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说法常常能听到：尽管法国人居住在大陆上，而英国人居住在淫雨霏霏、荒僻寂寥的小岛上，但一向超然物外的法国人比英国人更为落寞孤立、保守闭塞。简而言之，由于一向对国际事务固执地漠不关心,法国人已成了一个最自私、自我中心主义最强的民族，而且是目前大多数事端的祸水。

我们必须追本溯源才能对这一切有个彻底的了解。地理环境与心态特征都深深扎根在任何一个民族之中。地理和心态密不可分，地理塑造了心态，心态也在改造着地理。丢开其中一个，孤立地去探讨另一个，都是片面的做法。如果深入了解了地理和心态的本质，对大多数民族的特性我们都能够理解。

正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法国人才不断地受到指责，在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才得到毫无保留的大肆的颂扬。因为，这个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是他们的美德与劣根的直接起因。他们处在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优越的地理位置，能够完全做到自给自足，于是，他们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的情绪也就产生了。如果宜人的气候与美丽的风景在自家后院里就能够享受得到，又何必到别国去寻求改变呢?如果从赏心悦目、满眼青翠的古堡田园到遍地沙丘苍松的神秘之乡，或者从20世纪返回至12世纪，只需坐几小时的火车就行了，那又何必去异国奔波，去学习陌生的语言，去熟悉不同的习惯和风俗呢? 如果菠菜能被炒成一道人人都喜欢吃的菜，如果同任何别的国家相比，自家的饮食起居和亲朋故旧并不差，那又何必去忍受糟糕的食物和酸酒及北方农夫呆板、僵硬、俗不可耐的面孔，那又何必去为护照和支票而烦心呢?

当然，可怜的瑞士人一生所看见的除了山还是山，而可怜的荷兰人，除了几头黑白花奶牛和一小块平坦青翠的草地，也再无别的见识了。假如他们不常常去国外旅游，一定会枯寂厌烦而死。对那种一边放着美妙的音乐、一边嚼着乏味的香肠三明治的铺张的用餐习惯，德国人迟早也会厌倦的。而一生都吃空心面，这对意大利人也是不可能的。俄国人肯定也希望偶尔也能舒舒服服地吃一顿饭，而不必去排六个小时的长队只为购买半磅人造黄油。

和这些人比起来，法国人真是太幸运了，过得简直就是人间天堂的生活。在法国，想要的东西唾手可得，所以，法国人会自问：“背井离乡有这个必要吗?”

你可以说法国人顽固、偏执，说法国人是错的。我希望我能赞同你。但是，法国人在许多方面上的确是得天独厚的，独得上天之恩赐，独享地理之福泽。

首先，温带气候、热带气候和介于二者之间的温和气候，这各种各样的气候条件法国人都拥有。法国拥有欧洲最高峰，四通八达的运河网遍布在它平坦的大地上，把法国各个工业中心连接在一起。一个法国人可以去阿尔卑斯山西侧萨瓦的小村庄，他就可以在山坡上滑雪来把冬季消磨过去。如果他更喜欢的是游泳而非滑雪，那么，只要买一张车票，然后坐车去大西洋岸边的比亚里茨或者去地中海之滨的戛纳。如果他对人物有兴趣，那么，他只需坐在巴黎的和平咖啡店里，点上一杯加奶的咖啡，静静地恭候。或早或晚，那些曾成为世界报纸头版人物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从这里经过。这些人物有那些已成为流亡者的君主和即将当上君主的流亡者，或者那些小提琴家和钢琴家，或者那些前程远大的男演员和红得发紫的女演员，还有那些使水银灯下的君主和普通老百姓入迷的舞蹈演员，亲近他们的音容，看看他们的模样，而且，他们的出现从未引起任何特别的关注，因为，在1500年之中天天都出现这样的事情，纵然是一个国王、一个皇帝，甚至教皇本人，都不会比一个新生在校园里出现更为引人注目。

正是在这里，我们遭遇到了一个地缘政治的不解之谜。2000年前，这片飘着共和国三色旗(这面旗帜日夜飘扬着，法国人一旦扛起了一面三色旗帜，就永远不会让它飘落下去，除非岁月与风雨已把它磨损得无法辨认了)的土地，它的大部分处在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西欧平原之上，为什么有一日，这里竟然发展成了一个世界上最集权的国家呢?个中原因显然不带有任何地理方面的因素。

