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边府战役是日内瓦会议的推进剂。日内瓦会议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三大国会议”发展而来的。

1951年10月，77岁的老政治家丘吉尔重新当选英国首相，提出了西方“三大国会议”的设想，以协调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立场。后来这西方三国发现，几乎所有的世界重要问题还得和苏联谈判，“四大国会议”的提议也就时隐时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针锋相对地反复提出，举行四大国会议还不够，应该加上新中国。对此，正在朝鲜和中国志愿军激战的美国坚决反对。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丘吉尔发表讲话，主张于5月或6月举行“四大国”最高级会谈，会见苏联新领导人。1953年6月23日，刚刚举行了欢迎意大利总理的宴会，并在宴会上发表了一段讲话的丘吉尔，一来到客厅中坐下就轻度中风，左半边身体不听使唤，原先的提议只好暂且按下不表。当年秋天，丘吉尔的身体基本恢复，再次建议举行美、法、英三国首脑会议。

开始，法国对三大国、四大国乃至五大国会议都不怎么感兴趣，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国总理没有在第二次世界战争期间参加大国会议的经历，对大国首脑会议有陌生感。法国的冷淡致使丘吉尔的建议几乎搁浅。

没想到苏联却积极了。1953年11月下旬，苏联提议于1954年1月在柏林举行四大国外长会议，讨论欧洲问题。同时，苏联还建议举行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也就在这时，胡志明答瑞典记者问发表在瑞典《新闻快报》上。东方在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铺了一块台阶，下一步就要看西方愿不愿走上去。

原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以后，苏中两国就和平解决亚洲两大战场的问题达成一致。苏联新领导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积极主张通过停止进攻与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停止战争，与西方进行经济竞赛。

即将开幕的日内瓦会议，中苏朝越组成东方阵营。图为周恩来（左三）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左二）、朝鲜外相南日（左一），以及越南代外长范文同合影

著名法国实业家贝尔纳·德普拉斯于1953年6月访问了北京。中方向他提出，中国愿意和法国改善关系，愿意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前提是尊重印度支那半岛人民要求国家独立的愿望。中国特别指出，停止战争，比在目前情况下讨论实现中法关系正常化还要急迫和重要。

法国政府也在寻找通过谈判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机会，所以，到1953年11月底，法国对四大国乃至五大国会议的态度出现了180度转弯，响应莫洛托夫的建议，表示愿意参加拟议中的柏林会议。法国还向美、英通报了自己的打算，并且希望先召开一个西方三国首脑会议，协调立场。

美、英两国首脑这时完全明白，法国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英国也有此意，美国不得不作出让步，“四大国会议”于1954年1月25日在柏林举行，这是当年的四大同盟国外长在战后第一次坐到同一个会议桌旁。法国为会议进行了紧张准备，其中包括纳瓦尔在1月20日集中15个营在越南南方发起的扫荡，即“亚特兰大行动”，无非是希望为会议提供些筹码。

会议首先在讨论德国问题时陷入了困境。东西方立场相距甚远，结果与会者索性谈起了亚洲问题。这正是法国巴望不得的。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言，主张在讨论远东问题的大国会议必须邀请中国参加，法国外长皮杜尔表示没有意见，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却明确表示反对。

会议出现僵局。28日，皮杜尔再也忍不住了，发言说：“法国政府希望尽一切可能在一切地方恢复和平，因此法国毫不犹豫地宣布，从现在起，法国政府每时每刻都准备抓住每一个机会和联邦共和国（即印度支那三国）一道，通过协商，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因此，任何一个可能带来进展、最后带来和平的会谈都是值得欢迎的。”他在会下还说，法国愿意和任何愿意解决亚洲争端的国家谈判。

1954年2月6日，杜勒斯发表模棱两可的声明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都不会同意举行五大国会议，特别是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谈来决定世界命运。但是杜勒斯话题一转又说，他准备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同意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必须邀请中国和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因此，只要中国表示愿意解决亚洲问题，会议发起国就会确定会议的地点和日期。

美国的立场出现了松动。

皮杜尔再次向苏联外长表示，法国愿意同中国接触，促进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希望把印度支那问题列入日内瓦会议的议程。

苏联向法国转达中国的意见：中国愿意为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而努力，但中国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印度支那战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持续了很久。

在2月11日的会议上，法国外长建议，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于4月15日在日内瓦举行，然后在朝鲜问题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举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

柏林会议终于取得一致的意见，1954年2月18日，美、英、法和苏联发表会议公报，宣布将于4月2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日内瓦会议“还要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届时将邀请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在取得谅解之后，无论是邀请参加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得被认为含有在任何未予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

四国公报发表以后，苏联力主中国不但应该参加日内瓦会议，还应在会议上发挥积极作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意苏方意见。他们认为，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好处，这将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第一次出席举世瞩目的大国会议，非常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会谈谈好了，可以解决若干实际问题；即使没有谈成，也可在国际讲台上宣传中国的主张。

1954年3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越南党中央，希望越方组织越、寮（老挝）、高棉（柬埔寨）出席会议的代表团，着手拟订谈判方案。在这份电报中，中方提出了一个未雨绸缪的见识：“如果提出停火就要有一条界线。这条线画在什么纬度于越方有利，也能使对方能够接受，要慎重考虑。我们认为这条线能越往南画越好。北纬16度线似可作为方案之一来考虑。”这是一个及时的和重要的提醒，日后日内瓦会议进程证明，军事分界线最后发展成谈判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领导人中间，周恩来称得上富有经验的谈判能手。眼下印度支那烽烟滚滚，周恩来深知战场优势对即将开始的谈判意味着什么，他要解放军总参谋部转告韦国清、梅嘉生，在奠边府好好打几仗，配合日内瓦会谈。

1954年3月3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致电韦国清，转告周恩来的指示：

日内瓦会议将讨论越南问题。周总理指示：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日内瓦会议前，再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的胜仗。因此，请你们研究一下，在此期间，有无把握攻歼奠边府之敌？或按中央军委2月9日电示，彻底肃清南乌河与红河间之敌，解放该地区，打通我国与寮西北的联系；同时在中下寮或5联区发动有把握的联合攻势。请提供意见，以便我们研究后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建议。

人们的目光又要回到奠边府这个碧水长流、群山环抱的盆地了。在那里，越法双方酝酿已久的空前恶战就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