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想象一块方圆20英里的土地，蛮荒，栖息着大大小小的动物。再想象聚居在这块土地中央的一群人，60人。想象你自己坐在那里，就是那个小部落里的一员，周围的景色望不到尽头。除了你这个部落，再也没有人使用这一空间。这是你的专属家园，部落的狩猎场。男人经常外出打猎，女人采集果实，儿童在营地周围嬉闹，模仿父辈的狩猎技巧。如果部落万事如意，人口膨胀，一群人将会出走，到一片新的领地去殖民。就这样，人这个物种一点一点地在广阔的地区逐步定居下来。

请想象一块方圆20英里的土地，已经完成文明进程，里面塞满机器和建筑物。再想象聚居在这块土地中央的一群人，600万人。想象你自己坐在那里，庞大的都市纷繁复杂，在你四周铺展开来，一望无际。

比较这两个画卷：第二幅画里的10万人对第一幅画里的1个人。用漫长演化的术语说，这一戏剧性变化几乎是一蹴而就的，从第一景到第二景的变化只用了几千年。人这个动物似乎适应这异乎寻常的新情况，干得很漂亮，但他还来不及完成生物学意义的变化，来不及演化成为在基因层次上文明化了的新物种。这个文明化进程完全是依靠学习和条件反射实现的。从生物性上讲，人仍然是第一场景里描绘的那个简单的部落动物。他那样生活，不是几百年，而是整整100万年，艰难度日。在那个时期，他的确完成了生物意义上的变化。那是气象万千、叹为观止的变化。生存的压力很沉重，正是这沉重的压力塑造了他。

在过去几千年城市生活的岁月里，文明人拥挤不堪，这些岁月里发生的事情数不胜数，我们很难理解这只不过是人类故事的一小部分。人类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如此熟悉，以至于我们迷迷糊糊地认为，我们是一步一步慢慢走过来的，所以，我们的生物学装备非常齐全，能够对付一切新的社会危险。然而，如果我们强迫自己冷静思考，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可塑性、天才的适应性仿佛能够对付一切危险，但那仅仅是表象。朴实的部落猎人穿着他的新服饰，尽力做出一副轻松自如、得意扬扬的样子，但那身复杂、笨拙的衣装老是把他绊倒。不过，在我们审视他的行为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他是如何将那神奇而非凡的文明缝合在一起的。

首先，我们要将温度下调，直到我们回到冰河期，大约是2万年前。我们远古的猎人祖先已经遍布旧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即将从东亚跨入新世界。如此惊人的扩张意味着他们简单的狩猎生活方式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对手食肉动物们。这不足为奇，想想看，我们冰河时代的祖先的脑容量已经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大、一样发达了。从颅骨构造来看，他们和我们几乎没有差别；从体质上来看，现代人已经登场。实际上，如果可能的话，借助时间机器，你可以领养一个冰河时代猎人的新生儿，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是否有人能察觉这一骗局是值得怀疑的。

那时，欧洲气候严酷，但我们的祖先与气候的斗争颇为成功。他们用极简陋的技术捕杀大型动物。幸运的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狩猎技能的证据；在他们居住的洞穴地面上，我们搜寻到他们偶然留下的残留物，而且，在洞穴的石壁上，他们还留下了令人震惊的壁画。壁画中描绘的毛发浓密的猛犸象、披毛的犀牛、野牛和驯鹿无疑说明了那时的气候多么寒冷。今天，从黑黝黝的洞穴里出来步入炎热的乡间时，你真的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有皮毛厚实的动物栖息。那时和如今气候的巨大差异就在脑海里生动地呈现出来了。

最后一次冰河期快结束时，冰层以每年50码的速度向北移动，在这个寒冷国度生活的动物也随之退往北方。丰茂的森林取代了寒冷的苔原景观带。大冰期大约在1万年前结束，预示人类发展的新纪元即将到来。

突破发生在非洲、亚洲和欧洲接壤的地方。在地中海的东部，人的进食行为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改变了人类进步的整个进程。这一变化微不足道，也足够简单，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今天我们把这一变化视为理所当然了：我们称之为农业。

此前，一切人类部落都用两种方式填饱肚子——男人猎取动物性食物，女人采集植物性食物。食谱的平衡靠共享食物。实际上，部落里所有活跃的成年人都采猎食物。食物储存相对较少。他们只在需要的时候出去收集他们想要的食物。当然，这样的生活并不像听起来那样危险，因为和今天庞大的人口比较，那时全世界的人口数量是微不足道的。虽然这些远古的狩猎人/采集人极为成功，遍及地球很大一部分地区，但部落的规模却很小，结构也简单。在数十万年的演化过程中，人在体力和脑力、身体结构和行为举止上都越来越适应这样的狩猎生活。他们迈出了新的一步，进入农业生产的一步，这使他们越过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门槛，迅速进入一种全然陌生的社会存在形式，以至于根本来不及演化出与之配套的由新的基因控制的属性。自此，他们的适应力和行为的可塑性，他们通过学习和调整以适应陌生和复杂生存方式的能力，将要接受全面的考验。城市化和城市生活的错综复杂离他们只有一步之遥了。

