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在这种情形下，时间过得很慢。咱们不得不想出些花招来消磨时间。这些花招──我该怎么说呢──最初看起来好像有些道理，可是到头来最终成了习惯。你也可以说这样可以使咱们的理智免于泯灭。毫无疑问。可是在深似地狱的没完没了的夜里，是不是会迷失方向呢？

——萨缪尔·贝克特

1953年，在先锋艺术之都巴黎，一部叫《等待戈多》的戏剧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该剧在巴黎连续演了300多场。当年雨果那部着名的《欧那尼》所引发的戏剧风波再度重演，戏剧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对该剧毁誉褒贬争持不下，他们甚至大打出手。巴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议论这出戏，在这段时间里，熟人见面的问话通常是这样的：一个问：你在干什么？另一个则回答：我在等待戈多。

这部戏剧的作者贝克特于1906年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后来移居法国，他从小生活在一种备受压抑的环境中。天主教的束缚，社会的守旧，政府对思想与出版的严厉控制与检查。忍无可忍的他曾经这样嘲弄那些在教堂里的教徒：“一天，爱尔兰的狗也将会这样做。可能猪也会如此。”后来他结识了着名的“意识流”作家乔伊斯，受到乔伊斯创作思想的影响。1937年定居巴黎。然而巴黎留给他的是另一面：纸醉金迷和惊人的贫困。有一天晚上，贝克特亲身感受到了那种人生的荒诞况味，一个流浪汉无缘无故地刺了他一刀，他追问对方原因时，那个流浪汉竟然说“不知道”。

后来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贝克特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看到法西斯的暴行，人民的苦难，战后人们生活的空虚无聊，他感到世界“乱哄哄”、“一团糟”。在这个混乱的社会里，他感到人们都无所事事、毫无生活目标，不幸的人间事促使他拿起笔来书写生活的阴暗和空虚，当人一在这个世界出现，这就决定了他的悲剧性命运，人的生活不过是一步一步走向坟墓。在这漫长而痛苦的人生中，在外在世界的强大压迫下，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人唯一所能做的不过是置身任何社会活动之外，在自己的生活小圈子里保持沉默。贝克特本人就一直离群索居，在自己的园地里过着孤独的生活。他剧作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正有着他日常生活的影子。

与世界的荒诞与人生的痛苦想结合，他打破了传统戏剧的情节陈规，他的剧本没有完整的情节，时间、地点也都是模模糊糊的，结尾是开端的重复，终点又回到起点，可以周而复始地演下去。布景、道具极为简单。一片荒原、一棵枯树都可以做为布景和道具。但剧中的道具都有其寓意，像《等待戈多》中光秃秃的树上一夜之间新添几片绿叶，代表了时光的流逝。维妮手提包里的物品是她赖以生存的全部财产。

萨缪尔·贝克特的作品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人类生存的图画。他擅长描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坐以待毙的残废者、浑浑噩噩的糊涂虫，他们的生活凄惨冷寂，备受孤独、绝望的折磨，等待他们的没有希望，只是死亡。在《喜剧》中，装在坛子里、只有头露在外面的一男二女在演一场“棺椁里的爱情三重奏”。《啊！美好的日子》里，已经年老的维妮在梳妆打扮，回想她的美好往事。《剧终》里，纳格、奈尔在垃圾箱里讨食、恋爱。“因为他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贝克特成为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贝克特的早期创作诗集《婊子镜》(1930年)、长篇小说《莫菲》(1938年)……初步显示了他非凡的文学才能。长篇小说三部曲《马洛伊》、《马洛纳之死》和《无名的人》(1946—1950年)流露出人生的艰辛与虚无。但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还是他的戏剧创作，除了他的成名作《等待戈多》(1952年)，还有《剧终》(1957年)、《最后一盘磁带》(1958年)、《啊！美好的日子》(1961年)和《喜剧》(1964年)等。独幕剧《剧终》“记载了一种文明的毁灭”：下肢瘫痪的哈姆，终日坐在轮椅里，推着他的仆人得了一种“只能站不能坐”的怪病。两个垃圾箱是哈姆父母的居处，饿了就伸出头来向儿子讨粥喝。全剧充满残疾人“完了，完了，是完了，就要完了，也许马上就要完了”的梦呓。两幕剧《啊！美好的日子》里，埋入黄土半截的维妮醒来后的第一句台词就是“又一个好日子”，然后开始梳妆打扮，沉浸在对“我的第一次舞会”“我的第一次亲吻”往事的回忆中。到第二幕，维妮的脖子已经被黄土埋了，她依然像往常一样说：“噢，又是美好的一天！”剧本是一出人精神麻木的悲剧。

《等待戈多》是贝克特荒诞剧的代表作。在黄昏的乡间小道上，两个流浪汉正在等待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存在不存在的戈多，他们百无聊赖，在机械的动作、无聊的闲谈中打发时光。但戈多迟迟不来，他俩无聊之极想自杀，可又想等戈多来弄清自己的处境再死。后来他们等到波卓，他手持鞭子，牵着被拴着脖子的“幸运儿”。幸运儿身负重担、惨不忍睹。波卓把幸运儿当猪一般随意虐待，幸运儿也不反抗、惟命是从。波卓吃饱喝足，又作了一通“抒情”，然后告别流浪汉。好不容易消磨掉一个黄昏，天将黑时，一个孩子带来戈多的消息：今天不来了，明天一定来。

第二天两个流浪汉继续等待戈多。无聊之余，他们追忆往事、互相谩骂，可是戈多还是没来。他们不断重复下面的对话：

爱斯特拉冈：咱们走吧。

弗拉季米尔：咱们不能。

爱斯特拉冈：为什么不能？

弗拉季米尔：咱们在等待戈多。

最后他们等到的还是波卓和幸运儿，波卓成了瞎子，幸运儿成了哑巴。昨日气势汹汹的波卓，一跤倒地，爬不起来了。两个流浪汉费了好大的劲把他扶起。接着还是孩子来传达戈多的消息：今天不来了，明天一定来。两个无望的流浪汉想上吊自杀，又死不成，只好继续等……

剧作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困境：生活在盲目的希望之中，到头来只是一场梦幻，人终其一生不过是等待、希望、失望的反复。两个流浪汉是人类的象征，他们怀着希望等待戈多作他们的救星，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痛苦和压迫——幸运儿和波卓。幸运儿是痛苦的化身，他备受折磨，任人奴役。波卓是压迫的体现，他蛮横凶狠，傲气十足。第二幕表现了命运的变化无常。而流浪汉也不过在永远的等待中消耗时光。这就是人类的命运：徘徊在虚无缥缈的人生道路上，等待着不可知的命运，忍受着生与死的折磨。一切都没有意义，生不如死，人生活在停滞的一潭死水里，他们只能重复那些机械的动作、无意义的话，貌似满台热热闹闹，实则“什么也没发生，没人来，也没人去，太可怕了”。

在剧作风格上，《等待戈多》融悲喜剧于一炉。人在与环境的冲突中，不再是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充满昂扬斗志的抗争英雄，他们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下像小丑一般无能为力，他们成了行尸走肉，却还全然不知。这无疑是一幕人类的悲剧。作者却以笑写悲、笑中满是悲，看到爱斯特拉冈无聊地争食红萝卜与波卓吃剩的骨头的时候，读者不禁会发笑，但是不是喜剧的笑，却是凄然的笑。而在另一个悲剧性场面：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久等戈多不来，打算上吊自杀，两人却因体重不同争执先后次序，这又带有某种喜剧色彩。作者在悲喜交融中表达人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