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边境线长达8000英里，几乎等长于地球的直径，领土面积比整个欧洲大陆还要大。

中国人口约占地球总人口的20％。当欧洲人的祖先脸上涂抹得五颜六色，还在用石斧砍杀野猪之时，中国人早就懂得怎样使用火器，懂得怎样书写了。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清楚地讲述出来，这在很短的篇幅内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只能界定出一个框架，勾画出一个轮廓。至于更为详细的内容，如果你有兴趣，那就慢慢去了解吧。与中国有关的文字，足够把两三个图书馆装得满满的。

中国就像印度一样也是一个半岛，只不过这个半岛呈半圆形。但是，中国并不像印度周围有那么多的高山，而将印度与世隔绝了。中国的山脉就像叉开的手指，从西边一路延伸过来，这使中国那个直抵黄海之滨的富庶的大平原，在面对着中亚凶猛的冲锋军时，几乎是没有任何遮拦的。

为了克服这个地理上无天然屏障的不利条件，在公元前3世纪(这时，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正在争夺对地中海的控制权)时，一位中国皇帝修建了一道巨大的城墙，从东边的辽东一直延伸到西边的嘉峪关———甘肃以西戈壁沙漠的边缘，这城墙有1500英里长，20英尺宽，30英尺高。这就是万里长城。

这道人造的屏障出色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直至17世纪满洲人攻取中原时，万里长城才崩溃。无论如何，对一座傲然屹立了近两千年的人造壁垒，终究是不可等闲视之的。我们在10年前修建的一些堡垒不仅今天就无法使用了，还得开支一大笔钱翻修费用。

在这个巨大的圆圈中，南部的长江和北部的黄河把中国划分为三块。北京所在的华北地区，夏季较为炎热，冬季非常寒冷，这样的气候使当地人吃惯了小米而吃不惯大米。中部地区，由于从北方刮来的寒风被祁连山脉挡住了，所以，气候就比较温暖，人口也更为稠密。这里的老百姓爱吃大米，却不知黍米为何物。华南地区夏季湿热，冬季不冷，热带地区所有的作物都能生长出来。

华北地区又可分为两块，一块是东部平原，一块是西部山区。西部山区是著名的黄土高坡，土壤非常肥沃，土质极为疏松，雨水一落地立即就渗透进去了。西部地区被小溪与大河冲蚀得沟壑纵横，交通运输极不便利，就像西班牙那样。

华北平原位于直隶湾（今渤海———译者注）边上，这是一个由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冲积而成的平原。黄河没有什么重要的港口，船只在黄河里也几乎无法航行。运河是黄河北边的一条很小的河流，也一样不能通航，它的功用就是北京的排水系统，专门供北京城排泄污水。对北京，因为现今中国的局势每小时都在变化，所以，我只能说北京是900年的天朝帝都，或者说，自从征服者威廉登陆英国时开始，北京一直就是中国的京都所在地。但是，当这部作品出版之时，北京是否还是中国的首都，或只是中国的一个城市，或成为某个日本将军临时或永久的驻地，这都是我们无法知道的。

北京的历史太悠久了，也见证了无数的兴衰荣辱。公元986年，鞑靼人征服了北京，易名为南京，即“南方的都城”。12世纪，汉族人光复了北京，但并未定都于此，只当北京为一个二流的省会城市，称之为“燕京府”。又过了半个世纪，另一支鞑靼人又把北京拿下了，改名为“中都”，即“中部的都城”。100年之后，成吉思汗的大军占据了北京城，但是，成吉思汗本人却仍然钟情于蒙古沙漠中的帐篷，拒绝入城居住。他的继承者，著名的忽必烈大汗，与乃祖截然相反。他全面修缮了北京这片废墟，再次把北京更名为燕京，又称“大都”。不过，当时北京城的蒙古名称叫“甘巴努克”，意为“大汗之都”，其名气更大。

后来，汉族人又把这些鞑靼人赶出了中原，自己做了皇帝，是为明朝。燕京又变成了北京，即“北方的朝廷”。从此，北京就一直成为了中国的统治中心，只不过它与外界的联系很少。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860年。那一年，一个威仪堂堂的欧洲使节（指额尔金伯爵，1811—1863，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出任侵华英军全权代表，与侵华法军一道，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天津条约》和《中英北京条约》———译者注）以官方身份被允许进入北京朝觐大清皇帝。那位把古希腊大理石雕刻（指额尔金石雕，古希腊大理石雕刻品，老额尔金伯爵在雅典购得———译者注）献给大英博物馆的额尔金就是这个大使之父。