一个地理学观点认为，气候与地理条件对人类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因素无疑是在发挥着这个作用，但绝对不是永远的。情况有时竟然正好相反。摩尔人与西班牙人曾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谷的上空，1200年的骄阳与1600年的阳光并无什么区别，可是，1200年的太阳给这片花果乐园带来了祝福，却在1600年把诅咒的光芒射在了这里废弃的水渠、漫天的杂草、干焦的荒野上。

瑞士有四个民族，他们说的是四种语言，但他们却都能感受到一个大家庭的温暖。尽管比利时只有两个民族，可他们却互相仇视，甚至把亵渎对方军人的坟墓当成了每个周末的消遣。冰岛人踞守着一个弹丸之大的小岛，他们的独立与自治居然维持了一千多年了。同为岛民，而爱尔兰人至今仍不知“独立”的滋味。世事往往是这样的。不论机械、科学和各种标准化发展到何种田步，而一切事物中最不稳定、最不可靠的因素仍然是人类的本性，许许多多不可思议、不可预期的变化都是由人性所造就了，世界地图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而法国的客观情况正好能够证明这一点。

从政治上来看，法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可是，如果仔细观察地图，你就会注意到法国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他们彼此背靠着背又相对独立，东南方的是朝向地中海的罗讷河流域，西北方的是朝向大西洋的广袤平原。

先看看罗讷河流域这个最古老的部分。罗讷河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河，它从瑞士发源，直至离开日内瓦奔向法国纺织工业中心里昂，才发挥出它的重要作用。罗讷河在里昂同发源于北方的索恩河汇合。索恩河的源头与默兹河的源头相距不远，就像索恩河(与罗讷河一起)对南欧的兴衰也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一样，默兹河也与北欧历史是密不可分的。罗讷河从源头流入利翁湾时，其落差已达到了6000英尺，因此造就了大量的湍流，这不利于通航，现代化的汽船一直无法把这条大河彻底征服。

尽管这样，由于古时的劳力———奴隶资源———是很廉价的，它还是为古腓尼基人和古希腊人提供了一条挺进欧洲腹地的便捷通道。如果船儿顺流而下，则只需几天的时间，而逆流而上的船儿必须由那些“古代伏尔加”纤夫(同那些俄国同行相比，他们的命运一点儿也不好)牵引。通过罗讷河河谷，那古老的地中海文明首次敲开了欧洲内陆的大门。奇怪的是，那一地区最早的商业据点马赛(迄今仍是法国最重要的地中海港口)坐落在河口向东几英里的地方(现今一条运河把它同罗讷河连接在一起)，而并未直接建在罗讷河河口。但马赛并未选错地理位置。早在公元前3世纪，马赛就已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马赛的钱币当时就已流入了巴黎的周边地区和奥地利的蒂罗尔。而且，马赛还很快就变成了这一地区及其北部地区的首府。

马赛这个城市后来遭遇了不幸。由于受到阿尔卑斯山蛮族的威胁，马赛市民就邀请罗马人过来援助。罗马人当然就过来了，但按他们的一贯作风，就在马赛留了下来。罗马把罗讷河河口地区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行省”(provincia)，即普罗旺斯省(provence)。在历史上，马赛地区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无声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不是腓尼基人和希腊人，而是罗马人，认识到了这块肥沃的三角洲的重要作用。

于是，一个最令人困惑的历史与地理之谜又出现了：融合了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普罗旺斯，前有开阔的地中海，后靠北欧广袤的中部大平原，拥有肥沃的土地和理想的气候条件，具备了一切自然的优势，命中注定能成为罗马理所当然的继承者，而且似乎能够稳操胜券，可在这场竞争中却成了失败的一方。在恺撒与庞贝的争斗之中，普罗旺斯是庞贝的支持者，最后，恺撒把这座城市摧毁了（庞贝，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家，将军，前106一前48。公元前48年为恺撒所击败，逃亡至古埃及，却遭古埃及人的突袭，遇害身亡———译者注）。然而，这只不过是马赛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罢了。不久，马赛人又在这个地方做起了生意，还有科学、艺术、文学和礼仪，由于在罗马已无处容身，他们就跨过利古里亚海，逃到了普罗旺斯，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在蛮族层层包围之下的文明孤岛。

