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峰山之争，聂荣臻关键时刻把了林彪的关

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城的一条乡间小路上，并肩走着两个神采飞扬的军人，其中矮个子生就一副浓眉，那浓眉下的一双小眼炯炯有神，他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年仅27岁；高个子眼睛大大的，脸上始终带着一点微笑，他是林彪的“搭档”——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比林彪年长8岁。

他们是去拜访老领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几天前，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找他俩单独谈话，通知他们中央已决定红军要战略转移，应抓紧做好准备，但没有说明转移的方向。聂荣臻便提议抽空去看望毛泽东，也许能从他那里知道转移的方向和实施计划，林彪听了觉得正合其意。

时值1934年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即将从这里出发。

“噢，真是稀客，不，是贵客临门呐！”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迎客。他显得格外高兴。一段时间以来，被博古、李德他们剥夺了红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因为清闲而感到有点寂寞。见到两个老部下来访，故意问道：“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林彪与聂荣臻对视了一下，几乎同时脱口而出：“听说有新的任务。”“什么任务？”毛泽东接着问。聂荣臻答道：“要转移。”“你们知道了就好。”毛泽东话到这里打住了，让欲听下文的林、聂有些失望。但他们知道党的纪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便不再细问。

辞别毛泽东后的第二天，聂荣臻与林彪奉命带领部队到兴国以北的高兴圩阻击敌人，然后赶到预定的集结地域。

红一军团长征出发时，正是夕阳西斜时刻。策马走在行进队伍中的聂荣臻，不时回头眺望，那蜿蜒远去的于都河，那血色晚霞笼罩的村庄，那高高耸立的古塔，还有那挂着泪花前来送别的苏区乡亲，都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记忆之中。一想到红军走后，苏区将会遭受的劫难，他的心就像被锥子刺了似的痛。

在突破敌军两道封锁线之后、红一军团领受了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粤军占领乐昌后向我发动袭击或堵截，以掩护军委纵队在九峰山与五指山之间通过的任务。如何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聂荣臻与林彪意见不一，发生了长征开始后的第一次争执。

“与其费劲地去抢占山头，不如趁敌人尚未占领乐昌就冲过去。”林彪向来仗怎么好打就怎么打，吃力不讨好的仗他是不愿打的。

“这里离乐昌还有一段路，要是敌人先于我们到达，而我们又没有有效控制九峰山这个制高点，岂不要铸成大错！”作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对于林彪主张不按军委命令行事，只顾本部队方便，而不顾中央和其他部队安全的侥幸心理，提出了反对意见。

“你怎么知道敌人会比我们先占领乐昌？执行军委命令也不能太死板嘛！”在军事指挥上一向自信的林彪，还是坚持照他的想法打。

聂荣臻提醒道：“我们是靠两只脚走，敌人是乘车赶路。即使我们冲过了乐昌，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了怎么办？”“我看先派支侦察分队到乐昌摸清情况，怎么样？”见两位主要领导争执不下，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为缓和气氛，提出了这个建议。

林彪表示同意。聂荣臻坚持原则，毫不退让：“侦察可以，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指示控制住九峰山。”部队在行进中接到侦察分队报告：在乐昌大道上已经出现敌人的身影，正向北开来。“幸亏没有心存侥幸，”聂荣臻心想。

林彪似信非信，这回他要亲自调查一番。在一个叫麻坑圩的地方，他利用敌人的电话线，扮成敌人的口吻，与乐昌附近的一个民团团长通上了电话。

“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粤军3个团前天到乐昌了，有1个团今天向九峰山开进了。”敌民团团长不知和他通话的就是林彪，透露了这一至关重要的消息。

这下林彪着急了。放下电话，他立即命令红二师四团星夜兼程直奔九峰山，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这一制高点。接着，又派出得力部队攻击九峰山侧翼的茶岭，以保证掩护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的顺利通过。在一旁的聂荣臻，欣慰地笑了。

遵义城余波，聂荣臻拒绝在林彪的信件上签字

一副用两根竹竿结上绳网做成的担架，载着聂荣臻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过九峰山时，聂荣臻的脚被刺破了，因为军情紧迫，当时也就没在意，没想到感染化脓了。血战湘江后，这脚别说走路，连骑马也困难。于是，在广西一个壮族老乡家里，由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为他开了刀。

坐担架给了聂荣臻与军委纵队一同行进的机会，也使他能冷静地思考红军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

“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啊！”聂荣臻对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说。