万里长城在鼎盛时代一定是一道铜墙铁壁，固若金汤，城墙厚达60英尺，高达50英尺，城墙上还有方塔和通道，本身就是一道要塞。北京城的建造结构是有许多一个套着一个的内城，有皇宫、满洲人城、汉族人城，如同一座迷宫，到了19世纪中叶，又出现了一座外国人城。

北京城内有许多寺院庙宇，但是，中国人却不同于印度人，不是那种虔诚的佛教徒。为什么中国和印度除了人口都在过度膨胀之外，再无其他共同之点呢？这是由于中国人和印度人具有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印度人对神佛怀着十分的崇尚，他们建造的寺院庙宇也一定是最宏伟、最漂亮、最豪华的，寺庙建筑几乎把贫苦农民辛辛苦苦换来的所有钱财都耗尽了。婆罗门僧侣们的口号就是“宁掷百万造神庙，不花分毫于黎民”。而中国人看上去是佛门弟子，但是，从上至下，个个都受到精明的孔子的影响。孔子是一位东方哲理大师，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他提出一条普遍信条：不要在关于来世的那些模糊的虚无的辩论之中虚掷岁月（即“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译者注）。孔子的这个信条得到了中国人的彻底遵循，中国人所做的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所以，中国大部分财赋税收都被统治者花在公共设施的改善，比如修筑水渠、开挖运河、建造长城、疏浚河道等等，至于寺院庙宇，只要做到神灵不会怪罪就足够了。

古代中国人是一个拥有杰出的艺术才华的民族。比起恒河流域的民族，中国人付出的是小得多的代价，但是，所获得的成就却更好。去中国的游客不论在何地都不可能看到像印度那样庞大的神庙建筑群。在北京以北60英里的明皇陵，几只大型动物雕刻就是那些长眠于地下的帝王的看护者，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座庙宇，供奉着为数不多的几尊大佛像。就是这些。其他中国神像都比例适中，不大不小。可是，印度人的艺术品看起来很不和谐，让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即使陈列在博物馆中也还是如此。而中国人的书画、雕塑、瓷器和真漆都比印度人的艺术作品更适合进入欧美的家庭，所以，西方人更喜爱中国人的艺术品。

现代中国的商业地位也不可小觑。中国的煤炭储量位居世界第一，铁矿储量位居世界第二，假如英、德、美三国的煤炭有朝一日采光了，西方人仍然可从山西省获到温暖。

山东省处在直隶的东南方，直隶湾和黄海的分界线就是它所在的山东半岛。山东除了位于直隶湾附近的黄河平原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山区。黄河曾经是流入黄海的，但在1852年却突然改道，北上进入了直隶湾。什么是洪灾？黄河那一次改道酿造出来的洪灾才让人们有了真正的见识。如果想弄清楚黄河改道究竟意味着什么，就不妨作个假设，莱茵河有一天异想天开，决定改道流进波罗的海，塞纳河忽发奇想，决定不进比斯开湾，而转入北海，事情就会一目了然了。从17世纪末以来，黄河已改道10回了，目前的河道是否还会改变呢？我们不能断定。在世界其他地区，河水很容易被大河的堤坝控制住，但是，对黄河和长江这样的大河，堤坝却显得力不从心了。1852年黄河堤坝的高度足有50英尺，而它们被洪水冲毁时，就像一张纸片被撕开一样。

中国人被称为黄种人的说法，你有可能听说过；有关“黄祸”之类的报刊文章，你也有可能读到过。中国人面孔的颜色与黄色和中国之类的概念常常被我们扯到了一块。但是，在很久之前，中国的统治者就自称为“皇帝”，发音与“黄帝”相同，但不是黄肤色子民的“皇帝”，而是他们居住在这片黄色的土地上的“皇帝”，即“黄土地之帝”。整个华北地区被黄河携带的大量的黄泥染成了黄色———河水、道路、房屋、土地、海水，甚至于男女老少的衣服也是黄色的。因为这黄色的泥土，这个民族才有了这样的名字，而实际上，他们的肤色并不黄于西方人。

