敌,但路是一定要过的。在川军中混事多年的邓秀廷,感到此事十分棘手:不打,刘元璋那里不好交差;打吧,对手刘伯承绝不是等闲之辈,连刘湘、杨森都怕他三分,何况自己这点实力和能耐。思量再三,学起了许剑霜的办法。他把彝族军官召集起来,声称:

“今天红军要从这儿过,这事非同寻常,大家当心些,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然后对部队重新作了布防,让开大道,驻防两边山上。

刘伯承对邓秀廷的这一行动早有所料,命令红军前锋照直前进,即使有骚扰也不还击。当大队人马通过时,有个彝兵因为紧张,走火开了一枪,其他人也跟着打了几枪,邓秀廷见状急忙制止,生怕红军还击。但有令在先的红军却以高喊“汉彝一家”、“汉彝是兄弟”还“还击”。枪声很快平息了,红军顺利通过黄水塘高地,向沪沽进发。

有情亦有义,小叶丹至死不忘“刘大哥”

1935年5月20日,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司令刘伯承率部进占冕宁城。司令部设在一座天主教堂内,几位法国修女惊恐地望着他们,一边口里喃喃他说着什么,一边不停地用手在胸前划着十字。“不要惊慌。”先遣队政委聂荣臻话一出口,这几位修女顿时由惊恐转为惊喜,继而就像“他乡遇故知”似地交谈起来。原来,曾经留学法国的聂荣臻说的是法语。

“下一步就要通过彝族聚居区了。”司令部里,刘伯承召集有关干部布置行军任务。说话一向言简意赅的刘伯承,这时却话题一转,问大家:“你们谁看过《三国演义》?”“没看过,但听说过。”几位干部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好,”刘伯承接过话茬说道:“你们一定听说过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吧。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要走的路上,现在还保存着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呢!”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刘伯承不失时机地引导大家深入思考:“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会给我们行军赶往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带来一些麻烦。我们要向诸葛亮学习,努力感化他们,消除疑忌。我们有党的民族政策,不是更应该做得比诸葛亮高明吗?”最后,刘伯承叮嘱其部下:“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一支以标有“中国工农红军先遣队”字样红旗为先导的红军队伍,行进在彝族聚居的川西大凉山区。这里地势险要,在一些深不可测的山涧之间,仅靠一根独木桥来往。彝民们手持土枪、长矛和弓箭等武器,拦堵在各个要道口。尽管沿路早已贴了不少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里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等内容,但彝民们对初来乍到的红军队伍仍投以敌视的目光。

刘伯承司令紧随前卫连前进,密切注视着行军路上的情况。只见几个光着身子的小伙子狼狈不堪地跑来,一了解,原来是工兵连的战士,被彝族一部罗洪家的人抓了去,剥光衣服又放了回来。这时,又有人报告,给了彝民200块银元的“买路钱”,他们才让红军通过关卡;要是过每个关卡都这样,不仅不能于24日按时到达安顺场,而且携带的银元也将消耗大半,难以维持生计。刘伯承吩咐手下:“想办法找彝民的首领来谈。”在彝家海子边附近,来了一位披头散发光着脚、赤裸的身体围着一块麻布的男子,后面跟着一班手持梭镖长矛的年轻后生。未等刘伯承开口,那位男子自我介绍道:“我是沽鸡家的小叶丹。”当得知刘伯承是红军部队的司令员时,赶紧屈腿欲行叩头大礼,刘伯承疾步上前扶住,笑道:“兄弟之间不必行如此大礼。”听刘伯承如此一说,小叶丹感动万分,急忙表白道:“今天打你们的不是我们沽鸡家,是罗洪家。你们主张彝汉平等,名不虚传。我愿与司令员结义为弟兄。”结义仪式按照彝家的规矩,要喝鸡血酒,即当场杀鸡,把鸡血滴入酒内,结义双方跪地而饮,发出誓言。刘伯承虽然并不迷信这一套,但出于尊重彝民风俗,慨然应允。可是,一时却找不到酒。一位彝民用大碗往海子里舀了两碗清水,以水代酒。随即持刀割破鸡脖,殷红的鸡血滴入“酒”里。只见刘伯承、小叶丹等在场人的神情,随着鸡血在碗里蔓延、渗透,亦一个个庄重起来,但有几个红军小战士却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刘伯承循声一瞥,那几个小战士一吐舌头,严肃了起来。

蓝天下,海子边,刘伯承与小叶丹并排跪在地上。夕阳的光芒照耀着他俩。风停了,空气也仿佛凝固了。“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这里结义为兄弟,如有反悔,天诛地灭!”刘伯承双手高高托举大碗,掷地有声他说完,将“血酒”一饮而尽。

“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小叶丹音如洪钟,说罢,亦双手捧着大碗一饮而尽。

结义仪式完毕后,刘伯承在不远处的大桥镇先遣队司令部里设宴招待小叶丹一行。嗜酒善饮的彝民高兴极了,几乎把大桥镇能买到的酒全喝光了。

“这是送给你们的。”饭后,刘伯承递给小叶丹一面红旗,上面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并当场书写了委任状,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小叶丹双手接过这面旗帜和委任状,喜上眉梢,不住地表示谢意,当晚留宿在先遣队司令部。刘伯承又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希望彝民团结起来,捏紧拳头对付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

