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在此基础上重建了汉族的封建政权，于1368年在南京建立明朝。明成祖(公元1402—1424年在位)时迁都北京。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

(1)军事领导体制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仿照宋元的枢密院制度，在中央设大都督府作为最高军事机构。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在废丞相制、升格六部的同时，又把大都督府分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和都督同知各一人，都督佥事若干人。五军都督府的主要职责是分领在京各卫所和在外各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卫军。各都督府互不相属，都只与兵部联系。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分掌兵权。“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春明梦余录·兵部》)两个机构互相牵制，便于皇帝操纵和控制。到明朝中后期，兵部尚书或侍郎有时可直接掌握京营训练，五军都督府渐成虚设。

明朝地方军事长官，最初是都指挥使。如有征战，则由中央派都督府官或公、侯、伯为总兵官，事毕还任。后来因边境多事，原来临时派遣的总兵官遂留下镇守，成为定设官员。内地的军事要地也逐渐设总兵官镇守，都指挥使成为总兵官的下属。明中叶以后，为加强对武将的控制，又派文臣到各总兵官处整理文书，参与机要。明初即开始设置的巡抚、总督两职逐渐成为常设官员。巡抚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但往往加有提督军务或赞理军务、参赞军务的名义。总督更拥有“总督文武，自总兵、巡抚而下皆听其节制”(《明通鉴》卷三二)的大权，成为地方最高军事政治长官。

(2)军队的编制

明朝军队的编制是卫所制。明朝的军卫法规定，一郡设所，连郡设卫。大抵以5600人为一卫，1120人为一千户所，112人为一百户所，50人为一总旗，10人为一小旗。一卫辖五个千户所，一个千户所辖10个百户所，一个百户所辖两个总旗，每个总旗设五个小旗。全国军队均按此编制编入卫所，由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逐级率领。

卫所军的最早来源，有跟随朱元璋建国的从征兵，有元朝及各割据势力的归附兵，有由罪徒组成的“恩军”，还有从平民中征调的“垛集军”。所谓“垛集”，是以三户民户为一垛集单位、一户为正户，出一丁充军役，另两户为贴户。正军死，由贴户丁补。

(3)兵役制度

明朝的兵役制度，前期以世兵制为主，后期以募兵制为主。

为保证卫所的稳定兵员，明朝继承了元朝的军户制度，规定卫所军士和武官全部世袭。军户由都督府管辖，享受免除一丁差徭的优待。若军户逃亡或全家死绝，由政府派员到其原籍勾取亲族或贴户顶替，称为“勾军”或“清军”。由于军户和士兵的生活非常困难，特别是士兵的衣食都无法保障，因而常有士兵逃亡，自明中叶起，逃亡士兵日渐增多，导致世兵制逐渐走向崩溃。于是，明政府不得不实行募兵制。

募兵曾是朱元璋起兵时扩充军队的一个重要手段。明初也断断续续采用过，但规模不大，而且没有成为征集兵员的一种制度。明景泰年间，由于边境形势紧张，募兵开始实行。

募来的士兵不入军籍，不世袭，也不必终身服役，人身依附关系较卫所兵弱，待遇也比卫所兵高。一人应募，可以养活一家。

募兵以营为单位编组训练，由具体负责招募的将领统帅出征，兵将之间都比较了解，因此战斗力比卫所兵强得多。这样，募来的兵逐渐成为军队的主力，承担主要作战任务。著名的戚家军、俞家军都是招募来的，在抗倭战争中建立了卓著功勋。而卫所军则只负责守备和屯驻。

(4)京军与地方军

京军是驻守京师的部队，主要成分是京营。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间，京营有48卫，20多万人。迁都北京后，京营扩大到72卫。同时，还建立了五军营、三千营以及世界上最早专习枪炮的火器部队——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总称京军三大营，由皇帝派内臣提督各营。平时，五军营练习营阵，三千营负责巡逻，神机营专掌火器，战时则随驾亲征。

京军中除京营外，还有两支亲军。一支是侍卫上直军，洪武时有锦衣、旗衣、旗手、金吾、府军、虎贲等12卫，后增至22卫，职责是侍卫皇帝，由亲军指挥使司管辖。另一支是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建立的腾骧、武骧、左右卫等四卫军，隶属御马监。

明代京营制度，后来经过多次改革。正统十八年(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明军50万人被瓦剌军全部歼灭，京营精锐丧失殆尽。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瓦剌部俘虏，北京危在旦夕。当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指挥明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战后，于谦建议朝廷进行改革。于谦认为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互不统辖，号令不一，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必须改革。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从三大营中选出精壮军士10万人，分五营团练。第二年，又增选五万人，分10营团练，每营1.5万人。10营设总兵官一人，受兵部尚书节制。未编入团营的军士仍留在三大营训练，称为“老家”或“老营”。通过改革，京军有了统一指挥，战斗力也有所提高。但是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被瓦剌部放回的英宗复辟，于谦被英宗杀害，团营也被取消。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团营又被恢复，选精壮军士14万，分营团练，称为“选锋”，余军仍称“老家”。嘉靖年间，又恢复三大营建制，只将三千营改称神枢营，设总督京营戎政(武臣)和协理京营戎政(文臣)统辖。

