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这一点史无疑义。但他只是占得一个“先”字，若是要谈到对中国电报的影响，有一个人比丁日昌更为举足轻重，他就是盛宣怀。

整个中国早期电报发展事业，正是和这位有“中国商父”之称的官商一体的巨子共为一体，根本撕掳不开的。

每逢乱世，总有一批风云人物乘雷上天，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莫不如是。虽然清朝末年已经是满清皇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响和余音，但也还是出了不少响当当的人物。但说起洋务派，人们多想到的是清朝地方督抚大员，如李鸿章、张之洞等；说到官商，张謇和胡雪岩已经写进了历史课本，论起播乱天下的猛人，有袁世凯、张作霖这样的剽悍枭雄……专业做研究和文史爱好者姑且不论，起码对于现在的百姓大众来说，盛宣怀这个名字实在不够响亮和熟悉。

虽然掩盖在历史的尘埃中，盛宣怀却实在是清季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第一代资本家，也是晚清朝廷炙手可热的大员。论政治，他从招商局会办、总办，做到天津海关道、芦汉铁路督办、会办商约大臣、邮传部尚书，可谓位高权重。

论功业，他一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家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总公司、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京汉铁路，还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张裕葡萄酒厂。

论事迹，他玩弄手段，气死了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慈禧昏了头向“天下万国”宣战的时候，他频频通电、居中奔走，利用电报串联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四大总督“东南互保”，撕下了羸弱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一块遮羞布；他策划的“保路运动”，直接成了压垮清朝这头欲倒巨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鸿章称赞他说：“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又说他“欲办大事，兼作高官”。死后，他被称为中国的“商父”、“官僚资本第一人”。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化的建设中打下深重烙印的人物，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如今却盛名不彰，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盛宣怀，字杏荪、幼勖，1844年11月4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是家中长子。他的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是进士出身，曾经做到湖北盐法武昌道，跟当时的天下第一抚臣、北洋领袖李鸿章私交很好。

同治五年（1866年），22岁的盛宣怀和二弟一同考中秀才，一向以诗书持家的盛家自然欢天喜地。但是志得意满的盛宣怀未曾想到，他的科举之路已经于此断绝了——之后盛宣怀曾三次参加乡试，皆不第，相反，考场之外的另一片天地等着他去开辟。

同治九年（1870年），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将盛宣怀招入幕府。一来是故人之子，二来沉稳务实的盛宣怀确有才干，因此深得李鸿章的欣赏器重。终李一生，都对这个小自己20多岁的子侄关爱备至、力加提携，因此还有传言说李鸿章收了盛宣怀当干儿子。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李鸿章一路的提拔关照，绝对是盛宣怀飞黄腾达，乃至跃上天下官商首领之位的最最重要的原因。

进入北洋系统之后，盛宣怀被李鸿章委任为派委行营内文案，兼任营务处会办，相当于李的机要秘书。在这个位置上，盛宣怀干得很出色，他的文笔既快且好，传说一日可达万言。人事也处得不错，和李鸿章麾下淮军大将郭松林、周盛传等人关系很好。一年多后，盛宣怀被保升知府，升道员，赏二品花翎顶戴，升迁的速度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

随着地位一步步地提高，盛宣怀在实业方面的干才也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向李鸿章建议设立轮船招商局，以商贸航运来养北洋水师，这个意见被李鸿章欣然接受，当即任命盛宣怀总办此事。光绪元年（1875年）秋，转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会同湖广总督李翰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又委任盛宣怀督办开采湖北煤、铁矿务，仍兼理招商局。可以说，刚刚28岁的盛宣怀，已经成为晚清政坛的一颗政治新星和有分量的方面干员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盛宣怀把目光投向了正在欧洲和新大陆方兴未艾、蒸腾日上的电报事业。

世人皆知，洋务运动在清朝中央的倡导者是恭亲王奕，而在地方官员的代表人物则是李鸿章。也正因此，行六的奕被保守派骂作“鬼子六”，而行二的李鸿章，则被讥讽为“李二先生是汉奸”。不管是汉奸也罢，还是洋务领袖也罢，也不管是出自公心还是私意，李鸿章在发展“洋务”方面，的确还是不遗余力的。

光绪五年（1879年），李鸿章苦于发展洋务以自强并无头绪，于是招来已经被他倚为左膀右臂的盛宣怀进行商议。盛宣怀认为，要办洋务必须以兴办铁路、电报为先。但建设铁路在当时愚昧腐朽的政治环境下非常不易，可以稍缓，而兴办电报事业则应“急起图功”。不愧是在实业领域已浸淫多年的老手，一下子就抓住了交通和通讯这两个工业近代化的核心命题。

