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9日，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1号”这枚人类史上第一颗进入行星轨道的卫星后5天，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行政办公楼迎来了一群来势汹汹、不同寻常的媒体。几天以来，他的领导班子一直试图轻描淡写地弱化苏联这项创举的重要性。但现在整个国家都十分惶恐不安，并且他需要对此做出回应了。

上午10点31分，艾森豪威尔进了房间，并且决定直奔主题，他问道：“你们有什么想问我的？”

第一个问题来自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问得比以往直白多了：“总统先生，苏联发射了一颗地球卫星。他们还宣称成功发射了一颗洲际弹道导弹，而这两项我们国家都没做到。因此我想问，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冷战期间，苏联的试射看起来咄咄逼人、不怀好意，透着一股子军事霸权的味道。曾供职于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并任总统特别助理的查尔斯·道格拉斯·杰克逊曾写道，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并且是对我们不利的……这将会是他们首次在科技上超越我们。虽然明面上打着和平科研的旗号，言外之意却透露着军事威胁。到目前为止，明显后者的意味更重”。

如果苏联能够将卫星送上轨道，这就意味着他们占领了最终的高地，并可能如人们恐惧的那样从太空将导弹如雨点般砸向美国的各座城市。《生活》杂志将“斯普特尼克1号”比作开向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枪 ，“像过去民兵组织曾做的那样敦促美国做出回应”。得州参议员林登·约翰逊为此烦闷不已：“很快，他们就会像小孩从高速路架桥朝车子扔石头一样向美国扔导弹了。”

艾森豪威尔对记者尖锐提问的回答，简要来讲，就是国家正在这方面努力。对苏联的真正回应会在几个月之后。在他1958年的国情咨文中，他谈到国防部内新机构的创建，该机构将会“单独控制一部分我们最先进的开发项目”。该机构还会主导“反导弹和卫星技术”，因为“该类技术下生产的部分重要新武器并没有进入现存的服务体系中”。

苏联发射的“斯普特尼克1号”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太空，“这带来了许多新的困难，就像半个世纪前人们面对飞机的出现一样。”他说。

这个新组织被称为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ARPA这个秘密组织自称诞生于“技术意外的创伤性经验”之中，并将成为五角大楼中一股特殊的精英力量，组员都是最好的、最聪明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因为它凌驾于传统部门如海、陆、空军之上，所以在旧有的国防体系中受尽歧视。

艾森豪威尔并不在意。为了跟上苏联，美国必须跨过“极其有害的部门间敌对”，他说。

五角大楼的一些高级官员甚至成了ARPA选出来的顶级人才的下属，该机构在1972年重命名为DARPA，多加的“D”（Defense）表示“国防”之义。成功的应征者不但需要聪明、高效，还要品德坚定、富有自信，并敢于和那些讨厌他们并将他们视为外人的陆军和空军上将叫板。

开拓边界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并且要造出未来的新技术，使得美国能够远超其他国家。

“在20世纪60年代，你真的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只要不违法，并且符合道德规范。”查尔斯·赫兹菲尔德对《洛杉矶时报》说道。他在1965年至1967年间执掌ARPA。

威尔弗雷德·麦克尼尔是五角大楼的审计官，帮助招聘顶级人才以运行该机构。他的备选人员中，有一人名叫劳伦斯·普雷斯顿·吉斯，是一位不苟言笑、兢兢业业的前海军上尉指挥官。他出生在得州，参加过“二战”。服役记录表明他曾经被指派到“纽恩泽号”驱逐舰（USS Neunzer）上，后来又转做行政工作。他还曾经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任职，从1949年开始，后来在1955年被提拔到副总干事的位置。

冷战如火如荼，吉斯发现自己参与到一个研发氢弹的机构之中。作为一名年轻的雇员，他参加了1950年的一场秘密会议，和机构里的一些高级官员商讨了开发原子弹一事，与会的有后来的主席戈登·迪恩。

吉斯对ARPA本身蕴藏的无限可能和它代表的尚处朝阳时期的太空时代大为动心。但他也感觉到了阻碍这个组织形成的日益增加的政治压力。因为要维持家庭开支，他做了一番未雨绸缪的打算，确保自己有个用来兜底的一官半职，以防这个实验性的机构做不成。

“可见这个机构在成立之前就已经极富争议了。”吉斯在1975年讲述ARPA历史时说道，“我和麦克尼尔商量了一下，我会过来处理这边的行政事务，但得保证这个机构如果有朝一日烟消云散，他要马上把我招进他的直属办公室，而且他确实为此准备了一个职位。但在当时，这也几乎是张空头支票。”

吉斯受到了该机构理事罗伊·约翰逊的敬重，后者为了ARPA放弃了在通用电气薪水丰厚的高管职位。他的目标是让美国赶超苏联，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太空上。

