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初略统计，已经搜集、记录的《格萨尔》藏文达200万行。因此说它是篇幅最长的巨型史诗。当然不能以长短比高低，一般而言，长篇巨著便于从深广反映社会的历史面貌。

这部史诗按顺序以西藏、青海、四川的藏族地区流传的数量最多，其次是云南、甘肃；此外，土族、裕固族和纳西族部分地区也流传。国外在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和地区早已发现这一史诗的异文。其中部分章节被译成英、法、德、俄、日、印等十几种文字。国内已有《格萨尔王传》、《岭·格萨尔》等十数种汉文出版物。

它有两种本子在民间流传，一种是分章本，另一种是分部本。分章本集中了主人公格萨尔的主要英雄事迹，故事以章为单位，上下连贯，篇幅短小，内容完整，语言朴素，民间气息较浓，宗教色彩较少，可能是早出现的原始唱本。分部本是在分章本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和丰富，每一部取其一章，大肆铺排，发展成一部长篇说唱文学。每产生一个新的格萨尔的传说，就有可能产生一部新的分部本。有的传说萌生初期，主人公未见得便是格萨尔，久而久之，人们都将各种英雄传说附会到格萨尔身上，使格萨尔成为藏族最著名的箭垛式的人物。

史诗的基本故事情节，一般认为是英雄的诞生、格萨尔赛马夺魁称王、与第一美女珠牡婚配，以及他的四次征战：征魔、征服霍尔国、征服姜国和征服门国。继续扩大下去便有18大宗和18小宗之说，即大、小战争共有36场。后面还有格萨尔两次下地狱救母、救妻的分部本。最后一部是他回归天界。

事实上在民间流传的远不止这个数字。就像滚雪球，篇幅越来越大，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部。不同省区的藏族传唱着不同内容的分部本，不过故事的基本内容大同小异，变化不大，而是后续的分部本各有千秋。比如在青藏高原的传唱本中，格萨尔并没有亲生儿子，是侄儿继承的王位，可是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发现的资料，却说格萨尔在征服霍尔国以后，曾纳该国大臣达嘉布的女儿格桑曲珍为妃，怀有身孕，因与大王妃珠牡不和，被迫回到天界。15年以后，格桑曲珍的儿子下凡，参加了格萨尔的岭国与北方暴怒国之间的战争。这与已经译成汉文的青海传唱本便不完全相同。

这一史诗，内容相当庞杂，后续的分部本反映的社会历史时期甚至可能比早出现的分部本所反映的更蛮荒、落后，这正表现了藏区地广人稀、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然而它具有民间史诗的基本特点，即线索单纯。每部都以格萨尔为中心开展故事情节，一场战争组成相对独立的分部本，除了基本的四次出征之外，其它各次战争并没有严格的顺序。除格萨尔及另一反面形象超同之外，其余人物几乎都不贯穿始终。

这一史诗同时以口传和书面的形式保存和流传，口传为主，书面为辅，起决定作用的是民间艺人。这些艺人，在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有的几乎过着流浪行乞的生活，社会地位十分低下。

因为藏族不但有文字，而且能印刷，因此历来书面资料亦相当丰富。根据学者实地考察，《格萨尔》的成书过程很复杂，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根据民间艺人的口头传唱做文字记录，这种本子一般称为“口头唱本”或“口述本”。有的传本经喇嘛加工整理，再回流于民间。另一种情况是文人根据一个传本或几个传本整理加工。如最精彩的《霍岭大战》分部本的青海、甘肃一带流传的抄本，就是由两人在20多份口传资料的基础上整理的。再有一种情况，即文人摹仿民间《格萨尔》所进行的创作，后成为整部史诗的组成部分，被众人所认可，同样能在口头传唱，如《地狱救母》分部本就是这么产生的。这些文人本身又是喇嘛，自然宗教色彩较浓。

本世纪20年代末、60年代初在青海地区搜集的几十部资料，全部是木刻本。藏族地区还有大量手抄本。80年代发现了一批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西藏有两三位艺人竟然一人便能演唱20部以上。这些人学唱的途径主要有三种：家传、师传、自己悄悄跟别的艺人学。然而因为宗教思想极浓厚，艺人们都把自己的说唱过程加以神圣化、神秘化，有的说是梦来的，有的说是神授，这都不可信。现代人应该运用唯物论反映论去分析所谓的“梦境神授说”。

这些艺人对《格萨尔》史诗的保存和丰富，功绩甚大。他们演唱的内容，已经被录下。

各种口传本、木刻本、手抄本的艺术水平悬殊较大，精华往往淹没在庞杂的内容中。取其精华将是一项艰苦的长期工作。

前文已提及，《格萨尔》除了原始故事以外，其他续部，出现在不同地区的藏民中间。正由于藏区地广人稀，社会发展不平衡，有的早已进入封建领主制，而有个别地区，在民主改革之前，尚未完全脱离氏族部落社会，以致不同地区的分部本，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包含的历史内容亦不完全相同。按其原始的基本故事情节看，初步判断，它的最后形成为一部颇具规模的英雄史诗，应该是11世纪至13世纪这个时期。史诗通过对英雄格萨尔的歌颂，反映了青藏高原封建割据时期，藏族人民渴求有贤明的君王治国安邦，表现了他们有建立统一的、理想的封建王国的良好愿望。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为基础，进行了艺术加工。它的主体部分形成于整个封建领主制时期，在800多年的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增添新的内容。其中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与封建领主制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结构……层累地叠合在一起，应有尽有。至于它的上限，现在难以有足够的资料作论证。尽管《格萨尔》史诗运用了若干神话，但两者不能等同，神话在先，史诗在后。英雄史诗的主体是英雄的战功，而不是神话，串起来的神话形成不了史诗。目前对这一史诗萌芽期的探讨，推测的因素较多，故不介绍。

分部本尽管宗教色彩很浓厚，但它并不就是宗教文学。作品中的神以及诸多带有神的血统的英雄，他们的行为、思想感情和凡间的人一模一样。何况对待宗教的作用和影响，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去分析。任何宗教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藏族地区，随着奴隶制的瓦解，佛教逐步取代本土本教的统治地位，成为封建领主制社会的精神支柱，《格萨尔》的君权神授便是通过佛神实现的，显然有其历史局限。另一方面也说明，苦难的人民，只能借助宗教以表达自己的爱憎和憧憬。本质上这是一部宣扬进取精神的伟大史诗。