当富甲天下、大权在握的教皇在台伯河上的那个城市(在中世纪，罗马暴民比豺狼好不到多少，和美国的强盗们一样凶残)也站不住脚时，他们就把教廷迁到了阿维尼翁。阿维尼翁之所以留名青史，是因为人类首次修建的巨型桥梁在这里(这座桥在12世纪，是一个世界奇观，但是，现在它的大部分已淹没在河底之中)。教皇们在阿维尼翁还拥有一座经得起上百次围攻、坚似铁桶的城堡，在此之后的100年中，普罗旺斯就成了基督教领袖们的居住地，教廷骑士在十字军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其中一个普罗旺斯簪缨世家还成为了君士坦丁堡的世袭统治者。

但是，不知什么缘故，造物主在创造这片可爱的、肥沃的、浪漫的河谷时，把神力赐予给了普罗旺斯，可她并没有发挥出来。普罗旺斯河谷诞生过抒情诗人，然而，尽管他们被认为是抒情文学体裁的奠基人(在小说、戏剧、诗歌中，他们开创的这种抒情文学体裁至今仍占有一席之地)，而柔和的普罗旺斯方言却未能成为整个法国的通用语言。法兰西是由北方(与它的方言)创立了，法兰西民族是由北方造就了，也是北方把法兰西文化五彩缤纷的精华送到了全世界，但是，南方的种种自然优势北方并不具备。在1600年的时间之前，没有谁能想到会发生这种变化，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这片南起比利牛斯山脉、北至波罗的海的大平原肯定会纳入条顿大帝国的版图。是的，那是一种地理上的安排，而人类对它并无兴趣，所以，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出现了。

对恺撒时代的罗马人来说，欧洲的这一块就是他们的遥远的西部。因为这一块居住着高卢人，一个长着一头金发的神秘民族(希腊人称之为凯尔特人)，所以罗马人叫这里为高卢。当时，有两支高卢人生活在那里，最早的一支居住在阿尔卑斯山与亚平宁山之间的波河流域，这一支被称为“山南高卢”或“山这边的高卢人”。当年恺撒孤注一掷，勇敢地跨过了卢比孔河，这一支高卢人就被留在了那儿。另一支叫“山外高卢”或“山那边的高卢人”，这一支高卢人在当时的欧洲是无关紧要的，但在公元前58—前51年那次著名的恺撒远征之后，这支高卢人就同今天的法国产生了某种特殊的关系。精干的罗马殖民统治者的首选之地就是这里，因为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当地人对征税不会作出强烈的反抗。

北部孚日山与南部侏罗山之间的山口并不险要，罗马军队(步兵占大部分)能长驱直入到达这个地方。不久，罗马城堡、罗马村庄、罗马市场、罗马教堂、罗马监狱、罗马剧场和罗马工厂就星星点点地布满了法兰西大平原。在塞纳河上有一座小岛，这个小岛叫鲁特西亚(今巴黎的古称)，它是朱庇特神庙的理想建造之地。今天巴黎圣母院矗立之处就是昔年神庙之所在。岛上居住着凯尔特人，他们住的仍然是用原木搭建的房屋。

这个小岛后来发展成了罗马帝国统治西部的大本营，这是由于这个小岛能直接通航到大不列颠(公元1—4世纪罗马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并对莱茵河与默兹河之间动荡的地区具有遏制的地位。

对古罗马人当时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寻路的能耐，正如前面“地图”一章所述，我们有时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其实并不神秘。在位置的选择方面，无论筑港口、建城堡、设商埠，古罗马人有一种特殊的本能，他们从未失误过。在巴黎盆地中度过了阴雨连绵的六周之后，一位漫不经心的游客不禁会自问：“作为古罗马人统辖西方和北方殖民地的大本营，他们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么个破地方呢?”翻开法兰西北部地图，地理学家已经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给出来了。