对此金玉良言，李鸿章深以为然，大悦之下，当即便欲按照轮船招商的成例，责成盛宣怀督办电报事业。殊不知，这一席对谈，却引出了盛宣怀和胡雪岩两位官商界大佬的世纪华丽对决。

说起盛宣怀和胡雪岩，实在也是宿命中的对手。这两位都是红顶商人，以官员之身担任企业老板，一脚踏在政坛，一脚踏在商界，又都对洋务和实业感兴趣。但是胡雪岩背后站的是以左宗棠为代表人物的楚军势力，盛宣怀依靠的却是李鸿章、淮军、北洋这三位一体的参天大树。在当时慈禧太后挑动地方督抚互相倾轧，以维持地方势力微妙平衡的大政治背景下，盛、胡两个人既是政敌，又是商业竞争者，简直就是天然的冤家对头了。

盛胡二人，一个被称为“商父”，一个被称为“商圣”，在性格上，两个人也正好是相映成趣。盛宣怀生平不苟言笑，严肃深沉；胡雪岩却是为人温和，善于倾听。平常我们说“瑜亮之争”，这两位之间的关系还真是与周瑜和诸葛亮相差仿佛。只可惜，胡雪岩虽然比盛宣怀年长20多岁，扮演的却是周瑜的角色。

这两位中国商业巨子的斗法以争设国内首条电报线路为发端，错综复杂，精彩好看，延续数年后，以胡雪岩的败亡而告终，电报在这出好戏当中，恰恰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就在盛宣怀为李鸿章暗暗筹划，意图建立电报线路的时候，胡雪岩也向左宗棠提出了极其相似的提案。

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以军功起家，是清末继曾国藩之后最著名的大臣。他们的意见，甚至可以影响到清朝中枢的具体决策，可谓是地方督抚大员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但在政见上，李鸿章主和，左宗棠主战，再加上慈禧似有意若无意地搞政治平衡，故而两个人并不相得。

当时胡雪岩探知盛宣怀的举动后，抓住左宗棠正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转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良好时机，向左提出应该抢先设立电报，压一压李鸿章的风头。胡雪岩还进一步备细说明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途。

一可以做点实事开创财源，二可以顺便打击一下老对手，这样的好事哪个不肯做？左宗棠立刻具折上奏，备言设办电报、自强兴国之利，希望朝廷能允许他在两江境内架设电报线路，开展电报业务。

左宗棠的奏折内容，很快被李鸿章在内廷中的奥援李莲英传递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得信后自然是冲冲大怒，大骂左宗棠和胡雪岩想必也不在话下。被人抢了头功的盛宣怀也是一肚皮无名火，但他不愧是李鸿章的小管仲，冷静下来一想，便转怒为喜，并为李鸿章讲出一番道理来。

盛宣怀以为，左宗棠这次上书，表面上是先拔头筹，夺了李鸿章的面子。但实际上，当时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场，对于电报这种新发明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当时有不少王公大臣和各地督抚都认为电报将会“惊民扰众，变乱风俗”，特别是大清朝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更是对这种洋鬼子的玩意深恶痛绝。国人爱讲“利不百，不变法”，尤其在当时那昏庸愚昧、一潭死水的官场气氛中，敢为天下先的先驱往往变成先烈。左宗棠跳出来这么一大声疾呼，守旧派肯定会大加攻讦，短时间内必不能成事。

盛宣怀于是为李鸿章谋划：不妨就让左宗棠去当这个先锋，趟这摊混水，我们只管做好基础建设的准备。等到左宗棠和守旧派斗得两败俱伤、师老兵疲之际，我们再拿出更可行的方案收拾局面，前人种树，后人摘果，岂不快哉！

李鸿章是何等样人，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一辈子，已经老成了精的人物，听了盛宣怀有理有据的分析，自然连声称妙。于是便命盛宣怀暗中主持准备工作，并写下亲笔书信，吩咐盛宣怀执此信悄然奔赴上海，请李的老友、时任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的郑观应共襄此事，一同筹划办理电报建设。

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盛宣怀的判断。左宗棠和反对派在朝堂之上各执一词，争执不下，而慈禧太后的心思当时正放在如何从日本手中夺回藩国琉球一事上，被这些人吵得烦了，索性各打五十大板，将电报一事搁置不议。左宗棠一场辛苦毫无所获，怏怏地奔赴两江上任。胡雪岩经此挫折，也只好偃旗息鼓，将精力转回他的老本行——钱庄和茶叶、蚕丝生意上去了。