“约翰逊相信，为达目的，他获得了由国务卿赋予的所有权限。”吉斯在他的讲述中说道，“他真的相信自己能够在这个太空项目上说了算……约翰逊认为ARPA的任务就是发射卫星。这个太空项目成了他最感兴趣的东西。”

在ARPA待了三年后，原子能委员会想挖吉斯这块墙角，给了他高层管理者的职位。但他仍然选择在这个机构工作，并着力统筹了“船帆座计划”（VelaProject），通过高空卫星系统从太空侦测核爆。在给同僚的一条信息中，吉斯写道：“ARPA正紧急筹备一个项目，以使其具备侦测阿耳戈斯效应的能力。”这显然是关于阿耳戈斯行动（Operation Argus）——1958年南大西洋之上的高空试爆了三枚原子弹。

吉斯一直为原子能委员会工作到1968年，当时他想关闭一家工厂，但一些政客却想留着。最终政客们占了优势，吉斯自此退休，回到了得州南部的农场里。

他当时正值壮年，才五十三岁。但他却向往牧场生活。而且他还要照顾他的外孙，一个有着大耳朵、灿烂微笑的引人注目的小男孩。男孩的中间名和他一样：杰弗里·普雷斯顿·贝佐斯。

吉斯不仅是个高级国防官员，他对家庭也尽心尽力。贝佐斯的母亲杰姬怀孕后，还受到了他的照顾。贝佐斯出生时，她才十七岁，刚和贝佐斯的父亲特德·约根森结了婚。吉斯资助了他们一家，坐飞机送这对夫妻去墨西哥州结了婚，然后在他们家主持了典礼。

他还为女婿付了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学费，但后来约根森辍学了。吉斯尽力给他找一份警察局的工作，后来也没办成。

这段婚姻也失败了。这对年轻的夫妻很快离了婚，杰姬带着儿子搬回了阿布奎基，和她父母住在一起。

杰姬后来在新墨西哥州立银行找到了一份工作，遇到了一个勤勉努力的男人——米盖尔·贝佐斯，人们都叫他麦克，他刚从古巴逃来，为了躲避即将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他俩相爱了，然后在贝佐斯四岁时结了婚。麦克·贝佐斯将他视如己出。吉斯还让约根森保证不来打扰。

“我从未对他有任何好奇。”谈到生父时，贝佐斯告诉《时代》周刊，“我真正的父亲是这个养育我的人。”

贝佐斯对太空的热情始于1969年7月20日，他五岁的时候。当时，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成功登月了。虽然他还年幼，但他也知道，自己见证了历史。

“对我来说，这真的是个意义非凡的时刻，”他说，“我记得我是在起居室的电视机上看到的，我父母和我祖父母都十分激动。小孩能够认得那种激动，知道有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这激励了现在的我。”

一家人先是住在新墨西哥，然后是得州，后来又搬到了佛罗里达。但每年学期结束，放假的时候，贝佐斯都会被送到牧场去，在那里度过从四岁到十六岁的每个夏天。

农场坐落在圣安东尼奥市南边90英里的小城科图拉，是个与世隔绝的乡下地区，贝佐斯在那儿从他外祖父身上学到了自力更生的价值。“老爹”——贝佐斯这样叫他——十分有耐心，也很温柔，并教导了外孙如何过一个牧民的生活，教他修风车、铺水管。贝佐斯学会了给牲口打疫苗、做阉割，并给它们带上农场“Lazy G”的标签。当那台巨大的D-6履带推土机坏了的时候，他还会和跃跃欲试的外孙造一个吊钩把这个庞然大物拖出来。

贝佐斯在接受成就学院（Academy of Achievement）的访问时回忆道，这些工作都不是图利的。“这真是非同寻常、无与伦比的体验。牧民和其他我能想到的在乡村地区工作的人，学会了如何自力更生。不管他们是务农还是干别的什么，都是靠的自己。”

贝佐斯和外祖父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说：“即使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我已经十分尊敬我的外祖父了。他常花很多时间跟我谈科技和太空，还有所有我感兴趣的东西。”

他的外祖父还是大篷车俱乐部的成员，成员们经常开着车穿越美国和加拿大，有时也会带上他们求知欲旺盛的孙辈一块儿出行。

“我们把清风牌房车挂在外祖父的车上，然后就出发，同行的还有300多个开着房车的探险者。”贝佐斯在2001年普林斯顿的毕业演讲上说道，“我尊敬并热爱我的外祖父母，而且我真的很期待这些旅行。”

他回忆起其中一次旅行，当时他大概有十岁了，在车后部的长凳车座上跃跃欲试。外祖父在前面开着车，外祖母玛蒂则和外祖父并排坐在前头，并像以往每次旅行一样抽着烟，车里的味道让贝佐斯快要受不了了。