几百万年之前，频繁的地震把这个地区搅得乱七八糟，山峰与山谷如同赌桌上的筹码，被推过来推过去。不同时期的四层厚厚的岩层被不停地翻转，最终一层叠一层，就像中国茶具中的茶托，被摞到了一块。从孚日山脉一直延伸到布列塔尼的就是最下面也是最巨大的那层“茶托”，它的西部边缘就深藏在英吉利海峡之下。从洛林直达诺曼底海岸是第二层“茶托”。第三层“茶托”就是著名的香槟地区，环绕着第四层，这里曾被称为法兰西岛，这是恰如其分的称呼。塞纳河、马恩河、泰韦河和瓦兹河环围着这个岛，岛的正中央就是巴黎。它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外敌入侵，这意味着安全，绝对的安全。因为敌人必须首先把这些“茶托”陡峭的外延攻下来，而守军此时早就站在了最佳的防御位置，万一不慎失守了，他们还能够从从容容地退守下一道“茶托”防线，在退回到塞纳河的那个小岛之前，他们能连续后退四次。最后，他们还能够把小岛周围的几座外桥烧掉，小岛就变成了一处坚不可摧的堡垒。

当然，巴黎还是有可能被一支意志坚定、装备精良的敌军攻克的，但是，这是十分艰难的，如同不久之前的世界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所证明的一样。把德军拒之于巴黎城外的不仅是勇敢的英法军队，还应归功于几百万年前的地质变化，它布设了重重障碍，阻挡了敌军的西进。

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法国人展开了近一千年的斗争。但是，法国人只需全力看好自己的西大门就能够高枕无忧，而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去守护互不相干的四面边境。法国为什么能比其他欧洲诸国更快地发展成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原因就在这里。

低矮的山脊把处在孚日山脉、塞文山脉与大西洋之间的整个西部法国自然地划分成若干相互独立的流域和半岛。塞纳河流域与瓦兹河流域处在最西面，一条自然通道将它们同比利时平原联为一体，而圣昆廷城自古以来就是这条通道的咽喉。圣昆廷城后来发展成了一个铁路交通中心，1914年德军进攻巴黎之时，这个城市是德国人的主要攻击目标之一。

经由奥尔良隘口，塞纳河流域与卢瓦尔河流域连成一片。在法国历史上，奥尔良地区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又称之为“奥尔良贞女”，巴黎最大的火车站也叫奥尔良火车站，这两个名称的起因与奥尔良城正位于南北交通要塞的重要地理位置是紧密相连的。中世纪的披甲骑士为奥尔良关隘浴血奋战，今天的铁路公司也为奥尔良枢纽你争我夺。世界在不断地前进，可往往是前进得愈远，重复过去的也就愈多。

今天，普瓦提埃铁路线把卢瓦尔河流域与加龙河流域连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普瓦提埃附近，公元732年，摩尔人向欧洲挺进的脚步被查理·马特阻止了。也正是在普瓦提埃，公元1356年，法国军队被黑王子（英王爱德华三世之子，英国著名将领———译者注）彻底消灭了，英国人在法国的统治又延长了100年。

著名的加斯科涅地区位于宽广的加龙河流域之南，它是无畏的英雄达塔南队长和尊贵的国王亨利四世的诞生地。通过加龙河上的图卢兹至纳博纳的河谷，加斯科涅地区直接与普罗旺斯地区及罗讷河流域连为一体。坐落在地中海岸边的纳博纳当年曾是古罗马人在高卢地区最古老的聚居之地。

如同所有类似的古商道(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之前，这条路线就已使用几千年了)，奥尔良隘口永远是某些人的一棵摇钱树。其在敲诈勒索和牟取暴利方面的历史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假如你有所怀疑，请去任何一个山口关隘，去寻找1000年之前那条道路上最狭窄之处，你在那儿会看到三三两两，甚至几十处古堡的废墟。假如你略通古代史，不同的石壁会告诉你：在公元前50年，在公元600年，在公元800年，在公元1100年，在公元1250年，在公元1350年，在公元1500年，都有一些强盗歹徒在这儿建造城堡，向来往行商强行索取过路费。