幸运的是，长期的狩猎学徒工作培养了人的聪明才智和互助系统。诚然，人类猎人有与生俱来的竞争力和自信心，就像他们的猴类祖先一样，但日益增长的合作欲望强制性地削弱了他们的竞争性。要与食肉动物世界里地位牢固、锋牙利爪的专业杀手——比如大型的猫科动物——激烈竞争，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合作。人类猎人的合作精神随着他们的智力和探索天性的发展而发展，两者的结合被证明是有效的，也是致命的。他们学得快、记得牢，善于将过去的学习要素组合起来解决新问题。如果说当他们踏上艰苦的狩猎征程时，合作精神有助于他们在远古时代的生存，此刻，当他们站在新的门槛上，面对更加复杂的社会生活形式时，合作精神就更加重要，成为生存必需了。

地中海东部是两种重要植物的原产地——野小麦和野大麦。这个地区还有野山羊、野绵羊、野牛和野猪。在这个地区定居的狩猎人/采集人已经驯化了狗，但狗首先是用作猎人的伙伴和看家狗，而不是当作食物。真正的农业始于小麦和大麦的栽培。接着，山羊和绵羊被驯化，稍后，牛和猪也被驯化。很可能，这些动物起初受栽培作物的诱惑来进餐，捕捉后饲养起来成为盘中餐了。

稍后，地球上两个地区出现了两个独立演化的文明——南亚和中美洲，这并不偶然。在这两个地区，狩猎人/采集人也发现了适合栽培的野生植物——亚洲的水稻和美洲的玉米。

在石器时代晚期，动物的驯化和植物栽培非常成功。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栽培作物和家畜一直是大型农业文明的主要食物来源。农业的伟大进步是机械的进步，而不是生物学上的进步。然而，真正对我们这个物种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初只是早期农业生产的剩余产品。

回过头看，这一点容易解释。农业到来前，凡是想要分享食物的人都必须要参与采集和狩猎。实际上，部落要全体动员。猎人的头脑有前瞻性，他们要规划狩猎的计谋；当他们把注意力转向栽培作物的组织、土地的灌溉和猎物的驯化时，他们取得了两大成就。这是空前的成就，开天辟地第一次，他们不仅获得了源源不断的食物供应，而且还获得了定期而可靠的剩余食物。剩余食物的产出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向文明的大门。最后，人类部落能够养活的人口超过了获取食物所需的人口。部落不仅规模更大，而且可以腾出一些人去完成其他任务：不是在业余时间里从事的工作，或者围绕采猎食物的优先需要而展开的任务，而是可以投入全部时间独立发展的活动。专业分工的时代开始了。

从这些文明滥觞之地成长出第一批城镇。

上文说过，这个过程不难解释，其意思是我们回头看时，不难找到至关重要的因素，不难看清迈出人类故事里下一步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当时那一步很容易。的确，狩猎人/采集人是了不起的动物，充满了待开发的潜力和能力，我们在今日世界的地位就是充分的证明。但他演化成了部落猎手，而不是耐心、好静的农夫。他富有远见卓识的头脑能谋划狩猎，懂四季的变迁，这也是事实。但若要成为成功的农夫，他还必须进一步拓展他的远见，使之超越过去的经验。狩猎的策略还必须变成农耕的策略。这一目标达成以后，他还要再进一步开发脑力，以便应付富裕带来的社会复杂性，应付村落变成城镇以后的新情况。

当我们谈到“城市革命”时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城市革命”这一说法给人的印象是。城镇在这个地区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奔向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新型社会生活。事实并非如此。旧的生活方式僵而不死，迟迟不退场。实际上，在今日世界的许多地方，旧的生活方式依然存在。许多当代文化还停留在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水平，在南非的卡拉哈里沙漠、澳洲北部和北极地区，仍然可以看到旧石器时代的狩猎人/采集人社群。

最早的城市发展、第一批城镇并不是像皮肤起疹子那样突然从史前社会里冒出来，而是少数微小、孤立的聚居区。它们在西南亚的出现是戏剧性的例外，而不是普遍的规律。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它们很小，其模式传播得很慢，非常慢。每一座城镇以一个高度地方化的组织为基础，和周围的农田联系紧密，且受其束缚。

起初，城镇中心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贸易或联系。贸易和联系是下一个伟大的进步，它需要时间。这一步的心理障碍显然是失去本地认同。与其说这个例子讲的是“失去首领的部落”，不如说是首领拒绝失去自己的部落。人这个物种演化成了部落动物，部落的基本特征就是，它们的运行是局部的，个人之间的。这是古人类典型的特征，对古人而言，摒弃这一基本的社会模式是难以接受的。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加快变革步伐的是高效的粮食收割和运输。农业发展了，城镇精英不用参加生产劳动，他们开始集中脑力思考其他新问题；城镇网络的最终兴起，相邻的城镇结成分等级的组织关系，乃是必然的结果。

8 000多年前，最早的城市在杰里科出现，但第一个充分发展的文明在离它很远的东方，在叙利亚沙漠里的苏美尔地区。在5 000—6 000年前，第一个帝国诞生，由于文字的发明，史前史便结束了。城际合作兴起，首领成为行政人员，役畜（与用于肉食的动物区别）驯化了，纪念碑式的建筑出现了。