贝佐斯记得他最近读到的一份禁烟运动广告上写着吸烟如何有害，吸一口就会废掉两分钟的生命。即使只有十岁，贝佐斯已经非常喜欢在脑内进行数学运算，估算一箱油能走多远，或者在杂货店会花多少钱。他的外祖母在车座上吞云吐雾，而望不到头的公路也和他开阔的头脑相得益彰，他决心开始玩数学。

“我估算着每天香烟的数量，估算着每根香烟吞吐的次数，等等。”他向一位普林斯顿的毕业生说道：“当我觉得满意的时候，我就会得到一个合理的数字。然后我就把自己的小脑袋伸到前座，拍拍我外祖母的肩膀，骄傲地大声宣布：‘抽一口少活两分钟的话，你已经少活九年了！’”

他期待着外祖父母会被他的早熟吓到，并说：“杰夫，你真是太聪明了。你确实做了点滑头的估算，现在来算算一年有几分钟，然后再做点除法吧。”

但整个车厢内一片死寂，只听得到他外祖母抽泣的声音。

“当我的外祖母坐着哭的时候，刚刚还一直一言不发地开车的外祖父把车停在了高速路的路边。”贝佐斯说，“他下了车，然后绕过来开了我那侧的门，等着我下来。

“我惹麻烦了吗？我的外祖父是个智商极高但沉默寡言的男人。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重话，那么现在是不是要说了？或者他可能会让我回到车里向外祖母道歉。在我和外祖父母待在一起的时光里，我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也无法预估这会有什么后果。

“我们在房车边停了下来。我的外祖父看着我，沉默了片刻，然后温柔而冷静地说道：‘杰夫，有一天你会明白，善良永远比聪明困难。’”

贝佐斯会怀念农场的夏日时光，即使有时候高温常让他们不得不足不出户。他们会看肥皂剧，《我们的日子》是他们的最爱。他的外祖父母会提议玩些棋盘游戏，或者是读书。贝佐斯发现，县图书馆虽然还没有单间校舍大，却满是镇上居民捐来的科幻小说。

“图书馆可能有上百本科幻小说。全都是经典，”贝佐斯回忆道，“有一整个书架来装这些小说，好几个夏天我都在那里度过。”

造访图书馆“仿佛让我坠入爱河，与著名科幻作家如罗伯特·海因莱因和艾萨克·阿西莫夫难舍难分。这些著名的作家在今天仍然影响深远”。

能够远望宽广夜空的牧场也成了充满幻想的孩子梦想自己有朝一日成为宇航员并放纵自己科幻迷思的绝佳地方。

在佛罗里达的家里，贝佐斯花了很多时间看他最喜欢的《星际迷航》。但当他九岁，上四年级的时候，他发现了如何在学校的电脑上玩《星际迷航》的游戏。他就读的小学有一台连着声频调制解调器并装有电传打字机的主机。学校里没几个人会用。“但那儿有一摞操作指南，包括我在内的一群孩子在放学后留了下来，并学着用它来编程。”他回忆道，最后他们发现这台主机已经预编程了一套《星际迷航》的游戏。

“于是从那天开始，我们就沉迷于这个《星际迷航》游戏不可自拔了。”他说。

他甚至给他的小狗命名为坎帕拉，这是《星际迷航》里一个角色的名字。

当他上高中时，贝佐斯对太空的热情连同他超高的智商和惊人的好奇心一同迸发。高中时，他写了一篇题为《论零重力对常见家蝇老化率的影响》，靠这篇论文赢得了一个机会，参观NASA位于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市的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

他的想法是，测试太空中的失重环境如何降低身体系统的压力。贝佐斯想要以一个生命周期较短的生物，即常见家蝇，来开始他的实验，看看在航天器中的家蝇短时间内会发生怎样的生理变化，并和地球上的对照组进行对比。

他是决赛选手，而非最终赢家，所以NASA没有将他的实验带上太空。但他和他的物理学教授能够在马歇尔中心待上几天。这里不像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太空中心，会有宇航员发射上天；也不像休斯敦的约翰逊航天中心，是宇航员训练的地方。这里是NASA造火箭的地方，集结了许多声名显赫的工程师和最聪明的大脑。

“当我非常年轻的时候，还想过当一名宇航员，”他说，“我在不同的时期，想做的事情也不同。我还曾想过当考古学家，当然不是因为印第安纳·琼斯 啦，当时我还不认识他。大多数小孩子想做的事情千奇百怪，但有一件我从没忘记过，就是对太空的着迷。然后我意识到，我并不想当一名宇航员，我事实上对工程设计方面更感兴趣。”