第二天,迎着初升的旭日,红军继续向安顺场方向进发。小叶丹走在前卫连的前头,沽鸡家的彝民们夹道欢送红军。在红军队伍里,又多了20名彝家小伙子,这是小叶丹精心挑选出来的,让他们在红军中学习军事,学有所成再回来,用以对付欺压彝民的四川军阀刘文辉。为了感谢小叶丹的一片盛情,并帮助他们武装起来,刘伯承让警卫员准备了10支擦得锃亮的步枪,送给小叶丹。小叶丹将自己心爱的一匹大黑骡子赠与刘伯承。临别时,互相情意绵绵,真像兄弟一样。当大批红军后续部队来到时,小叶丹忠实地兑现了向“刘大哥”的保证,护送红军安全通过彝区。

毛泽东曾经不无幽默地问刘伯承:“你与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那当然。彝民很讲义气的,我不跪他们就会觉得不是诚心诚意的。”毛泽东又问:“那下跪时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个细节刘伯承并未注意,一时竟回答不上来。毛泽东端起一大碗米酒,高兴地对刘伯承说:“来,我敬你一杯。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一下子就让小叶丹甘愿做你的结拜弟兄,看来你更胜诸葛一筹啊!”刘伯承听了谦虚他说道:“我不敢当,不敢当。主要是党的民族政策好。”

5年后,小叶丹被彝族败类邓秀廷以“通共”之罪杀害。临死前,小叶丹泪流满面,对自己的妻子和弟弟说:“只有共产党、红军把我们彝人当人看。‘刘大哥’率领的红军有信有义,一定会回来的。你们替我好好保存那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员。”

刘伯承在长征中与小叶丹“彝海结盟”,留下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动人故事。

有喜也有忧,与张国焘唱反调的刘伯承再次被免职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战友相逢的喜悦气氛尚未散尽,张国焘搞分裂的危险日益加剧。身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对此深感忧虑。

在两军会师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政治局委员主张红军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张国焘以种种理由反对,提出红军应向川康边界进军。列席会议的刘伯承在发言中指出,向川康发展不妥,从政治上看,没有考虑到红军应担负的抗日救国之责任;从军事上看,南下是要碰钉子的。一向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的张国焘,虽然表面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同意了北上方针,但心底里十分恼火,尤其是对还不是中央委员的刘伯承的批评非常恼恨。

后来,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张国焘、朱德和刘伯承率左路军,毛泽东、周恩来率右路军。处于张国焘领导之下的刘伯承,并不屈服于张的淫威,坚持原则。在张国焘另立“中央”,假惺惺地给刘伯承安个“头衔”时,刘伯承拒绝承认,临大节而不辱,张国焘更是怀恨在心。不久,便免去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调任他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在我军诞生的南昌起义中,刘伯承即任参谋长,因起义失败而自然失去该职务;长征前夕和长征期间,仅一年余又两度被罢免总参谋长职务,真是几度沉浮,谁解其味?刘伯承后来曾这样描述道:“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担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的刘伯承,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

“中央红军北上发展,我们四方面军南下受损,从8万多人减到4万多人,再这样下去,部队非拖垮不可!”在刘伯承的耐心引导下,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下,许多干部进一步擦亮了眼睛,要求北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迫于内外压力,张国焘不得不改变向川康区域发展的打算,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

有难更有福,大难不死的刘伯承重新崛起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朱总司令继续留在红四方面军,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任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是贺龙,和刘伯承同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多年不见,在历经千难万险的长征中相逢,格外亲切。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他的夫人陈琮英,则热心为刘伯承牵线搭桥,介绍从鄂豫皖一路长征过来的19岁的红军女干部汪荣华,与刘伯承喜结姻缘。从此,他俩成了矢志不渝的亲密战友和终生伴侣。

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刘伯承率领红军大学的同志们从甘肃成县向环县曲子镇转移。汪荣华陪伴左右,在翻越一座大山途中,不时给刘伯承擦去额头的汗水。突然,天空传来一阵轰鸣。“是敌机空袭!”刘伯承立即指示大家隐蔽,不料一颗炸弹呼啸而下,“轰”的一声巨响,刘伯承应声倒下。

他身边的汪荣华和警卫员也被一股气浪掀倒在地。硝烟尚未散尽,汪荣华猛地起身去救刘伯承,只见他吃力地撑着身子,刚坐起又倒了下去,原来是臀部受了重伤,流了不少血。警卫人员围了上来,一时既无马匹又找不到担架,只好简单包扎一下,搀扶着他慢慢行走。有个年轻的警卫员伤心地哭了,刘伯承安慰大家说:“没得要紧,闹革命,负伤是常事,哪有不流血的革命?红军就是从血泊里爬出来的。”确实,在刘伯承多年军事生涯中,曾多次身负重伤,“遍体弹痕余只眼”,但每次他都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一次比起前几次的重伤,算是“小巫见大巫”,当然也不例外。

长征结束后,刘伯承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总参谋长,还兼任红军大学副校长职务。重新崛起的刘伯承,后来在烽火四起的抗日前线,在逐鹿中原和战略决战的解放战争中,又屡建功勋,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