为了让子民不再冒险在大海上作长途旅行，而能平安地从北部到达中、南部，13世纪时，根据一位中国皇帝的命令，开凿出了一条大运河，连通了黄河和长江。大运河长达一千多英里，从挖通以来，一直恪尽职能，运输着来来往往的船只，直至1852年黄河改道，运河连同黄河故道一起都被摧毁了，大运河才废弃了。但是，这条世界上最长的大运河还能说明，这片黄土地的统治者多是一些开明的帝王。

现在重新回到山东半岛。半岛海岸线上的花岗岩很坚硬，产生了几个很重要的港口城市。威海卫港就是其一。直至不久以前，英国人还控制着威海卫。当年，俄国人占领了直隶湾对岸的旅顺港，把旅顺当做了俄国人的军港和西伯利亚铁路的起点，这时，英国人就从中国“租借”了威海卫，“租借合同”上有一条规定，只要俄国人撤出了辽东半岛，英国人就把威海卫归还给中国。但是，1905年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占领了旅顺港，可英国人却没有从威海卫走开。德国人也不甘落后，很快就把半岛南部的胶州湾和青岛港占为己有。这也是世界大战在远东引起的连锁反应，为了某些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英国人和德国人你争我夺，而正如鹬蚌相争，日本人这个第三者就坐收渔翁之利了。

为了重新博取中国人的好感，世界大战之后，威海卫和胶州湾都还给了中国人。但是，如果满洲这一回被日本人占领了，以前的那场游戏必定会重玩一遍。

华中地区的东部是一片宽阔膏腴的平原，同华北平原连在一起。中部为山区，长江在这些大山之中蜿蜒而行，最后奔进了东海的怀抱。四川位于长江上游，这是一个面积几乎与法国旗鼓相当的省份，它有着肥沃的红土地，由它所养活的中国人多于法国总人口。四川与外部世界被几条南北走向的高山隔绝了，入川的白种人寥寥无几，显然，四川比中国其他地方保留了更多的民族传统。

长江向东从四川盆地奔流出来后，就进入了湖北省。著名的港口城市汉口就在湖北的地盘上，1911年，把清朝末代皇帝赶下台的那场革命就是从汉口发起的（指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译者注）。世界上最古老的王国因为那场革命的发生而变成了一个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译者注）。中国中部的主要商业运输大动脉就是长江自汉口以下的河段，排水量在1000吨以内的海轮能从中国的外贸中心和第一大港口———上海直达汉口。直至1840—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上海港才被迫对外国商人开放。

杭州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面，被马可·波罗称为“金山”，苏州居于三角洲东面，以盛产茶叶而闻名于世。南京位于长江三角洲最西端，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势平缓，土地肥腴，物产富饶，极为富庶，所以，长期以来南京不仅是华中地区最重要的城市，而且还是许多王朝的京都。

南京之所以被选做中国新政府所在地，至少在我写这部作品时(1932年1月2日零时7分)，它还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官邸，是因为部分出于历史因素，部分出于地理位置———位于广州至北京的中转站位置，部分出于海上外国军舰大炮无法直接威胁到南京的安全。

华南地区山地众多，丘陵密布，也出产茶叶、丝绸和棉花，可相对而言还是一片贫穷之地。从前，森林曾覆盖了华南地区的大部分，后来森林被砍伐殆尽，水土流失严重，只剩下光秃秃的石山，以至于华南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大批中国人涌进了那些还未限制中国移民涌入的国家。

广州是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上海是中国产品出口到欧洲的中心，广州则是中国从欧洲进口产品的中心。有两个外国占领区位于珠江入海口(广州市距海岸还有几英里远)。右边是澳门，葡萄牙曾在中国占有众多殖民地，而这就是它最后的一块殖民地；左边是香港，早在鸦片战争中就为英国人占领了。

华南沿海有两个大岛屿，海南岛还仍然在中国人的手里，而台湾岛，原属荷兰殖民地，从1894—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就被日本人割占了。

90％的中国人是农民，他们都靠天吃饭，年岁不好就会发生饥荒。但是，中国对外商开放的港口城市还有48个，茶叶、棉花和丝绸是中国人的主要出口产品。鸦片是一种让人上瘾的毒药，中国皇帝一直在努力禁止臣民吸食鸦片，中国又从不出口鸦片，原来那些罂粟田就渐渐地变成了棉田。