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苏美尔城市很小，其人口数量在7 000和20 000之间。但那简单的部落人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成了公民、超级部落人，关键的差异是，在超级部落里，人不再认识社区里的所有人。这一变化是从个人的社会向非个人的社会的转变，在未来的千百年里，这一转变给人类带来了最大的烦恼。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在生理上没有能力应付大量伪装成我们部落成员的陌生人。这是我们不得不学习的能力，但学起来不容易。稍后，我们将看到，我们至今还在以各种隐蔽的方式与之作斗争——当然有些斗争方式也不是那么隐蔽。

由于人类社会生活膨胀到超级部落水平是人为的，因此有必要创造更精细的控制形式去将庞大的社群团结在一起。为获取超级部落里大量的物质利益，人们不得不在纪律上付出代价。在地中海周边等地的古文明里，技术和艺术日益繁华，同时，行政和法律也日益臃肿和复杂。

这是一个缓慢的进程。我们今天惊叹这些文明的遗存是多么宏伟，我们很容易设想它们拥有庞大的人口，其实不然。以超级部落的人头算，发展是渐进的。迟至公元前600年，最大的城市巴比伦也不过有80 000人。古典时期的雅典只有20 000公民，其中只有1/4是真正的城镇精英。整个雅典城邦的人口，包括外邦商人、奴隶、城乡居民，加在一起也不过70 000—100 000人。这一数字比今天的大学城——比如牛津或剑桥的——人口还要略少一些。跟现代的大都会当然更不可比：今天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不止100座，最大都市的人口超过了1 000万。现代雅典的人口也不少于1 850 000了。

如果古代城邦要更加辉煌，它们不可能只依靠本地产品，它们必须要用两种方式拓宽供应渠道：贸易或征服。罗马双管齐下，重点放在征服上，它以毁灭性的行政和军事效率发动征服战争，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城市，其人口接近50万，并确定了一个模式，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回响。这样的回响至今不绝于耳，不仅反映在组织者、操纵者和创造性人才的脑力劳动中，而且反映在百无聊赖、寻求感官刺激的城市精英身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至于容易变质并产生破坏效果，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取乐。在罗马帝国的城里人身上，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今天超级部落人的原型。

我们以古罗马为例来讲述城市的故事。它到了人类社会的这样一个阶段——社群太大、人口太密，从动物学的角度来说，罗马人已经进入现代状态。诚然，在以后的千百年里，故事情节越来越复杂了，但基本上还是老样子——人口更密集、精英更精明、技术更发达；城市生活的挫折和压力更加严重；超级部落的冲突更加血腥。人太多了，这就是说，有人能空闲出来，有人能被浪费。人际关系在大群体里消失了，人越来越冷漠，与此同时，人对人的非人道行为多到了恐怖的程度。然而正如之前所说，冷漠的人际关系并不是生物学上的人际关系，所以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膨胀的超级部落居然存活了下来，而且还活得很好。这不是我们稳坐在20世纪就应该轻松接受的，这是我们应该惊叹的事实。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证据，说明我们这个物种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才能、坚韧意志和可塑潜能。我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作为动物，我们只有一套在长期的狩猎生活里演化出来的生物学特征。答案必定隐藏在这一套生物学特征里，以及我们能够利用和操弄它们的方式，使之不至于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严重地扭曲这些特征。我们必须要更加仔细地审视这些特征。

记住我们的猴类祖先，现存猴类的社会组织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富有启迪意义的线索。在高级灵长类的猴群中，强大而霸道的个体凌驾于其他猴子之上，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弱小的成员接受从属的角色，它们不会钻进丛林去另立山头。群体数量多，力量就大，安全就有保障。当然，当群体数量太大时，分出的一群就会出走，但孤立个体单独生存的情况是反常的。群体一道迁徙，一道生活。这种忠诚并不仅仅是猴王强制暴政的结果。诚然，猴王可能是霸主，但它们也扮演着守护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当外来的威胁逼近，比如饥饿的肉食动物来攻击时，它们总是最积极奋起防御。面对外来挑战时，处于顶端的雄性必然要集合起来去迎接挑战，内部的纷争就被搁置了。但在其他时候，群体内的积极合作只维持在最低限度。

回头说我们人这种动物，我们看到，那套基本的系统——对外的社会合作和对内的社会竞争——对我们同样适用，不过，我们的远古祖先被迫挪动那个平衡点。从采集果实到狩猎是异常艰巨的斗争，要求更有效、更积极的内部合作。成长过程中的狩猎猿面对的外部世界，除了偶尔的恐慌，几乎无时无刻不向他提出挑战。结果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向：互相帮助，共享资源，合并资源。这并不是说，早期人类开始像鱼群一样一起行动；生活远比这复杂。竞争关系和领属关系仍在，这有助于提供动力，减少优柔寡断，但专制的权威受到严重削弱。微妙的平衡实现了；我们看到，这种平衡将大获成功，使早期的猎人分布到地球的大部分地区，虽然他们在漫漫征途上只拥有最低限度的技术。