而盛宣怀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先是邀请郑观应出山——这位曾写出惊世著作《盛世危言》的郑观应也是位大大的牛人，他的事迹容后再叙——北洋添一干才，盛宣怀得一强力臂助。接着购买电报器材，并在李鸿章的势力范围内，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短途电报线进行试运营，这也是在中国大陆境内，由中国人正式设立的第一条电报线路。

在盛宣怀和郑观应的妥善安排下，这条线路铺设和运行的过程相当顺利。建设完毕后，李鸿章还动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了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等宗室、大臣来现场观看。这些人哪里见过这么“尔发彼得，倏忽而至”的通讯方式，不禁纷纷赞叹不已。李鸿章于是乘势上书，要求开设电报局和电报学堂，并保举盛宣怀为电报局总办。在李鸿章的强力推动下，此折很快被奏准。李鸿章和盛宣怀先抑后扬，谋定而后动，干净漂亮地赢得了“电报开设”这一战役的胜利。

左、胡两人得知此消息后，憾恨不已。但即便位高如左宗棠、老练如胡雪岩这个时候也没有意识到，盛宣怀入主电报局以后，将会给他们造成多么沉痛的打击。

话说胡雪岩和盛宣怀的斗争，可算是由来已久了。盛宣怀早年在主持轮船招商局时，就因胡雪岩的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勘查铁矿，开办荆门矿务总局，又遭到胡雪岩暗中诋毁，中途被调回京城。在这次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虽然败了一阵，但也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为盛宣怀设置了重重障碍。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任命郑观应为会办，着手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7处设分局，其他几处都很顺利，唯独架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时候，却被左宗棠阻碍，没有获得批准。

积怨新仇加在一起，盛宣怀自然是对胡雪岩切齿痛恨，恨不得置其于死地了。再加上胡雪岩是左宗棠的财神爷，左的多项施政都靠着胡筹集粮饷、开辟财源才得以施行。李鸿章作为和左宗棠斗了一辈子的老对手，非常明白“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的道理。主宾两人都觉咽不下这口气，跃跃欲试地想要找回这个场子。

在遏制了电报总局进军长江流域后，胡雪岩派人混进盛宣怀开办的电报学堂学习知识，基本弄清了架设电报的工作流程，还搞了几套密码出来。左宗棠随即上书朝廷，并获得独立建设长江电报支路的批准。

盛宣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约见了丹麦大北、英国大东两家公司的代表，并和他们私下达成密议，电报总局可以以3倍的价格买下这两家公司的电报线路和器材，条件是他们不准与胡雪岩进行任何交易。当时的中国国内根本没有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只能靠从国外进口，胡雪岩无奈，只好不断提高收购价格。盛宣怀见此情况，又生一计。

经过反复谈判磋商，大北公司终于答应卖给胡雪岩一批电线和器材，但又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姗姗运到。心急火燎的胡雪岩立刻安排开始安装，但工程开始没多久，胡雪岩就发现这批器材的质量根本不过关，工程被迫立刻停工。

就在此时，李鸿章的折子已经递到了北京城，指责胡雪岩庸碌无能，徒糜国币，并强烈要求国内电报统一管理，长江支线应交由电报总局进行建设。在李鸿章的暗中策动下，许多大臣也纷纷上书，要求撤换胡雪岩。慈禧见群情汹汹，而且胡雪岩施政确有失当之处，于是应了李鸿章所请，左宗棠只好拱手把长江电线架设一事交给盛宣怀。

时间拿捏得如此准确，打击把握得如此狠辣，胡雪岩这时怎会还不明白？从一开始，他就掉进了盛宣怀设的局中。这一仗，又是盛宣怀胜了。

盛、胡两人的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随后的两年里，虽然两人明面上没有大的冲突，但双方都攒着一股劲。在胡雪岩这方面，是敌人势大，不得不暂时避其锋芒；在盛宣怀，是在耐心地等待一个最佳的机会，准备一击决定最后的胜负。

这个机会，终于被盛宣怀等到了。

说道丝绣，江南从明代起就是全国四大产区之一，到了清朝，南京、苏州、杭州已形成全国生产中心，品种丰富，织造精美。胡雪岩利用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的便利条件，二十余年来努力经营，基本上已经垄断了蚕丝市场，别人很难插得进脚去。

1884年，中法战争开始，73岁的左宗棠奉召入京，复任军机大臣，主持对法战事。此时胡雪岩作为左宗棠的大管家，当然是殚精竭虑，搜刮各方面的财源来支持恩主了。而盛宣怀就是抓住了这个时机，挥舞着电报这一天下利器，在蚕丝这个胡雪岩的主场上给了他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击。