中国人对列祖列宗特别尊崇，所以，同任何一个民族相比，中国人接受铁路都更为困难一些。老祖宗安息在地下，如果他们被火车在铁路线上呼啸而过惊扰了，那就不得了了。1875年，在上海到吴淞口之间，正在修建一条几英里长的铁路，结果招致了强烈的反对，最后不得不停建。至今，中国在修建铁路时如果碰到先祖坟山仍要远远地绕行过去。目前，中国建成通行的铁路线已超过10000英里，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铁路桥就是泰山附近横跨黄河的铁路大桥。

为什么英国人一直强烈要求各国取消从前那些歧视、虐待中国人的政策呢？英国及其殖民地仍然控制了中国60％的对外贸易，或许这就是原因。中国人代表了世界20％人口的利益，与这样的顾客保持友好的关系才是上策。假如聪明的中国人起来抵制英国的产品，那么，英国人每天的损失就会高达数百万美元。

在朦朦胧胧的远古时代，中国人最早的祖先就隐隐约约地产生了，这时，他们就已经生活在黄河两岸的黄土地上了。对农耕之人来说，最称心如意的莫过于有一片肥沃的土地，何况，这片黄土地还解决了他们的住房难题。人们从山的侧面朝里挖进去，就挖出了一个个窑洞，住在窑洞里根本不必考虑墙壁透风或屋顶漏雨的问题。

据那些对这片黄土地较为熟悉的游客说，这片黄土地本来人口十分稠密，可在夜晚连一点人类居住的迹象都看不出来。直至清晨，从东方射来了第一缕阳光，无数男女老少一下子从窑洞里冒了出来，如同兔子从洞中蹿出来晒太阳一样，为了一日三餐，他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奔波劳作，直到夜幕降临，又全部在地面上消失了，跑进了窑洞之中。

中国人占据了西部高地之后，又开始慢慢向东推进向东扩展。数百万吨黄泥被湍急的黄河激流挟裹着顺流而下，沉积在下游的平原上，那里的土地也就变得更为肥腴了，足够养活那不断膨胀的人口。随着黄河的变迁，中国人也跟着迁移，在公元前2000年(罗马出现的1500年前)，中国人就已来到了长江流域，原本在黄河流域的帝国中心也开始慢慢转移到东部大平原。

公元前5世纪或4世纪，中国三个最伟大的精神领袖———孔子、老子和孟子诞生了。在这三位导师产生之前，中国有什么样的宗教呢？至今已无法考证了。当然，身为造物力量的渊源，大自然始终受到膜拜，特别是对那些完全靠天吃饭的人来说，对大自然更加顶礼膜拜，决不敢产生一丝一毫的不敬。同耶稣、释迦牟尼以及穆罕默德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孔子、老子和孟子并非宗教创始人。

首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他们的道德教义的根基，他们认为人并不是天生就是大智大勇的人，而是一群凡夫俗子，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勤奋好学，谦虚谨慎，对长者与智者的教诲认真聆听，一定会有所作为的。从西方基督教的角度上来看，这三个导师所宣扬的观点太世俗化、物质化、功利化。对人应该驯服屈从或者逆来顺受之类的思想，他们都未加以宣扬，因为他们知道，凡夫俗子怎么可能有这样高尚的情操呢？怎么可能达到这样高的精神境界呢？而且，他们自己也怀疑，如果宣扬那样的行为准则，对社会发展有利吗？因此，他们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好人应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仁义忠信，尊崇先人。

这三位中国哲学大师所宣扬的道德思想的内容都不多，而且每一位都有自身的不足之处。我并非说孔子、老子和孟子的哲学体系比西方人的好或坏，但是，他们的思想确有某些非常鲜明的长处和优点。4亿中国人说着数十种方言(中国北方人与南方人交流就如瑞士人与意大利人交流一样困难)，生活在各式各样环境之中，但是，因为有了孔子、老子和孟子，至少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共性———对荣辱沉浮持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对穷通得失持实用主义的生活哲学。无数境遇悲惨的下层中国人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人生哲学的支撑，才历尽重重磨难，走完自己的一生，而面对同样的磨难，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可能就会精神崩溃而彻底垮掉或者干脆一死了之。