马歇尔是个完美的地方，对贝佐斯这样求知欲强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对鼓捣小发明有极大的热忱，并曾说过：“我们的车库基本上就是科学博览中心。”他母亲曾开玩笑说，光是买那些供他在车库里搞的小玩意，花的钱就够独立支撑起一家无线电广播室来。

“你能不能在我们去之前列个单子，搞清楚自己到底要买什么？”她曾经这样责备贝佐斯。“我一天最多能跑一趟无线电广播室。”他专注力极强，上蒙特梭利幼儿园时，他的老师不得不把他从椅子上抱起来，这样才能使他从一项又一项的任务中转移。

在火箭学之父沃纳·冯·布劳恩的带领下，NASA在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建造了曾为“土星5号”运载火箭登月提供动力的F-1火箭引擎。该引擎极大，有20英尺高、12英尺宽，重达18000磅。它们是工程史上的丰碑，5个一组的引擎能通过液氧和柴油推进器每秒烧掉超过15吨的燃料。引擎强大的动力、150万磅的推力及嵌入了史上最强力液态燃料的复杂机制，都让贝佐斯震惊不已。

这趟旅程让他对太空的兴趣越来越浓。如果说小时候他只能靠狼吞虎咽书本中的科幻情节来满足自己，那现在他面前的就是货真价实的硬货——让太空梦成真的装备。

“他对此大加赞扬。”他高中的朋友约书亚·韦恩斯坦说道。

在迈阿密棕榈高中（Miami Palmetto High）读书时，他们班上的孩子都极其聪慧，将来必能成大器。“在那个班上，要出彩是很难的，但杰夫做到了。”韦恩斯坦说道。学业上，贝佐斯确实如此，毕业时是班上第一。他非常享受学校时光，是个求知欲极强的阅读者，也想让老师开心。

“我父母要真正惩罚我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总是让我回房间。我一回房间就很开心，因为我会马上读起书来，”他说，有一次他笑得太大声了，因而失去了看书的特权，“这真是不方便极了。”

但他也非常狡黠，极具叛逆精神，整个屋子都是他用来恶作剧的小陷阱。“我觉得我有时候会为我父母担心，怕他们有一天开门的时候会有一袋30磅重的钉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掉在他们的脑袋上。”他说。

韦恩斯坦还记得一个叫比尔·亨德森的严厉的老师责备他的时候，他是怎么大声回嘴的。

“贝佐斯先生！”这位老师吼道。

“你只能叫我杰夫，”贝佐斯吼了回去，“因为只有我的朋友才能叫我贝佐斯先生！”

整个教室，连同老师，哄笑作一团。

作为毕业生代表，他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就是关于太空的。对一个聪明绝顶的十八岁孩子来说，这依然过于遥远，是他对未来的想象。他谈到了殖民太空的计划，谈到建造太空旅馆一样的栖息地，还谈到有一天数百万的人类一定能搬离地球，与群星为伴。地球的资源毕竟有限，所以他的想法是，让人类，至少是大部分的人类，能够离开地球表面，进入太空，这也是保护地球的一种方式。

“我的全部想法都是在保护地球。”他曾告诉《迈阿密先驱报》，还说地球应被当成国家公园。

太空才是人类的未来，他为此做了许多思考，读了很多东西。

“他说人类的未来并不在地球上，因为我们可能被流星或者陨石击中，所以最好先备下太空船。”鲁道夫·沃纳，贝佐斯高中时的女朋友的父亲告诉《连线》杂志。

讲话里谈到的配备了游乐园和游艇的太空旅馆和在太空轨道之上、能够容纳200万到300万人的殖民地（建造目的是保护地球），都不是一个高中生的毕业演讲中常见的元素。这些元素是贝佐斯这位“格里的孩子”如科幻小说般的迷思。“格里的孩子”是杰瑞德·欧尼尔 的拥护者，这位普林斯顿的物理学教授还是一位太空梦想家，他曾写过一本名叫《高边疆》（The High Frontier）的书，启发了一代如贝佐斯的太空爱好者。

在贝佐斯发表他的毕业演讲前好几年，这位教授就因他殖民太空的计划获得了广泛的关注。1974年，《纽约时报》报道了在普林斯顿由欧尼尔主持的一个会议。会议集结了全美顶尖的工程师。报道发出时，后“阿波罗”时代只剩些余韵未了，NASA的预算紧巴巴的，对太空也意兴阑珊。但这份报道的题目却引来一阵喧哗：《人类殖民太空提案，科学家称现已可行》。这让欧尼尔和他的理念出了名。