微型部落发展成为超级部落以后，这一微妙的平衡受到了什么影响？由于个人对个人的部落模式丧失了，竞争/合作的摆锤开始危险地来回摆动，并从此一直剧烈摇摆。超级部落的部属成为缺乏人情味的人群，最急剧的摇摆指向专横和竞争一边。密度过大的城镇群体成为受害者，他们迅速且反复沦为极度膨胀的专横、暴政和独裁的猎物。超级部落产生超级领袖，相比而言，他们行使权力时使昔日猴王显得像仁慈的君主；同时还以奴隶的形式产生了超级下属，奴隶表现出的极端形式的屈从使最卑贱的猴子的服服帖帖都相形见绌了。

以这种方式统治超级部落，一位独裁者是不够的。即使他有最致命的技术比如武器、地牢和酷刑来帮助他强制维持大众服从的局面，如果他要使那生物摆锤固定在一边，他还需要大批追随者。这样做之所以可能，那是因为其追随者像领导者一样感染了超级部落缺乏人情味的病症。他们凭借的手段是在超级部落内组建亚群体或假性部落（pseudo-tribe），在一定程度上使合作意识平息。每个人都与一小群社会群体或专业群体建立了古老的生物类型的个人关系网。在群体内部，个人可以满足自己对互助和共享的冲动。如此，他就可以比较心安理得地看待其他的亚群体比如奴隶，将其视为群外人，不受他的保护。社会双重标准随之产生。这些新型亚群体隐蔽的危害在于，它们使用无人情味的方式处理个人关系成为可能。主人可能熟悉他的下属比如奴隶、仆人或农奴，但他把下属放进另一个社会范畴，所以他仍然可以虐待下属，像对待他不认识的暴众一样。

权力即腐败，但这仅是部分真理。极端的征服同样使人腐败。当生物—社会摆锤从积极合作摆向专横时，整个社会都会腐败。这个社会可能会取得物质上的巨大进步，它可能会运输4 883 000吨的岩石去修建一座金字塔，但由于其社会结构畸形，其寿命就屈指可数。你可以事事称霸，统治很长时间，统治很多人，但即使在超级部落的温室里，你的统治也是有极限的。极限达到时，如果那生物—社会摆锤慢慢恢复到中间的平衡点，那就是社会之幸。但更常见的可能性是，摆锤猛烈地晃荡，流血的规模前所未有，那是我们原始的狩猎祖先做梦也想不到的。

人的合作冲动会重占上风，以强大的姿态反复露头，这是文明社会存活的奇迹。许多力量抗衡它，但它不断强势现身。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理性的利他主义战胜兽性弱点的结果，仿佛伦理和道德是现代人的发明。倘若真是这样，我们是否还能活到今天，在这里做这样的断言，那就很值得怀疑了。倘若我们从来就没有与同类合作的基本的生物冲动，我们这个物种就绝不可能存活下来。如果我们的狩猎猿祖先是残酷、贪婪的恶霸，充满“原罪”，人类成功的故事早就消亡了。我们之所以老是需要被灌输这样那样形式的“原罪”教义，原因只有一个：超级部落的非自然环境总是有悖于我们的生物性利他主义，所以“原罪”教义需要得到它所需的一切帮助。

我意识到，有些权威人士对我刚才这番话会持激烈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人的天性虚弱、贪婪和邪恶，需要严厉的戒律以便使之坚强、仁爱与善良。他们挖苦“高贵野蛮人”的观念，把问题混淆了。他们说，愚昧或迷信里不存在任何高尚的东西，在这个方面，他们是对的。但那只不过是故事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早期猎人对同伴的行为。这里的情景必定截然不同。同情、和蔼、互助，部落内合作的基本冲动必定是早期人群的行为模式，这有助于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生存。部落膨胀为冷漠的超级部落以后，古人的行为模式才在压力下开始瓦解。到那时，人为的法律和戒律才必须要强加于人，以矫正失衡的天平。如果强加的力量刚好和新的压力相等，一切皆好；但在早期文明里，人在这方面还是新手，不善于求得微妙的平衡。他们反复失败，遭遇致命的后果。如今，我们已精于此道，不过，这一系统尚不完美，因为超级部落继续膨胀，问题不断出现。

让我用另一个方式来表述。常有人说：“法律禁止的，是人出自本能倾向于做的事情。”其顺理成章的推断是，如果有禁止偷窃、谋杀和强奸的法律，那么人这个动物的本性就是盗贼、杀人犯和强奸犯。如此描绘人这个社会—生物物种，公平吗？在某种意义上，这不符合昔日新兴部落猿的动物学形象。遗憾的是，它符合我们这个超级部落的社会画面。

偷窃，大概是最常见的犯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超级部落的成员饱受压力之苦，人为的社会情况向他施加各种压力和重负。大多数超级部落的成员都是陌生人，他和这些人没有个人的、部落的纽带。典型的窃贼不会偷吃窝边草：他不会破坏古老的生物部落规矩；他脑子里瞄准的对象在部落之外。如要抗衡这一冲动，那就必须要强制执行超级部落的法律。我们有时说“盗亦有道”“下层社会的规矩”，这凸显出一个事实：我们把罪犯视为超级部落里存在的独立、明显的假性部落。顺便说明，我们处理罪犯的方式值得注意：我们把他们推向边缘，加以限制，囚禁在自由受限、全部是罪犯的社群里。这样的处置颇为有趣。作为短期解决办法，的确有一定的效果，其长期效果却是强化罪犯的假性部落身份，而不是削弱其身份，反而进一步增加了他的假性部落社会交往。