对孔子、老子和孟子这些朴素的哲学思想，几乎每个人都能理解、领会。如果你不相信，就能在中国人4000年的同化奇迹中找出证据来。公元10世纪，蒙古大帝国，这个更大的帝国吞并了中国，这个帝国疆域辽阔广大，东起太平洋，西抵波罗的海。但是，这些蒙古帝王却都同忽必烈一样只有一个结局———被同化成汉人。蒙古王朝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明朝(1368—1644)，这是中国最后一个汉家王朝。后来，满洲一个鞑靼国王又推翻了明朝，建起了自己的大清帝国。虽然满洲统治者当时把汉族人征服了，强迫汉族人留起了长长的辫子，剃光了前额上的头发，但是，他们仍然难逃和蒙古人一样的命运，最终被同化得比汉族人还更像汉族人。

自从满洲人入主中原，中国出现了天下太平。大清王朝只须把海港守住，防范西方人的侵略就能高枕无忧。于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终于捕捉到了一个喘息的时机，但是，文明一旦停滞不前，中国就一下子失去了活力，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僵化呆板，更封闭保守。政治专制比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政治体制还严厉，文学被冻结了，科学也停滞了，如果谁发明了什么新东西，他立即就会遭到他人的耻笑，甚至于中国的艺术，本来是无可比拟的，此时也同古老的拜占庭镶嵌画一样，开始走向了形式化。中国完全与世隔绝了，外面的世界在做什么，他们一点一不晓得。一个闭关锁国的民族总是夜郎自大，盲目地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认为自己的军队是天下无敌的，认为自己的艺术也是人类一切艺术中最精彩绝伦的，还认为自己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也远远优于别国，如果拿外国作标准来衡量中国，那简直就是荒唐透顶的事。然而，所有力图排外之国，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误民误国。

从16世纪早期以来，中国就只批准少数几个“洋鬼子”有资格进入太平洋沿岸的以外贸为主的几个港口城市。这些“洋鬼子”主要是葡萄牙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在中国，他们的社会地位很低，如同刚好和弗吉尼亚州第一批殖民者的子孙坐同一条船的黑人医生。

1816年，英国人派遣阿默斯特勋爵(他在1817年去圣赫勒拿岛拜访过拿破仑)来中国，请求中国皇帝对英国商人给予庇护，改善他们在广州的待遇。阿默斯特勋爵被告知，如果他愿意在龙椅前下跪磕头，他就能上朝觐见皇帝。所谓“磕头”，说文雅一点，就是一个人“在皇帝面前，跪下来让自己的头颅触地三次”。从前有一位荷兰船长明白，只要在皇帝面前下跪磕头，他就能把大量的茶叶和香料带回去，一辈子也就能衣食无忧了，所以，他就下了跪磕了头。但是，阿默斯特心想自己又不是一个船长，而是英国国王的代表，就断然拒绝了行这个礼的要求，结果，他连北京的城门都没踏上一脚。

这时，在对这个小小的地球的开发利用上，詹姆士·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在欧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迫切的欧洲人急着要走出欧洲去征服新的世界，中国理所当然地被排在榜位。对骄傲的白种人来说，以突发事件为借口而挑起战争，这是很不光彩的，特别是在1807年之后，马礼逊博士作为第一个从欧洲到广州的传教士，不断地对中国人宣传，基督教如何如何好，为何要信仰基督。面对滚滚而来的鸦片狂潮，即使是那些思想最僵化、最狭隘的满洲官员都能积极地用孔子之道来阻挠，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却不断地从罂粟籽中提炼出鸦片，卖给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国人的就达数百万磅之多。英国东印度公司坚持要把鸦片输进中国，中国政府坚决拒绝鸦片登陆，于是，鸦片和受伤害的感情引出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让中国入瞠目结舌，在这些被他们瞧不起的外国人面前，他们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对手，经过几百年的闭关自守，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了。

这种担忧最终化作了现实。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就逐步听任外国人的摆布。大部分中国人本来不问世事，一味埋首于田园，从事收割，但通过偶尔目睹的事实，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国家出现了问题。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灾难都被中国人归咎在由外族统治的满清政府身上，于是中国人开始揭竿而起。大约是在80年之前爆发了第一次大起义，中国人希望用革命要回自己的自由。