胡雪岩与左宗棠往来磋商，与各地分号联系收购事宜，在在都需通过方便快捷的电报。利用对电报的监控，胡雪岩买进卖出的情况被控制了电报网络的盛宣怀完全一手掌握。他频频发出电报，指挥属下对胡雪岩的蚕丝生意进行狙击，并利用私人关系致电各外国商行，请他们暂时不要购买胡雪岩的蚕丝。这些外国商行平素一贯是在胡雪岩的强势面前吃瘪的，这个时候当然热烈响应。这样一来，胡雪岩的大笔流动资金就积压在蚕丝上，再加上还要支持前线战事，财政状况顿时变得捉襟见肘起来。

恰好这个时候，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需要偿还本息共80万两。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还款的时候也是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再由各地财政给他补上。若在平时，这80万两银子还不在胡雪岩眼里，随手就垫上了，但无奈此时青黄不接，他也只好眼巴巴地盼着上海的协饷能尽快到账了。

盛宣怀手握电报资源，对胡雪岩的财务状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敏锐地意识到，最佳的时机已经到来，和这个老对手斗了近十年，这场战争已经到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时候了。于是他亲自来到上海，利用李鸿章的官威使上海道台邵友濂答应，将这笔协饷往后拖20天。

可怜胡雪岩这时还没有看出此事是盛宣怀在后面捣鬼，他左等上海协饷不来，右等还是不来，而这时候汇丰银行在盛宣怀的鼓动下，已经开始催逼债款了。无奈之下，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私产阜康银行里抽出80万两，先还了汇丰银行。

通过电报，胡雪岩的每一次大笔调款活动都逃不过盛宣怀的眼睛。当胡雪岩支付完毕，阜康银行库内乏银之际，盛宣怀立刻发动了总攻。一方面，他托相熟豪绅大商到阜康银行提款挤兑；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电报的传播力，以上海为中心，在各地散布“胡雪岩蚕丝生意大赔，阜康银行已面临倒闭”的谣言。一时间人心惶惶，取款的人踏破了阜康银行的门槛。

胡雪岩眼看挤兑风潮即将形成，急忙赶往上海坐催协饷，同时还向北京发电报，恳求坐镇军机的左宗棠援手相助。但邵友濂得到风声，已经躲了出去。而胡雪岩发出的求援电报，却被盛宣怀严令扣下，根本一个字都没有发出去，在北京忙于军务的左宗棠又怎可能知晓江南这边已经要翻天覆地？

此时挤兑风潮愈演愈烈，胡雪岩只好把自己的地契和房产都抵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熬过这一难关。无奈大势已成，无力回天，一代商圣胡雪岩，此时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赖以起家的阜康银行轰然倒闭。胡雪岩这时才得知，幕后的黑手竟然又是那个盛宣怀，狂怒之下，呕血升余，昏了过去。

第二年，忧愤中的胡雪岩病死。年迈的左宗棠眼见自己失势，北洋的气焰大张，不堪打击，也在同年逝世。

到了20世纪70年代，3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这一理论明确指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这一理论为股市升降、商品销售等很多市场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很快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

盛宣怀打赢胡雪岩的这最终一战，非常完美地诠释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胜负的战争。撇开盛、胡二人道义上的孰是孰非先不讨论，单从对时局的把握和对通讯技术的利用上来讲，事态的整个发展走向基本完全按照盛宣怀的设想进行，几乎每一次打击都落在了胡雪岩的七寸上，可以算得上是完胜了。

在这场以“天下第一官商”的头衔为奖品的战斗中，盛宣怀始终牢牢握紧了电报这个最有力的武器，利用垄断资源精确地掌握对手的情况，贯彻实施自己的意图，判断出手的时机和力度，还扼制了对手的信息传递，一鼓而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官僚加商人，盛宣怀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来总结出自己这一胜利的意义和理论基础，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他却凭着商人的本能，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一战，也就随之隐隐有着20世纪现代信息化商战的神韵了。

介绍完了盛宣怀和胡雪岩围绕着电报展开的这一场龙争虎斗，我们掉回头来重新梳理一下盛宣怀在电报事业中的助力和重要地位。

话说从头，盛宣怀当年挫败胡雪岩染指电报事业的意图，并得到清廷的允许后，开始着手建立电报总局，并拟定《开办自津至沪设立陆线电线大略章程二十条》，委托大北电报公司向国外订购电信器材，为建设津沪电报线路作准备。光绪七年（1881年）冬，津沪陆线竣工，李鸿章奏派盛宣怀为天津电报总局总办，并任郑观应为电报上海分局总办。

