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是想阻挡人类的天性，那可得好好儿拿点本领出来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呢。

——薄伽丘

但丁结束了一个时代，薄伽丘开创了另一时代。

——桑克提斯

在西欧各国中，意大利得风气之先，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产生了第一批优秀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和他的诗友彼特拉克（1304—1374年）。当时正是14世纪中叶，在整个欧洲，以封建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以至思想领域内，都占着全面统治的地位。就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也不过是疏稀地出现在它北部的几个城市罢了。封建的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近代过渡，这一历史过程还只刚刚开始。正是在这资本主义才只透露曙光的时期，薄伽丘写下他的代表作《十日谈》。

薄伽丘于1313年诞生于佛罗伦萨，他是一个私生子，父亲是一个富裕的金融业商人，母亲身份不明，大概是一个社会地位低微的女人。薄伽丘从小在商人和市民的圈子中间长大，这和他日后在作品中鲜明地表达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是很有关系的。他自幼爱好文艺，喜欢读书，萌发了将来做一个大诗人的心愿。大约14岁的时候，父亲不顾薄伽丘的志趣，把他带到那不勒斯去习商。混了6年，毫无成绩，老薄伽丘只得叫他改行，在那不勒斯学习教会法典，因为这是有利可图的行业。枯燥乏味的宗教法又耗去他6年岁月。薄伽丘痛心地认为，他学诗无成，白白地蹉跎了12年大好光阴。

幸而当时那不勒斯的宫廷比较开明，在国王周围，除了封建贵族、早期的金融家、远洋归来的航海家等外，还聚集着一批学者，有些还识得希腊文，带有人文主义思想的色彩，在当时的意大利形成一个文化中心。薄伽丘借他父亲的影响，有机会参加宫廷的一些社交活动，扩大了他在文化领域中的视野。在他逗留那不勒斯的这段时期，开始模仿当时盛行的雕琢堆砌的文体，写起诗文来，先后创作长篇小说《菲洛柯洛》和长篇叙事诗《菲索拉诺的仙女》。

1339年，薄伽丘的父亲遭到了经济上的打击，薄伽丘的生活也跟着起了很大变化。从此他结束了公子哥儿的优闲生括，而必须为自己的衣食操心了。

1348年，意大利爆发可怕的鼠疫，蔓延到佛罗伦萨，大半居民死于这场灾难。大概就在鼠疫平息不久，记忆犹新的时候，薄伽丘开始创作《十日谈》。

瘟疫爆发后，繁华的佛罗伦萨丧钟乱鸣，尸体纵横，十室九空，人心惶惶，到处呈现着触目惊心的恐怖景象，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到了……小说就在这样一片悲惨的气氛中开始。

在这场浩劫中，有10个青年男女侥幸活了下来，他们相约一起逃出城外，来到小山上的一个别墅。只见周围尽是一片青葱的草木，生气盎然；别墅又修建得非常漂亮，有草坪花坛，清泉流水，室内各处都收拾得洁静雅致。青年男女就在这赏心悦目的园林里住了下来，唱歌跳舞之外，每人每天轮着讲一个故事，作为消遣，住了10多天，讲了100个故事。

从一座触目凄凉的死城，忽然来到阳光灿烂、歌声欢畅的人间乐园，这一对比是强烈的，叫人眼前顿时为之一亮。这柳暗花明又一村、换了人间的境界，是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的，就像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的森严统治下解放出来，人们忽然发现，原来这姹紫嫣红的现实世界是多么美好，多么值得歌颂啊！薄伽丘笔下的那些充满着对人生的热爱，一心追求尘世欢乐的故事，就是抛弃了天国的幻梦，宣扬幸福在人间。《十日谈》这部杰作，可说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早春天气，冲破寒意，而傲然开放的一朵奇葩——那笼罩大地的寒意，就是庞大的天主教会的黑暗势力。

在薄伽丘犀利的笔锋下，“神圣的”封建教会显现了它的原形！恩格斯曾经这样指出：“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这是因为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里，罗马天主教会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它是各国最大的封建地主，也是封建制度的最顽强的精神支柱，它给封建宗法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光彩。它的教堂、修道院、宗教法庭、异教裁判所，遍布在每个封建庄园，每个新兴的城镇——可以说，庞大的天主教会组织就是一面编织得密密层层的大蜘蛛网，几乎挂满在西欧的每一块土地上，它的势力伸入到每个偏僻的角落，渗透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外，它的职能就是对广大的人民实行全面的、无孔不入的精神统治。因此情况必然是：“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当时学者们大多使用拉丁文写作，以为这样才能使作品传之悠久，薄伽丘却用“不登大雅之堂的佛罗伦萨方言”写下他的巨着。他和他终生敬仰的前辈诗人但丁，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者。

《十日谈》是富于战斗性的，但并不是一部近乎怒目金刚式的作品，而是饶有风味，洋溢着幽默和笑声，富于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温暖的人情味。薄伽丘热爱生活赞美生活，所以在《十日谈》中到处充满了幽默和笑声。只有一个心胸开阔、热爱生活的时代新人，才会处处流露出一种不可抑制的幽默感，发出一阵阵明朗健康的笑声。不妨拿第六天的一组故事作例子。作者走出书斋，忘了自己学者的身分，混杂在一群嘻嘻哈哈的市民中间，不避琐碎、粗浅，却把他看到的听到的津津有味地记录了下来。很显然，他希望读者也能欣赏这些小故事。

然而历史上的先驱往往容易感到自己处境的孤立，感到被黑暗势力四面八方包围着。1362年，有一个狂热的苦修教派的天主教僧侣，在临死前派遣另一个苦修教派僧侣，对薄伽丘进行咒骂、威胁、规诫，使他在精神上产生了极度的震动。他忏悔了，愿意弃“邪”归“正”了，把他收藏的书籍都卖了，甚至要把《十日谈》和他的其他着作都付之一炬，他还打算皈依教会，这样就将彻底抛开了人文主义者的立场。幸而他为彼特拉克所劝阻。这以后，他作为一个学者，转向学术研究工作，改用拉丁文写作。l374年，他的好友彼特拉克病死，这给他在精神上造成重大打击。第二年冬，他也在贫困和孤独中离开人间。

薄伽丘原来安葬在他的故乡切塔尔多的教堂的坟地里，可是后来他的坟墓被天主教会挖掘掉，墓碑也被扔掉，他们并没有因为薄伽丘晚年的忏悔，屈服于宗教势力而宽恕了他。1818年，英国诗人拜伦游历意大利，凭吊古迹时，愤怒地提到：甚至他的坟墓也横遭挖掘，听凭疯狗般的狂人的凌辱，他竟不能和一般的死者为伍。

1471年，《十日谈》在威尼斯出版，这是这部巨着的最早版本，当时欧洲才开始使用印刷机。接着在1472年、1478年，又相继在曼杜亚等城市出版。1492年威尼斯又出版了《十日谈》的第一个木刻插图本。总之，在15世纪，《十日谈》印行达10版以上；在16世纪又印行了77版。这充分说明了这部以新的文学形式出现的短篇小说集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