当清政府正与英国和法国开战时，“太平天国”运动在华南地区风起云涌。这些人剪掉了辫子，也拒绝剃头。但是，对那些因贫困而造反的老百姓来说，满清王朝的大军实在太强大了。为了取代满洲人，他们推举出了自己的汉人皇帝（指洪秀全———译者注），可他最后在南京自己的宫殿中引火自焚，还把所有的后妃都活活烧死了（这里作者弄错了，洪秀全是病死的，而不是自焚而亡。湘军攻陷南京时，洪秀全已死了一个多月了。由于太平军战士誓与南京共存亡，故点火自焚———译者注）。在这场革命运动中，被杀者达数十万人。剿灭这场革命运动的清军中曾有两个外国将领，一个是美国工程师华尔，另一个则是英国人戈登，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深邃的神秘主义者。戈登回国后，一心一意从事慈善和宗教事业，过着悠闲的退伍生活，为他的悲惨结局作准备。有关戈登的故事，在“非洲”那一章里将会了解到。

1875年，德国同清政府之间发生了矛盾，于是，德国以帮助中国荡平沿海的海盗为由，派出了一个中队进入了中国。1884—1885年，发生了中法战争，中国南部的安南和东京湾从此就丧失了。1894年，中国人同已西化的日本人又开了一仗，把台湾岛给丢掉了。

这时，欧洲人开始对中国的军事战略要地进行争夺。俄国人霸占了东北的旅顺港，英国人租借了威海卫，德国人强占了胶州湾，法国人则瓜分到了湄公河左岸的金兰湾，而美国人只是含含糊糊地表明了一个“门户开放”之类的立场，这又一次体现了美国人的外交政策经常是感情复杂的(或者说多愁善感)。欧洲人把抢到手的土地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无论何时，只要美国人望过去(当然不是为了看热闹)，他们就急急忙忙关上了大门。

中国人民天生就吃苦耐劳，他们这时开始看到，不仅政府压迫着他们，外国人也在欺凌着他们。看清了这样的事实之后，他们再次把所遭受到的苦难和屈辱统统发泄到外族统治者———满清政府身上。1901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了。他们先把德国大使(原因是这个德国大使是第一个攻击中国人的外国人)刺杀了，然后围攻在北京的外国使团。于是，为了解救被围困的外交使团，俄、日、英、法、奥、德、意、美八国组成了一支联军，开进了北京，解救了那些处于绝望之中的大使及其家属。为了报复，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大肆抢劫，这座富裕的城市因此而蒙受到了空前的破坏，不管是多么神圣不可侵犯的，都被侵犯了，甚至连紫禁城也不曾幸免于难。“就像匈奴人那样干吧！”这是德国皇帝对德军司令和他的20000名士兵(虽然停止了射击，但仍在大肆抢劫)下达的一句口谕。这是一句不幸的指令，是老威廉皇帝在他统治期间发出的糟糕透顶的指令。十几年后，他就得到了报应，如今他不得不孤零零地呆在荷兰砍木头。

清朝政府的奴颜卑膝，战争赔款的天文数字，欧洲各国的得寸进尺，对这一切，中国老百姓再也忍受不了了。1911年，他们的革命再一次爆发了。推翻了满清政府，成立了共和国。这一回，人民成功了。

这一回，中国人总结出了深刻的教训。中国人明白了西方人不仅对孔子的道德文章有兴趣，对中国的煤炭、铁矿和石油等珍贵矿产资源更有兴趣。中国人要么努力把自己的财宝矿藏保存好，要么把它们沉到太平洋洋底。很快，他们开始认识到应该学习日本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西方化”。他们从世界各地聘请了许多老师，尤其是请日本人当自己的老师，因为两国人民比邻而居，交流极为方便。

同时，俄国正在一切都按照马克思主义来进行管理，为了把一个占地球六分之一面积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化大国，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历程。由于中俄互为邻邦，俄国人就能悄悄地把一些新思想传播到这些长期遭受折磨的中国苦力耳中。从前，不论谁来主宰着中国人的命运，不论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好像天生就是做牛做马的苦命。

自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所有这些相互冲突的思想、情感和计划在中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混乱。而在世界大战中，中国人加入协约国是被迫的。战争一结束，中国人又回到了从前的老样子，不仅毫无收获，反而失去的更多。

我不是预言家，无法预测在未来10—15年中，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可中国是一个贫困的国家，而且又起步太晚了。到那时，中国的情况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改善，也不可能很快就追上世界的前进步伐，但是，如果有朝一日中国人赶上了我们，那么，我们就请求上帝怜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