一开始的时候，电报总局是“官本官办”，也就是说，是绝对的国资企业。但盛宣怀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对电报事业弊大于利。在津沪陆线竣工之后，他向李鸿章申请，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照轮船招商局办法招集商股。对于李鸿章的质疑，盛宣怀认为“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意思是说电报虽然有传递军事情报和政府命令的重要职能，然而它毕竟是商业化的产物，为了这项事业的长远发展，还是应该放到市场上去，让商人来管理和经营。应该说，盛宣怀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超前于那个时代的。

为了规范经营，也为了打消李鸿章的疑虑，盛宣怀还亲自拟出了《电报局招商章程》，后增为《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上呈于李鸿章，其中就电报局已存的官股与商股的关系、国家的利益作了详实可行的说明，最后强调电报局内部的管理一律按商业原则，政府不得干预，并且提出除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衙门、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电信，区别对待地记帐结总作为归还官款外，其他所有各省官府电信一律收取现金，并要先付钱后发电。其他的关于各局用人、洋员的使用和严格要求、巡警沿途保护电杆电线的制度、电码的规格和使用法等等，盛宣怀都作了周密的规定和安排。至此，李鸿章终于对电报总局的改制完全放心，痛快地批准了盛宣怀的建议。

在建立电报总局的同时，盛宣怀还在天津开办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和克利钦生为教师。一开始的时候，电报学堂是由电报总局这个企业负担其费用的。为了提高学堂的政治地位，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盛宣怀提议学堂应由朝廷的名义开办，由朝廷提供办学经费。他对李鸿章说：“学生俟到局派事之后，薪水由本局开支，所有设立学堂经费系为国家造人才起见，应在军饷内开支，免在商本内归还”，也得到了李鸿章的首肯。这一举措，变电报学堂的性质由原来的民办为官办、私设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来进修。后来，电报学堂还在上海等地开枝散叶，着实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设计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广州起义烈士陆皓东、民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都是从电报学堂毕业的。

1881年，盛宣怀家中有事，请假回南方。恰巧此时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赴天津部署军事，李鸿章也急招盛宣怀销假回津。由于牵涉到中日两国在朝鲜利权的争夺，各国对此事都很关注。壬午兵变期间，由于现有的通讯方式效率太低，英、法、德、美各国纷纷要求清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还要求添设由上海至广东各口及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的海线。

盛宣怀作为民族企业家的精明和立场在这个时候显露出来了，他与李鸿章商议，认为外资进入电报业绝非好事，并向李建议，要求“劝谕华商自设以争先”。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要求，派盛宣怀至上海总揽此事。在盛宣怀的主持下，1882年建成苏、浙、闽、粤等省陆线；1883年从左宗棠手中夺了长江线；1884～1885年因海防吃紧，为战事赶设了济南至烟台线，随后添至威海、刘公岛等地方；1887年因郑州黄河决口需要“筹办工赈事宜”，由济宁设线至开封；1888年由江西九江设起到赣州以达瘐岭入南雄与广东官线相接；1889年因东三省边防需要，由奉天加接吉林至珲春陆线；1890年，“因襄樊地方为入京数省通衢，楚北门户边境要冲”，所以从沙市设线起以达襄阳；1893年又由襄阳加铺至老河口；1895年由西安起设电线与老河口相接；1896年设线武昌至长沙，1898年又由长沙设至湘潭、萍乡等地……除了以上这一系列干线的敷设外，盛宣怀还主持设立了许多电报支线。

盛宣怀身为天下豪商，眼光独到，也因此始终对电报有一份特殊的关爱。1883年前后，盛宣怀兼任金州矿务局总督办，负责对辽宁金州铁矿的勘探和开采。但金州的矿务工作进展缓慢，难以短期投入生产，正巧在此时，闽、粤两省电线铺设费用告急，面临停工的危险，盛宣怀当即决定，将“暂挪金州矿款十余万金以济急需”，把金州矿务局的款项挪到电报线路建设上去了。这件事被查出后，清廷认为盛宣怀“办理含混，铺张失实”，差点被降职调用，幸好左宗棠虽然和李鸿章不对付，但也知道盛宣怀是个难得的洋务人才，上疏为他开脱。再加上负责调查此事的曾国藩之弟曾国荃认为“挪矿股归入电股，皆据一再禀详，移缓就急，亦尚非有意含混。且苏、浙、闽电线之成，皆得该道移矿就电之力，于军务裨益犹大”，不但无过，而且有功。因此盛宣怀降二级留任，没有被调职。

也幸亏如此，否则如果盛宣怀从电报局总办的位置上被调离，在接下来中国和大东、大北公司的交锋中，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大胜，就很难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