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说过：“读史不难，难在论史。”王船山就为着体现这一句话，所以写了一本《读通鉴论》出来。王船山的《读通鉴论》，现在看来，不一定是一本好书，但王船山确曾教人以读史的方法。知道历史不难，难就难在如何把历史作为我们的滋养料。

——美·梁厚甫

湖南人杰地灵，有着非常深厚的人文传统，曾国藩和王夫之就都是湖南土生土长的大家。其中衡阳王夫之，是清初诗文成就卓著的大儒，爱国忧时的民族正气和缜密深厚的学术功力，交融在他的诗文中，直接启迪了一代文风。后人在整理清代学术史时，把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一起并称为清初三大家。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人称船山先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科举人。1643年，农民起义军势力非常壮大，张献忠曾邀他参加农民军，他拒绝了。1644年，清兵入关，不断往南推进，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败，逃到广东肇庆，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权，对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深表不满。不久，他见大势已去，辞职还乡，长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瑶山区。他隐居在衡山石船山麓，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读通鉴论》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另外，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王夫之强调民族利益至上，高于君臣之义，所以他对历史上损害民族利益的人和事痛加斥责。西汉武帝时，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史家司马迁为之开脱投降之罪，这是《史记》的一大败笔。王夫之没有受其影响，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驱动下，他认为“司马迁挟私以成史”，“为李陵文过”，“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假，内心忠于汉朝是真，王夫之认为不可信，“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即使真的伺机主动归汉，亦是“大节丧则余无可烷也”。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王夫之能够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王夫之否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重大的进步。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曾国荃曾重刻《船山遗书》，共56种，288卷。曾国藩亲自校阅其中的部分著作并写了序言。因为此书刻成于南京，而南京古称金陵，所以被称为“金陵本”或“曾本”。随着王夫之著作的传播，他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才逐渐被人们认识，他的影响与日俱增。维新志士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盛赞王夫之，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