重新考虑“法律禁止的，是人出自本能倾向于做的事情”，我们不妨做这样的修正：“法律禁止的，是文明的人为环境驱使他做的事情。”如此，我们就可以把法律视为求得平衡的手段，法律倾向于制衡超级部落生存造成的扭曲，有助于维护对人而言自然的社会行为，但法律是以非自然的条件发挥这一维护功能的。

但这样的说法失之过简。其言下之意是，领袖人物和立法人是完人。当然，暴君和霸王可能会强加严酷而不合理的法律，他们对老百姓实行不必要的限制——连现有的超级部落情况也不能合理解释的种种限制。弱势的领导实行的法制可能会缺少力度，难以把熙熙攘攘的百姓拧在一起。这两种情况都隐藏着文化灾难或文化衰落。

另一种法律即习惯法和我刚才的主张没有关系，其功能是团结社会，其名曰“隔离律”（isolating law），它使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这些习惯法在法庭上只当配角。它们更大程度上是宗教和社会风俗的关怀。其功能是增加幻觉，使人觉得他属于一个统一的部落，而不是属于一个伸展过度的、熙熙攘攘的超级部落。如果有人批评说，习惯法似乎随心所欲或没有意义，他们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传统，必须毫无疑问地服从。最好不要质疑，因为它们本来就是随意的，且常常没有意义；它们的价值在于社群里的人都共同遵守。如果它们减弱，社群的团结也随之削弱。习惯法有许多形式：社会仪式的繁复程序比如婚丧娶嫁、庆祝活动、游行、节日等，社会礼节、礼貌和礼仪，社会风尚、统一制式的装饰和展示等。

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对这些课题已经做了详细的研究，他们对这些课题的巨大多样性很感兴趣。当然，多样性即一种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区别正是这些行为模式的功能。但在惊叹其多样性时，我们不应忽略其基本的相似性。风俗习惯和服饰的细节可能会有鲜明的文化差异，但它们具有相同的基本功能和基本形式。如果你给一种文化的社会习俗列一个清单，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其他文化的社会习俗都是相同的。不同的仅仅是细节，由于细节差异悬殊，以至于有的时候会掩盖一个事实：你面对的其实是相同的基本社会模式。

举一例说明：在有些文化里，丧礼穿黑衣；在另一些文化里，丧服却是白色的。如果你把研究网撒得更大，你就会发现，还有一些文化的丧服是深蓝色、灰色、黄色或棕色。在你的文化里，自童年时代起你就看到黑色总是和死亡及哀悼联系在一起，所以，看到穿黄色或蓝色的丧服时你难免会感到吃惊。因此，当你发现其他地方有人穿这些颜色的丧服时，你可能就会说，他们的习俗与我们截然不同。这里有一个因文化隔离的需要而造成的陷阱。颜色的戏剧性差异是表面现象，肤浅的观察模糊了以下的基本事实：一切文化都举行哀悼的“展示”，一切文化的哀悼展示都要穿一件与非丧服截然不同的服装。

同理，一位英格兰人初到西班牙时，他惊奇地发现，在黄昏时分，城镇和乡村的公共场所人头攒动，显然是在漫无目的地随意溜达。他不会想到这一习俗与他比较熟悉的鸡尾酒会相当，而认为这是一种奇异的地方习俗。在这里我们又看见：基本的生活模式相同，不同的是细节。

类似的例子几乎在一切社群活动里都能够找到，基本原理是，发生场合的社会性越高，细节的差异就越大，初看之下对外人就显得越奇异。最隆重的社会性场合是隔离机制发挥最重大作用的活动，比如登基礼、国葬、舞会、宴会、独立日纪念、授勋仪式、大型运动会、军事检阅、节日和游园会（或同等活动）等。其细节千差万别，每一点细节都极受重视，仿佛参与者的生命都依赖于此。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者的社会使命有赖于此，因为只有靠公共场合的言行举止，他们才能够强化并支持自己的社会身份情感，以及他们的文化群体归属感；场面越盛大，强化情感的力度就越大。

成功的革命者有时忽略或低估了这一事实。在根除他们厌恶的旧政权结构时，他们被迫横扫大多数的旧仪式。即使这些旧仪式和被推翻的权力体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它们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旧政权，因而必须要予以根除。一些匆忙拼凑的表演也许能取而代之，但一夜之间就发明仪式是有困难的。（基督教运动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其初期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和它借用现成的异教仪式有关，结果，它以适当的伪装吸收消化了这些仪式，将其融入自己的庆典。）革命的激情和动荡过去以后，许多人不满意的情绪终将表现出来，因为他们觉得失去了恢宏盛大的革命场面，不过，这种不高兴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是隐蔽的。革命领袖如能预料到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胜算就更大。他们的追随者想要打碎的不是一切社会身份的链条，而是某一种社会身份的链条。一旦这种链条被砸碎以后，他们就需要新的链条，不久，他们就不会满足于抽象的“自由”感了。这就是“隔离律”的需要。