有时，你还会很惊奇地发现，那些地方还不是一堆荒凉的废墟，而是一个繁荣的城市。但是，卡尔卡松市的那些堡垒、高塔、护城河崖和要塞会告诉你，一座山口堡垒要修筑得多么坚固，才能抵御凶残饥饿的敌人的进攻，才能得以保全至今。

法国的地理概况到此就结束了。现在对生活在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这些居民的特征作一个简要的介绍。一种协调与平衡意识是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几乎能够说，法国人一直努力地做到“条理分明”，但愿这个词不会让你产生“枯燥、刻板和迂腐”的联想。

是的，法国人拥有欧洲最高峰———勃朗峰，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如同美国普通大众对佩恩蒂德沙漠了无兴趣，法国老百姓对勃朗峰的冰雪压根儿就漠不关心。法国人所熟知的不过是那些千百年来一无变化的村庄(在任何国家中，它们都是最强大的力量)、小镇(这里的人们仍然遵循5000年前或500年前他们祖先的方式生活着，或努力维持着那种生活)以及巴黎———在1000多年前，这个城市中最高尚的生活和最伟大的思想就都化为乌有了。法国人所喜爱的不过是默兹河、吉耶纳、诺曼底以及皮卡第这些地区，峰峦起伏，错落有致；溪流蜿蜒，心旷神怡；白杨夹岸，雄姿挺拔；河中驳船，闲庭信步；深谷雾霭，氤氲朦胧；所有的中心良辰美景都被华托（法国画家，1684—1721，创立了抒情性的画风，带有现实主义的倾向———译者注）悉数收入画中。

在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些强加于人的荒诞离奇的故事，它们多愁善感，不务实事，其实，法国人并非如此。正好相反，法国人永远能够脚踏实地，他们是最有理性、最为殷切的现实主义者。法国人懂得，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70岁是一个人的预期寿命。于是，他决不会浪费时间去做更高的梦想，而是尽量让自己舒舒服服地享受现实的人生。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要充分地享受人生!既然美食是现代人的所爱，那就让最贫困之人也学会烹饪技巧吧。既然早在耶稣基督时代，美酒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合适饮品，那就酿造最好的美酒吧。既然全能的上帝认为应让各种各样迎合视觉、听觉和嗅觉的东西充满着地球，那就不应辜负了上天的恩赐，而应充分享受这一切，因为这样做所遵循的就是全能的上帝的意思。既然集体的力量强大于个人的力量，那就应紧密依靠这个社会的细胞———家庭，对每个人的喜怒哀乐，家庭都会负责，而为了家庭的旦夕祸福，每个人也要尽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法国人生活之中的理想一面。

但是，法国人生活中的另一面却不那么“理想”了。这不理想的一面也是直接脱胎于前面所讲述的那些特征之中。家庭往往会把生活由风花雪月的美丽变成可怕的噩梦。无数老奶奶、老爷爷们掌握着家庭的大权，正是他们成了阻挡历史进步的一块块绊脚石。为了子孙后代，节俭的美德蜕化成了悭吝、搜刮、偷窃、诈骗和勒索，甚至于蜕化到了对每一件生活必需品的锱铢必较，甚至于乐善好施也变成了一毛不拔。假如人与人之间的慷慨友善不再存在，而文明的存在也必将会黯淡无光。

总之，不论出身有多么的贫贱卑微，任何一个法国人都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让他能以最少的付出来换取最大的满足。举例来说，因为法国人清楚，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所以他决不会去好高骛远。如果对法国人说，每一个美国年轻人将来都有可能当上他工作的那家银行的总裁，法国人会说：“那又怎么样呢?”他们可不愿为了这而费力劳神呢!吃午饭花了三个小时又有什么呢?用这三小时去赚钱固然好，可放弃了舒适和快乐就太不值得了。当然，法国人在勤奋地赚钱，他的妻儿也在赚钱，整个国家都在赚钱，但他们是在按照自己喜欢的那种方式赚钱、生活，对别人怎么想的，他们是从不理会的。这就是法国人的聪明，这种聪明虽然不能让法国人大富大贵，可是，同其他国家所信奉的“成功”信条相比，这种聪明更能保证人们获得最大的幸福。

一谈到大海，我都不必说海边的居民以打鱼为生。他们当然以打鱼为生。他们还能干别的吗?挤牛奶还是挖煤窑?