“最开始的目标，是沿着月球轨道选一个地方，建造能够容纳约2000人的小型殖民地，即L-5拉格朗日点。”文章写道。它还引用了欧尼尔的说法，最“脏”的工业能够移到太空，这将会使得地球得以保全，最终变成一个“世界公园，一个供人度过美好假期的美丽地方”——这个说法在几年后贝佐斯做的毕业演讲中也得到了呼应。

1977年，《高边疆》一书出版，欧尼尔上了约翰尼·卡森的《今夜秀》，谈论太空殖民的可能性。同年，丹·拉瑟也在新闻节目《六十分钟》里报道了欧尼尔，将这位教授称为下一个太空时代之父。

“现在有些严肃的科学家正在谈论全面太空殖民的问题，”拉瑟在他的开场白中说道，“并不是在月球、火星或者木星上，而是在人造星球之上。殖民不单只由科学家和宇航员来完成，还有成百上千饱受能源、水和清洁空气短缺之苦，想方设法逃离日渐拥挤的地球的普通百姓。

“遥不可及？这是我们二十年前谈论月球漫步时所用的词。今天，没有什么是遥不可及的。”

欧尼尔在这个资源有限的绝望年代给人们带来了一个特别的期望。他的想法简直异想天开，让人难以置信，并被大家嘲弄。太空殖民听起来荒谬绝伦。但欧尼尔告诉人们，这能够实现。他做了数学计算，起草了设计方案，甚至还把这些纳入了教学课程之中。

在大学里，欧尼尔是很有人气的教授，很受学生的爱戴和欢迎。要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那齐刘海和棱角分明的瘦削脸庞，让他看起来有点像《星际迷航》里贝佐斯最喜欢的角色之一——斯波克。欧尼尔在他的首次课程讲座纪要中写到，他努力想让自己的基础入门课程——物理学——能够对“现阶段（你人生中的）问题”有帮助。“不是回顾物理学的历史，而是看重物理和当今文明的关联。”

对欧尼尔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比让文明进入太空更重要。他将自己的职业生涯都扑在这个挑战智商并且他和他的学生愿意与之角力的问题上。所以，他出的考试题，要么是让学生算出火星的卫星火卫一的逃逸速度，要么是问如何将小行星变成栖息地，或者是太空殖民的能源需求：

“假设一个5000人的小型殖民地坐落在小行星带上，和太阳的距离是和地球距离的2.7倍。那么，殖民地使用的抛物面反射器的半径要有多长，才能给3×10⁵平方米的土地面积等同于地球晴朗天气的日照强度？”

即使贝佐斯在1982年秋季就到了普林斯顿，并且想要主修物理学，他也从没上过欧尼尔的基础课程。贝佐斯从一开始上的就是高级班。他修过量子力学以后，就转到了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专业，因为他知道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物理学家”。他说：“那个班里，只有三四个人，大脑结构显然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能够理解这种高度抽象的概念。”

但在普林斯顿，他对太空的兴趣前所未有的强烈，并且他时常参加欧尼尔的研讨会。研讨会对所有学生都开放。“他也欢迎学有余力且对普通课程提不起兴趣的学生参加额外的研讨会，关注如何将物理学应用到大型项目之中，以造福人类。”欧尼尔的朋友莫里斯·霍尔尼克回忆道。

在那些研讨会上，欧尼尔会把一个尖锐的问题丢给学生：“地球表面真的适合一个科技扩张的文明吗？”

阿波罗之后，许多人都认为火星是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并且人类不应该再陶醉于像跨国公路旅行一样的太阳系内行星探索。但欧尼尔却不同意。

“我们习惯于生活在行星表面了，稍微考虑一下在另一个地点继续我们的人类活动，都会让我们经历背井离乡之痛。”他在《高边疆》中写道。

核心问题是：“对一个正在持续发展的高度工业化社会来说，最佳的地点是地球、月球、火星、另一些星球，或者是完全在其他地方。令人惊讶的是，回答不可避免地指向了最后一个：最佳地点‘完全在其他地方’。”

当时，贝佐斯已经是个高年级生，他成了普林斯顿某学生组织的主席，组织名叫宇宙探索及开发学生联盟（Students for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ace），即SEDS。众所周知，这是几年前由麻省理工的彼得·戴尔曼迪斯创立的，他想要提升人们对太空的注意力，最终成立了安萨里X大奖——一个2004年举办的比赛，由私营企业之间进行竞争，谁先发射第一个商用火箭进入太空，谁就能赢。

在普林斯顿，SEDS是一个小型的较边缘的组织。《星球大战》几年前上映了，人气也很高，但人们对太空的兴趣仍然不大。对太空感兴趣的都是些非常铁杆的极客，而在这所美国等级森严的贵族学校之一里，他们并不总是能够很好地融入。

卡尔·斯塔普菲尔德，后来也成了该组织的主席，他在普林斯顿比贝佐斯大两届，还记得贝佐斯是个“有趣而忠实的SEDS成员”。小组成员们每个月会聚上一到两次，为博物馆的实地考察筹资。