社会行为的其他方面也作为凝聚力发挥作用。语言即为其一。我们容易把语言只当作交流的手段，但其作用不止于此。如果它仅仅是交流工具，我们大家就应该操相同的语言。回顾超级部落的历史，很容易看到，语言的反交流功能和它的交流功能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它竖起了许多堵塞群体内部交流的严重障碍，在这一点上，它比其他的社会习俗表现得更加严重。它界定个体的身份，标明他是某一个超级部落的成员，又设置障碍，使他不能叛逃到另一个群体；在这一点上，语言功能之强大无与伦比。

随着超级部落的发展和融合，当地语言被融合，或者被淹没，所以全世界的语言总数在不断减少。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反方向的趋势出现了：口音和方言的社会意义上升了；俚语、流行语和行业语被发明了。超级部落的成员试图通过建立亚群体来强化自己的部落身份，同理，在官方的主要语言内部，一整套广谱“口语”出现了。英语和德语成为身份标记，成为英格兰人和德意志人的隔离机制；同理，上层社会的英语语音使之与下层社会的口音隔离，化学术语和心理治疗术语成为化学家和心理治疗专家的隔离机制。（学术界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应该献身于交流并视之为最重要的任务，遗憾的是，它表现出伪部落孤立语言，像罪犯的俚语一样极端。其借口是，表达的精确要求他们用专业术语。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一点常常搞得太过火了。）

俚语中的行话可以变得非常专业，几乎像是一种新的语言正在诞生。这就是俚语的特征，一旦传播开来成为普通词汇，首先使用它们的那个亚群体就会用新的行业语取而代之。如果整个超级部落都采用了这些行业语，如果它们进入了官方语言，它们就失去了原来的功能。（你现在用于漂亮姑娘、警察或性行为的俚语是否和你父母年轻时所用的俚语完全相同，这是令人怀疑的。但你和你的父母使用的正式语汇还是相同的。）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亚群体完全采用一门外语。比如，俄国宫廷曾经操法语；在英国，你仍然可以看见这样的残存，在高档的饭店里，菜单通常是用法语写的。

宗教的运行和语言的运行大同小异，它强化群体内的纽带，削弱群体间的联系。宗教的作用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简单前提：强大的力量高高在上，远远超越群体里的个人；人们必须要愉悦这些力量、超级领袖或神祇，必须要平息其怒气，对神祇的崇拜和服从是不容置疑的。因为神祇高于一切，不容置疑，所以其地位就岿然不动了。

起初，神祇的威力有限，其影响范围是分割的，但由于超级部落膨胀到难以管理的规模，所以就需要更大的凝聚力。小神团队的管理力量不能满足需要；一个庞大的超级部落需要一个独一无二、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察的主神。在古代候选的神祇里，经过千百年的汰洗，这种全能的神胜出。在今天小型、落后的文化里，小神仍然存在，但大型文化的成员都转向了单一的超级神。

近年来，作为社会力量的宗教的威力在弱化，这是普遍的共识。原因有两个。首先，它未能发挥作为凝聚力的双重功能。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膨胀，古老的帝国难以管理，分解为族群。新的超级部落努力确定自己的身份，用上了一切常用的手段。问题是，许多族群有相同的宗教信仰。这就是说，对他们而言，虽然宗教仍然是团结本民族成员的强大力量，但它已失去另一种功能，即削弱民族之间的联系。于是，主要的宗教内部形成了教派。诚然，宗派主义恢复了一些隔离机能，重新推动了宗教仪式的部落化或本土化，但这仅仅是解决宗教问题的部分出路。

宗教失去威力的第二个原因是普及科学教育的水准日益提高，随之产生的要求是，个人应该提出问题，而不是盲目接受教条。基督教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西方超级部落人日益富有逻辑的头脑难免会发现，基督教显然有一些不合逻辑的地方。也许，其中最重要的是教会领袖的言行不一：一方面，他们教诲教徒要谦虚谨慎、温文尔雅；另一方面，他们却极尽奢华，讲排场，显威风。

除了法律、风俗、语言和宗教外，还有一种更加猛烈的凝聚力形式，这就是战争，它有助于把超级部落的成员捆绑在一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没有什么比一场好的战争更能帮助一个领导者了。胜利使他在当霸主的同时还受敬爱，这是两者皆得的唯一机会。他可以实行最残酷的控制形式，把数以千计的同胞送去当炮灰，同时还被同胞讴歌为伟大的庇护人。外群体（out-group）的威胁使内群体（in-group）的纽带更加牢固，任何力量都难以超越外群体威胁的推动力量。

共同敌人的存在会抑制内斗，统治者不会不注意到这一事实，古今皆然。当过分膨胀的超级部落开始出现裂缝时，一帮强大的“他们”能够迅速缝合这样的裂缝，内外的差别使我们转化为统一的“我们”。领袖如何牢记“他们”和“我们”的对立，如何刻意操弄群体内的冲突，这难以断定，但无论其举措是否故意为之，内部抱团的反应几乎总是因此而发生。只有效率极其低下的领袖才会把这样的事情办砸。当然，他必须要有一个敌人，而且这个敌人的恶棍色彩要涂抹得非常醒目，否则他就可能会有麻烦。令人憎恨的战争被转化为光荣的战斗，这需要一个必备的条件：外来的威胁真的很严重，或者被宣传得很严重。