但是，把这个话题与当地的农业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过去100年之中，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被吸纳进了城市，而60％的法国人却仍然坚守在农村。在欧洲，能经得起长期围困而无需从他国进口粮食的国家，只有法国这一个国家。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古老的耕作方式，法国农民就不再像他们那些在查理曼大帝时代和克洛维时代的祖先一样耕种了，法国人就彻底实现了自给自足。

法国农民个个都是地主，所以他们能够继续呆在农村里。他的农场可能都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农场，但是，那是他自己的农场。在英格兰和东普鲁士这两个欧洲旧世界大国，那些不知姓甚名谁、不知身在何方的大地主们拥有着大量的田地，而法国大革命把大地主彻底地消灭了，不论他是贵族还是教士，他的田地都被划分给了小农户。对大地主来说，要接受这种分配形式是很不容易的，但也正是用同样的强制手段，他们的祖先才攫取了这些土地，这又有什么分别呢?而且，这场土地革命给整个法国创造了巨大的利益，它让法国一半多的人口同国家的命脉息息相关。凡事有利必有弊。不过，它也致使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过度膨胀。为什么法国人即使迁居巴黎，也只愿意同本村的人往来呢？为什么巴黎大街小巷充斥了无数专为某一地区的人提供服务的小旅馆呢？这种地方主义就是最好的注脚。为什么法国人极不愿意移居国外呢？对自己的国家已心满意足，他又何必跑到别的国家去呢！

下面说说法国农业。因为葡萄酒的酿造，很大一部分法国就和土地牢牢地拴到了一块。整个加龙河流域都是葡萄酒文化的服务者。加龙河河口附近的波尔多就是葡萄酒的出口中心，而罗讷河流域著名的葡萄酒出口港就是地中海岸边的塞特。广袤的朗德平原位于波尔多正南方，那里淤泥遍地，有踩着高跷的牧羊人和能常年在户外生活的羊群。勃艮第地区出产的全部葡萄酒都在第戎云集，而兰斯———法国古老的加冕之城，则是香槟酒的集中分装地。

工业在粮食生产与葡萄酒酿造都不再能够维系国民的命脉时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支柱产业。古代法兰西的帝王们不过是一群傲慢的低能儿，只晓得怎样残暴地压榨老百姓，并在凡尔赛宫漂亮的贵妇们身上一掷千金。法国宫廷被他们变成了时尚与文明生活的世界中心，全世界的人都蜂拥而来，学习他们优雅的礼仪，了解吃饭同进餐的区别。在法国最后一个旧时代统治者被身首异处并扔进了巴黎墓地生石灰中的150年后的今天，全世界该穿什么？该怎样穿？还是由巴黎所引导。为欧洲和美洲提供了那些必不可少的奢侈品(不过大部分人还是喜欢简单的必需品)的工业都以法国为中心，或依靠着法国，这为上百万的妇女提供了就业的机会。那些6美元或10美元一瓶(瓶子十分小，这是我们明智地对那些我们美国不能生产的产品征税的结果)的香水的源头就是里维埃拉那一望无际的花圃。

后来，煤和铁在法国的土地上被发现了。由于那些巨大的煤灰堆和矿渣堆，皮卡第和阿图瓦也就变得丑陋晦暗。但在英国人试图阻止德国人进军巴黎的蒙斯战役中，这些垃圾山居然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洛林成了钢铁中心，中央高原也随之成了法国的钢铁基地。因为阿尔萨斯能给法国提供更多的钢铁，世界大战一结束，法国人匆匆忙忙把它收了回来。在过去被德国人管理的50年中，阿尔萨斯转向发展纺织工业。由于近年的发展，现在从事工业生产的法国人占了25%，现在，他们能骄傲地声称，他们的工业城市从外表上看，和英美的工业城市无多大的差别，一样乏味讨厌，一样面目狰狞，一样缺乏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