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未愈，此时也躺在担架上。

他同样思索着这个问题，说：“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聂荣臻表示“完全赞成”。

遵义会议上，聂荣臻仗义执言，批评“洋顾问”李德瞎指挥，对部队一个军事哨、一门迫击炮应放在什么位置都横加干涉，完全束缚了一线指挥员的手脚。会前和会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凯丰多次私下找聂荣臻谈话，要他支持博古，结果碰了钉子。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赤水河来回穿插，避实击虚，使敌军防不胜防。足疾基本痊愈回到一军团的聂荣臻，与林彪一起指挥部队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

一次，红一军团追歼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天色已黑。打了一整天仗饭都没有吃的红军指战员，精疲力竭。聂荣臻动员大家：“我们没有吃饭，敌人也没有吃饭。我们疲劳，难道敌人不是比我们更疲劳吗？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于是，部队一鼓作气追到乌江边。

前锋部队追到一村庄时，见敌军正在开伙，有个锅里正煮着老母鸡，拿起就吃，敌伙夫不知是红军，还斥责道：“谁那么大胆，这是给师长做的！不准吃！”这次追歼战，消灭敌军5000余人，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毛泽东后来自称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这“得意之笔”确实使敌人晕头转向，由主动追剿变为被动挨打，但也使红军内部包括一些领导人感到困惑不解，林彪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这样走来走去，会把部队搞垮的。”林彪埋怨道。尽管打了一些胜仗，但他觉得这样太累，就像一张弓，应该走“弓弦”这条捷径，现在走的尽是“弓背”路。聂荣臻解释道：“我们这是声东击西，调动敌人，有利于隐蔽企图，变被动为主动。”但林彪听不进去，执意写信给中革军委，提出换领导人来指挥。

信写好了。林彪也许觉得自己一个人的意见势单力薄，就将信递给聂荣臻，请他也在上面签上名字。

“这个字我是不签的，”聂荣臻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坚决他说，“我不仅不签，而且还反对你上送这封信。”他质问林彪，你跟毛主席最久，还不相信他，要他下台？再说遵义会议刚结束，改组领导的决议刚作出，你是参加了的，怎么又反对了呢？最后，聂荣臻见林彪仍固执己见，便说：“我今天没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结果，林彪单独签上自己名字将此信送出去了，为此在会理城郊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严厉批评。

两河口暗流，聂荣臻与林彪“抬杠”

在抢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的著名战斗中，留下了聂荣臻指挥若定的身影。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的政委，聂荣臻与司令员刘伯承一道，在长征中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从沪定向北，部队进入了二郎山原始森林。粗壮的葛藤在林中纠缠不清，被雷击倒的枯树干横七竖八地挡在道上，茂密的树叶把天空盖得严严实实，即使晴天也是暗无天日，偏偏老天又下起了小雨。聂荣臻率领先遣队的红军指战员，劈藤砍树，艰难行进。

更大的困难等待着他们。在向天全、芦山、宝兴的征途上，河涧密布，峡谷林立，悬空的索道成了通行的必经之路。一直跟随聂荣臻长征的那匹骡子，过桥时骡蹄陷进索环里，怎么弄也出不来。为了不耽误后续部队过桥，只好忍痛将它推下桥去。而聂荣臻开过刀的脚伤又感染化脓了。

1935年6月，翻越了夹金山的聂荣臻率领部队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热情地招待他们，并送给聂荣臻一匹骡子。聂荣臻在回忆两军会师的情景时说：“那个高兴劲，简直无法形容。”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北上发展的方针。

张国焘自恃拥有8万之众，在会上出言不逊，态度傲慢，主张到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被会议否决后，仍处心积虑地进行分裂活动。

第二天，聂荣臻接到张国焘请吃饭的邀请，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彭德怀。

聂荣臻在南昌起义时就认识张国焘，因其犹豫动摇而对其印象不好；在这次两河口会议上，列席会议的聂荣臻又亲眼看见其骄横的样子，更对其增加了不好的印象。所以，接到邀请后有些疑虑，但还是去了。

“你们俩一个在一军团，一个在三军团，都是中央红军的主力啊，干劲很大啊。”张国焘席上先称赞了他们一番，接着又说，“你们很疲劳吧，减员很大，是吗？”然后摆出一副慷慨大方的样子，伸出两个指头说道：“我给你们拨两个团补充部队。”席间，张国焘似乎非常热情，但又东拉西扯，一个人滔滔不绝。聂荣臻与彭德怀几乎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

从张国焘住处出来，聂荣臻禁不住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俩吃饭？”彭德怀对此笑而不答，反问道：“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这我当然要的。”聂荣臻也笑了，彼此心照不宣地分手了。

不久，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左、右路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和新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指挥；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随右路军行动的红一军团改称第一军，军长、政委仍由林彪、聂荣臻分别担任。