战争对残暴的领导人很有吸引力，但又有一个不利后果：战争的一方可能彻底失败，而惨败的可能正是他自己。超级部落成员可以感谢战争这一不幸的弊端了。

以上诸点就是对大型城镇社会产生影响的黏合力。每一种力量都产生了特殊的领导人：行政官员、法官、政客、社会领袖、高级祭司和将帅等。在生活比较简单的时代里，他们被通称为一种人——万能的皇帝或国王，能扛起全部领袖责任。然而，那样的时代业已过去；群体已经膨胀，真正的领袖责任总是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迁移，走向拥有最杰出人才的那个范畴。

在更近的时代里，允许民众在选择领袖时有发言权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这一政治手段本身成了一种宝贵的凝聚力，给超级部落成员更大的“归属”感，使选民觉得自己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新领袖当选不久，情况就清楚了：他们的影响比想象的要小，不过，在选举期，宝贵的社会认同的涟漪在社区里荡漾。

作为选举的辅助手段，在地方假性部落层次上，低一级领袖被派往各地去参与政府工作。在有些国家，这不过是一种仪式，因为这些“地方”代表只不过是外地引进的专业人士。不过，在现代超级部落复杂的社区里，这种扭曲是难以避免的。

即使实际上难以兑现，民选代表管理的目标是美好而清晰的。这一目标的基础是部分回归原始部落体制的“政治”，彼时，每个部落人（至少成年男子）在社会管理上有发言权。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强调财产共有，不重视僵化地保护个人财产。财产的保有和给予同等重要。但如前所述，那时的部落很小，每个人都认识部落里的所有人。他们可能会珍视个人财产，但门和锁是未来的东西。然而，部落变成冷漠的超级部落以后，陌生人进来了，严格保护财产成为生活必需，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忽略这一事实的任何政治企图都会遭遇相当大的困难。现代的共产主义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且已经开始对这一制度做相应的调整。

在一切情况下，另一种调整都是势所必然，其目的是恢复古代部落猎人那种“民有”“民治”的管理模式。超级部落太大，而管理的问题又太复杂、技术性太强，所以需要一种代议制，而代议制又需要专家型的专业人士。究竟这种体制多大程度上脱离了“民治”的模式？英格兰政治发展中最近的一项建议颇能说明问题：议会辩论直播，民众凭借现代技术终于可以更加直接地参与国家大事了。但直播议会辩论会干扰专门化的专业气氛，所以它遭到激烈的反对和拒绝。民治的政府到此为止，但这并不奇怪。经营一个超级部落就像让政治体制走钢丝。看来，任何现代政治体制的最大希望都是用右翼的方法来执行左翼的政策。（实际上，这正是东方和西方都在执行的政策。）走钢丝是艰难的任务，需要高超的专业技巧，想用含糊其词的话来达到目的是根本不可能的。现代政客常沦为笑柄、遭到奚落，是因为太多的人频繁地看穿了他们的花招。但由于目前超级部落的规模，我们似乎又别无选择。

在许多方面，现代超级部落的社会难以管理，所以它们的大趋势是分解。我已经提到，特化的假性部落在超级部落里是如何形成的；社会群体、阶级群体、专业群体、学术群体、运动团体等就是这样的假性部落，它们为都市里的个人恢复了各种形式的部落身份。这些群体在大社群里生活得颇为惬意，但比这些群体的分割更富有戏剧性的分类还是经常发生。帝国分裂为独立国家，国家分裂为自治区域。通信和交流改善了，相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政策日益增加，但分裂还是在进行着。在战争凝聚力的压力下，结盟可以很快完成，但在和平时期，分割和分裂则经常发生。分裂的群体拼命打造某种地方身份，那就是说，它们所属的超级部落的凝聚力不够强大、不够激动人心，不足以把它们团结在一起。

建设和平的、全球规模的超级部落的梦想被反复粉碎。看来，外星人的威胁似乎才能够给我们提供必要的凝聚力，但那样的凝聚力时间短暂。至于将来人类的聪明才智是否能够产生某种新的因素，将其引入社会生活并解决凝聚力的问题还有待观察。目前看来，这样的可能性不大。

电视之类的现代大众传播设施使世界的社会空间“缩小”，产生了一个全球电视村（global televillage），围绕这个问题，近年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有人说，这一趋势将要助推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进程。遗憾的是，这是一个神话，原因是：和个人社交不同，电视是单向系统。我能听见电视主持人说话，认识他，但他不能听见我说话，也不能了解我。不错，我可以了解他的所思所为，这固然大有好处，可以拓宽我的社会信息范围，但这不能取代真实社会交往的双向关系。

在未来的岁月里，大众传播技术的进展将令人震惊，目前我们还难以想象这样的进步；即使这样，技术进步还是继续受到我们这个物种生物—社会局限的阻碍。我们的生物特性不像白蚁，不会甘心成为庞大社群的成员。我们本质上是并且永远是简单的部落动物。