明朝的地方军包括在京外的卫所军、边兵和民兵。卫所军配置于各军事重镇。边兵是防御北方蒙古骑兵的戍守部队，配置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九个军镇，这九个军镇史称“九边”。民兵是军籍之外，由官府佥点，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内地称民壮、义勇或乡兵、机兵、快手，西北边地称土兵。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苗兵、狼兵等土司兵，由不同行业和阶层组建的矿兵、盐兵、僧兵(少林兵、五台兵)等，也属地方军。遇有战争，地方军常应召出征，战争结束后仍回原地。

(5)屯田制

为解决军队的粮饷，明代继承了前代广泛实行过的屯田制。

屯田分军屯和商屯两种。军屯始于明初。明朝建立不久，朱元璋即下令军士屯田自给，要求卫所军卒，一部分负责戍守，一部分从事屯垦。屯守士兵的比例因地区和土地肥瘠程度而异，前后数经变化。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规定，“凡卫所冲要都会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余卫所以十之四”(《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四)。洪武二十五年又规定，全国卫所以7/10屯种，3/10守城。后来逐渐形成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的定制。每军卒给田15亩到50亩。国家发给农具、耕牛和种子，屯田军卒则要向国家缴纳税粮，叫作“屯田籽粒”。税粮的数量开始是每亩交一斗，明成祖时定为一斗二升。明初各卫所屯田总数达89万余顷，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国家得屯田籽粒2345万余石，而当年官民田税粮是3129万石，总计全国税粮5475万余石，屯田籽粒占总税粮的43%，可见明初军屯收效之大。

商屯是商人在边地雇人屯田。明朝政府为解决边防线上的军粮供应，规定商人把粮食运到边防的粮仓，根据路途远近，运送数量自五石至一万石不等。商人纳完定量粮食，便可从政府那里换取一小引(200斤)的盐引(买卖凭证)，贩盐获利，称为“开中法”。盐商为了更多地获利，就雇人在边地就近屯田，将屯田所得纳仓换得盐引。于是，商屯发达起来。

但是到宣德(公元1426—1435年)以后，由于官僚地主肆意侵占屯田，卫所军官压迫和剥削士卒，军屯逐渐被破坏。又因为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明政府在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下令商人纳银代粟，盐商不必再到边境募民屯田，所以商屯也逐渐废弛。

屯田的废弛，直接导致了军粮的欠缺。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开支，明朝政府只得增加田赋，名为“加派”。从万历(公元1573—1620年)末年到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以辽饷、剿饷、练饷为名的几项加派，一共增赋1695万两。沉重的剥削，使广大农民无法生存下去，于是农民只得铤而走险，发动起义，明朝最后就是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灭亡的。

(6)明朝的边防

明朝建立之初边患频仍。前期和中期，主要是防御蒙古贵族的南侵，后期则是对付东北女真族的进攻，所以明朝边防布局和设施前后期不完全相同。

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后，蒙古贵族退往蒙古高原，但企图恢复蒙古贵族对中国统治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为抵御蒙古的侵扰，明建国伊始即把边防重点放在北方，修筑和加固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长城，并在沿长城一线建立起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后迁榆林)四个边防重镇，后又增设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五镇，合共九镇，称为九边。各边镇设总兵官把守，九边共屯军89万，一边守卫，一边屯田。因此，明朝前期边防很巩固。

明朝中期，边防形势发生变化。明朝边防力量日趋削弱，蒙古骑兵步步南侵，甚至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围攻北京，迫使京城戒严。为抵御蒙古骑兵南下，明政府采取三项措施：一是修缮长城，在长城内外修筑配套的烽堠〔hou后〕、墩台，使长城防御体系更趋完善，防御能力大为提高；二是充实边兵、募兵守边，募兵逐渐成为边兵的主力；三是加强边防领导，在九边设巡抚、总督。经过长期努力，北部边防有了改善。至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蒙古俺答封贡，明朝与蒙古的战争基本结束，自此“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明史·王崇古传》)。

但好景不长，北部边境的紧张局势刚刚平静下来，辽东地区形势又开始吃紧。崛起于东北的女真加紧了对辽东的进攻。因此，辽东成为明朝后期边防的重点，直至明朝灭亡。

(7)明朝的海防

明朝初年，日本海盗(史称倭寇)屡屡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从洪武初年起，明朝即着手加强沿海防务，在沿海要地广建卫所，屯兵戍守。据统计，明朝初期在沿海地区共置卫64个，所95个，另有巡检司733个，烽堠733个，合计兵力在5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明朝加强水师建设，建立和扩充舰队，加强海上巡逻。洪武年间，明朝下令“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从而建立起海上舰队巡逻、陆上城池防守相结合的海防体系，有效地保卫了明初海防安全。

明中期以后，由于承平日久，海防逐渐废弛。舰船残缺，伍籍虚亡，倭寇侵扰活动遂日益猖獗，给东南沿海数省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明政府迫于形势，只得采取措施，加强海防力量：一是增筑城池，在倭寇侵扰多的地方建筑城池，以资抵御；二是选派得力将领，召募士兵，加强抗倭力量，补卫所兵力的不足。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的部队均是招募成军的；三是加强水军建设，配备先进火器，使水军战斗力大为提高；四是调整海防体制，将各省沿海地区划分为若干防区，派驻将领负责防守。通过这些措施，海防废弛的局面被扭转过来。经过长期努力，到明朝末年，倭患基本被消除。这是明朝海防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