“我们聚在一起，看航天飞机发射，每个人都围在电视机前。”斯塔普菲尔德回忆道，“我总是喜欢说我们相当于NASA的预备人才训练团了。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都很喜欢参与到太空项目中。”

斯塔普菲尔德确实做到了。在获得加州理工的博士学位后，他最终成了NASA的系外行星探索计划（Exoplanet Exploration Program）的首席科学家。

SEDS持续传达出的那种极具前瞻性且正面的信息，吸引了凯文·波尔克。他在普林斯顿比贝佐斯小一届，是个求知欲强且颇具思考能力的学生，也是欧尼尔和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忠实拥趸。

“在我看来，人类在太空有着广袤无际的未来。”他说。

当波尔克在1985年春天出席SEDS的会议时，贝佐斯成了这个组织的主席，并且看到了波尔克身上对太空的热情。

“杰夫和另外两个人看了看彼此，就说：‘太好了，你就是副主席。’”

波尔克想要通过调动其他成员的兴趣，并扩大参与者人群来证明他自己。他有个插画家朋友，为SEDS该学年的首个会议设计了宣传海报。海报上画了普林斯顿最神圣威严的行政建筑纳索堂，画了这幢建筑直插入太空的样子，海报的显眼位置是手舞足蹈的吉祥物普林斯顿虎。

对一个学生组织来说，这些宣传单可谓是“大张旗鼓”地往外发，波尔克回忆到。而且贝佐斯对此非常感动，插画师留下的字条上面还说，希望能帮到他们。

“他张了张嘴，然后说：‘你的朋友可真有服务精神。’”波尔克说道。

海报起了作用。超过三十人参加了会议。贝佐斯非常开心能够坐在房间最前面主持会议，并激动地跟大家谈到SEDS的使命和欧尼尔主义者们的信条——让普通大众进入太空。多年来阅读科幻小说的积累全都倾注到这次开场白中，内容甚至比他的高中毕业演讲更匪夷所思。

“一个殖民太空的方法，”他说，“就是将小行星转换成栖息地。”“是的，”他说，“人们能够挖空巨大的岩体，然后栖居其内。”“所有你需要做的，”他解释道，“就是使用太阳反射镜将小行星熔解、软化，等它成为熔岩状后，你就能将一条巨大的钨质导管插入中心，然后往里注水。”

“接触到熔化的核心之后，水会马上变成蒸汽，然后把这个小行星像气球一样吹大——然后，你看，这就是你的栖息地了。自未来主义者丹德里奇·科尔在20世纪50年代写到将小行星转换为栖息地起，这个想法出现了许多次。”但随着贝佐斯的讲述，一个坐在教室后排的学生愤怒地跳起脚来，打断了他。

“你怎么能强暴宇宙呢！”她叫喊道，随即大发雷霆。紧接着所有的人都将目光落到了贝佐斯身上，他一个字都没落下，听了个明明白白。

“我没听错吧？”他说，“她刚刚是不是捍卫了一块毫无生命的石头的基本‘石’权？”

欧尼尔在1992年逝世，再也不能看到他的设想如此接近现实的时刻。但他通过给予希望带来了一场运动，他的朋友莫里斯·霍尔尼克在他的追悼会上回忆道：

“那个巨大的、几乎跟地球一样的殖民地能够靠着太空中永续不止的物质和能源建造起来。这是不言自明的，而且，就像他曾说的：‘人类现在站立在一个新边疆的门槛上，富饶程度比过去500年西方世界的1000倍还多。’”

随后，贝佐斯离开了普林斯顿，去了纽约，在金融界工作。他最终在一个总部在曼哈顿的对冲基金公司D.E.Shaw&Co.找了一份工作。身在华尔街尔虞我诈的世界里，他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太空，也没有时间继续他欧尼尔主义者的梦想。

但在1993年，他29岁的时候，他参加了一场苏富比的拍卖，竞拍的是俄罗斯太空项目的人工制品。当时亚马逊还不存在，贝佐斯没法和那些被苏富比吸引而来的钱包满满的收藏家竞拍。但他仍然注意到一套能在零重力环境下使用的象棋。商品目录里关于这套象棋的描述是：“专门设计的航天用机械（非磁力）象棋”，曾参与过1968年和1969年的苏联太空任务。苏富比的期望价格在1500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

它和目录里的其他物件比，价格相对较低。目录第一页的那套太空用餐具，卖到了6900美元；三个一组的月球岩石卖到了442500美元；而一个太空舱则直接拍到了170万美元。