一天，林彪、聂荣臻到右路军指挥部开会。会后，大家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得较早，晚饭后天还没有黑。“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陈昌浩说。聂荣臻感到有些意外。

“你觉得遵义会议怎么样？还有，对会理会议有什么看法？”陈昌浩问道。

“我都拥护、赞成的。”聂荣臻直率他说，心中却不免嘀咕：“他问这些干啥？”联想到前些时候有人提议要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以及上次张国焘请吃饭的事情，他开始警惕起来：“莫非他们都想拉拢我反对毛泽东？”陈昌浩觉察到要转变聂荣臻的态度不大容易，高谈阔论了一阵，从黄昏一直谈到晚上10点左右。聂荣臻早已不太耐烦，便说：“时候不早了，昌浩同志，明天还要行军，我回去了。”谈兴未尽的陈昌浩先是一愣，接着摊开双手无奈他说：“好吧，你走吧。”两名警卫员一个在前面牵着骡子，一个殿后，聂荣臻走在中间，思忖着刚才非同寻常的谈话，越思忖越觉得不大对劲。平时从没有子弹上膛习惯的他，这时却将手枪子弹顶上了膛。他觉得骑骡子目标太大，怕被打冷枪，便宁可走路，直至半夜才回到军部。

后来，聂荣臻得知张国焘有个方案，拟把他调到红三十一军去当政委，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提醒林彪，要防止第一军被张国焘吃掉。林彪却不以为然，反而责怪聂荣臻有“宗派主义”倾向。

聂荣臻听了真有点生气了，大声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这里面有路线问题。”“路线问题？那好，你说他路线不对吗？”林彪也扯起嗓门道：“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他的路线更正确？”聂荣臻毫不示弱予以反驳。

“你这是抬杠！”林彪怒气冲冲，拍起了桌子，一个盘子被打翻跌碎在地上。

聂荣臻此时猛然醒悟，为什么陈昌浩单独留下他而不留下林彪？显然，再争吵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双方偃旗息鼓。

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最终未能得逞。在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中，聂荣臻心明眼亮，旗帜鲜明，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渡黄河东征，聂荣臻替林彪承担责任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恢复了红一军团建制，林彪、聂荣臻分任军团长和政治委员。不久，这支队伍奉命东征，着重打击黄河对岸暗中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阎锡山军阀。

1936年2月19日，毛泽东致电东征部队：“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因为当时指挥员所用的都是缴获来的破旧表，快慢不一，有时集合上级批评下级迟到，下级亮出手表振振有词他说：“你看，照我的表还是提前的呢！”为此，后来定了一项制度，每天定时向上级司令部机关对表。部队开始流行一句俏皮话，称“谁‘官’大谁的表准”。这次渡河作战非同一般，毛泽东专门交代以聂荣臻之表为准，一时间聂荣臻那里电话不断，有的打不进来干脆骑着马赶来对表。俏皮话一时改成了“聂政委的表最准”。

第二天晚上，聂荣臻与林彪一起，按时发出了渡河的命令。开始想趁夜色偷渡，但船到河心时敌人枪响了，偷渡改为强渡。早有准备的一军团很快撕开对岸河防的缺口，并乘胜向纵深发展。

这次渡河东征历时75天，共歼灭阎锡山部17000人，扩充红军约7000人。毛泽东在总结东征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肯定了东征的成绩和意义，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批评红一军团有本位主义倾向。

事情是这样的：东征期间，在北线作战的红十五军团伤亡较大，加上那里是山区，筹款、扩兵困难。毛泽东电示红一军团拨点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接到此电报，气呼呼地把电报纸一甩，骂了句：“有鸟的几个兵！”聂荣臻捡起电报一看，明白了几分。他知道红一军团目前连队也不充实，再拨兵出去下面工作也不好做，便和林彪一起回电毛泽东，请求免拨。

听了毛泽东的批评，聂荣臻感到自己是政治委员，这个“舵”没有掌好，便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认真的检讨。

5月，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军团长一职由左权代理。至此，林彪、聂荣臻共同领导红一军团的历史结束了。在欢送林彪的大会上，聂荣臻回顾了林彪在红一军团工作上的建树和功绩，至于他俩的分歧、争论，在这样的场合自然没有提及。没想到分手前，林彪重提此事，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要分手了。过去我们之所以发生分歧，你是从组织上来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你这个说法不对。”

聂荣臻针锋相对他说：“你把政治上和组织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不对头。”他还想说下去，但转而一想不妥，便又以婉转的口气说：“还是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扯吧。今天我们主要是欢送你。”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林彪、聂荣臻共同领导红一军团在长征中创造的历史功绩有目共睹，至于他俩的分歧、争论只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对此历史自有也已经作出了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