尽管如此，尽管全球经常发生阵发性的分裂趋势，我们仍然将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大的趋势仍然是维持大规模的超级部落水平。世界的一个地方发生分裂时，另一个地方又实现了融合。如果今天的局势像过去千百年里那样不稳定，我们为什么还要尽量维持这样的局势呢？如果这样的局面危险，为什么还要维持呢？

这绝不仅仅是一场国际权力博弈。人这种动物有一个固有的生物属性：被扔进超级部落里的混乱中时，能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这一属性就是人永远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创造性和对脑力运动的热爱。都市的混乱场面似乎能加强他这一属性。庞大而密集的繁育场唤醒了海鸟筑巢孵雏的本能；与此相似，密集的都市社群能唤醒人的思想创新。都市是人类思想的孵化场。这是都市优势的一面。虽然它有许多不利的因素，但它维持了系统的运转。

我们已经在社会层次上看到了这些弊端，它们也存在于个人层面上。生活在大型都市复合体里的个人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紧张：噪声、空气污染、缺少运动、空间拘束、过度拥挤、高度刺激和看上去很矛盾的事——有人还感到孤单和无聊。

你可能会认为，超级部落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可能更喜欢安静、平和、沉思默想的生活。当然，他的确是这样想的，但正如运动一样，虽然他总是想锻炼身体，但他实际上很少运动。迁居郊区是他最极端的举措。在那里，他能创造摆脱都市压力的一种假性部落氛围；但除了礼拜天上午之外，他又急急忙忙回到那紧张的都市环境中。他可以迁走，但他会怀念新狩猎人的兴奋，他思念都市提供的最大、最佳的狩猎场去猎取最大的猎物。

在此基础上，你可能会认为，每一座大城市都是充满新奇和创新的地狱。和村落比较，大城市可能看起来是这样，但它远远没有到达探索的极限。这是因为社会的内聚力和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内聚力维持稳定，因而是重复性的、静态的。创造力努力实现新的发展，必然会摒弃旧的模式。正如竞争与合作有冲突一样，从众和创新也存在着斗争。唯有在城市里，持久的创新才有真正机会。只有城市足够强大和稳定，能够容忍颠覆性的原创性和创造性产生的破坏力量。反传统的利剑劈在巨人的身上时，那只不过是小芒刺、挠痒痒，给它一种舒服的刺痛感，把它从睡梦中唤醒，敦促他行动。

这样的探索激情，加上我描绘的内聚力的辅助，是许多现代都市居民自愿禁锢在人类动物园的动力。超级部落生活的兴奋和挑战难以抗拒，只要有一点点帮助，它们就足以压倒严重的危险和弊端。但这些弊端如何与动物园的弊端相提并论呢？

圈养动物发现自己被关禁闭，孤苦伶仃，或者生活在反常而扭曲的社会群体里。在并排的铁笼里，它可能会看见或听见其他的动物，但不可能与它们接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都市生活的超级社会环境的运作与之颇为相似。城市生活的孤单是众所周知的危害。在冷漠的大群人中，人很容易失落。天然的家庭关系和个人的部落关系很容易被扭曲、粉碎或肢解。在村子里时，邻居都是友人，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成为敌人，但没有一个人是陌生人。在大城市里，许多人连邻居的名字都不知道。

这种去人格化的机制的确有助于叛逆者和革新者；在小型的部落社群里，约束他们的内聚力要大得多。他们会被从众的要求磨平棱角。相反，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社会隔离的悖论又给人类动物园里的囚犯带来大量的压力和苦难。

除了个人的隔离，物质空间的拥挤也产生直接的压力。每一种动物演化的结果都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在动物园和人类动物园里，这样的生存空间都被压缩了，其后果可能会很严重。我们认为，动物的幽闭恐惧症是不正常的反应。极端的幽闭恐惧症是不正常的，但轻微的、不容易辨认的幽闭恐惧症是一切都市人都患有的病症。人们半心半意地尝试矫正这一病症。于是，作为一种姿态，城市里专辟的地块被保留下来作为开放的空间，这些小块的“自然环境”被称为城市公园。起初，城市公园是狩猎场，里面有鹿等猎物，富裕的超级部落人在此重温他们祖先的狩猎行为，但现代都市的公园里只剩下植物了。

就空间大小来看，城市公园不过是笑话。真要给大都会庞大的人口提供漫游的空间，公园需要数千平方英里。关于公园最好的评价是：聊胜于无。

追求空间的都市人的一个选择是到乡间去做短期漫游，他们很投入。每到周末，一辆接一辆的汽车下乡，又一辆接一辆地回城。那没关系，他们漫游了——在稍大的家园里漫游了——他们一直在与城市里不自然的狭小空间作斗争。现代超级部落的拥挤道路把周末的出游变成了一种仪式，继续漫游总是比放弃漫游好。相比而言，动物园里动物的处境更加恶劣。它们的“漫游”更加可笑，它们只能在铁笼里来回踱步。既使这样，它们也不放弃。我们人类动物能做的不只是在起居室里来回踱步，为此我们心存感激。

本章追溯了导致我们目前社会处境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可以更仔细地考察自己成功适应人类动物园生活的各种方式；某些情况下又可以看看这些行为模式不适应现代生活造成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