贝佐斯竞拍了那组象棋，但输给了一位还拍下许多其他藏品的匿名买家。还有一件东西吸引了贝佐斯的目光——那是一个锤子，根据目录所讲，是为“锤头部分不会反弹而设计，这在太空失重环境中极为重要”。

“那真的是一件非常棒的东西，”贝佐斯之后说道，“因为他们的锤子是中空的，锤头里放了很多金属物件，这样锤子才能在锤下去之后不会反弹。”

但他同样没拍到这件物品。贝佐斯就是没有那么多钱来跟上其他竞标者的节奏。太空，甚至和它相关的物件，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离他这么遥远。

在研究了增长停滞的互联网之后，贝佐斯离开了纽约，为创办亚马逊来到了西雅图。公司的成功就像中了彩票一样，至少在贝佐斯看来是这样的。他像打闪电战一般在《财富》杂志的富豪榜上占据了高位，现在他能追逐几乎任何东西了。对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毫无疑问，开一家太空公司比其他想做的事情都要更优先。

但他很少谈及此事。即使是他的高中同学约书亚·韦恩斯坦，也对蓝色起源一无所知，直到2004年在报纸上读到它。这很奇怪。因为他刚刚在华盛顿的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和他的老伙计贝佐斯度过了一个下午，但关于对太空的野心，贝佐斯一个字也没说。

非常凑巧，贝佐斯和韦恩斯坦同时访问了首都。他们都在迈阿密郊区长大，两个人的家就隔着一个街区。“我们是一起长大的。”韦恩斯坦说道。但现在他们住在两片完全不同的海滩上——贝佐斯在西雅图，运营着亚马逊网站；韦恩斯坦则在缅因，是《波特兰新闻先驱报》的记者。

贝佐斯这一辈子都对太空极具热情，那天在博物馆里充当了导游的角色也非常自然。

“他已经知道了所有东西。”韦恩斯坦说道。

韦恩斯坦等着人们认出他的伙伴来。他既有钱，又出名，五年前还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但令人惊讶的是，没人认出他来。或者说人们认出来了，但决定不去打扰他，让他像个普通旅客一样在博物馆里漫步。

几年后，他的名声和财富都水涨船高，开始有安保人员跟在身边。这些人穿着西装，耳朵上弯弯绕绕戴着什么，亚马逊每年要在这方面花上160万美元来保证他的安全。但现在，他就混在周三的人群中，安静而谦虚，无人认得他。

展品有为“土星5号”运载火箭登月供能的大型F-1引擎、阿波罗月球车，还有一系列的俄罗斯太空用品——是那位十年前在那套象棋的竞标上赢了贝佐斯的匿名买家捐赠的。

现在，其中几件手工制品被捐到了博物馆，捐赠者也揭晓了自己的身份：前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我当时一件都没拍赢他。”贝佐斯多年后说道。几年后，苏富比又拿到了另一件无反冲力安全锤。这一次，拍卖行直接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贝佐斯。

在博物馆游览时，贝佐斯只字未提他竞拍太空古董时的失败，也没提他创建了一家太空公司。他保密极严，在得州西部买地时也悄不作声。

蓝色起源的网页在当时也非常低调，透露出的东西极少。贝佐斯没有出现在网页上的任何地方，但这网页确实表示了公司的目标是像欧尼尔所说的那样，“让人类在太空存续”。

2004年年中，公司的设计小组规模翻了一倍，雇用了国内最佳的一批航空工程师，他们原本供职于奇石乐的航天飞机项目和政府试图建造起飞后能够着陆的火箭的DC-X项目。

“如果你对太空有诚挚的热情，并且会因建造太空硬件的前景而兴奋不已，那我们欢迎你的到来。”网页上写道。

但它的“工作”页面却显得不那么笑脸相迎，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了。申请者必须是能够满足以下要求的合格且高度投入的人才：

“你要对太空事业有纯粹的热情。若没有热情，你会发现我们的工作过于艰难。市面上有更轻松的工作。

“你必须有在小型公司工作的意愿。如果你在大型航空公司工作得很好，那你可能不适合这里。

“毫无疑问，我们的招聘标准很极端。我们在保持小规模团队方面有所坚持（几十人），这意味着职位上的每个人在他/她的领域中都应该是出类拔萃的。

“我们要建造的是真正的硬件——不是PPT。你应该为此感到兴奋，你必须是一个建造者。”

多年来，贝佐斯一直都只能囿于一名梦想家的角色，迷失于科幻小说、欧尼尔的教学和外祖父的故事里。但现在，他终于可以看看自己能多大程度地把梦想变成现实。在一周的某天里，他会忙里偷闲地把自己从亚马逊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安静地沉浸在自己的另一项热情事业之中——蓝色起源。他的团队正在悄悄地为繁星建立交通网络而努力工作，创造起重设施，用铁路帮助开启美国西部的方式开启宇宙。

除了每年有限的几次试飞，人类航天可谓举步维艰。在贝佐斯的人生历程中，其进步也是微乎其微。他创建蓝色起源的目标，就是建造出最终能让人类触碰繁星的基础设施。

“一旦建成，我们就能看到杰瑞德·欧尼尔的想法开始成为现实，还有其他科幻小说中的设想也开始走进生活。”他在几年后的一次演讲中说道，“梦想家永远是第一位的。总是那些搞科幻的家伙，他们思考了万物的未来，然后建造者再来把这些想法变成现实。”

“但这需要时间。”

他很耐心，也很愿意慢慢来。“你必须有长远打算，”他告诉查理·罗斯，“那些在亚马逊上投了七年的钱就抱怨的人，对蓝色起源来说简直糟透了。”

在亚马逊，贝佐斯多年来一直想着如何保持一种初创企业的氛围，即使公司日渐成长，仍然要提醒员工把每时每刻都当作第一天。在1997年给股东们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这是互联网行业的第一天，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这也是亚马逊的第一天。”二十年过去了，“Day 1”成了亚马逊总部大楼的名字，而且仍然是公司的口号。“第二天意味着停滞不前，”他在2017年写道，“紧接着在业内就会变得无关紧要，再接着就会开始令人痛苦的衰退，最后是死亡。这就是我们要保持每一天都是第一天的原因。”

2004年6月12日，他为蓝色起源写了一封“Day 1”信——“蓝”的意思就是“淡蓝色的点”，代表地球；“起源”就是人类开始的地方——一个极具远见的表态，规划了引领公司的纲要：

“我们是一支致力于让人类在太空中存续的队伍，”他写道，“蓝色起源将会一步一步、耐心地达成这个长远目标。我们的工作会分成精细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很有意义。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得到有用的副产品。每一步，即使是最早迈出的那一步，都将会极具挑战。并且每一步都将为我们的下一代打下坚实的技术和组织基础。”

“第一个亚轨道飞行器将会以‘新谢泼德’命名，”他写道，“用以纪念第一位踏入太空的美国宇航员艾伦·谢泼德。”但在那时，贝佐斯就有着更大的野心。“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蓝色起源会将注意力从‘新谢泼德’转移到载人航天轨道飞行器项目上。轨道飞行器和亚轨道飞行器比起来要复杂得多，而转变到轨道系统之上将会拓宽蓝色起源的规模和能力。”

考虑到挑战之巨，“我们相信局部择优的爬山算法 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因为要进入未知的领域，一个稳健的行事之道是必需的。他写道：“我们被遗弃在一座未经探索的山上，没有地图，能见度很低。每隔一段时间，天气晴朗，足以让我们瞥见高峰，但极具干扰性的地形很大程度上仍然并不明晰。”

但是仍会有一些基本原则能够指导他们。“不要开始了之后又停止，要稳步攀登；要做龟兔赛跑里的龟，而不是兔；将支出保持在可持续水平；假设支出将会单调增加；不要毫无缘由地就觉得前路会越来越好走。”

贝佐斯既是一个梦想家，也是一位建造者，并且将蓝色起源打造成了一个实验室，将这两个角色合二为一。2005年，《时代》杂志的一位读者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

他回答说，他刚刚读完了一部阿拉斯泰尔·雷诺兹的科幻小说，讲的是“地球如何被纳米机器人破坏”。这是梦想家的回答。建筑师的角色则专注于另一件事：“我一直在阅读关于开发火箭发动机的书。”

蓝色起源的第一架试验飞行器看起来非常奇特，像疯狂的科幻实验似的。这个飞行器的名字是卡戎，即冥王星卫星的名字。该飞行器装备了四台劳斯莱斯的Viper Mk.301喷气发动机，都是公司从南非空军那里买来的。

“四台发动机都是老古董了，”贝佐斯说道，“看起来像20世纪60年代的引擎。我还记得，当引擎送到蓝色起源，然后我们的小组打开装着它们的木箱时，一群大蜘蛛跑了出来，超大的南非蜘蛛。我们的组员尖叫起来：‘啊！’”

卡戎看起来像一只巨大的雄蜂，用四条腿站在地上，每条腿底部都装了个碟状的圆盘，以使其轻柔地着陆。发动机指向下方，而非指向侧面，是为了能垂直上升和着陆。

2005年3月5日，在距离西雅图东部三小时车程的摩西湖，卡戎试飞了。它完全是自动的，这意味着软件已经预先编好程序，能让它自主飞翔。在盘旋上升到100多英尺后，卡戎落回了地面，且十分轻柔，但仍然扬起了一阵尘埃。

这是最初的一小步。但这也是第一次，蓝色起源离开了地球表面——然后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